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一进山，时间好像面粉一样，松散下来。清早，人往往是被阳光拽起来的，接着洒扫院子，清理落叶和鸟的爪印。劈柴、生火。炊烟也是懒的，似乎比太阳爬上天空的速度还慢，接着才做早饭。
父亲在灶台上和面，我问他，要做什么饭？父亲反问，你想吃啥？不等我回答，他就说吃面啊。是往小米粥里煮面，还是汤面或者干面，让我选。
我笑着对父亲说，一天三顿做面，这瓦盆都快磨出包浆来了。听我这么说，父亲就叹气，他说我的胃已经跟外乡人没什么两样了。在我说弄点简单饭食的时候，母亲疑惑地盯着我看，说，这还不简单？又没让你包饺子！我确定我的胃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了叛徒。整天琢磨着如何在吃上走走捷径。可乡村连个小卖部都没有，那些油盐酱醋的必需品都要在山下的镇上买，开三轮车来回就得两个小时。
有一次，我归乡前特地买了口电饭锅，又从山下买了袋5公斤的大米回来，中午，我炒了两个菜。那天，爷爷也在。我把米饭端上来，眼看爷爷不一会儿就把米饭扫荡一空，急忙站起来说，我给您再盛一碗。没想到，爷爷当即就拒绝了，说，不吃大米了。我安静坐下来，他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过了好半天，终于忍不住问，饭还没做好？我说，我们这不是吃饭吗？爷爷环视着桌子，眼睛扫过他刚吃过米饭的空碗，问我，饭呢？接着，父亲站起身去堂屋取了两个馒头，又拿了一碟子剩咸菜过来，我才恍然大悟：在爷爷眼里，大米不能算作饭！我为这事笑得肚子疼，母亲却说，我们这肚子吃面吃习惯了，一顿不吃，感觉就像没吃饭似的，肚子都不答应。
父亲之前跟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别的东西买就罢了，连面条和馒头都买，这是他不能忍的。在他心里，每天做手擀面、发面蒸馒头那才是过日子的样子。他有腿疾住院的那些天，吃得最舒服的饭不是我从饭店里特意为他定的菜，而是姑姑从他们出租屋里给他擀的面条。一把面煮在稀溜溜的小米粥里，配上一碗土豆丝，在我父亲那里就是人间美味了。只要有面条，哪怕配一截大葱也算得上好饭。
我奶奶最后那两年的时光都是在炕上度过的。母亲虽然之前对奶奶颇有微词，但还是一天三顿换着样儿给她做饭。蛋炒面、汤面、刀削面、猫耳朵、疙瘩汤……奶奶因此对这个儿媳格外感恩。在弥留之际，看见哪个人都唤母亲的名字。嘴里说着，只有母亲愿意给她擀面吃。
在故乡，吃面食不只是一种习惯，面食还是一种图腾，它描画着故乡人的情感和精神信仰。无论是小儿出生，还是老人归去，無论是庆丰收，还是新年串亲戚，都有不同的花样馒头融入其中。而面粉和水就像是男人和女人，它们在一起揉啊揉，你进我退，相互依附，最终形成一个面团，从这团面里，可以剥离出无数的东西来。
我本以为，在外地二十年，我的胃已经改变，饮食方面没有明显的趋向，格外包容。但等我怀孕之后，忽然发现，胃部对面食的记忆早已经生下根来，那些面食一次次在舌尖复原着它们的味道，就连做梦，脑神经也不断编织那些做面食、吃面食的情景。原来，面食才是我与故乡之间那根隐藏多年的脐带，它偷偷潜伏在我的味蕾上，一直都在。
二
我们那里的春节要过到正月二十才结束。前一年冬天，家里的男人会去山里砍下一棵不太粗的松树回来，在院子里挖个浅坑，将树栽进去。有点像西方常见的圣诞树。这风俗是何时兴起的，已无从查起。松树前通常是要敬土地神的。从腊月二十八做了花样馒头时，就要做点枣花供在神前。我们管这种敬神的馒头叫枣花，它们是条弯弯曲长短不一的面组成的，由上至下，呈梯形。所有枣花里，要数灶王爷前的枣花个大最大，也最讲究。上边不仅盘着长龙，还有充满寓意的松花、玉兔做装饰。灶王爷前供的枣花，要插一只面做的鸡，通常在做炸年糕、炸麻花的最后，会让这只小面鸡下油锅，游个泳。再用一截细棍，一头插在小面鸡的底部，一头插在枣花的顶端，而且鸡头的朝向也是有讲究的，必须面对着主人家的炕，预示着金鸡报晓。
