成书于3000多年前的《尚书》用“益稷”一章记述了舜、禹和皋陶之间的讨论。
　　舜，这位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领袖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所谓“绣”，即缝、绣。舜要两人把日月等图案绘制在上衣，虎、水草、火、白米、斧形花纹、黑青花纹绣在下衣，用5种颜色区别色彩，做成衣服。
　　这就是后来延续千年的“十二章服”的由来——它规定了自天子开始的着装图案。
　　这句话，也是目前可知最早讲述中国人刺绣工艺的文字。
　　刺绣在中国的产生，与养蚕、缫丝业的兴盛息息相关。随着对蚕丝的熟悉与丝织的进步，华夏先民们不满足于丝织物本身的纹理和图案，以绣针牵引彩线，生出花式繁多的图案。
　　1958年在长沙楚墓中出土了目前中国最早的刺绣品——龙纹气势生动奔放，凤鸟飞舞于流云之中。其后马王堆等考古现场多有绣品出土，生动表达了中国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审美习惯。
　　一丝一绣，是为中国独特的文化象征。从中原到南岭、西藏、新疆、内蒙古，数十种风格迥异的刺绣工艺，组成了庞大的“中国绣”家族。
　　然而，以手工为特色的刺绣，始终未能与现代服装、家居和生活用品的生产方式充分融合。其情形与中国诸多特色文化产业的窘境类似。
　　究其根本，刺绣之所以延续千年，是因为其与中国人的生活、生产方式始终密合同一。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尝试自己的“工业革命”，之前刺绣代表的手工生产方式与农业社会始终相伴相生。
　　一旦进入现代，手工生产方式必然与社会分离。这也是刺绣不断衰落的历史必然。
　　因此，每年给予一位地方刺绣技术传承人数万元拨款，其实根本无法弥补这种技艺与社会生活的脱节。又或者说，除非与今日中国人、今日世界的生活重新结合，否则任何一种中国绣都无法避免最终消失的命运。
　　当然，对于西南高半山地区的妇女而言，几乎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改造刺绣。首先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喜好并重新设计，其次则是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达到价格与品质的平衡。在很多地区，手工艺人们也在犹豫，要不要机器化生产。
　　所以，外部世界必须给予他们诚恳而有效的帮助。正如青海的文化系统干部所言，至少要走出去、看一看，才能引导本地的产业发展。
　　而这种带有浓厚公益色彩的行动，很难由市场自发生成。
　　对于中国绣而言，显然不能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来自我安慰。来自朝鲜、越南的绣品，正在形成冲击。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升级”，恐怕相当一部分民族的、区域性的刺绣产品，都将被性价比更高的外来产品淹没——这也是工业化社会的基本规律。
　　中国绣，必须被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