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因教致贫”现象解读与政策建议

来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yux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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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教育具有促进政治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正向功能。然而,“知识改变命运”作为一个真理性的命题,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似乎成为了一个悖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因教致贫”反常现象。农村“因教致贫”问题具有多维度性和多层面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一般来说,此问题涉及到农村的经济基础、自然环境、政策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各个层面,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差决定了农民家庭脆弱性程度较高,较高的脆弱性是导致“因教致贫”的真正原因。因此,从就学就业先后顺序出发,引入脆弱性理论,分析“因教致贫”动态形成过程中的脆弱性因子,对农村地区“因教致贫”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家庭;因教致贫;脆弱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F3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113-08
  引 言
  教育具有致富的功能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我国实行“教育先行”“科教兴国”等政策的主要原因[1]。教育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接受教育是提升个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教育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教育给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使得寒门子弟能够展示自己的才学,进而争取更好的工作机会,从而为解决个人、家族乃至更多人的贫困问题提供可能。然而,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国民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却出现了“因教致贫”现象,致使“读书无用论”再次兴起,使得农村地区对后代的教育投资日趋冷淡。近些年,“因教致贫”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与“因病致贫”“因愚致贫”等问题并列,成为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问题。
  “因教致贫”是指个人因上学从而导致家庭陷入贫困状态的现象。即一个家庭如果有孩子上学,因教育领域的投资回报不佳,致使家庭变得贫困,或者加深贫困的程度。此定义包含以下两层涵义:一是“因教致贫”发生的教育阶段主要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即高中及以上的教育阶段;二是这里的贫困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贫困而非绝对意义上的贫困,是指与原来的家庭状况相比,家庭经济条件变得更差。“因教致贫”作为一种特殊现象,通常发生在高等教育未完全普及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近些年,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特别是高等院校逐渐实行收费制度,求学的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长幅度远大于人均收入增长的幅度,高昂的教育支出使许多家庭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曾有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接近家庭总收入的1/3,农村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在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2],也就是说近半数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是教育投入。甘肃省会宁县是全国有名的教育名县。据调查,该县有80%的农村家庭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有孩子上大学的农村家庭中,约有80%的家庭人均收入不足1 000元,有的甚至只有300~500元,因供孩子上大学而负债5~8万元的家庭占到大学生家庭总数的80%,很大一部分家庭因供孩子上大学而借的债,需要整个家庭不吃不喝十多年才能还清[3]。由此可见,“因教致贫”问题已经逐渐凸显,尤其是在我国农村地区“因教致贫”现象日趋普遍。
  一、因教致贫问题的研究现状及脆弱性理论架构的引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主要围绕教育、经济增长与贫困变动的动态影响机制,教育、收入分配与贫困变动的关系以及教育公平与脱贫政策等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经验分析,取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4]。国外学者关于教育对贫困变动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教育脱贫”论和“教育致贫”论。“因教致贫”发生的前提是要购买教育服务,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教育普及程度较高,“因教致贫”的现象比较少见,因此国外学者研究教育脱贫的比较多,对“教育致贫”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对教育脱贫的研究侧重于教育与经济变动的关系研究。而我国学者关注此领域较晚,“因教致贫”一词最早出现在2004年“新华视点”的一篇题为《“因教致贫”调查:供孩子读书就像一场赌博》[5]的报道中,随后国内学者才开始关注“教育致贫”问题,提出了“教育消费型贫困”[6]的概念。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因教致贫”问题的研究大都遵循成因——对策的理论分析思路,将“因教致贫”置于整个社会背景,从静态的角度对其成因、危害及解决对策等进行描述性的分析。