按照传统，这些面食要在神前一直供到正月二十。
有几年，母亲总是犹豫，到底是早早把枣花撤掉，吃进肚子，还是让它们接二十多天的尘土，完全被神享用。这些年，她感觉自己岁数大了，对许多事情无能为力，在供奉这些事情上一点也不马虎。
白面和成糊，倒在平底锅上摊成饼，把炒好的土豆、粉条、豆腐、萝卜等蔬菜包进面饼。我母亲做这种叫“卷卷“的东西时，总是在天黑之后，她神情严肃。像是在给谁包一封厚重的信。
跟所有的吃食一样，第一个成型的卷卷是用来供神的。等全部做好之后，母亲里里外外供一圈，才拿给我们吃。随后，那在神前供了二十多天的枣花完成了它们的神圣使命，被请下来。总有一张卷卷皮，什么也不包，它像被子一样，把所有卷卷盖上。母亲命我端好盘子，像侍女般跟随在她身后，看她轻轻拿起最上边的卷卷皮，一点点撕下来，然后，将它们一点点扔向各个面缸的夹缝，扔向牛圈，扔向鸡窝，扔向天空，不过很快，那块面就掉到了地上。母亲嘴里念念有词，说着一些押韵的句子。我每次都想问问她说的什么，可她的声音太小，小到只方便神听见。最后，母亲命我把盘子放在松树前的供桌上。在一串鞭炮声里，将松树放倒，扔进柴堆，新年才宣告结束。
但奶奶家的仪式不仅是这些。奶奶在放倒的松树下抱一堆麦草，用火点着。在火刚燃起的时候，这个瘦弱的老太太竟然一跃而起，跨过了火堆。她说，跳一跳，把过去一年的晦气都烧掉，接着鼓励我们也跳。我们一开始是惧怕的，但看奶奶再次示范，便也大着胆子飞快地跳过去，只听见松针劈里啪啦响。接下来，我们便一遍遍跳啊，乐啊。
邻居李婶隔着院墙看，她说，你看娃们多高兴！我奶奶说，过年哩么，就得图个喜庆。奶奶最后邀请她，你也来跳一跳。好几次之后，李婶果真来了。这个丈夫病重、拉扯着两个孩子的女人，从那熊熊火焰上跳过去，像一只浴火的蛾子。她跳过去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好像真有什么东西被火驱走了似的。奶奶拿出一个卷卷来，让李婶尝。她却一个劲儿摆手。
松树还未烧尽，奶奶就让我们随着一群大孩子偷卷卷去。在我们这里，偷卷卷是要去偷一份福气。但这福气跟卷卷主人家的姓氏有关。付同“福”，姓付人家的卷卷是最抢手的。姓岳的人家，人们都绕着走，因为按老家的读法，岳与“药”同音。谁也不想偷点药来。其他的刘、李、苏、张这些姓氏就无所谓了。人们看着谁家过得如意幸福就会偷谁家的。偷的人有大人有孩子，守的人要似守非守，像是一场游戏。但有些老人是会当真的。有些年头，因为偷卷卷这件事翻脸的事儿也时有发生。 奶奶往往会提醒我们，跟着玩就是了，别磕着，别让狗咬了。孩子们才不管谁家不谁家的呢，为的是好玩有趣，只要不偷岳家的就不会被家里骂。往往两个人去跟主人说话打马虎眼，另一个端着盘子就走了，其他的孩子在后边追，活像老母鸡带着小鸡抢食儿吃。孩子在前头跑，主人就在后边喊，把盘子给我留下！
我奶奶每年都会做很多卷卷，敬在神那里，她深信，自己家里的福是偷不走的。但李婶不这么想。李婶希望有一种神药能把她从生活里解救出来。她事后跟奶奶说，别人都不偷姓岳的，怕吃药。可我多希望有一种神药，能让孩子爸吃了快点好起来。
那晚，奶奶破天荒去了岳奶奶家，一直跟她聊天，又说她新缝的布袋好看，想上屋里瞅一瞅。等奶奶被岳奶奶送出来的时候，盘子上的卷卷就少了两个。
岳奶奶笑着说，真稀奇了，我们多少辈也没被人偷过，都绕着我们走呢。奶奶说，人活一辈子，谁能绕过药呢！
不知是不是卷卷的神性发挥了作用，李叔果真有所好转，他在春天的尾声里竟然能站起来走路，还时不时走到两家隔着的墙边看我们在院子里追逐。后来，他可以挪步到院子外边别人家的房顶上，跟院子里打纸牌的老人们扯闲篇。可谁也想不到，聊着聊着，一个巨大的肉体竟然从房顶砸了下去，等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李叔已经躺在一片鲜红的血液里。李婶绝望过之后，拉扯两个儿子长大，给公公婆婆养了老，送了终。在整座山里，她的美德被传颂着。
