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岩:我们不仅仅是一支航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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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前,乔岩的办公室里堆了一地打包好的搬家纸箱。大疆传媒经过4年的团队扩充,北京三里屯外交公寓大院里的这幢三层小楼已经显得局促。“年后,我们会全部搬到新的位于798的办公区。”乔岩说。如果说,办公区的扩大可以算是一家公司正处上升期的表征,那么在采访中,乔岩对这几年工作的回忆,以及目前大疆传媒目前的运营状况,可以让人确认,在无人机技术突飞猛进的这个阶段,大疆传媒的业务也在呈现八爪鱼式的多项发展,而且有了新的着力点。
  5年前,乔岩从电视台离职,加入“大疆创新”的子公司“大疆传媒”担任CEO,并迅速组建起一支平均年龄在二十六七岁,但均具有视频制作经验的团队。他认为这是大疆传媒起步的优势,同时背靠大疆创新,有着市场最顶尖的技术支持,这也让他们在团队创建之初将目标定位“要做中国最棒的航拍团队”。几年来,大疆传媒参与了多部国内一线导演如张艺谋、韩寒等的电影摄制,承接中央电视台合拍纪录片《航拍中国》,合作的商业品牌以及参与的商业合作项目也都是各行各业的优质客户。如果目标只是做一只航拍团队,那可能真的不难。但面对无人机技术的飞速迭代以及相应发生的市场环境变化,乔岩对大疆传媒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考量。“我现在不想将大疆传媒定位为一只航拍团队,自主创作、企划的工作已经并且在以后也会成为我们的优先工作内容。”

  2015年,大疆传媒开始自主策划并制作人文纪录片《最美中国》,深入中国全境,纪录中国的人文地理和社会变迁。这也是乔岩和团队的一个新挑战。“航拍是这部纪录片的亮点,但是仅仅航拍肯定不够。”乔岩介绍这部纪录片从最开始的创意、分镜头脚本、现场拍摄,后期制作、配乐等环节,都是大疆传媒自主创意完成。目前《最美中国》已经完成了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录制与播出,在优酷平台上总流量超过1.2亿,而整个项目预计拍摄四季。而这部纪录片的海外版也正在制作中,作为总导演,乔岩希望能与英国剪辑师合作制作一个大约120分钟的版本,以获得更大的海外影响力。
  应该说,要了解当下商业航拍市场的生态以及航拍团队的生存状况,大疆传媒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过去几年商业航拍市场风生水起之时,它的名字频频出现;而当商业航拍出现报价渐渐走低的市场苗头时,乔岩给自己和大疆传媒的发展定下了新规划——“创造自己的IP”,并突破以往“只是一个航拍团队”的行业印象。航拍仍是基因,但是他们已经有了新的目的地。
  大疆传媒与大疆创新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主要负责哪方面的业务?
  乔岩:大疆传媒是大疆创新的全资子公司,但主营业务不一样。大疆传媒的业务,一部分是负责大疆自己专业产品线的市场活动,现在国内很多一线导演、摄影师的关系我们也在维护。还有一部分是商业拍摄,电影、综艺、广告、纪录片、飞行表演等,在这个领域中我们是最好的团队之一。同时还有一部分航拍培训工作,以及会定期举办活动。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近几年大疆传媒最重要的一个新业务内容,就是自主创作《最美中国》纪录片。

  除了上面提到的我们是全资子公司,如果说关系我觉得还有另外一层,可以说大疆传媒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大疆创新。
  为什么说两者之间是种竞争关系?
  乔岩:这要从大疆传媒的发展说起。其实在2013年左右起步的时候,市场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大疆,也不知道大疆品牌能给航拍市场带来哪种服务,或者有哪些独到之处。那阵大疆出的设备有一款叫S800 ,一个六旋翼的飞机,下面挂了一个Z15云台。而我也认为那款云台比较完美解决了航拍中高频、低频防抖问题,是个改变业界的产品。

  所以,我们在2014年开始与电影合作的时候,实际上承担的是大疆产品的市场推广者角色。那时候大家会问“这个无人机能拍电影吗?”“它的画质能达到标准吗”,我们通过一个个案例,让这个圈子慢慢了解和承认大疆创新的产品。后来,“大疆”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品牌优势,降低谈判成本。在那个时候,无人机航拍刚刚出来,一天的拍摄报价最高能达六七万,当时我们觉得靠航拍养公司就够了。
  但之后,大疆的产品价格越来越低而且功能越来越多,比如当“精灵”系列出现,“悟”系列出现之后,很多原先需要一两个飞手配合,比较难的飞行技巧,如热点环绕、追踪等,机器都可以自动解决了。所以拍摄的门槛就一直在降低,一下子把普通人也拉进了航拍的圈子。所以无人机卖得越好,航拍市场上的价格也就成倍下跌。