具体而言存在以下三个视角:一是对“因教致贫”问题的原因进行直接分析。余世华探讨“因教致贫”问题的原因[7],田恒平从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分析“因教致贫”问题的原因,寻求相应的对策[8];二是侧重于探讨“因教致贫”的形成机制及内在机理,如从家庭内部寻找原因解释“因教致贫”形成的内在机理及解决对策[9];三是对“因教致贫”问题嵌入了不同的专业视角,如有研究从经济学的视角对“因教致贫”进行分析[1],有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10],且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往的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分析“因教致贫”现象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个体层面的对比,而较少涉及到群体层面的比较,绝大多数属于静态的研究,没有从动态的角度对“因教致贫”进行分析,研究视角与研究层级均需进一步深化。
  在“因教致贫”问题的动态形成过程及具体成因中,均有较为显著的脆弱性特征。脆弱性(Vulnerability)的原意是指物体容易受到攻击、伤害和被损坏的特性。脆弱性大都隐含着“敏感性”和“潜在损失”的含义,不同研究领域对“脆弱性”概念的理解尚存差异,根据研究主题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对脆弱性的定义也不同。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注重造成人类脆弱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和其他权利结构,认为脆弱性是系统承受不利影响的能力,注重对脆弱性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其研究对象往往是人文系统[11]。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个体的脆弱性和社会的脆弱性。个体的脆弱性指个体易遭受“潜在的损失”或“对损伤的敏感性”。社会的脆弱性指各社会群体或整个社会易因风险事件、灾害等造成各种潜在的损失(结构性的或非结构性的)[12]。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倾向于将脆弱性定义为系统(群体或个体)对系统内部和外界的干扰和威胁的敏感性和容易受损害的一种特性。此脆弱性定义包含三层特定指向:第一,它表明该系统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第二,该系统对外界的干扰和变化(自然或人为)比较敏感;第三,在外来干扰和外部环境变化的胁迫下,该系统易遭受某种程度的损失或损害,并且难以复原[13]。因此,脆弱性是系统内部的一种属性,当系统受到扰动时这种属性才会显现出来。系统内部的特征是系统脆弱性产生的主要和直接原因,而扰动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系统脆弱性发生变化的驱动因素,但这种驱动因素的作用是通过影响该系统内部特征而使系统的脆弱性发生改变,并最终通过系统面对扰动的敏感性以及应对能力来体现[14]。敏感性高、抵抗能力差、适应能力弱和恢复能力低是脆弱性事物的显著特征。   农村“因教致贫”问题是农村贫困问题中的一个特殊问题,脆弱性在反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等方面的应用,一定程度上为解释农村“因教致贫”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借鉴,为农村“因教致贫”问题引入脆弱性理论提供了应用的可能。1995 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提出关于农村贫困人口脆弱性分析的框架,从风险因素、抵御风险的能力和社会服务体系三个方面分析了农村人口的脆弱性问题[15]。 李小云等人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 提出的可持续农户生计框架,利用Sharp 在非洲开展的关于生计资产的量化研究,把农村家庭所拥有的生计资产分为五大类并将其指标化,勾画出农户生计资产的总体水平,用来说明农户的脆弱性程度[16]。 由于农村“因教致贫”问题具有多维度性和多层面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一般来说,农村“因教致贫”涉及到农村的经济基础、自然环境、政策环境以及社会环境等各个层面,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差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决定了农民家庭脆弱性程度较高,较高的脆弱性是导致“因教致贫”的真正原因,而这种脆弱性具体表现为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以及文化脆弱性,因此,引入脆弱性理论,分析“因教致贫”现象形成的动态过程及具体成因,可以对农村“因教致贫”这一反常现象进行理性解读,以期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农村家庭“因教致贫”的动态形成过程
  “因教致贫”在我国已逐渐显现,尤其是在我国的农村地区,这种现象较为普遍。要深入分析“因教致贫”问题,必须详细剖析“因教致贫”现象演化的动态过程,分析其结果形成的内在机理,寻求“因教致贫”问题的脆弱性因子。通常而言,农村家庭进行教育投入的理性逻辑可以概括如下:农村家庭为改变子女或家庭的现状,具有购买教育的需求和愿望,让子女接受教育,期望能够通过教育提升子女的素质及能力,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技能或收获一份稳定的工作,从而获得较高的教育回报,借以“反哺”家庭,最终使家庭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然而,教育投入与收益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可能会受到各种脆弱性因子的影响,使得上述理性预期产生异化,致使进行子女教育投资的部分农村家庭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教育投资收益,从而使得家庭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出现“因教致贫”的结果。其基本逻辑过程如图1示:
  (一)农村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脆弱性因子