许多年里，她都不过正月二十，也不做卷卷。她对我奶奶说，免得不懂事的孩子把我的晦气偷了去。
有一年，我小姨嫁到了付家。晚上，我去小姨家拿了卷卷回来吃。我奶奶看见了，硬是用糖跟我换。然后她把我咬过的地方一刀切掉。剩下的那块，隔墙送给了李婶。我至今记得，李婶接过去之后，在墙那边大声喊着他两个孩子的名字的声音。
如今，我们那座山有了国家级公益林的美名，山里的一草一木都不得乱砍伐。因而，过年时就没有人再往院子里栽松树了。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等不到正月二十就走了。后来，在城市里，我吃过类似的卷饼，虽然形状相近，但那味道却与老家人做得大不相同。
正月二十这一天，我给母亲打了电话，他们正在吃卷卷。听说，偷卷卷这样的事儿再也没有了，大家只把自家的祈愿悄悄裹进那一张面饼里，燃香供了所有的神仙之后，再将这带着美好愿望的食物慢慢咀嚼着，吃进自己肚子里。
三
小時候，大人们从不说“中元节”这三个字，他们只说七月十五，好像在故意淡化它作为节日的意义，让它显得稀松平常，隐藏在其它的日子里。后来，知道中元节其实是鬼节，是为了祭奠逝去的亲人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奶奶脸上为何会泛起惆怅，才明白她为何一遍遍念叨那些遥远的人和事。而母亲带领我们过的中元节，却往往具有另一种色彩。它是丰盛的，是喜庆的。
我姥姥家住在对面那座山里，每次去姥姥家，都要过一条河，河里布满大大小小的光滑的鹅卵石。母亲总会弯下腰去，捡拾石子。那些石子有食指肚大小，被河水打磨得滚圆。我们也跟在后边拣。并且知道母亲拣这些石子是为了烙制石头饼，一种中元节祭祀的食物。
烙制石头饼，是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事情。先发好面，再往里边放上鸡蛋、核桃仁，有时候母亲也会随手摘来一把花椒叶，在清水里冲洗干净，剁碎了扔进去，这些细碎的绿色被镶进面里，代替了花椒粉。
接着是揉面、擀面，要把它擀薄、擀圆。我很小的时候，就参与这种劳动。揉面总有一种游戏的感觉。我常常将它揉成其它的形状，在我眼里，它不过是可以食用的白泥巴。母亲看我做的东西会点头，也会赞赏。奶奶就不同了，她总能把我源源不断的创意截住，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在她眼里，食物是带有神性的，不可亵渎。她总免不了训斥我一顿，而训斥也像一把钥匙把她记忆的大门打开。她开始回忆那些饥饿的岁月，种种景象像刻在她脑海里一般，那番言语旨在让我们明白食物的可贵。她甚至告诉我，为什么要用食物祭奠，是为了让死去的亲人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富足，终于不用饿肚子。在孩子们眼里，这一切是有趣的，但年轻的女人不住地交谈着，她们交换着彼此少女时代的记忆、与奶奶或者母亲一起做石头饼的情景。那些像奶奶一样的年长者多是沉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去了另一个地方，成为被祭奠的人。我那时不懂那种沉默，只见女人们用力擀着面，再用顶针印上圆圆的花形，这些虚虚实实的圆在面粉上交叠着，碰撞着，描绘着流淌在人们心里的某种古老的图腾。
烙饼的容器是一个大平底锅，需要放上一大包事先洗好、晾好的石子，加热，然后再铲出一部分。便看见面饼一个个平铺在锅上，再将铲出来的石子盖到饼上边。石子在山下的河里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冲刷碰撞，才如此圆润，将软软的面铺上去，软软的面饼躺在两层石子之间烙制。因为祭祀的对象，使这个过程充满意味。直到我三十岁之后，才理解那之中的微妙感受。我奶奶自幼失去双亲，被叔婶养育成人，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不得在这小山村里扎根，她会编筐、会织布，乡间男人女人会的东西她无一不能，但这也未能让她的生活有所改观。奶奶一生坎坷，受着命运的烙制、排挤，像这面一样，以柔软之躯抵抗着尘世间的石子与煎熬。而此刻，家里与她有关的东西大多消失，她的样子化成了一张照片，让我把石头饼端到她面前之后，心里涌出无尽的话语。
