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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初春，身上还穿着棉衣。江苏省文联通知我参加一个座谈会，是谈江苏文艺界的情况。会上，我与南京大学来的董健相识。
董健（1936—），山东寿光人，的确是一条山东汉子，身高1米80左右。我知道他的名字，但不曾见过面。他直率，坦荡，文笔犀利，泼辣尖锐，两人一见如故。
我俩的关系密切起来，是因为“江苏的四条汉子”问题。当时，我、董健、包忠文（南京大学）、甘竞存（南京师范大学）“经常在一些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或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抨击极‘左’思潮的言论”。“有人把我们的言论向许家屯（按：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打了个‘小报告’”，许家屯就把我们定为“江苏的四条汉子”，“内部下达了一个所谓‘四人三不准’的指示，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不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不准在文艺界的各种聚会上露面，三不准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中出现，一句话，在媒体上全面‘封杀’。”“好在许皇帝只能治江苏，我们的文章还能在外省或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著名剧作家、文坛老将陈白尘听了这事之后说：‘许家屯’是有名的‘许三版’——常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整整三版的大文章。当年不让在江苏排演我的《大风歌》，就是这位‘许三版’‘版定’的，如今又‘版定’你们四人‘三不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怕！”“直到许家屯被调香港，‘四人三不准’的禁令才被取消。江苏的老领导刘顺元、惠浴宇等晋京告许三屯，材料中曾提到他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意剥夺‘江苏四位批评家’的发言权。”（见董健：《哇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第118页）
其后，董健在南京大学任教授、副校长、文学院院长，有《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等著作多种。最负盛名的当推《田汉传》。六十五万言的《田汉传》，为田汉树立了一座丰碑！
董健认为，人物的文学传记与人物的历史传记有联系也有区别。人物的历史传记只要写出人物真实就可以了，但人物的文学传记则除了人物的历史外，还要写出人物的细节真实和灵魂真实。这一真知灼见，导致《田汉传》不只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而且追求细节真实和灵魂真实。例如，他写田汉之死，那一天是1968年12月10日，“北京的天气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一场大雪”；“陡然间起了南风”，“气温升至摄氏零上二度”，“这气候有些反常”。就这几句话，是他请专家查阅了北京的气象资料，把那一天的气温、阴晴，连风向、风速、高空气压是多少毫巴都搞清楚后才写出来的。然而最难得的是写出人物的灵魂的真实。因为灵魂是看不见、抓不住的，但它又无时不在人的言行和作品中表现出来。董健深知，“只有写出田汉的灵魂，才能使《田汉传》获得生命。”于是他把写出田汉的“灵魂真实”作为《田汉传》最高的写作任务。
田汉是一位大艺术家，著作等身，他的许多作品，如《苏州夜话》、《获虎之夜》、《卡门》、《关汉卿》、《谢瑶环》等都将长留后世。董健纵观田汉一生，可以说把田汉研究透了，琢磨透了，终于发现，田汉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铸造他的独特的灵魂：崇诚、唯善、求美，“一诚可以救万恶”。伟大的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是由这颗灵魂萌生而成的；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是由这颗灵魂创作出来的；“为民请命”的关汉卿、谢瑶环的艺术形象，也是由这颗灵魂塑造成功的……抓准了田汉这一独特灵魂，也就写出了田汉的“灵魂的真实”。《田汉传》始终把握住了田汉的“崇诚、唯善、求美”这一灵魂来写田汉，因而也就写出了虎虎有生气的、形神兼备的、有着鲜明个性的田汉！