  我国农村地区大多经济欠发达、自然资源环境相对较差,农村家庭的经济基础较薄弱,但对教育有着强烈的需求和欲望。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的重视,义务教育具有了强制性与普适性,让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成为学校、家长和社会的义务。加之小孩在完成义务教育之前年龄很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能力较弱,送子女上学成为一种理性选择。然而,农村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脆弱性因子对“因教致贫”存在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虽然国家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有些地区甚至免除了书本费等,但仍有部分学校巧立名目,如资料费、伙食费、补课费、校服费等,教育乱收费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日渐增多。农村家庭的子女数目减少,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众多家庭的共识,农村家庭希望孩子能够多掌握些技能,望其琴棋书画样样会,通常会报各种各样培训班,大量非正式教育的投入给农村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三是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教学水平普遍不高。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农村与城市相比,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基础设施、管理水平等处于劣势,加上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布局调整政策的实施,广大农村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客观上增加了农村学生的上学成本及交通费用。四是出现了“陪读家长”群体,当前许多农村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通常选择将小孩送到城镇上学。由于孩子年纪尚小,缺乏自理的能力,家长就会在城镇租房子,专门陪孩子上学,从而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陪读家长”,增加了家庭的开支,耗费了家庭的劳动力,减少了家庭的收入。这些脆弱性因子使得农村家庭教育的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急剧增加,成为农村“因教致贫”的间接原因。
  (二)农村家庭在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脆弱性因子
  由于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素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观念,加之受到“学而优则仕”和“读书立命”的社会价值引导,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中国父母从来毫不含糊,达成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共识,为培养一个大学生,不惜一切代价,就算“砸锅卖铁”也无怨无悔。越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贫困家庭,越是盼望通过超负荷的教育投资让后代获得学业的成功,以期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地位的双重丰收。因而,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之后,农村家庭送子女继续上学的愿望仍十分强烈,期待子女能够通过上好的学校,提升自身的素质与能力,获得相应的谋生技能或找到稳定的工作。在这过程中,存在着很多“因教致贫”的脆弱性因子,成为 “因教致贫”问题的直接原因。具体表现在:
  1.高中阶段的额外教育成本支出。进入非义务教育阶段之后,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骤然增大,各种名目的教育收费层出不穷、数额巨大,如“赞助费”“择校费”“补课费”等,有的动辄数万。据重庆市政协的一份提案显示:重庆市某些中学收取“择校费”已进入市场化按质论价阶段。渝中区某些重点中学4万元/人(起步价),然后按低于分数线每10分加收5 000元计价;地处沙坪坝区的重庆市某重点中学1.6万元/人(起步价);南岸区某普通中学0.95万元/人(起步价);连三峡库区某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重点中学每个择校生也得交1~2万元[17]。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农村家庭虽知负担沉重,但仍勒紧裤带去择校,似乎只有进入重点中学,才有考上大学的希望。正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与家长之间的相互盲目攀比,导致很多农村家庭负债求学。
  2.大学相对高额的收费及固定学制的管理格局。一方面,高额的大学学费更加剧了农村家庭的成本负担,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根据《西部11省、自治区、直辖市城乡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显示,西部地区一个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一年的平均教育费用分别是421元、1 296元和2 805元,大学及以上学生的年平均费用为8 586元,西部地区居民的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1 633元。也就是说西部农村家庭要培养一个小学生和初中生,每年的费用占家庭年收入的4%和11%,培养一个高中生要花费年收入的24%,而培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则占家庭年收入的74%[18] 。近些年,独立学院及民办高校的高收费更是尤为突出,这样的教育成本支出对于收入较低的农村家庭而言,必然会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当前我国高校形成的以固定学制为核心的管理体系,能否正常毕业及获取文凭是就业市场认可的重要标志。因此,教育投入与文凭的获得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文凭的获得成为教育投入与收益的分界点,虽然获取文凭前的教育投入有助于子女未来收益率的提升,但极不显著。受教育者需要等到获得文凭之后,其收益才会变现且逐渐增加。如果中断学业,将会导致前期的教育投入付之东流,损失巨大,这决定了我国的教育投入具备“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显著特征,即使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不佳且投入巨大,农村家庭也会继续坚持求学直至获取文凭。在国外,高校普遍采取弹性学制,大学生可以中断学业,先工作,有条件时继续学业,这对缓解学生及其家庭的学习、生活压力是有效的,中国则不尽然,中断学业不仅丢家庭面子也丢学生本人面子,就业市场对此种行为也缺乏激励,反而认为该生可能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19],导致我国的高等教育投入的沉没成本巨大。   