饼出锅后，需要敬神，天地、土地、灶神、太上老君等等，敬完神，就敬亲人。亲人们在照片里，在看不见的地方，收纳着我们思念他们的气息。我开始明白人们在回忆与言说中的那片刻沉默，那是亲人们之间情感互通的留白。
现在，石头饼不再是中元节的标志。平时，在超市里、市场上也能见到石头饼，它们的大小均匀精巧，上边大大小小的石头坑也异常整齐，甚至回乡时，很多人家的石头也不再是去河里拣来的。山下的集上就能买到大小一致的用黏土烧制好的“石头”。我想起当年那些母亲拣来的石头，它们不知为何就越来越少，每次做石头饼都会在铲来铲去之时丢掉几颗。因而母亲拣石子的身影就像复制、粘贴般出现在每一年的春夏时节。母亲不会特意去完成这件事，在乡村，没有人会特意思念一个人。“惦念”“想”这样的词汇从不出现在我们的语系里。承载我们情感的东西和事件都是那样具体，以致于我十几岁时出门之后，看到久别的同学与朋友说出“我想你”的时候，脸都烫得要命。 那是二舅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路过那条河时，竟然催促我们快走，好像要躲避什么似的。石头们形状各异在河里沉默着，我看到山崖上的柏树倒立，像一个想看透人心的偷窥者，但中元节是要过的，石头饼也是要做的。母亲沉默着，引领满锅的石头在白嫩的面饼上烙出凹凸不平的坑，那一刻，母亲也像一块面饼，在沉默中被什么烤着、烙着。到了鬼节，她从日历上早早撕下这一天，一边撕一边说自己的梦，她梦到二舅了。我的盲人二舅在一丛麦苗里点着灯。然后她在手里的面饼上数着大坑小坑，希望能从中破解出什么寓言来。
母亲那些写在脸上的遗憾与哀伤，像河里的石子一样逐渐被磨得滚圆，圆得让原本有哀思、追悼意味的鬼节像其它的节日一样，在我们心上骨碌碌就滚过去了。成年后，我才明白大人们的追忆，明白母亲给石头饼翻个儿的时候也是在给心上的思念翻页。我想起小时候一群孩子互相讲鬼故事，把对方吓得半死。我一遍遍问母亲，一缕青烟背后的照片上那个人是否真的能吃到眼前的石头饼。母亲说，谁知道呢。
后来，我看到奶奶的遗像挂在墙上。那照片是我照的，它成了时光的开关，将我对奶奶的全部记忆挡在它背后。我记得那个下午的阳光怎样安闲地坐在她的头发和肩头，她双眼模糊地看着我的方向，不知道把目光定格在什么地方。
在我三十有余的年紀，我将自己亲手制作的石头饼供到奶奶眼前的时候，心里许多沉默的东西涌动起来。我想，这样的情形，我奶奶、我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可能都遭遇过。而且在清洗石头的时候，我将自己逝去的亲人挨个想了一遍。石头一个个从布袋跳到盆子里，哗哗作响。
我把铁铲将石子铲来铲去，并让面饼一个个翻身，炉火将我的脸烤得通红。有人说，石头饼最初是远古时期的人们因为无意中将面食放在石头上，最终烙熟，渐渐形成了一种被人们喜爱的吃食。无论真相是怎样的，但选择它作为中元节的祭食，一定有别的原因。这究竟是一场石头的炼狱，还是一场面饼的炼狱，不得而知。这究竟是在祭奠鬼，还是祭奠我们内心的往事，也说不分明。
我在案板上揉着面，我的孩子在一旁玩耍那些滚圆的石头，我将一切有关中元节的欢喜的记忆告诉他，并看着他将石头饼一点点嚼碎，咽下。他欢快地扭动身子说，妈妈，我喜欢石头饼，我喜欢过中元节。那样子跟我们小时候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告诉他我写过一首有关“中元节”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中元节没有鬼，街上都是行走的墓碑。”
