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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权力失去制约以后的日益狰狞贪婪，乃是当时社会普遍流氓化、社会伦理极度丑鄙扭曲、法律日益沦为“专制恶法”的真正源头。
亚里士多德曾引述柏拉图一句话：“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这话堪称法律思想史上的箴言。不过古希腊哲学家毕竟不知道后来的中国历史，所以他们对于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权力的恶质究竟能够膨胀到何等惊人程度，推想起来恐怕仍是力有不逮。本文以明代特务以“诱民犯罪”等最险恶手段为自己牟取私利为例，对上述命题提供一些有力的佐证。
明代司法权和警察权的黑社会化
描写东厂、锦衣卫的影视作品多年来层出不穷，让大家知道了明代近三百年始终是个特务横行的时代。“中国皇权政体发展后期的日益专制与特务政治间的互动”是个大题目，这里无法详论，但仅从成千上万特务们明火执杖欺凌压榨百姓时，其手段的五花八门、诡诈阴毒之极，今人已经不难体会出：在权力如此穷凶极恶、越来越失去制约的前提下，这个老大帝国究竟是如许多学者一厢情愿那样，正在迎来“社会近代化的曙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还是像黑格尔曾对斯巴达命运所下定义那样，只能在“下贱的贪欲之中，造成了一种下贱的灭亡”。
明代皇权出于绝对专权的需要，精心炮制出庞大复杂的特务组织以牢牢控制全国一切臣民；当这个权力怪兽因此大行其道、完全凌驾了国家常规司法机构时，其“权力基因”中的贪欲自然极大地膨胀开来。所以当时特务们搜刮敲诈民财时的恣意和疯狂真是让人胆战心惊。而如此疯狂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直接听命于最高权势者的特务充分“黑社会化”。
其路径主要有二：一是特务头子们(总是由皇帝的家奴充任)与黑帮结成死党。以本文“图1说明”提到的明武宗御马监大太监于经为例：当时的“大盗”张茂势力浩大，家里“高楼重屋，复壁深窖”，专门藏纳亡命徒杀人越货。这个黑道头子张茂就与于经、张忠、谷大用等人的宦官集团关系极深、结拜为兄弟，甚至通过宦官牵线而出入“豹房”(专供明武宗淫乐的场所)，成为朱厚照骄奢淫佚的伴当，于是张茂如鱼得水，“乘间为盗如故”。即使后来他的黑道生意屡被地方官袁彪抓个正着，但在权势羽翼下他依然安然无恙——宦官张忠在酒席上当面告诉袁彪：“张茂是我兄弟，你必须对他网开一面。”身为朝廷命官的袁彪只好“唯唯而已”。(《明史·马中锡传》)
权力黑社会化的又一路径，是当时权势最大的宦官衙门、特务衙门，都大量网罗地痞流氓充当打手(总人数至少有几十万)，以便更疯狂地聚敛民财。《明史·刑法志》记载：势焰遮天的东厂特务专门收买京城的地痞，令他们四出打探殷实人家的隐秘，一旦有消息就告知东厂头目，由其视消息多少和价值大小，向流氓们支付赏金，这叫做“起数”或“买起数”。
随后东厂特务就闯入该人家勒索讨价，这种敲诈方式叫做“打桩”。如果被害人知趣地给足银钱、又没有什么确凿把柄捏在东厂手里，则可以将他们打发走；但如果贿赂的数额令特务们稍有不满，就要立时施刑，用比通常刑讯惨毒十倍的方法折磨人质，这叫做“干酢酒”。尤其是这些东厂特务还逼迫严刑之下的受害者，让他再凭空诬陷一连串的富足人家。而这些被无辜殃及的人家如果给足金银，就风平浪静；但若稍有吝啬，则会被关进锦衣卫狱(又称“诏狱”、“北狱”，是远比一般衙门牢狱更残酷黑暗的特务监狱)，甚至马上丧命––––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时法律的权威、尊严、程序和公正原则等等都完全被统治者踩在脚下，从而使司法权彻底蜕变为专制集团疯狂聚敛的工具。
特务们诱民犯罪的手法
由于“权力黑社会化”使得“权力暴利”日益惊人巨大，所以当时流行的一个刺目社会现象，就是特务和流氓们(当时称流氓为“土棍”、“赤棍”、“流棍”、“棍徒”等)竞相暴富，晚明著名学者祁彪佳记述：
(东厂)用银而买事件，得贿而鬻刑章。无籍之凶恶，辄多倚藉以投充。……于是飞诬多及善良，赤棍立致(家财)巨万!
