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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降，书法理论随着书法历史的长河蕴积、沉淀。从帖派的一支独秀，逐渐分离出帖、碑二家互争短长的局面，而且，后者还大有喷薄胜出之势。其间代表人物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最为著名。这期间，不仅理论界为之鼓吹助澜，一些书法家们更是身体力行，上演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兴之剧。
我们权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中的一段话，来为如此辉煌的倡碑行动作一注脚：
“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钧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流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即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世事推迁，不能自己也。”
清代末期，骤起于咸丰、同治年间的北碑书风弥漫天下，正如康南海后来所说：“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言北碑写魏体。”逮至民国肇造，举凡名流学者、政坛要人，时尚书人，无不一律“碑风”，间或有逊清遗老、宗室子弟还恪守帖学传统之外，谈碑、写碑，似乎已成风尚，虽有卓见之人，奈何“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我们略选清末民初时期的遗民书家、宗室子弟、释家书人、民国政客、文化学者、名士清流等书家，总为大家道其一端，一鳞半爪，浮光掠影而已。
由清入民的书法家中，应以沈曾植、李瑞清、吴昌硕、曾熙四人最有代表性。
沈曾植于书法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兼顾，尤得力于《爨龙颜》、《爨宝子》二碑。所作体势飞动，朴茂古雅。驭笔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沈曾植的书法有“三重”。一日重势，即笔在纸上往来运转之迹；二日重形，即字之结构；三日重笔，简单说即“八法”施用的技巧。
清代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的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使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魏碑风格的书家，沈曾植即为其中之一。沈曾植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于用笔的方法研究颇深。中年由帖入碑，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非常推崇。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嬗变之理，持论精微，力行甚勤，成绩斐然。
李瑞清，近代书画家、艺术教育家。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清道人，江西临川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曾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办(即校长，后称监督)，提倡艺术教育不遗余力。工书善画，与杨守敬、吴昌硕交契，与湖南曾熙同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今人张大千曾拜李瑞清为师。李瑞清书法服膺北碑，所作过于追求古碑刻剥离的“金石味道”，笔画人为地作出“锯齿”状，失去了自然的趣味，与张裕钊同一病也。
曾熙，近代书法家，其书虽自号“南宗”，实则得力于《夏承碑》《华山碑》《张黑女》等。曾熙是湖南衡阳人，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土，官兵部主事兼提学使及弼德院顾问，先后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任湖南教育会长。工诗文，擅书画。与李瑞清同时并称“北李南曾”。1915年始于上海鬻字。曾书以汉隶圆笔为本，所作宽博纵逸。
四人之中集大成者，当属吴昌硕。
吴昌硕自己尝言：“我是金石第一，书法第二……”并说“学钟太傅二十余年”，足见其楷书旨趣，作为同治四年的秀才，吴昌硕的馆阁体也是以钟繇打底的。吴昌硕的隶书较之楷书为多，曾言：“读汉百碑”。吴昌硕的行、草书写得要比楷、隶好，而且风格独特。如果以先生60岁作为分界，这之前的行、草书，写得相当清雅秀润。60岁以后自家的风格愈加凸显，让人很难说是哪一门哪一派出来的，用吴昌硕自己的话说：“强抱篆籀作狂草”。
满清宗室子弟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当属溥心畲、溥雪斋二位。他们在书法绘画方面的造诣，偏于典雅精致一路，自有一种不同流俗的贵胄味道。