3.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失衡。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发展、提高国民素质等正向功能,由国家、学校、社会及个人共同分担教育成本是国际较为通行的做法。我国自1994年开始启动教育收费政策改革试点,到1997 年,全国范围内的普通高校实行全部大学生都缴费上学的全面“并轨”机制,其收费标准几年内一直浮动于3 000元左右[20] 。2000 年是高等教育收费猛烈增长的一年,那时每年的学费大约在5 000元左右。按现行高校教育收费的中等水平计算,一个大学生每年需支付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以及生活、学习用品的费用,大约在一万元左右[21]。从1994年至今,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涨了约20倍,而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不到4倍,学费的涨幅远远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22] 。而农村地区的教育补助机制、就业保障体系等相对落后,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失衡,在全国教育经费总的支出结构中,政府支出的比例、增速在不断下降,而居民的支出的比例、增速却在持续上升,加之农村地区社会的资助体系和保障制度不完善,家庭的抗风险能力相对更弱,普通的农村家庭更能感受到持续增加的教育支出所带来的沉重压力。
  (三)农村大学生在就业环节的脆弱性因子
  在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教育后,农村大学生终于完成学业,准备进入社会工作。此时农村家庭的教育投入似乎将会变现,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对于很多农村大学生而言,毕业即失业。许多农村家庭为了让孩子上学节衣缩食,四处打工,甚至负债累累,当终于熬到孩子临近毕业,生活似乎将“柳暗花明”时,他们突然惊醒地发现,就业难了,工资低了,为上大学不惜血本甚至倾家荡产的教育投入,得不到预期的收益,无法在短时期内偿还因教育而欠下的诸多债务,更别说实现命运的逆转了。农村家庭大量的教育投入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反而造成了家庭持久的贫困。在就业环节而言,农村家庭存在着诸多的脆弱性因子,具体如下:
  1.人才市场的供需比例发生了改变。随着我国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大学扩招以及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23]。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多,近些年我国经济虽迅猛发展,但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高端服务产业比例较低,对大学生就业吸纳能力有限,符合大学生需求的劳动岗位增加幅度远远小于高校毕业生的增长幅度,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大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大学生就业问题日趋严峻。再加上高校跨越式的发展路径,使得高等教育投入的速度赶不上扩招的速率,导致人均高等教育的投入减少,教学质量难以保证,部分高校还出现了专业师资匮乏及教学资源短缺的状况,人才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数量的增长与高校教学质量的相对下滑,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严峻程度。
  2.高校的就业政策发生了改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校毕业生实行的是“统包统分”的就业模式,毕业生就业十分稳定,而且待遇优厚,教育投资回报率很高,不会导致因教致贫。教育体制改革以后,我国的就业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以“供需见面”为主要形式、以“双向选择”为指导目标的就业政策,后来发展为“自主择业”的就业政策,国家基本上不再参与毕业生的就业环节,客观上促成了高校毕业生的激烈竞争格局,加大了就业压力和难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职业准入制度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就业的准入门槛不断提高,再加上高校的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多数专业实践性差,大学生的动手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社会适应力等还有待提升,就业竞争力较弱,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必须面对由“天之骄子” 到普通劳动者的转变,以往仅仅依靠学历优势获得工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致使许多大学生出现就业难的状况。
  3.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环节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在人才市场供需比例及高校就业政策发生改变的状况下,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在大学生就业环节中的比重不断增大。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就业及其质量的两大因素[24]。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城镇学生的就业能力明显高于农村学生,且在各个维度上均显著优于农村学生[25]。相比城市学生而言,农村学生及家庭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欠缺,人际关系网狭窄,求职路径及可借助的资源较为薄弱。在就业市场中,无处不在的就业歧视,缺乏公平的就业环境,限制了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农村出身、素质不高、不善沟通、心理素质不良、工作能力不强、缺乏文艺才能、家庭负担较重,这些借口都能成为用人单位拒绝录用他们的理由。考察当前的就业歧视状况,他们是就业歧视的最大受害者之一[26]。就业环节的诸多因素相互叠加,导致农村大学生就业资源不足、就业情商不高、就业能力不强,成为就业市场冲击最大的群体,致使农村大学生的就业难度很大,就业质量也难以保证。
  (四)农村大学生在工作后反哺家庭过程中的脆弱性因子