正因为田汉是这么一个有着“崇诚、唯善、求美”灵魂的人，因此他一生坦诚，却不会保护自己；痴迷艺术，不惜以身殉之。1935年，田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由于田汉是全国性的名人，还有国际影响，国民党政府不敢像杀死“左翼五烈士”这些小青年那样杀死他。田汉入狱后“志坚如铁”，“心愿俱遥，前者使他虽系囹圄之中不忘国家大事，不忘对亲人朋友未了的责任；后者使他超脱生死之念，一切任其自然，对重获自由不抱什么希望。在他蹲了4个月的大牢后，由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三人出面保释出狱。如果田汉会保护自己，在他出狱后，他该韬光养晦，暂时隐居，待获得党组织的指示后再作活动。但是，田汉却不懂保护自己，他自信他在狱中的表现无愧于党，无愧于革命气节，既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自首变节，是个够格的党员。他坚信戏剧事业可以和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因此便在出狱后于南京发起了抗日救国戏剧运动，演出了由他编剧的《陆沉之夜》和《梦归》等一系列剧目。其后又公演了田汉的《回春之曲》和《械斗》，也都是充满抗日热情的剧目，直至1936年春演出《复活》，在南京以至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剧目扣住了当时的人心所向，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如此，左翼阵线有些同志对此是不满的，认为田汉在南京搞抗日戏剧活动，是为国民党政府装潢了门面。鲁迅在《签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把这种怀疑和不满公开了，他在讲到穆木天的“转向”变节时，顺便带出“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这么一句，意思是田汉也属于“转向”变节一类。鲁迅的话是有权威性的，从此田汉在南京掀起的轰动一时的抗日戏剧运动，竟成了他一生的“疑点”与“污点”。“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汉在南京的戏剧活动，更是被作为“叛徒”行为往死里整。田汉也真的被林彪、江青一伙整死了。这是田汉“崇诚、唯善、求美”但不会保护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灵魂，无论如何是始料所不及的。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仍然“崇诚、唯善、求美”，痴迷艺术。他对政治，特别是对“左”的政治一窍不通。他一而再地“为民请命”，差点被打成“右派”。要不是周总理的保护，在“反右派”运动中就过不了关。田汉“崇诚”，他诚心诚意跟党走，当党提出“大跃进”时，他虔诚地信以为真，写出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真心实意歌颂“大跃进”，在他笔下，甚至20年后实现了“共产主义”。杰出的剧作家，竟然写出了如此的“矫情之作”。董健在《田汉传》中揭示，田汉一生中的纠纷、坎坷、缺失，包括创作历程与家庭婚姻等方面的遭遇，无不与他“崇诚、唯善、求美”的灵魂有关。这一灵魂既给田汉带来夺目的光彩，永远的光荣，也使田汉在世时遭受误解，蒙受冤屈。他个人的创作得亦在此，失亦在此。
为了写出田汉“灵魂的真实”，《田汉传》不回避对与田汉的灵魂展现有着密切关系的若干大人物作了评述。田汉是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中的第一条“汉子”，他和鲁迅的关系甚为密切。“左联”成立时，田汉和鲁迅都被选进了七人常委会。田汉对鲁迅很尊敬，但田汉一生坦诚，狂放粗疏，才子气颇重，在“左联”时期，他和周扬等人一起有宗派主义，鲁迅对田汉、周扬等人宗派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鲁迅怀疑田汉“转向”变节却缺乏根据。董健在《田汉传》中一方面严肃批评田汉等人在与鲁迅关系上存在着受“种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挑拨”、“无斗争经验，有时也‘左’得很”、“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等三大缺失，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晚年，心情、身体都不好，容易偏执、发怒，疑心很重”，也不是没有缺点。如此估评田汉与鲁迅的关系中的问题，是公正的。田汉对毛泽东一贯取尊敬和崇拜的态度。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批评，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矛头所指，直向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田汉感到不理解，但仍然认为毛主席是英明正确的。“文革”中，田汉经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诚心诚意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拷打，在悲愤，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着。他在给他母亲的回条中，喊出了“妈妈万岁！”正是田汉灵魂中后一个“我”的呐喊！田汉的“灵魂的真实”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已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14本传记中，写出传主“历史的真实”的较多，写出传主“细节的真实”的已经少了一些，而写出传主“灵魂的真实”的传记则更少。因此，董健的《田汉传》充当充分肯定。