溥心畲，名儒，字心畲，别号西山逸土，为清恭亲王之孙。溥心畲自幼受到传统、严格的王府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基础。十九岁那年溥心畲赴德国留学，学习生物与天文等自然科学，前后在德国生活学习达八年之久。归国后任中国画学研究评议。抗日战争期间，拒绝满洲伪政权的邀请，靠卖书画为生。1949年去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1963年逝世于台北。
溥心畲在书法、绘画两方面都有卓绝的成就。绘画无师自通，书法熔铸碑帖两派，自成格局。行草书走二王一路，大字榜书则取北碑体势，所作雄强、沉稳，所谓追驰时风，不亦风流。溥心畲的行草书写的要比他大字榜书要好，这和他自小所处的环境有关，经多见广，他临写的孙过庭《书谱》极有味道，甚得唐人风致。再说，那些被康有为称之为“穷乡僻壤儿女造像”的墓志、碑碣是很难进入王府的收藏大门的，即便有，也是“附庸风雅”而已。
另一位满清贵胄是溥雪斋，他是清道光皇帝的曾孙。其祖父为皇五子悼亲王奕蒜，父为贝勒载瀛。幼年袭封为“贝子”，本名溥忻，号雪斋。晚年为名号一致，以字行。
溥雪斋自幼学习文学艺术，擅长书法绘画，是著名书画家。辛亥革命后，以书画为生。早在1930年就执教于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教学之余，组织“松风画会”，研究国画艺术，培育了大批人才。他擅长画山水、马、墨兰等。书法学米芾、赵孟烦，融米赵于一体，独具一种谨严而又潇洒的神韵。
溥雪斋的书法虽然不如溥心畲的名气大，但他的书法受清代乾隆朝以来尊赵的影响，以赵孟頫的格局打底，参化米芾用笔的峻宕、结体的欹侧，表现出十足的帖派一脉。1966年“文革”期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成一大谜也………
民国时期释家书法，多因其出世观点，鲜为人知，或日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但并非没有知名人物，如太虚、虚云、印顺、圆瑛、弘一等诸大德、高僧均名闻遐迩。
他们之中又以弘一法师的前身后世颇具传奇色彩，而弘一法师的书法、绘画也流布最广，受到僧俗两界人们的喜爱和典藏，其影响至今不衰。
弘一法师38岁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常居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及泉州承天、天元等寺。以戒行著称，立志复兴南山律宗。圆寂后被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弘一法师走的是由凡入圣的路子。出家前的李叔同，可以称得上是全能的艺术家，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将诸般艺能基本抛弃，仅留下写字一科，而他的“书法”，也渐变成有书无“法”。
弘一法师的书法是“予”而不是“取”。取是凡夫，予是菩萨。
弘一法师早年是李叔同的时候，书法服膺北碑，所作大气磅礴，完全是《始平公》、《魏灵藏》的路数，披缁以后，风格大变，给人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 地”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探知，师之所书，实在是传法，而不是彰显自己的能为，真无愧南山律宗祖师!
民国时期的政客要人，若以北洋政府名人计，数年时间内，走马灯似的可以数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他们其中雅好翰墨的不乏其人，但最为有名的人物则莫过于“水竹村人”徐世昌。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锼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远祖浙江省鄞县人，落籍直隶天津(古属东海郡)，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今河南省卫辉市)。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随袁世凯平步青云，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
徐世昌在书法上属于保守一派，并未受北碑影响，他的书法服膺苏东坡，虽略有变体，但较之刘石庵已有所不逮，气象平庸，徒具外貌而已。徐世昌于书画颇自负，作品上从来不署名“徐世昌”，仅署“水竹村人”，意在不以总统压人而凭真才实学。
国民党政府中能书之人，亦不在少数，举凡吴稚晖、汪精卫、陈布雷衮衮诸公，俨然书家，而其中最有成就者，三原于右任当为其中佼佼者。
于右任的书法经历了四个阶段，启蒙时期，楷书时期，行草时期和标准草书时期。于右任11岁时即对书法发生兴趣，喜欢《十七帖》上的草书，后来还学习了赵孟頫、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等。于右任在《牧羊儿自述》中说：“太夫子(于右任家塾老师毛班香的父亲毛汉诗)又喜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写一两个……”
于右任的草书，笔势连绵，骨力内敛，大气磅礴，并不拘泥于一点一画，有人将他的成就放在了“晋唐之间，至少也要与张颠、怀索相伯仲”，这话不是说过了，而是很不准确。于右任的草书属于小草书一类，正是米芾赞扬的传统草法，不同的是传统的小草书经过于老的改良之后，虽然还保留着字字独立的样子，但已经是现代意义的标准草书了，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社会意义极大，能在民众中普及，目的也很明确：一是为复兴，二是为普及。于右任这样评价自己：“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