一进山，时间好像面粉一样，松散下来。清早，人往往是被阳光拽起来的，接着洒扫院子，清理落叶和鸟的爪印。劈柴、生火。炊烟也是懒的，似乎比太阳爬上天空的速度还慢，接着才做早饭。
父亲在灶台上和面，我问他，要做什么饭？父亲反问，你想吃啥？不等我回答，他就说吃面啊。是往小米粥里煮面，还是汤面或者干面，让我选。
我笑着对父亲说，一天三顿做面，这瓦盆都快磨出包浆来了。听我这么说，父亲就叹气，他说我的胃已经跟外乡人没什么两样了。在我说弄点简单饭食的时候，母亲疑惑地盯着我看，说，这还不简单？又没让你包饺子！我确定我的胃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了叛徒。整天琢磨着如何在吃上走走捷径。可乡村连个小卖部都没有，那些油盐酱醋的必需品都要在山下的镇上买，开三轮车来回就得两个小时。
有一次，我归乡前特地买了口电饭锅，又从山下买了袋5公斤的大米回来，中午，我炒了两个菜。那天，爷爷也在。我把米饭端上来，眼看爷爷不一会儿就把米饭扫荡一空，急忙站起来说，我给您再盛一碗。没想到，爷爷当即就拒绝了，说，不吃大米了。我安静坐下来，他却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过了好半天，终于忍不住问，饭还没做好？我说，我们这不是吃饭吗？爷爷环视着桌子，眼睛扫过他刚吃过米饭的空碗，问我，饭呢？接着，父亲站起身去堂屋取了两个馒头，又拿了一碟子剩咸菜过来，我才恍然大悟：在爷爷眼里，大米不能算作饭！我为这事笑得肚子疼，母亲却说，我们这肚子吃面吃习惯了，一顿不吃，感觉就像没吃饭似的，肚子都不答应。
父亲之前跟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别的东西买就罢了，连面条和馒头都买，这是他不能忍的。在他心里，每天做手擀面、发面蒸馒头那才是过日子的样子。他有腿疾住院的那些天，吃得最舒服的饭不是我从饭店里特意为他定的菜，而是姑姑从他们出租屋里给他擀的面条。一把面煮在稀溜溜的小米粥里，配上一碗土豆丝，在我父亲那里就是人间美味了。只要有面条，哪怕配一截大葱也算得上好饭。
我奶奶最后那两年的时光都是在炕上度过的。母亲虽然之前对奶奶颇有微词，但还是一天三顿换着样儿给她做饭。蛋炒面、汤面、刀削面、猫耳朵、疙瘩汤……奶奶因此对这个儿媳格外感恩。在弥留之际，看见哪个人都唤母亲的名字。嘴里说着，只有母亲愿意给她擀面吃。
在故乡，吃面食不只是一种习惯，面食还是一种图腾，它描画着故乡人的情感和精神信仰。无论是小儿出生，还是老人归去，無论是庆丰收，还是新年串亲戚，都有不同的花样馒头融入其中。而面粉和水就像是男人和女人，它们在一起揉啊揉，你进我退，相互依附，最终形成一个面团，从这团面里，可以剥离出无数的东西来。
我本以为，在外地二十年，我的胃已经改变，饮食方面没有明显的趋向，格外包容。但等我怀孕之后，忽然发现，胃部对面食的记忆早已经生下根来，那些面食一次次在舌尖复原着它们的味道，就连做梦，脑神经也不断编织那些做面食、吃面食的情景。原来，面食才是我与故乡之间那根隐藏多年的脐带，它偷偷潜伏在我的味蕾上，一直都在。
二
我们那里的春节要过到正月二十才结束。前一年冬天，家里的男人会去山里砍下一棵不太粗的松树回来，在院子里挖个浅坑，将树栽进去。有点像西方常见的圣诞树。这风俗是何时兴起的，已无从查起。松树前通常是要敬土地神的。从腊月二十八做了花样馒头时，就要做点枣花供在神前。我们管这种敬神的馒头叫枣花，它们是条弯弯曲长短不一的面组成的，由上至下，呈梯形。所有枣花里，要数灶王爷前的枣花个大最大，也最讲究。上边不仅盘着长龙，还有充满寓意的松花、玉兔做装饰。灶王爷前供的枣花，要插一只面做的鸡，通常在做炸年糕、炸麻花的最后，会让这只小面鸡下油锅，游个泳。再用一截细棍，一头插在小面鸡的底部，一头插在枣花的顶端，而且鸡头的朝向也是有讲究的，必须面对着主人家的炕，预示着金鸡报晓。
