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魏源接力林则徐
　　《海国图志》的原本为林则徐主持编辑的《四洲志》，而《四洲志》来源于英国人慕瑞编著的《世界地理大全》。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历史没有留给他足够的时间。1841年6月，承担鸦片战争失败责任的林则徐被流放新疆，途经现在的镇江时，正在此地的老朋友魏源尽地主之谊，热情款待。林则徐预感自己可能没有机会继续编写《四洲志》了，遂将书稿交给魏源，希望他在此基础上编写一部合乎中国人需求的世界概览。
　　魏源没有辜负老友的期待，在此后1年时间里，魏源以林则徐《四洲志》为基础，广搜新旧资料，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初版于扬州。
　　此后数年，魏源再接再厉，在地理学家邹汉勋、汪士铎等人协助下，1847年增补为 60卷本。1851年扩充为100卷本。1856年，魏源去世，100卷本遂成为《海国图志》定本。
　　
　　创见：首倡“师夷长技”论
　　《海国图志》根据那个时代所能获得的资料，详细记述了世界各国历史、地理、制度、文化习俗，是近代中国一部最伟大的著作。梁启超盛赞这是中国人研治“域外地理学”的开山之作，意义重大。
　　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依据丰富的资料向中国人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国，而且提出许多伟大的见解，一再叮嘱中国人要重建宽广胸怀，不要将域外文明视为洪水猛兽。中国人应该潜下心来，记住先贤教诲，一事不知以为耻。魏源指出，即便从复仇观点看，也必须“师夷之长技”。
　　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历史局限性，这个口号将一个正常的文明交流转换为“文明冲突”。不过在“天朝上国”迷思仍未被打破的近代早期，“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应该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权宜之计。
　　
　　无奈：唤不醒的天朝梦
　　尽管魏源的主张如此温和，但在那个时代并没有在中国获得应有回响。那时的中国人并不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具有必然性，更不知道此次东来的西洋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本质区别。
　　魏源在这部书中建议中国人应该正视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应该尽快发展自己的工业、商业、航运业、金融业。中国不仅应该大度接纳西方人来华贸易，而且应该“互市”，要求西方也要向中国资本开放市场。将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种子，渐渐嫁接至中国农业文明老树上。魏源在这本书中，还刻意介绍了英、美等国民主制度，认为英、美联邦制、选举制、分权制衡的司法制度，可以变古今官家之局，值得中国人注意借鉴。
　　《海国图志》意识到了历史大转折，意识到了中国无法固守单一的农业文明，中国应该增强“海国”意识，应该与世界互动，双向开放。
　　这是敏锐的中国读书人对世界大势的清晰判断，然而，“天朝上国”的惰性太强大了，失败很快成为过去，刚醒来的雄狮打个哈欠又睡着了。
　　意外：竟成日本“教科书”
　　《海国图志》在自己的国家没有赢得应有尊重，没有转化为变革的力量。
　　与中国的情形很不同，1851年一个偶然机会让《海国图志》传到了日本。此时的日本还处在锁国状态，但魏源这部书却让日本人如获至宝，在此后5年间，《海国图志》的日文版本竟然出了二十几个，启发了日本人的近代意识。江户晚期思想家佐久间象山读了《海国图志》后，格外佩服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为应该像魏源那样以全新世界格局重新规划日本方略。
　　《海国图志》传到日本的第三年（1853年），美国“黑船”叩关江户湾。或许是基于十几年前鸦片战争的教训，或许是《海国图志》已将世界经济必将交流的意义说得很明白，或许是因为日本人已有与欧洲人（荷兰人）打交道的经验……总而言之，日本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日本既没有像中国那样长时期沉浸在失败阴影中，也没有单纯地成为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地。日本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商业基础，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了在远东建立一个西方式国家的梦想。日本学者井上靖说，幕府晚期之所以能发生“开国主义”思想，其契机主要是因为那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普遍阅读过传来不久的《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遭遇，不仅让中、日师生易位，而且折射了这两个东亚国家胜败中的深层因素。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