在民国书学史上，有人这样评价于右任：“自晚清以来，书法卓著者两人，一是康南海，一是于右任。”可见于右任的贡献之大!时间往矣，斯人逝兮，让我们读一读于右任的《国殇》，权为缅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民国学者中，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等皆能书，但以章太炎的贡献最大，章太炎和学生钱玄同大力提倡章草艺术的复兴，通过他们的整理和改革，直接促进了于右任标准草书的诞生。章太炎的书法成就得益于他对文字学的精通，他最为擅长的是篆书，此外也兼善行书，他的高足沈尹默也是民国时期的一大书家。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清光绪举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虽然不以书名，但书法服膺康有为主张，于北碑用力甚勤，尤喜《张黑女墓志》，所作书法，颇有此墓志神韵，虽未臻极致，亦为近代书法史上的著名人物。
在民国时期，最具名士范儿的，大概不出民国四公子袁克文(号寒云)、张伯驹、张学良、溥侗。坐四公子头把交椅的袁寒云和张伯驹恐怕是这四人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袁寒云因写诗隐劝其父袁世凯不要当皇帝而忤逆袁世凯，诗写得真好，录在这里大家共享一下：
乍著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灯。
剧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就是这首诗，堵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据说袁世凯看后大骂袁寒云身边的人，说是教坏了儿子，因此就把老二软禁起来，弄得袁克文后半生郁郁不得志。不过，袁寒云的书法倒没被禁锢住，社会上流传他的字，颇得一些有识之士喜欢。
张伯驹(号丛碧)，一生故事连绵不绝，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倾家荡产的保护国宝。张伯驹先生的书法别有趣味，晚年所作，尤让人不知何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民国初期的画家中，金拱北、姚芒父、陈师曾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陈师曾是其中开风气先者，可能是书名为画、为篆刻所掩吧，陈师曾的书法甚至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但若论有自己的面貌，陈师曾的书法亦在民国初期有一席之地。
陈师曾，原名陈衡恪，江西修水人，近代画家、篆刻家。字师曾，后以字行，号槐堂，朽道人或朽者，称其室为唐石簃、染仓室、安阳石室等。其父陈伯严，参加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著有《散原精合文集》、《散原精合诗、续集、别集》等著作。其弟陈寅恪，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师曾先生天年不永，48岁便遽然离世，留给后人无限遗憾。正如梁任公“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提到的：“前次日本地震(笔者按：1923年9月1日发生在日本关东地区的地震)，大家深为惋惜，以为文化损失甚大；如今陈师曾之死，可说是中国文化界的地震。”
对于民国早期的书坛，我们的所谓“摭拾”实在是不足道其一半，其目的是引发人们兴趣，一同来关注，这才是我们的初衷。
我们权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中的一段话，来为如此辉煌的倡碑行动作一注脚：
“晋人之书流传日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钧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流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元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迥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即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世事推迁，不能自己也。”
清代末期，骤起于咸丰、同治年间的北碑书风弥漫天下，正如康南海后来所说：“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言北碑写魏体。”逮至民国肇造，举凡名流学者、政坛要人，时尚书人，无不一律“碑风”，间或有逊清遗老、宗室子弟还恪守帖学传统之外，谈碑、写碑，似乎已成风尚，虽有卓见之人，奈何“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我们略选清末民初时期的遗民书家、宗室子弟、释家书人、民国政客、文化学者、名士清流等书家，总为大家道其一端，一鳞半爪，浮光掠影而已。
由清入民的书法家中，应以沈曾植、李瑞清、吴昌硕、曾熙四人最有代表性。