这反过来极大地刺激特务流氓们发明出更多敲诈陷害百姓的方法，于是“诱民犯罪”(即设置种种诡诈的圈套，让无辜者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只能落入衙门的陷阱，只好倾家荡产祈求特务们开恩)，也就大行其道。比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吏部侍郎冯琦描述当时宦官“税使”之歹毒：
所随奸徒，动以千百。……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矿窃矿，或诬之贩盐盗木。布成诡计，声势赫然；及其得财，寂然无事。小民累足屏息，无地容身。
由于这种“布成诡计”已经是势倾天下，所以当时人们陈述特务政治如何极端暴虐无耻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随处都有类似的悲诉：“罪状未明，而先没入其赀财”；“阴谋巧计，无所不至”；“触处设阱，被害者吞声饮恨!”
看一则例子即可知这类“触处设阱”的防不胜防：明末《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中有篇故事名为《骗来物牵连成祸种》，其中描写税监衙门的走狗“王司房”为给太监头子送礼，要买孙监生的一件古鼎。而孙监生开着当铺，家境富足，执意不卖。这下惹恼了王司房，他用计谋将违禁品低价典入孙氏当铺，待孙家失查上当，立刻派走卒去“抄赃”敲诈：
不容分说，跳进柜来，拿过(玉带)一看，道：“有贼了!”就外边走上七八个人来，把当(铺)里四五人一齐拴下，道：“这带是司房王爷代陈爷买来进上的，三日前被义男王勤盗去，还有许多玩器。如今玉带在你这里，要你们还人，还要这些赃物!”
把这个当(铺)中人惊得面如土色，早已被拿进府中。先见两个小掌家内相(即太监)，王司房过去讲了几句，那小内相叫：“抓过来!”先是一人一套(大刑)：四十京板、一拶、一夹，要他招赃。
这凶如恶虎的阵势把孙监生吓得魂不附体，只好百般哀求王司房“收局”，而后者一直等到孙监生将古鼎拱手献出、并附送数百两银子才肯罢手。
大家很容易看出，特务衙役们诈骗手段之娴熟已经炉火纯青，所以故事中满篇都是“放火”、“收火”、“设局”、“收局”等等生动的描述语汇，小说作者更总结说：“鬼域纷纷满世路”；“谁识奸谋深似海!”
而从诸如此类的案例和本文“图片说明”的介绍中可以看得更清楚的是，这种“鬼域纷纷满世路”并非流氓地痞和流氓文化自身具有覆盖社会的能量，而是由于权力流氓化的强大驱动，为社会流氓化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疯狂势能。也就是说：统治权力失去制约以后的日益狰狞贪婪，乃是当时社会普遍流氓化、社会伦理极度丑鄙扭曲、法律日益沦为“专制恶法”的真正源头。
16～17世纪中西法律史的比较说明了什么
不论世界什么地方，如果失去了国民天赋权利和社会正义等的有效制约，权力都必然要坠入诡诈和野蛮的深渊。仅以“诱民犯罪”而言，它也不是明朝特务的专利，否则西方法律学中就不会有“Entrapment”(意为“陷阱”、“下套儿”、“钓鱼”，常指司法者故意诱使国民犯法)等等与“设局”、“收局”同样生动的语汇。但即使如此，宪政法治制度仍在整体上阻断了社会沦入“鬼域纷纷满世路”的危险。而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在制度建构的起点上，就规定必须设置对统治权力的刚性制约，即早在17世纪洛克阐明的：
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这样，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不致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政府论》下篇第137段)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根本支点，所以司法过程中防止诱民犯罪的一切具体保障(比如陪审团制度，案件审理过程必须对国民公开而禁止黑箱操作，证据只有经合法程序获得才能在法庭生效，被告及其律师与证人的对质权、对证据和相关指控的质证抗辩权都是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等等)才有了立足的基础。