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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伦斯是一位致力于描述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以期拯救西方工业文明的作家，他的作品一贯保持着这一特色。本文试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其中篇力作《狐》，从而揭示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统治者对自然与女性的统治间存在某种密切的联系。同时引起读者对于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人类若要和谐发展，就必须尊重自然，重建男女两性间的和谐关系。
关键词： 《狐》 生态女性主义 父权制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bert Lawrence，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家。“他极度厌恶生活中理性与理智的专制统治。对于他来说，最美最伟大的来自于人的内心，而不是科学和社会的进步”。［１］（４０７）因此他的小说着重于描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如何地践踏自然，扼杀人性，并造成人性的扭曲。在劳伦斯看来，拯救西方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回归自然，建立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和谐关系。
《狐》是劳伦斯的一部中篇杰作，该书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主旨，依然是探讨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该部中篇小说，国内一些评论家有的从小说的主题与象征意义来阐释文本，也有一些评论家则讨论了小说中男女两性在自然文化中的生存模式，而鲜有评论家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该小说。笔者在此将运用这一独特视角来展示男权中心主义对自然与妇女的双重压迫，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只有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才不至于走向毁灭。
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在《女人和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生态女性主义者就尝试寻求这种直接的关系：父权制世界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号召结束各种各样的压迫，声称只有尝试解放自然，解放妇女（或任何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尝试才能获得成功”。［２］（１９）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就深化了：父权制不仅是妇女问题的根源，而且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开始在美国渗透到文学界。它同时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的方法，从女性和自然的双重视角来研究文学与自然、女性的关系，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旨在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探讨文学中两种压迫的联系，深化对父权制文本的批评。
小说开头读者就会注意到两位女主人公只有姓没有名：“人家通常只知道这两个姑娘的姓：班福德和马奇。”［３］（４２）女性代表了父权统治下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她们在公共场合被迫缄默，长期处于男性文化的桎梏之下。班福德和马奇组成了一个没有男性的小社会，但是很快就有一位男性入侵者打破了她们平静的生活。亨利一到农场的感慨就是：“这地方需要一个男人。”［４］（５３）亨利，这个父权制社会男性的代表，一在农场安顿下来，就开始盘算着占有这个农场。于是他想到了向马奇求婚这一捷径，占有马奇就可以占有农场。但是他又想到如果贸然行事的话，可能会遭到拒绝，于是“他不得不缓慢进行。他不得不一下子逮住她，像你出去打猎时一下子逮住一头鹿或是一只山鹬那样。要是你出去走进森林，对鹿说：‘请你冲着我的枪口倒下。’那准没用。不成，这是一场迂缓、微妙的战斗”。［５］（６０）在亨利看来，他可以像利用猎物一样来利用女性而达到他的目的。既然他可以捕获野兔、野鸭来做食物，那他也可以“捕获”马奇来获得农场。自然与女性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供他利用，这是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鲜明体现。而当亨利偷听到班福德劝马奇不要接受他的求婚时，他十分生气，拿起枪就去寻找可以让他射击的东西。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只是他发泄的工具。也就是在那个夜晚，他杀死了让马奇精神恍惚的那只狐，并残忍地剥下它的皮。事实上班福德最后的结局也是和这只狐一样：被亨利残忍地设计杀害。早在亨利打死狐狸的那个晚上，马奇就梦到班福德死了，出于无奈，她用狐皮来裹班福德的尸体。这个梦是极具象征意味的，狐和班福德，即自然与女性，成为这个男权中心主义者的受害者。狐只是作为亨利的一个发泄工具而被杀死，而班福德则是阻碍他占有农场获得马奇的一根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设计杀害班福德来拔掉这根刺。当班福德被倒下的大树击中时，亨利就像在注视着自己击中的一只大雁一样。他毫无怜悯之心，对待一位曾好心收留他的女性就像对待大自然间的动物——一只大雁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充其量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只动物，她们的生死完全掌握在男性统治者手中。而男性统治者们总是试图占有身边的一切，包括自然与女人，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拥有对他们的绝对统治权。一旦有像班福德这样的女性敢于挑战他们的权威，或挫败他们的计划，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像捕杀猎物一样杀害这些女性。可是并不仅仅满足于占有女性的身体，他们还希望女性把她们的命运都交到他们的手中，完全丧失她们的思想和独立。“他不想要她再注视，再观看，再理解了。他想要用面纱把她这女人的心灵覆盖起来，像东方人用面纱把女人的脸覆盖起来那样。他想要她把自己托付给他，让她的独立精神安然睡去。……他想要使她屈服、顺从，从她奋发的知觉中盲目地消逝。他想要夺走他的知觉，使她只是他的女人。只是他的女人。”［６］（１１３）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亨利希望马奇没有独立精神并完全地屈服于他。他只是把马奇作为自己拥有的一件财产对待，把她下降到从属于他的地位，作为他的一个附属物，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独立性。这种做法是父权社会中男性统治者们的惯用手法。而亨利不论是想对农场的占有还是为此引起的想要对马奇的占有，都表明了男性对于控制自然和女性的那种强烈欲望。