（陈辽《文缘：我和文坛百家》）
董健（1936—），山东寿光人，的确是一条山东汉子，身高1米80左右。我知道他的名字，但不曾见过面。他直率，坦荡，文笔犀利，泼辣尖锐，两人一见如故。
我俩的关系密切起来，是因为“江苏的四条汉子”问题。当时，我、董健、包忠文（南京大学）、甘竞存（南京师范大学）“经常在一些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或公开出版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抨击极‘左’思潮的言论”。“有人把我们的言论向许家屯（按：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打了个‘小报告’”，许家屯就把我们定为“江苏的四条汉子”，“内部下达了一个所谓‘四人三不准’的指示，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不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不准在文艺界的各种聚会上露面，三不准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中出现，一句话，在媒体上全面‘封杀’。”“好在许皇帝只能治江苏，我们的文章还能在外省或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著名剧作家、文坛老将陈白尘听了这事之后说：‘许家屯’是有名的‘许三版’——常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整整三版的大文章。当年不让在江苏排演我的《大风歌》，就是这位‘许三版’‘版定’的，如今又‘版定’你们四人‘三不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怕！”“直到许家屯被调香港，‘四人三不准’的禁令才被取消。江苏的老领导刘顺元、惠浴宇等晋京告许三屯，材料中曾提到他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意剥夺‘江苏四位批评家’的发言权。”（见董健：《哇步斋读思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第118页）
其后，董健在南京大学任教授、副校长、文学院院长，有《陈白尘创作历程论》、《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等著作多种。最负盛名的当推《田汉传》。六十五万言的《田汉传》，为田汉树立了一座丰碑！
董健认为，人物的文学传记与人物的历史传记有联系也有区别。人物的历史传记只要写出人物真实就可以了，但人物的文学传记则除了人物的历史外，还要写出人物的细节真实和灵魂真实。这一真知灼见，导致《田汉传》不只是追求历史的真实，而且追求细节真实和灵魂真实。例如，他写田汉之死，那一天是1968年12月10日，“北京的天气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一场大雪”；“陡然间起了南风”，“气温升至摄氏零上二度”，“这气候有些反常”。就这几句话，是他请专家查阅了北京的气象资料，把那一天的气温、阴晴，连风向、风速、高空气压是多少毫巴都搞清楚后才写出来的。然而最难得的是写出人物的灵魂的真实。因为灵魂是看不见、抓不住的，但它又无时不在人的言行和作品中表现出来。董健深知，“只有写出田汉的灵魂，才能使《田汉传》获得生命。”于是他把写出田汉的“灵魂真实”作为《田汉传》最高的写作任务。
田汉是一位大艺术家，著作等身，他的许多作品，如《苏州夜话》、《获虎之夜》、《卡门》、《关汉卿》、《谢瑶环》等都将长留后世。董健纵观田汉一生，可以说把田汉研究透了，琢磨透了，终于发现，田汉从少年时代就开始铸造他的独特的灵魂：崇诚、唯善、求美，“一诚可以救万恶”。伟大的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是由这颗灵魂萌生而成的；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义勇军进行曲》（即国歌）是由这颗灵魂创作出来的；“为民请命”的关汉卿、谢瑶环的艺术形象，也是由这颗灵魂塑造成功的……抓准了田汉这一独特灵魂，也就写出了田汉的“灵魂的真实”。《田汉传》始终把握住了田汉的“崇诚、唯善、求美”这一灵魂来写田汉，因而也就写出了虎虎有生气的、形神兼备的、有着鲜明个性的田汉！