按照传统，这些面食要在神前一直供到正月二十。
有几年，母亲总是犹豫，到底是早早把枣花撤掉，吃进肚子，还是让它们接二十多天的尘土，完全被神享用。这些年，她感觉自己岁数大了，对许多事情无能为力，在供奉这些事情上一点也不马虎。
白面和成糊，倒在平底锅上摊成饼，把炒好的土豆、粉条、豆腐、萝卜等蔬菜包进面饼。我母亲做这种叫“卷卷“的东西时，总是在天黑之后，她神情严肃。像是在给谁包一封厚重的信。
跟所有的吃食一样，第一个成型的卷卷是用来供神的。等全部做好之后，母亲里里外外供一圈，才拿给我们吃。随后，那在神前供了二十多天的枣花完成了它们的神圣使命，被请下来。总有一张卷卷皮，什么也不包，它像被子一样，把所有卷卷盖上。母亲命我端好盘子，像侍女般跟随在她身后，看她轻轻拿起最上边的卷卷皮，一点点撕下来，然后，将它们一点点扔向各个面缸的夹缝，扔向牛圈，扔向鸡窝，扔向天空，不过很快，那块面就掉到了地上。母亲嘴里念念有词，说着一些押韵的句子。我每次都想问问她说的什么，可她的声音太小，小到只方便神听见。最后，母亲命我把盘子放在松树前的供桌上。在一串鞭炮声里，将松树放倒，扔进柴堆，新年才宣告结束。
但奶奶家的仪式不仅是这些。奶奶在放倒的松树下抱一堆麦草，用火点着。在火刚燃起的时候，这个瘦弱的老太太竟然一跃而起，跨过了火堆。她说，跳一跳，把过去一年的晦气都烧掉，接着鼓励我们也跳。我们一开始是惧怕的，但看奶奶再次示范，便也大着胆子飞快地跳过去，只听见松针劈里啪啦响。接下来，我们便一遍遍跳啊，乐啊。
邻居李婶隔着院墙看，她说，你看娃们多高兴！我奶奶说，过年哩么，就得图个喜庆。奶奶最后邀请她，你也来跳一跳。好几次之后，李婶果真来了。这个丈夫病重、拉扯着两个孩子的女人，从那熊熊火焰上跳过去，像一只浴火的蛾子。她跳过去的时候，笑得那么开心，好像真有什么东西被火驱走了似的。奶奶拿出一个卷卷来，让李婶尝。她却一个劲儿摆手。
松树还未烧尽，奶奶就让我们随着一群大孩子偷卷卷去。在我们这里，偷卷卷是要去偷一份福气。但这福气跟卷卷主人家的姓氏有关。付同“福”，姓付人家的卷卷是最抢手的。姓岳的人家，人们都绕着走，因为按老家的读法，岳与“药”同音。谁也不想偷点药来。其他的刘、李、苏、张这些姓氏就无所谓了。人们看着谁家过得如意幸福就会偷谁家的。偷的人有大人有孩子，守的人要似守非守，像是一场游戏。但有些老人是会当真的。有些年头，因为偷卷卷这件事翻脸的事儿也时有发生。 奶奶往往会提醒我们，跟着玩就是了，别磕着，别让狗咬了。孩子们才不管谁家不谁家的呢，为的是好玩有趣，只要不偷岳家的就不会被家里骂。往往两个人去跟主人说话打马虎眼，另一个端着盘子就走了，其他的孩子在后边追，活像老母鸡带着小鸡抢食儿吃。孩子在前头跑，主人就在后边喊，把盘子给我留下！
我奶奶每年都会做很多卷卷，敬在神那里，她深信，自己家里的福是偷不走的。但李婶不这么想。李婶希望有一种神药能把她从生活里解救出来。她事后跟奶奶说，别人都不偷姓岳的，怕吃药。可我多希望有一种神药，能让孩子爸吃了快点好起来。
那晚，奶奶破天荒去了岳奶奶家，一直跟她聊天，又说她新缝的布袋好看，想上屋里瞅一瞅。等奶奶被岳奶奶送出来的时候，盘子上的卷卷就少了两个。
岳奶奶笑着说，真稀奇了，我们多少辈也没被人偷过，都绕着我们走呢。奶奶说，人活一辈子，谁能绕过药呢！
不知是不是卷卷的神性发挥了作用，李叔果真有所好转，他在春天的尾声里竟然能站起来走路，还时不时走到两家隔着的墙边看我们在院子里追逐。后来，他可以挪步到院子外边别人家的房顶上，跟院子里打纸牌的老人们扯闲篇。可谁也想不到，聊着聊着，一个巨大的肉体竟然从房顶砸了下去，等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李叔已经躺在一片鲜红的血液里。李婶绝望过之后，拉扯两个儿子长大，给公公婆婆养了老，送了终。在整座山里，她的美德被传颂着。
许多年里，她都不过正月二十，也不做卷卷。她对我奶奶说，免得不懂事的孩子把我的晦气偷了去。