  即使农村大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获得一份工作机会,具有了稳定的收入保障,似乎农村家庭数十年的教育投资终于可以得到回报了,但现实并不是想象的这样简单。随着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强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起薪普遍不是很高,职业晋升空间有限,工作流动性较大。据北京大学相关课题组对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2007年大学毕业生月起薪平均值为1 798元,5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1 000~2 000元之间,8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800~3 000元之间,90%的毕业生月起薪在700~4 500元之间[22]。 大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工作所得仅够满足自身的生活开销,并没有更多的收入回报家庭,甚至有些大学生不仅不能够回报家庭,甚至在毕业之后仍然需要家庭的帮扶。即使部分农村大学生的劳动收入逐年提升,但农村大学生要想在城市生活,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除了支付高额的生活成本之外,还须考虑自身的组建家庭及养育后代的问题,后续的房贷、车贷及其子女抚养等开销,使得农村毕业生很难有剩余的收入反哺家庭。由于受到脆弱性因子的影响,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往往无法收回,村家庭的贫困状况得不到丝毫改善,反而使家庭变得更加贫困。   正是由于农村家庭在义务教育→非义务教育→就业→工作后反哺家庭等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脆弱性因子,致使“因教致贫”问题的动态形成过程日趋固化,导致很多农村家庭并没有因教育改变命运,反而使家庭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
  三、治理“因教致贫”问题的政策建议
  在这个“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时代,教育是富家强国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对农村基础教育设施建设的投入,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却相对不足,高校的办学条件与经费投入,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平均水平[27]。教育领域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近些年日趋严峻的“因教致贫”现象,使得广大农村地区“读书无用论”重新出现,不仅恶化了农村家庭的生活处境,动摇了教育的根基,葬送农村家庭脱贫致富的可能性;而且还会阻碍社会的合理流动,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带来阶层差异的代际传递,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平,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加重了整个社会的脆弱性。因此,需要从各个环节与层面去解决此问题。
  1.政府继续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并均衡分配优质教育资源。一方面,政府要继续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投入,合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强化教育公平,提高农村学校的教学水平,缩小农村和城镇的教育差距,并引导优质教育资源在城乡合理分配,缓解民众对高质量教育需求与农村优质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逐步消除教育发展不平衡因素,减少农村家庭的求学成本;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降低农村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农村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是“因教致贫”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不仅可以增加农村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而且可以强化教育领域的自我投资,实现家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力增加农民收入,较大幅度地改善农村家庭的生活境地,是治理“因教致贫”问题的重要举措。
  2.积极实施农村非义务教育改革,探索多元化的办学模式。为了使教育能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农村中学应及时调整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使其能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一方面,在高中阶段,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并使职业技术中学与普通中学在课程结构设置、教学内容、评估体系以及升学考试等方面形成互补的局面,为农村那些考不上高中的学生创造公平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受到一定程度的职业技术教育[28] ,这样不仅可以因材施教,也能实现教育的针对性与实用性,降低农村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要更新农民的教育观念,逐步消除他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提高他们对教育类型和学校选择的理性程度。政府鼓励农村家庭依据自身子女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类型与职业发展道路的选择,强化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契合社会的实际需求,增强职业教育的竞争力,提高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率,增强农村家庭对教育投资的信心。