正因为田汉是这么一个有着“崇诚、唯善、求美”灵魂的人，因此他一生坦诚，却不会保护自己；痴迷艺术，不惜以身殉之。1935年，田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由于田汉是全国性的名人，还有国际影响，国民党政府不敢像杀死“左翼五烈士”这些小青年那样杀死他。田汉入狱后“志坚如铁”，“心愿俱遥，前者使他虽系囹圄之中不忘国家大事，不忘对亲人朋友未了的责任；后者使他超脱生死之念，一切任其自然，对重获自由不抱什么希望。在他蹲了4个月的大牢后，由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三人出面保释出狱。如果田汉会保护自己，在他出狱后，他该韬光养晦，暂时隐居，待获得党组织的指示后再作活动。但是，田汉却不懂保护自己，他自信他在狱中的表现无愧于党，无愧于革命气节，既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自首变节，是个够格的党员。他坚信戏剧事业可以和抗日救国联系起来，因此便在出狱后于南京发起了抗日救国戏剧运动，演出了由他编剧的《陆沉之夜》和《梦归》等一系列剧目。其后又公演了田汉的《回春之曲》和《械斗》，也都是充满抗日热情的剧目，直至1936年春演出《复活》，在南京以至全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由于剧目扣住了当时的人心所向，演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尽管如此，左翼阵线有些同志对此是不满的，认为田汉在南京搞抗日戏剧活动，是为国民党政府装潢了门面。鲁迅在《签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把这种怀疑和不满公开了，他在讲到穆木天的“转向”变节时，顺便带出“像田汉似的在南京大演其戏”这么一句，意思是田汉也属于“转向”变节一类。鲁迅的话是有权威性的，从此田汉在南京掀起的轰动一时的抗日戏剧运动，竟成了他一生的“疑点”与“污点”。“文化大革命”期间，田汉在南京的戏剧活动，更是被作为“叛徒”行为往死里整。田汉也真的被林彪、江青一伙整死了。这是田汉“崇诚、唯善、求美”但不会保护自己的与众不同的灵魂，无论如何是始料所不及的。新中国成立后，田汉仍然“崇诚、唯善、求美”，痴迷艺术。他对政治，特别是对“左”的政治一窍不通。他一而再地“为民请命”，差点被打成“右派”。要不是周总理的保护，在“反右派”运动中就过不了关。田汉“崇诚”，他诚心诚意跟党走，当党提出“大跃进”时，他虔诚地信以为真，写出了《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真心实意歌颂“大跃进”，在他笔下，甚至20年后实现了“共产主义”。杰出的剧作家，竟然写出了如此的“矫情之作”。董健在《田汉传》中揭示，田汉一生中的纠纷、坎坷、缺失，包括创作历程与家庭婚姻等方面的遭遇，无不与他“崇诚、唯善、求美”的灵魂有关。这一灵魂既给田汉带来夺目的光彩，永远的光荣，也使田汉在世时遭受误解，蒙受冤屈。他个人的创作得亦在此，失亦在此。
为了写出田汉“灵魂的真实”，《田汉传》不回避对与田汉的灵魂展现有着密切关系的若干大人物作了评述。田汉是鲁迅称之为“四条汉子”中的第一条“汉子”，他和鲁迅的关系甚为密切。“左联”成立时，田汉和鲁迅都被选进了七人常委会。田汉对鲁迅很尊敬，但田汉一生坦诚，狂放粗疏，才子气颇重，在“左联”时期，他和周扬等人一起有宗派主义，鲁迅对田汉、周扬等人宗派主义的批评是正确的。但鲁迅怀疑田汉“转向”变节却缺乏根据。董健在《田汉传》中一方面严肃批评田汉等人在与鲁迅关系上存在着受“种种小道消息和谣言的挑拨”、“无斗争经验，有时也‘左’得很”、“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等三大缺失，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晚年，心情、身体都不好，容易偏执、发怒，疑心很重”，也不是没有缺点。如此估评田汉与鲁迅的关系中的问题，是公正的。田汉对毛泽东一贯取尊敬和崇拜的态度。毛泽东在“两个批示”中批评，许多文艺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矛头所指，直向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田汉感到不理解，但仍然认为毛主席是英明正确的。“文革”中，田汉经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的灵魂中出现了两个“我”。一个“我”仍然诚心诚意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决心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忏悔自己的“罪行”，跟上“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步伐”；另一个“我”，面对残酷的迫害，非人的拷打，在悲愤，在怀疑，甚至在暗暗地抗议着。他在给他母亲的回条中，喊出了“妈妈万岁！”正是田汉灵魂中后一个“我”的呐喊！田汉的“灵魂的真实”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已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14本传记中，写出传主“历史的真实”的较多，写出传主“细节的真实”的已经少了一些，而写出传主“灵魂的真实”的传记则更少。因此，董健的《田汉传》充当充分肯定。
（陈辽《文缘：我和文坛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