以西方法治史上的这种源流对比16～17世纪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就不难发现许多我们应该认真体会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曾引述柏拉图一句话：“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这话堪称法律思想史上的箴言。不过古希腊哲学家毕竟不知道后来的中国历史，所以他们对于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权力的恶质究竟能够膨胀到何等惊人程度，推想起来恐怕仍是力有不逮。本文以明代特务以“诱民犯罪”等最险恶手段为自己牟取私利为例，对上述命题提供一些有力的佐证。
明代司法权和警察权的黑社会化
描写东厂、锦衣卫的影视作品多年来层出不穷，让大家知道了明代近三百年始终是个特务横行的时代。“中国皇权政体发展后期的日益专制与特务政治间的互动”是个大题目，这里无法详论，但仅从成千上万特务们明火执杖欺凌压榨百姓时，其手段的五花八门、诡诈阴毒之极，今人已经不难体会出：在权力如此穷凶极恶、越来越失去制约的前提下，这个老大帝国究竟是如许多学者一厢情愿那样，正在迎来“社会近代化的曙光”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还是像黑格尔曾对斯巴达命运所下定义那样，只能在“下贱的贪欲之中，造成了一种下贱的灭亡”。
明代皇权出于绝对专权的需要，精心炮制出庞大复杂的特务组织以牢牢控制全国一切臣民；当这个权力怪兽因此大行其道、完全凌驾了国家常规司法机构时，其“权力基因”中的贪欲自然极大地膨胀开来。所以当时特务们搜刮敲诈民财时的恣意和疯狂真是让人胆战心惊。而如此疯狂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些直接听命于最高权势者的特务充分“黑社会化”。
其路径主要有二：一是特务头子们(总是由皇帝的家奴充任)与黑帮结成死党。以本文“图1说明”提到的明武宗御马监大太监于经为例：当时的“大盗”张茂势力浩大，家里“高楼重屋，复壁深窖”，专门藏纳亡命徒杀人越货。这个黑道头子张茂就与于经、张忠、谷大用等人的宦官集团关系极深、结拜为兄弟，甚至通过宦官牵线而出入“豹房”(专供明武宗淫乐的场所)，成为朱厚照骄奢淫佚的伴当，于是张茂如鱼得水，“乘间为盗如故”。即使后来他的黑道生意屡被地方官袁彪抓个正着，但在权势羽翼下他依然安然无恙——宦官张忠在酒席上当面告诉袁彪：“张茂是我兄弟，你必须对他网开一面。”身为朝廷命官的袁彪只好“唯唯而已”。(《明史·马中锡传》)
权力黑社会化的又一路径，是当时权势最大的宦官衙门、特务衙门，都大量网罗地痞流氓充当打手(总人数至少有几十万)，以便更疯狂地聚敛民财。《明史·刑法志》记载：势焰遮天的东厂特务专门收买京城的地痞，令他们四出打探殷实人家的隐秘，一旦有消息就告知东厂头目，由其视消息多少和价值大小，向流氓们支付赏金，这叫做“起数”或“买起数”。
随后东厂特务就闯入该人家勒索讨价，这种敲诈方式叫做“打桩”。如果被害人知趣地给足银钱、又没有什么确凿把柄捏在东厂手里，则可以将他们打发走；但如果贿赂的数额令特务们稍有不满，就要立时施刑，用比通常刑讯惨毒十倍的方法折磨人质，这叫做“干酢酒”。尤其是这些东厂特务还逼迫严刑之下的受害者，让他再凭空诬陷一连串的富足人家。而这些被无辜殃及的人家如果给足金银，就风平浪静；但若稍有吝啬，则会被关进锦衣卫狱(又称“诏狱”、“北狱”，是远比一般衙门牢狱更残酷黑暗的特务监狱)，甚至马上丧命––––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时法律的权威、尊严、程序和公正原则等等都完全被统治者踩在脚下，从而使司法权彻底蜕变为专制集团疯狂聚敛的工具。
特务们诱民犯罪的手法
由于“权力黑社会化”使得“权力暴利”日益惊人巨大，所以当时流行的一个刺目社会现象，就是特务和流氓们(当时称流氓为“土棍”、“赤棍”、“流棍”、“棍徒”等)竞相暴富，晚明著名学者祁彪佳记述：
(东厂)用银而买事件，得贿而鬻刑章。无籍之凶恶，辄多倚藉以投充。……于是飞诬多及善良，赤棍立致(家财)巨万!