  3.实现高等教育办学机制创新,优化高校专业结构设置,使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社会的发展总是超前于教育的,学生在学校学到的主要是理论而不是直接的技能,学生在进入社会以后还需要将理论转化为工作能力,而这种转化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很多学生无法适应社会的需要[8]。因此,必须引导高校按照社会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实现专业设置与课程安排的同步调整,避免大学毕业生专业性的结构化失业问题,鼓励依据高校科研优势,设置符合市场需求的特色专业,增加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高等教育办学机制,在坚持以国家和地方投资并管理高等院校为主体的情况下,应鼓励和支持国内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或各种基金、公共组织等与高校联合办学,实现办学主体的多元化[27]。这样不仅解决了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减轻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的财政压力;而且可以集中社会、企业等资金,投入教育,降低家庭对教育成本的分担比例,减少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减轻其经济压力,有助于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完善。
  4.严格规范教育收费行为,进一步完善教育资助体系。中、高等教育高昂的学费和学校的乱收费行为是“因教致贫”的直接原因,一直以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批评。高额的学费和教育的乱收费使得教育成本迅速增大,其幅度远远超过农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同时也超过了农村家庭的承受能力。因此,必须规范教育收费行为,强化各级学校的监督体制,向社会公示学校的各项收入许可,加大公众监督力度,有效遏止教育高收费、乱收费和教育腐败行为,切实减轻家庭负担。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要继续完善教育资助体系,健全助学贷款制度、勤工助学制度及贫困学生的帮扶制度,针对农村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增大农村大学生获得教育支持的途径,切实减轻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提高农村家庭抗风险的能力。
  5.健全针对农村大学生就业的扶助体系,推进就业体制创新。农村大学生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才踏进了大学校门,可谓是“鲤鱼跳农门”,在他们身上不仅要成就个人的志向,还肩负着身在农村父母亲戚的殷切希望,因此最终的就业就成为检验一切的标准[29]。高等教育承载着农村家庭期望子女改变自身及家庭社会地位,实现代际阶层的向上流动的教育功能。当前我国已进入就业人口压力的高峰期,为此,政府及全社会需要关注农村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破解农村大学生就业难。一方面,政府应该通过制定有效政策,完善各种激励、扶植创业的政策措施,确保就业公平公正,尽快消除不公平现象,降低家庭代际资本和关系资本不平等,使上一代的资源优势必须通过公平的渠道进行传递,为农村大学生提供一个较为通畅的就业渠道。另一方面,社会应该加强对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和心理辅导,减少农村大学生的就业压力,采取各项有效措施,提升农村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出台针对农村困难大学生的就业扶助手段,推动就业市场的法制建设,消除农村大学生求职过程中的各项歧视,扩大农村大学生的就业渠道,确保农村大学生共享就业信息资源,享有更多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进而形成积极而有序的就业市场,促进农村大学生的普遍就业。   四、结 语
  “因教致贫”作为一种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失范现象,不仅会干扰和冲击我国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会加剧“社会底层复制”的代际传递现象,诱发更多的社会公平问题,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是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因教致贫”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教育的正向功能,充分挥发教育对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本文从脆弱性理论视角出发,对农村“因教致贫”的动态形成过程及其脆弱性因子进行了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村因教致贫问题的诱因,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期为解决“因教致贫”现象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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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Education positively promotes the politic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the truthful proposition -“knowledge changes fate”seems to be a paradox in the vast rural areas in China, where the abnormal phenomenon “Poverty because of education” shows up in relatively large are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verty because of education”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eory of vulnerabil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vulnerability factors in the dynamic formation process of “Poverty because of education” and studies and discusses the phenomenon in rural areas to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o that it can provide some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resolving of “Poverty because of education”.