  目前,航拍更適合两三个人的小团队作战。比如一个客户有几万块钱的预算拍航拍镜头,那不如就买一套目前市面上最好的航拍机器,找一两个人来操作。但换个角度,我认为这也是大疆创新最厉害的地方,不是说大疆发明了无人机而是说它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装备变成了几千块的设备,让普通人也能买到。
  所以,产品越便宜,航拍市场就会变成红海。但这也是行业繁荣的一种表现。
  面对你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你们会调整发展路线吗?   乔岩:首先航拍团队会变得两极化,而我们肯定要做最上面那一级。比如,对一部电影来说,支付航拍设备、团队的那些钱对剧组来说不算什么,最贵的是时间,也就是一天支付给整个剧组包括导演、演员等各种各样的人要几百万。所以他们要求高效,保质保量。也就是说,航拍团队要能准确地理解导演和创作团队的意图,能明白现场要什么,然后保证拍出来的东西既按时又没问题,这就是对飞手技术之外的要求了。因为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早,团队中的航拍导演、飞手也都有经验,所以这是我们的优势。目前,大疆传媒下面的航拍团队已经可以独立完成、运转,不需要太操心。

  现在,商业合作只是我们1/3的业务,2/3甚至更多是大疆传媒的自主创作,其中体量最大的就是2015年的《最美中国》,这是一部长篇纪录片。我们预计要拍摄4季,目前已经完成第一季26集,第二季12集的拍摄播出,正在进行第三季与第四季的拍摄。同时我们也会与英国制片人、剪辑师合作,准备完成《最美中国》海外版120分钟的制作。
  大疆传媒的拍摄团队有多少人?
  乔岩:整个团队30人左右,航拍团队20余人。我1983年出生算是年龄最大的,团队平均年龄在二十六七的样子。
  为何特别看重《最美中国》的拍摄?
  乔岩: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我觉得一家公司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我们要干的事情是不是长远。比如《最美中国》,我们会思考,在中国什么是最美的东西、最美的人、最美的风景、最美的故事?而这里面,又有哪些最代表中国?我希望团队能够花几年时间,把这些安心地记录下来,保留一些珍贵的画面,这个意义远大于去拍几个广告。其次,就像大疆的工程师花时间打磨产品然后量产,大疆传媒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呢?可以说是版权,《最美中国》里面的素材和内容版权都是我们自己的,有时它可以创造更大价值。第三方面,在创作中可以带团队,培养团队。纪录片每一集的拍摄都能让我们自己的导演有一些进步,有一些成长,这样最后才能实现建立一支创作型团队的目标。
  那你对拍摄团队会有哪些要求?
  乔岩:首先,要尊重常识,尊重时代。学会在纪录片里面说人话,不要总是用“戴帽子”的词汇。其次,要学会讲故事,知道如何才能打动人心。比如有时候需要航拍,而有的故事情节用航拍根本不合适,堆砌空镜头对整体叙事没有帮助。再进一步,就是要培养出自己的风格和气质。不过,由于我们的导演团队经常和这个行业里最好的导演和摄影师交流,也学习不少,所以在技术上我不是很担心。如何讲故事,是现在的核心问题。不过航拍的占比还是要比一般纪录片多,大约在30%以上,这是我们的优势与亮点。

  纪录片好拍还是电影好拍?
  乔岩:肯定电影好拍。说起来,一个团队和哪些名导演合作过,是比较好听,但我也觉得有点“虚”。比如说我们和韩寒合作《后悔无期》时,拍摄时飞手只要将无人机飞到合适的高度,充当一个“活机位”,记录场景情节完成就可以了。
  但纪录片就不一样。我们在做《最美中国》时,前期策划就将近一年时间,确定纪录片以节气为拍摄线索,然后里面安插重要的少数民族节庆、重要的地标、重要的事件。在拍摄时,需要每个飞手都有导演意识,比如要设计画面从哪起飞,从哪落下。
  团队挺辛苦的,有一次他们在江西拍摄,都知道清晨和傍晚拍出来最好看,最后大家拿回来一堆江西清晨色彩斑斓的样子,你说这些画面怎么用?还是要从故事主题和画面信息量的角度考量。所以,现在每集拍摄都配备一名专门的导演,现场检查画面,同时他也会整体考慮后期要怎么调色等。
  《最美中国》已经播出了两季,从市场角度考量的话,它赚钱吗?
  乔岩:首先,我觉得对大疆传媒来说特别好的一点,是大疆创新从来没有希望靠大疆传媒来赚钱。之所以我们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因为老板本身他是做事的人,并不是说你要靠这样一个纪录片赚多少钱,而是认为它是有长远价值的。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拒绝了一切商业合作,所以基本上是大疆、优酷和一家叫奥创的公司一起投资拍摄的。在第二季,我们引入了一些商业合作伙伴。
  无论未来这部纪录片是作为一份资料也好,一份素材也好或者有可能拿一个纪录片类型的奖项,我觉得对一家公司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现在商业航拍的市场环境有何看法?
  乔岩:很多人说大疆传媒不太一样,或者说显得比别的团队要更专业,我是认可的。因为专业首先是拿钱和时间堆出来的。有时候,专业和赚钱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起码在当下国内的市场环境中,是这样的。就拿航拍举例,有时候导演找到我们,我会主动告诉他,你预算这么紧张、时间这么紧张,满足你需求使用小型无人机就行。对方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有专业大机器啊?但我们都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的,用大型无人机,成本高,而且拍电影时操作不好是会出很多麻烦,我们不会为了抬价而推荐不合适的机型。我觉得大疆创新的创始人汪滔有一句话特别好,公司最聪明的人都在选人,都在找合适的人。所以大疆传媒也希望找到一群有共同思想,共同价值观的同事一起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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