在东西方文化中，妇女、自然和大地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关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西美尔早就指出：‘在女人身上，物种性的东西与个体性的东西是共生的。如果说，女人比男人更紧密、更深刻地同自然幽暗的原初根据（Urgrund）联系在一起，女人最本质、最富个体性的东西同样比男人更强烈地扎根于最自然、最普遍的保障类型统一的功能。’”［７］（１８）在西方，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由于自然与人文的分裂与对立，理性主义哲学的引导，人类自称为世界的中心，是自然的主宰，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权利。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者指出，其实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男权中心主义。自然与女性的等同，从而使男性自然而然地对女性拥有绝对的权利。因为在男性统治者看来，控制女性也就是控制自然；自然可以任意开采为人类所用，女性也可以被控制被利用。可以说男性对自然与女性的统治是具有历史的紧密的联系的。
《狐》这部中篇小说可以说是表现生态女性主义者观点的一个完美范例，即：在父权制社会里，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征服错误地交织在一起。亨利在对待两个女性，班福德和马奇时就像对待自然界的猎物一样。占有马奇就像是捕鹿，而残忍地杀害班福德就像杀死一只大雁，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对于自然、对于女性的绝对统治。自然与人类、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劳伦斯作品中的一个焦点，反映了劳伦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贯的追求。他深感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一直倡导回归自然，回归本性，用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来挽救人类。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被看成是生态批评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前奏，从这一点来看，他不愧为一名伟大的预言家式的作家。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到现在已有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对于自然的无限制的掠夺式开采的确也有所收敛，妇女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在这个以男性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去除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解构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共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常耀信.英國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Ecofeminism：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by Janis Birkeland in Ecofeminism，edited by Greta Gaard，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
［3］［4］［5］［6］D.H.劳伦斯著.主万，朱炯强译.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鲁枢元主编.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关键词： 《狐》 生态女性主义 父权制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bert Lawrence，1885—1930）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学家。“他极度厌恶生活中理性与理智的专制统治。对于他来说，最美最伟大的来自于人的内心，而不是科学和社会的进步”。［１］（４０７）因此他的小说着重于描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如何地践踏自然，扼杀人性，并造成人性的扭曲。在劳伦斯看来，拯救西方文明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回归自然，建立人与人之间，尤其是男女之间的和谐关系。
《狐》是劳伦斯的一部中篇杰作，该书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主旨，依然是探讨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对于该部中篇小说，国内一些评论家有的从小说的主题与象征意义来阐释文本，也有一些评论家则讨论了小说中男女两性在自然文化中的生存模式，而鲜有评论家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来分析该小说。笔者在此将运用这一独特视角来展示男权中心主义对自然与妇女的双重压迫，以期引起人们的反思：只有建立平等的两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才不至于走向毁灭。
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在《女人和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一书中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认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关系。而生态女性主义者就尝试寻求这种直接的关系：父权制世界观。“生态女性主义者号召结束各种各样的压迫，声称只有尝试解放自然，解放妇女（或任何其他受压迫群体）的尝试才能获得成功”。［２］（１９）因此，生态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批判就深化了：父权制不仅是妇女问题的根源，而且是生态问题的根源。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开始在美国渗透到文学界。它同时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和生态批评的方法，从女性和自然的双重视角来研究文学与自然、女性的关系，以生态女性主义的价值标准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旨在以解放女性和拯救自然为使命，探讨文学中两种压迫的联系，深化对父权制文本的批评。
