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歌曲是校园里的主旋律，现今，这样的主旋律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尴尬处境之中。除了特别举行的校园歌曲大赛，校园歌曲的一个重要阵地就是课前十分钟的班级合唱时间。在此时间段内，从活动内容与形式安排的转向中，我们能看出校园歌曲遭遇到的这场内忧外患。所谓内忧在于活动形式已不在是单单的歌曲，而是集诗歌朗诵、课文背诵与讲故事等语文内容于一身。所谓外患在于即使在唱歌，内容也变成了诸如《两只蝴蝶》，《2002年的第一场雪》，《老鼠爱大米》这样的流行歌曲。当然城市的重点学校，由于音乐师资比较好，校园歌曲能得到一定的传唱，但难以摆脱“内忧”。而音乐师资不太过硬的学校，“外患”就表现得很严重。当我们看见一张张稚嫩的小脸在合唱各种“靡靡之音”时，不难想象校园歌曲的“不幸”，但这样的“不幸”的缘由并不在于它的“不争”。其中的缘由很难逐一归纳。但有两点主要原因必须引起我们的必要注意。在青少年发育的重要阶段，家庭与学校教育中的内容并未占领先机，反而，社会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要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多。尤其是现在的传媒这么发达，学校教育并未因势利导，而任其自然的结果之一就是校园歌曲的淡出。这是其一；其二，我们缺乏一种校园歌曲的正面推广机制。这就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师资，课程，教材等不一而足。
　　校园歌曲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来说并不是可有可无。当年的《让我们荡起双桨》，《读书郎》，《卖报歌》等校园歌曲曾经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昨日的校园歌曲在今日已成为经典，那么明日的经典怎么产生呢？我们有经典在今日产生的自信吗？也许有人会说校园歌曲是老土，没有流行歌曲那样的“酷”劲。但我想说流行歌曲“酷”了“一时”，“酷”不了“一世”。“酷”是速食时代的词汇，速食的对象也只能是“快餐”，“大餐”需要校园歌曲来承担。让成长中的青少年放弃“大餐”而选择“快餐”，也许太“酷”了，这里是“残酷”的“酷”。
　　当然，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孩子在当时也唱流行歌曲，但当时没有出现校园歌曲的“大厦”全面坍塌的局面；固然，上一代总要集体无意识地称下一代为“垮掉的一代”，但剥离这层集体无意识的“面纱”，社会优秀文化的传承尚需提上议事议程。不能以时代的特色否定某种经典的传承。也许有人会说不唱校园歌曲是让孩子尽快一点适应社会，跟上社会节奏的需要，本来社会是“某种样子”的，学校老是筑起学校与社会隔离的围墙，属于不明之举。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能否完全取消这一问题（问题一）。“完全”一词给笔者的反驳带来了无穷的方便，只要稍稍提及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例子就能证明学校与社会的距离有存在的必要。同时，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游行也只是一种“准完全”地取消，试问，倘若游行队伍不冠之以“学生”的名号，岂不与社会上的流氓小混混无异，焉能得到工人队伍的支持进而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当然主张解构学校与社会距离论者不会与笔者较这份真，笔者只是言明学理上的逻辑。那么问题就进一步转化为：在社会与学校的两极，某个称做扮演教化青少年角色的地方究竟是离社会这极近一些还是离学校这极近一些的问题（问题二）。于是，问题二就进一步转化为“弘扬终极、普适价值”与“适应时代特色”两个并行不悖的价值观之间的博弈问题（问题三）。问题三在学理上的并行不悖并不否认在实践层面两者的“处处牵制”以及“狡猾”的政客用强调一个价值观来推脱另一种价值观的推行不力的责难问题（问题四）。问题四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但说明这一点有十足的必要。姑且不论逻辑上澄明的必要， 仅仅出于对实践的尊重（即抽象无有不对，具体很少不错）就有陈述的必要。
　　问题三本质上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而基于中国的国情，信仰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或曰：国人唯一的信仰就是“实用”。因而，要解决问题就需要用实用的逻辑来阐明。关于问题三，笔者主张前者即“弘扬终极、普适价值”的侧重须多一点。那么究竟什么算是终极、普适价值呢？答案就是《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中阐明的教育的四个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以及学会生存。教育的四个支柱也是教育存在的原因，这里不存在用功能分析取代因果分析的问题。因为悬置了第一次教育行为是缘何产生的问题，第一次教育行为的功能就变成了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教育行为产生的原由。因此，学校应扮演教化年轻一代社会成员的主角（理由一）。当然这只是问题二的回答“应离学校一极近一些”此种回答的必要而不充分条件。那么倘若加之“青年一代”的社会认知能力，判断能力以及行为能力尚处在雏形，尚需一个称做“港湾”的地方的庇护这一理由（理由二）。理由一与理由二共同决定了在社会与学校的两极，某个称做扮演教化青少年角色的地方应离学校这极近一些。由此，第二个问题就有了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便渐渐地明晰起来了，即学校尚有存在的必要，学校应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学校既然有一定的独立性，那么表现在校园歌曲这一点上，就须大力提倡，不然学校的相对独立性何处体现？
　　以上从理论上给出了校园歌曲何以存在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从正面的角度来言说的。以下给出校园歌曲无处坚守的危害。本来，一对男女生就是喜欢在一块，根本不存在成人世界所说的“早恋”。可是经成人世界一提醒（流行歌曲就起着一个成人世界提醒非成人世界的载体作用），在一块的男女生就无意识地进入早恋角色，尽管不能肯定这种早恋就是成人世界所认为的那种早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早恋没有自然恋爱合适。当然，把早恋的原因归结为是流行歌曲的原因是有失公道的，这里只是说明一种可能。发生在群体身上的概率可能是微乎其微，但发生在个体身上就是百分之百。此其一。其二，将上课准备时间花在朗诵以及讲故事等非音乐版块上，上课准备时间就有名无实了。从生理的角度上说，上课准备时间的存在有利于放松学生的神经，提高上课效率；从心理的角度上说，上课准备时间的存在有利于给予学生一种下课状态与上课状态的缓冲，这种缓冲较之对上课准备时间的“那种”运用对学习效率的贡献率大得多。上课准备时间最应干什么？答案是合唱校园歌曲。其三，校园歌曲能在潜移默化之中进行德育，没有了校园歌曲的传唱，德育就失却了一块难得的阵地。换种说法，校园歌曲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缄默知识，它有某种教育功能。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德育在当代业已遭遇困境，但我们不能以边际分析来代替有无分析，得出校园歌曲可有可无的结论。其四，对“校园歌曲传唱”在实践层面上“打折扣”执行，即在低年级还能认真传唱，而在高年级就显得有些做作。这是一种以结构分析代替过程分析的逻辑错误。这种错误的逻辑是：校园歌曲有那么几首，低年级传唱即可，何必挤占高年级本已寥寥的学习时间。姑且不论校园歌曲的陶冶功能，仅它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的调节功能就给予我们在高年级传唱的足够理由。
　　基于上述认识，我想一面教育行政部门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在靡靡之音未占领校园的时候，应以原先的校园歌曲让学生传唱之，而即使业已占领之后，教育行政部门积极的正视态度要比消极的回避好得多。另一面，应加大校园歌曲的创作力度和加强学校的音乐教育师资建设。这里就有一个保障的问题。即校园歌曲创作的承认问题和音乐教育的地位问题。而后者在今日学校“音乐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环境下更应得到重视。
　　（责任编辑刘永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