沈曾植于书法取法广泛，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兼顾，尤得力于《爨龙颜》、《爨宝子》二碑。所作体势飞动，朴茂古雅。驭笔纯以神行，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沈曾植的书法有“三重”。一日重势，即笔在纸上往来运转之迹；二日重形，即字之结构；三日重笔，简单说即“八法”施用的技巧。
清代嘉、道以后，由于大量古碑版器物出土，兴起了金石学。小学家、金石家的大量涌现，影响到书法领域，更使书风为之一变，出现许多擅长魏碑风格的书家，沈曾植即为其中之一。沈曾植早年受包世臣的影响，于用笔的方法研究颇深。中年由帖入碑，对《张猛龙碑》、《高湛墓志》、《敬使君碑》等非常推崇。晚年则碑帖相融，讲究会通，沉潜于古今嬗变之理，持论精微，力行甚勤，成绩斐然。
李瑞清，近代书画家、艺术教育家。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清道人，江西临川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曾任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总办(即校长，后称监督)，提倡艺术教育不遗余力。工书善画，与杨守敬、吴昌硕交契，与湖南曾熙同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今人张大千曾拜李瑞清为师。李瑞清书法服膺北碑，所作过于追求古碑刻剥离的“金石味道”，笔画人为地作出“锯齿”状，失去了自然的趣味，与张裕钊同一病也。
曾熙，近代书法家，其书虽自号“南宗”，实则得力于《夏承碑》《华山碑》《张黑女》等。曾熙是湖南衡阳人，字季子，又字嗣元，更字子缉，号俟园，晚年自号农髯。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土，官兵部主事兼提学使及弼德院顾问，先后主讲衡阳石鼓书院、汉寿龙池书院，任湖南教育会长。工诗文，擅书画。与李瑞清同时并称“北李南曾”。1915年始于上海鬻字。曾书以汉隶圆笔为本，所作宽博纵逸。
四人之中集大成者，当属吴昌硕。
吴昌硕自己尝言：“我是金石第一，书法第二……”并说“学钟太傅二十余年”，足见其楷书旨趣，作为同治四年的秀才，吴昌硕的馆阁体也是以钟繇打底的。吴昌硕的隶书较之楷书为多，曾言：“读汉百碑”。吴昌硕的行、草书写得要比楷、隶好，而且风格独特。如果以先生60岁作为分界，这之前的行、草书，写得相当清雅秀润。60岁以后自家的风格愈加凸显，让人很难说是哪一门哪一派出来的，用吴昌硕自己的话说：“强抱篆籀作狂草”。
满清宗室子弟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当属溥心畲、溥雪斋二位。他们在书法绘画方面的造诣，偏于典雅精致一路，自有一种不同流俗的贵胄味道。
溥心畲，名儒，字心畲，别号西山逸土，为清恭亲王之孙。溥心畲自幼受到传统、严格的王府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学养基础。十九岁那年溥心畲赴德国留学，学习生物与天文等自然科学，前后在德国生活学习达八年之久。归国后任中国画学研究评议。抗日战争期间，拒绝满洲伪政权的邀请，靠卖书画为生。1949年去台北，曾任教于台北国立师范大学。1963年逝世于台北。
溥心畲在书法、绘画两方面都有卓绝的成就。绘画无师自通，书法熔铸碑帖两派，自成格局。行草书走二王一路，大字榜书则取北碑体势，所作雄强、沉稳，所谓追驰时风，不亦风流。溥心畲的行草书写的要比他大字榜书要好，这和他自小所处的环境有关，经多见广，他临写的孙过庭《书谱》极有味道，甚得唐人风致。再说，那些被康有为称之为“穷乡僻壤儿女造像”的墓志、碑碣是很难进入王府的收藏大门的，即便有，也是“附庸风雅”而已。
另一位满清贵胄是溥雪斋，他是清道光皇帝的曾孙。其祖父为皇五子悼亲王奕蒜，父为贝勒载瀛。幼年袭封为“贝子”，本名溥忻，号雪斋。晚年为名号一致，以字行。
溥雪斋自幼学习文学艺术，擅长书法绘画，是著名书画家。辛亥革命后，以书画为生。早在1930年就执教于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教学之余，组织“松风画会”，研究国画艺术，培育了大批人才。他擅长画山水、马、墨兰等。书法学米芾、赵孟烦，融米赵于一体，独具一种谨严而又潇洒的神韵。
溥雪斋的书法虽然不如溥心畲的名气大，但他的书法受清代乾隆朝以来尊赵的影响，以赵孟頫的格局打底，参化米芾用笔的峻宕、结体的欹侧，表现出十足的帖派一脉。1966年“文革”期间，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成一大谜也………
民国时期释家书法，多因其出世观点，鲜为人知，或日并未引起人们注意，但并非没有知名人物，如太虚、虚云、印顺、圆瑛、弘一等诸大德、高僧均名闻遐迩。
他们之中又以弘一法师的前身后世颇具传奇色彩，而弘一法师的书法、绘画也流布最广，受到僧俗两界人们的喜爱和典藏，其影响至今不衰。
弘一法师38岁在杭州虎跑寺出家。常居福建厦门南普陀寺及泉州承天、天元等寺。以戒行著称，立志复兴南山律宗。圆寂后被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弘一法师走的是由凡入圣的路子。出家前的李叔同，可以称得上是全能的艺术家，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将诸般艺能基本抛弃，仅留下写字一科，而他的“书法”，也渐变成有书无“法”。
弘一法师的书法是“予”而不是“取”。取是凡夫，予是菩萨。
弘一法师早年是李叔同的时候，书法服膺北碑，所作大气磅礴，完全是《始平公》、《魏灵藏》的路数，披缁以后，风格大变，给人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 地”的感觉，由此我们可以探知，师之所书，实在是传法，而不是彰显自己的能为，真无愧南山律宗祖师!