小说开头读者就会注意到两位女主人公只有姓没有名：“人家通常只知道这两个姑娘的姓：班福德和马奇。”［３］（４２）女性代表了父权统治下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她们在公共场合被迫缄默，长期处于男性文化的桎梏之下。班福德和马奇组成了一个没有男性的小社会，但是很快就有一位男性入侵者打破了她们平静的生活。亨利一到农场的感慨就是：“这地方需要一个男人。”［４］（５３）亨利，这个父权制社会男性的代表，一在农场安顿下来，就开始盘算着占有这个农场。于是他想到了向马奇求婚这一捷径，占有马奇就可以占有农场。但是他又想到如果贸然行事的话，可能会遭到拒绝，于是“他不得不缓慢进行。他不得不一下子逮住她，像你出去打猎时一下子逮住一头鹿或是一只山鹬那样。要是你出去走进森林，对鹿说：‘请你冲着我的枪口倒下。’那准没用。不成，这是一场迂缓、微妙的战斗”。［５］（６０）在亨利看来，他可以像利用猎物一样来利用女性而达到他的目的。既然他可以捕获野兔、野鸭来做食物，那他也可以“捕获”马奇来获得农场。自然与女性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供他利用，这是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中心主义的鲜明体现。而当亨利偷听到班福德劝马奇不要接受他的求婚时，他十分生气，拿起枪就去寻找可以让他射击的东西。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只是他发泄的工具。也就是在那个夜晚，他杀死了让马奇精神恍惚的那只狐，并残忍地剥下它的皮。事实上班福德最后的结局也是和这只狐一样：被亨利残忍地设计杀害。早在亨利打死狐狸的那个晚上，马奇就梦到班福德死了，出于无奈，她用狐皮来裹班福德的尸体。这个梦是极具象征意味的，狐和班福德，即自然与女性，成为这个男权中心主义者的受害者。狐只是作为亨利的一个发泄工具而被杀死，而班福德则是阻碍他占有农场获得马奇的一根刺，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设计杀害班福德来拔掉这根刺。当班福德被倒下的大树击中时，亨利就像在注视着自己击中的一只大雁一样。他毫无怜悯之心，对待一位曾好心收留他的女性就像对待大自然间的动物——一只大雁一样。由此可以看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充其量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只动物，她们的生死完全掌握在男性统治者手中。而男性统治者们总是试图占有身边的一切，包括自然与女人，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拥有对他们的绝对统治权。一旦有像班福德这样的女性敢于挑战他们的权威，或挫败他们的计划，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像捕杀猎物一样杀害这些女性。可是并不仅仅满足于占有女性的身体，他们还希望女性把她们的命运都交到他们的手中，完全丧失她们的思想和独立。“他不想要她再注视，再观看，再理解了。他想要用面纱把她这女人的心灵覆盖起来，像东方人用面纱把女人的脸覆盖起来那样。他想要她把自己托付给他，让她的独立精神安然睡去。……他想要使她屈服、顺从，从她奋发的知觉中盲目地消逝。他想要夺走他的知觉，使她只是他的女人。只是他的女人。”［６］（１１３）从这一段可以看出，亨利希望马奇没有独立精神并完全地屈服于他。他只是把马奇作为自己拥有的一件财产对待，把她下降到从属于他的地位，作为他的一个附属物，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独立性。这种做法是父权社会中男性统治者们的惯用手法。而亨利不论是想对农场的占有还是为此引起的想要对马奇的占有，都表明了男性对于控制自然和女性的那种强烈欲望。
在东西方文化中，妇女、自然和大地常常被联系在一起。“关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西美尔早就指出：‘在女人身上，物种性的东西与个体性的东西是共生的。如果说，女人比男人更紧密、更深刻地同自然幽暗的原初根据（Urgrund）联系在一起，女人最本质、最富个体性的东西同样比男人更强烈地扎根于最自然、最普遍的保障类型统一的功能。’”［７］（１８）在西方，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来，由于自然与人文的分裂与对立，理性主义哲学的引导，人类自称为世界的中心，是自然的主宰，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权利。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者指出，其实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男权中心主义。自然与女性的等同，从而使男性自然而然地对女性拥有绝对的权利。因为在男性统治者看来，控制女性也就是控制自然；自然可以任意开采为人类所用，女性也可以被控制被利用。可以说男性对自然与女性的统治是具有历史的紧密的联系的。
《狐》这部中篇小说可以说是表现生态女性主义者观点的一个完美范例，即：在父权制社会里，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征服错误地交织在一起。亨利在对待两个女性，班福德和马奇时就像对待自然界的猎物一样。占有马奇就像是捕鹿，而残忍地杀害班福德就像杀死一只大雁，而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对于自然、对于女性的绝对统治。自然与人类、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是劳伦斯作品中的一个焦点，反映了劳伦斯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一贯的追求。他深感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一直倡导回归自然，回归本性，用建立新型的两性关系来挽救人类。他的这一思想可以被看成是生态批评尤其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前奏，从这一点来看，他不愧为一名伟大的预言家式的作家。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到现在已有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对于自然的无限制的掠夺式开采的确也有所收敛，妇女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在这个以男性中心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中，仍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思想观念，去除男性中心主义思想，解构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共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常耀信.英國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2］“Ecofeminism：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by Janis Birkeland in Ecofeminism，edited by Greta Gaard，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3.
［3］［4］［5］［6］D.H.劳伦斯著.主万，朱炯强译.劳伦斯中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7］鲁枢元主编.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