有一年，我小姨嫁到了付家。晚上，我去小姨家拿了卷卷回来吃。我奶奶看见了，硬是用糖跟我换。然后她把我咬过的地方一刀切掉。剩下的那块，隔墙送给了李婶。我至今记得，李婶接过去之后，在墙那边大声喊着他两个孩子的名字的声音。
如今，我们那座山有了国家级公益林的美名，山里的一草一木都不得乱砍伐。因而，过年时就没有人再往院子里栽松树了。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等不到正月二十就走了。后来，在城市里，我吃过类似的卷饼，虽然形状相近，但那味道却与老家人做得大不相同。
正月二十这一天，我给母亲打了电话，他们正在吃卷卷。听说，偷卷卷这样的事儿再也没有了，大家只把自家的祈愿悄悄裹进那一张面饼里，燃香供了所有的神仙之后，再将这带着美好愿望的食物慢慢咀嚼着，吃进自己肚子里。
三
小時候，大人们从不说“中元节”这三个字，他们只说七月十五，好像在故意淡化它作为节日的意义，让它显得稀松平常，隐藏在其它的日子里。后来，知道中元节其实是鬼节，是为了祭奠逝去的亲人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奶奶脸上为何会泛起惆怅，才明白她为何一遍遍念叨那些遥远的人和事。而母亲带领我们过的中元节，却往往具有另一种色彩。它是丰盛的，是喜庆的。
我姥姥家住在对面那座山里，每次去姥姥家，都要过一条河，河里布满大大小小的光滑的鹅卵石。母亲总会弯下腰去，捡拾石子。那些石子有食指肚大小，被河水打磨得滚圆。我们也跟在后边拣。并且知道母亲拣这些石子是为了烙制石头饼，一种中元节祭祀的食物。
烙制石头饼，是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事情。先发好面，再往里边放上鸡蛋、核桃仁，有时候母亲也会随手摘来一把花椒叶，在清水里冲洗干净，剁碎了扔进去，这些细碎的绿色被镶进面里，代替了花椒粉。
接着是揉面、擀面，要把它擀薄、擀圆。我很小的时候，就参与这种劳动。揉面总有一种游戏的感觉。我常常将它揉成其它的形状，在我眼里，它不过是可以食用的白泥巴。母亲看我做的东西会点头，也会赞赏。奶奶就不同了，她总能把我源源不断的创意截住，说，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在她眼里，食物是带有神性的，不可亵渎。她总免不了训斥我一顿，而训斥也像一把钥匙把她记忆的大门打开。她开始回忆那些饥饿的岁月，种种景象像刻在她脑海里一般，那番言语旨在让我们明白食物的可贵。她甚至告诉我，为什么要用食物祭奠，是为了让死去的亲人看到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富足，终于不用饿肚子。在孩子们眼里，这一切是有趣的，但年轻的女人不住地交谈着，她们交换着彼此少女时代的记忆、与奶奶或者母亲一起做石头饼的情景。那些像奶奶一样的年长者多是沉默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已去了另一个地方，成为被祭奠的人。我那时不懂那种沉默，只见女人们用力擀着面，再用顶针印上圆圆的花形，这些虚虚实实的圆在面粉上交叠着，碰撞着，描绘着流淌在人们心里的某种古老的图腾。
烙饼的容器是一个大平底锅，需要放上一大包事先洗好、晾好的石子，加热，然后再铲出一部分。便看见面饼一个个平铺在锅上，再将铲出来的石子盖到饼上边。石子在山下的河里经历了不知道多少冲刷碰撞，才如此圆润，将软软的面铺上去，软软的面饼躺在两层石子之间烙制。因为祭祀的对象，使这个过程充满意味。直到我三十岁之后，才理解那之中的微妙感受。我奶奶自幼失去双亲，被叔婶养育成人，虽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不得在这小山村里扎根，她会编筐、会织布，乡间男人女人会的东西她无一不能，但这也未能让她的生活有所改观。奶奶一生坎坷，受着命运的烙制、排挤，像这面一样，以柔软之躯抵抗着尘世间的石子与煎熬。而此刻，家里与她有关的东西大多消失，她的样子化成了一张照片，让我把石头饼端到她面前之后，心里涌出无尽的话语。