这反过来极大地刺激特务流氓们发明出更多敲诈陷害百姓的方法，于是“诱民犯罪”(即设置种种诡诈的圈套，让无辜者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只能落入衙门的陷阱，只好倾家荡产祈求特务们开恩)，也就大行其道。比如万历二十七年(1599)吏部侍郎冯琦描述当时宦官“税使”之歹毒：
所随奸徒，动以千百。……富民更蒙毒害：或陷以漏矿窃矿，或诬之贩盐盗木。布成诡计，声势赫然；及其得财，寂然无事。小民累足屏息，无地容身。
由于这种“布成诡计”已经是势倾天下，所以当时人们陈述特务政治如何极端暴虐无耻的文献汗牛充栋，其中随处都有类似的悲诉：“罪状未明，而先没入其赀财”；“阴谋巧计，无所不至”；“触处设阱，被害者吞声饮恨!”
看一则例子即可知这类“触处设阱”的防不胜防：明末《别本二刻拍案惊奇》中有篇故事名为《骗来物牵连成祸种》，其中描写税监衙门的走狗“王司房”为给太监头子送礼，要买孙监生的一件古鼎。而孙监生开着当铺，家境富足，执意不卖。这下惹恼了王司房，他用计谋将违禁品低价典入孙氏当铺，待孙家失查上当，立刻派走卒去“抄赃”敲诈：
不容分说，跳进柜来，拿过(玉带)一看，道：“有贼了!”就外边走上七八个人来，把当(铺)里四五人一齐拴下，道：“这带是司房王爷代陈爷买来进上的，三日前被义男王勤盗去，还有许多玩器。如今玉带在你这里，要你们还人，还要这些赃物!”
把这个当(铺)中人惊得面如土色，早已被拿进府中。先见两个小掌家内相(即太监)，王司房过去讲了几句，那小内相叫：“抓过来!”先是一人一套(大刑)：四十京板、一拶、一夹，要他招赃。
这凶如恶虎的阵势把孙监生吓得魂不附体，只好百般哀求王司房“收局”，而后者一直等到孙监生将古鼎拱手献出、并附送数百两银子才肯罢手。
大家很容易看出，特务衙役们诈骗手段之娴熟已经炉火纯青，所以故事中满篇都是“放火”、“收火”、“设局”、“收局”等等生动的描述语汇，小说作者更总结说：“鬼域纷纷满世路”；“谁识奸谋深似海!”
而从诸如此类的案例和本文“图片说明”的介绍中可以看得更清楚的是，这种“鬼域纷纷满世路”并非流氓地痞和流氓文化自身具有覆盖社会的能量，而是由于权力流氓化的强大驱动，为社会流氓化提供了源源不尽的疯狂势能。也就是说：统治权力失去制约以后的日益狰狞贪婪，乃是当时社会普遍流氓化、社会伦理极度丑鄙扭曲、法律日益沦为“专制恶法”的真正源头。
16～17世纪中西法律史的比较说明了什么
不论世界什么地方，如果失去了国民天赋权利和社会正义等的有效制约，权力都必然要坠入诡诈和野蛮的深渊。仅以“诱民犯罪”而言，它也不是明朝特务的专利，否则西方法律学中就不会有“Entrapment”(意为“陷阱”、“下套儿”、“钓鱼”，常指司法者故意诱使国民犯法)等等与“设局”、“收局”同样生动的语汇。但即使如此，宪政法治制度仍在整体上阻断了社会沦入“鬼域纷纷满世路”的危险。而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它在制度建构的起点上，就规定必须设置对统治权力的刚性制约，即早在17世纪洛克阐明的：
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这样，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被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不致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所诱惑……(《政府论》下篇第137段)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根本支点，所以司法过程中防止诱民犯罪的一切具体保障(比如陪审团制度，案件审理过程必须对国民公开而禁止黑箱操作，证据只有经合法程序获得才能在法庭生效，被告及其律师与证人的对质权、对证据和相关指控的质证抗辩权都是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等等)才有了立足的基础。以西方法治史上的这种源流对比16～17世纪中国的法律和社会，就不难发现许多我们应该认真体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