  Key words:rural Households;Poverty because of education ;theory of vuln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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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微观农场的调查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模型,对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适度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场经营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对其进行剥离性分析是合理的。其中,农场主文化程度、粮食种植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农场到镇中心距离与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农场主年龄、农田块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等变量的影响则是多元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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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位数回归方法(QR)对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的机制与路径进行研究,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对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对于高收入农户,支农贷款通过增加其经营性收入而使总收入增加;对于中等收入农户,支农贷款虽然增加了其牧渔林业收入,但是更大程度减少了经营性收入,总收入表现为下降;对于低收入农户,支农贷款仅被用于生活性消费支出,总收入水平下降。这说明,即使面临相同的融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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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SWOT为分析模型,分别对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和外部威胁进行统筹分析,认为家庭农场发展目前仍处在“幼年”阶段,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探索合理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包括:土地流转、多元化服务、信贷扶持、保险引导、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创优品牌诸方面在内的提升家庭农场发展的6项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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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摆脱贫困,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救助的价值追求与反贫困的目标高度契合,成为农村反贫困战略必须坚持的正确选择。剖析现有策略的不足,通过分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规定提出:完善社会救助法律链接;均衡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联动社会救助与就业机制;严格审核救助资格,实行分类施保和动态管理;拓宽救助资金来源渠道,健全资金监管制度。使社会救助策略在推动农村反贫困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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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内地政府主导的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而政府通过角色转变,与私营部门建立公私伙伴关系的共同参与,或许可以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制度选择。这方面的案例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澳葡政府和澳门旅游娱乐公司建立伙伴关系,顺利完成澳门新口岸土地的非农化任务。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创造的制度空间和私营部门的利益诉求成为公私伙伴关系的前提,彼此协作、利益协调和制度保障则是公私伙伴关系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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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既影响着农村的和谐稳定,又事关中国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的发展进程。在陕西南部的山区农村,由于农民的参政权利有限,参政渠道单一,参政范围狭窄,参政制度不完备,严重地影响了民主建设进程。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民间合作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改善农民政治参与环境,是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水平,推动整个农村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政治参与;山区农民;基层民主建设  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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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地颁证确权是土地产权改革的开端和基础。平顶山市农地颁证确权实践证明,若其缺乏创新将会导致农地违规案件的蔓延,引起“确权悖论”。任何忽视农户地权诉求的农地确权模式,不仅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产权创新的宗旨,而且恶化农地配置效率与社会公正,最终使以农地确权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改革受挫。因此,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对现行涉农土地制度进行革故鼎新,既是规避政府主导型确权模式,培育农户主导型确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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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大量的口述史料和期刊论文,对改革初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国营农场中建立家庭农场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分析表明,当时当地兴办家庭农场,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国营农场制度效率低下,生产经营负担沉重,职工生活困难重重。由于变革现存制度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潜在利润,加上生产技术水平高、制度创新成本较小、外部环境不断优化等有利条件,家庭农场才得以陆续成功兴办。因此,必须出于一定的客观动因,出于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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