饼出锅后，需要敬神，天地、土地、灶神、太上老君等等，敬完神，就敬亲人。亲人们在照片里，在看不见的地方，收纳着我们思念他们的气息。我开始明白人们在回忆与言说中的那片刻沉默，那是亲人们之间情感互通的留白。
现在，石头饼不再是中元节的标志。平时，在超市里、市场上也能见到石头饼，它们的大小均匀精巧，上边大大小小的石头坑也异常整齐，甚至回乡时，很多人家的石头也不再是去河里拣来的。山下的集上就能买到大小一致的用黏土烧制好的“石头”。我想起当年那些母亲拣来的石头，它们不知为何就越来越少，每次做石头饼都会在铲来铲去之时丢掉几颗。因而母亲拣石子的身影就像复制、粘贴般出现在每一年的春夏时节。母亲不会特意去完成这件事，在乡村，没有人会特意思念一个人。“惦念”“想”这样的词汇从不出现在我们的语系里。承载我们情感的东西和事件都是那样具体，以致于我十几岁时出门之后，看到久别的同学与朋友说出“我想你”的时候，脸都烫得要命。 那是二舅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路过那条河时，竟然催促我们快走，好像要躲避什么似的。石头们形状各异在河里沉默着，我看到山崖上的柏树倒立，像一个想看透人心的偷窥者，但中元节是要过的，石头饼也是要做的。母亲沉默着，引领满锅的石头在白嫩的面饼上烙出凹凸不平的坑，那一刻，母亲也像一块面饼，在沉默中被什么烤着、烙着。到了鬼节，她从日历上早早撕下这一天，一边撕一边说自己的梦，她梦到二舅了。我的盲人二舅在一丛麦苗里点着灯。然后她在手里的面饼上数着大坑小坑，希望能从中破解出什么寓言来。
母亲那些写在脸上的遗憾与哀伤，像河里的石子一样逐渐被磨得滚圆，圆得让原本有哀思、追悼意味的鬼节像其它的节日一样，在我们心上骨碌碌就滚过去了。成年后，我才明白大人们的追忆，明白母亲给石头饼翻个儿的时候也是在给心上的思念翻页。我想起小时候一群孩子互相讲鬼故事，把对方吓得半死。我一遍遍问母亲，一缕青烟背后的照片上那个人是否真的能吃到眼前的石头饼。母亲说，谁知道呢。
后来，我看到奶奶的遗像挂在墙上。那照片是我照的，它成了时光的开关，将我对奶奶的全部记忆挡在它背后。我记得那个下午的阳光怎样安闲地坐在她的头发和肩头，她双眼模糊地看着我的方向，不知道把目光定格在什么地方。
在我三十有余的年紀，我将自己亲手制作的石头饼供到奶奶眼前的时候，心里许多沉默的东西涌动起来。我想，这样的情形，我奶奶、我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可能都遭遇过。而且在清洗石头的时候，我将自己逝去的亲人挨个想了一遍。石头一个个从布袋跳到盆子里，哗哗作响。
我把铁铲将石子铲来铲去，并让面饼一个个翻身，炉火将我的脸烤得通红。有人说，石头饼最初是远古时期的人们因为无意中将面食放在石头上，最终烙熟，渐渐形成了一种被人们喜爱的吃食。无论真相是怎样的，但选择它作为中元节的祭食，一定有别的原因。这究竟是一场石头的炼狱，还是一场面饼的炼狱，不得而知。这究竟是在祭奠鬼，还是祭奠我们内心的往事，也说不分明。
我在案板上揉着面，我的孩子在一旁玩耍那些滚圆的石头，我将一切有关中元节的欢喜的记忆告诉他，并看着他将石头饼一点点嚼碎，咽下。他欢快地扭动身子说，妈妈，我喜欢石头饼，我喜欢过中元节。那样子跟我们小时候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告诉他我写过一首有关“中元节”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中元节没有鬼，街上都是行走的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