民国时期的政客要人，若以北洋政府名人计，数年时间内，走马灯似的可以数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等，他们其中雅好翰墨的不乏其人，但最为有名的人物则莫过于“水竹村人”徐世昌。
徐世昌，字卜五，号菊人，又号锼斋、东海、涛斋、水竹邨人，远祖浙江省鄞县人，落籍直隶天津(古属东海郡)，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今河南省卫辉市)。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随袁世凯平步青云，1918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
徐世昌在书法上属于保守一派，并未受北碑影响，他的书法服膺苏东坡，虽略有变体，但较之刘石庵已有所不逮，气象平庸，徒具外貌而已。徐世昌于书画颇自负，作品上从来不署名“徐世昌”，仅署“水竹村人”，意在不以总统压人而凭真才实学。
国民党政府中能书之人，亦不在少数，举凡吴稚晖、汪精卫、陈布雷衮衮诸公，俨然书家，而其中最有成就者，三原于右任当为其中佼佼者。
于右任的书法经历了四个阶段，启蒙时期，楷书时期，行草时期和标准草书时期。于右任11岁时即对书法发生兴趣，喜欢《十七帖》上的草书，后来还学习了赵孟頫、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欧阳询等。于右任在《牧羊儿自述》中说：“太夫子(于右任家塾老师毛班香的父亲毛汉诗)又喜作草书，其所写的是王羲之的‘十七鹅’，每一个鹅字飞行坐卧，偃仰正侧，个个不同，字中有画，画中有字，皆宛然形似，不知其原本从何而来，当时我也能写一两个……”
于右任的草书，笔势连绵，骨力内敛，大气磅礴，并不拘泥于一点一画，有人将他的成就放在了“晋唐之间，至少也要与张颠、怀索相伯仲”，这话不是说过了，而是很不准确。于右任的草书属于小草书一类，正是米芾赞扬的传统草法，不同的是传统的小草书经过于老的改良之后，虽然还保留着字字独立的样子，但已经是现代意义的标准草书了，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社会意义极大，能在民众中普及，目的也很明确：一是为复兴，二是为普及。于右任这样评价自己：“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吾有志焉而未逮。”
在民国书学史上，有人这样评价于右任：“自晚清以来，书法卓著者两人，一是康南海，一是于右任。”可见于右任的贡献之大!时间往矣，斯人逝兮，让我们读一读于右任的《国殇》，权为缅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
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
只有痛哭。
天苍苍，
野茫茫，
山之上，
国有殇。
民国学者中，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李大钊等皆能书，但以章太炎的贡献最大，章太炎和学生钱玄同大力提倡章草艺术的复兴，通过他们的整理和改革，直接促进了于右任标准草书的诞生。章太炎的书法成就得益于他对文字学的精通，他最为擅长的是篆书，此外也兼善行书，他的高足沈尹默也是民国时期的一大书家。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清光绪举人。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虽然不以书名，但书法服膺康有为主张，于北碑用力甚勤，尤喜《张黑女墓志》，所作书法，颇有此墓志神韵，虽未臻极致，亦为近代书法史上的著名人物。
在民国时期，最具名士范儿的，大概不出民国四公子袁克文(号寒云)、张伯驹、张学良、溥侗。坐四公子头把交椅的袁寒云和张伯驹恐怕是这四人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袁寒云因写诗隐劝其父袁世凯不要当皇帝而忤逆袁世凯，诗写得真好，录在这里大家共享一下：
乍著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灯。
剧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就是这首诗，堵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据说袁世凯看后大骂袁寒云身边的人，说是教坏了儿子，因此就把老二软禁起来，弄得袁克文后半生郁郁不得志。不过，袁寒云的书法倒没被禁锢住，社会上流传他的字，颇得一些有识之士喜欢。
张伯驹(号丛碧)，一生故事连绵不绝，最著名的恐怕就是倾家荡产的保护国宝。张伯驹先生的书法别有趣味，晚年所作，尤让人不知何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
民国初期的画家中，金拱北、姚芒父、陈师曾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陈师曾是其中开风气先者，可能是书名为画、为篆刻所掩吧，陈师曾的书法甚至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但若论有自己的面貌，陈师曾的书法亦在民国初期有一席之地。
陈师曾，原名陈衡恪，江西修水人，近代画家、篆刻家。字师曾，后以字行，号槐堂，朽道人或朽者，称其室为唐石簃、染仓室、安阳石室等。其父陈伯严，参加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著有《散原精合文集》、《散原精合诗、续集、别集》等著作。其弟陈寅恪，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师曾先生天年不永，48岁便遽然离世，留给后人无限遗憾。正如梁任公“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提到的：“前次日本地震(笔者按：1923年9月1日发生在日本关东地区的地震)，大家深为惋惜，以为文化损失甚大；如今陈师曾之死，可说是中国文化界的地震。”
对于民国早期的书坛，我们的所谓“摭拾”实在是不足道其一半，其目的是引发人们兴趣，一同来关注，这才是我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