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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代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发展都领先于世界，然而伴随西方国家接连进行工业革命，全球经济局势重新洗牌。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增长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自此实现了增长的“奇迹”。本文梳理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关表现及主要影响要素，以一个更长远贯通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以便更好地理解经济增长的内核。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史;经济数据;影响因素
本文索引：苏宣畅，吴佳静，杨晓丹.<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19）：-188.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10（a）--03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核心，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纵观历史，中国经济由极盛转为极衰并再度崛起，这种经济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西方传统经济理论有许多偏离中国实际的情况，因而难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渐深远，我们呼唤着一种能揭示中国特色经济增长的理论。蔡昉（2013）就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提出三个重大问题：一是“李约瑟之谜”，即前现代时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中国在近现代却无法维持;二是“中国奇迹之谜”，即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三是“中等收入陷阱之虑”，即中国是否能逐渐依靠经济飞涨成为高收入国家。
因此，本文以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对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
1 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及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自以Adam Sim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至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等理论，均试图破解经济增长的动力“密码”，并提出劳动力、积累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最终众多学者达成共识，即不同时期各要素不同程度地推进了经济增长。
1.1 1949年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安格斯·麦迪森（2006）提出，在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13—18世纪，尽管由于朝代更替及伤病的影响，人口危机不时地爆发，但中国仍有4倍的人口增长，且人均收入保持大致稳定。
1700—1840年，中国一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但中国人口增加了3倍多，且由于美洲旱地作物的引入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外延式增长，因而人均收入未同步地下降如此之快。安格斯·麦迪森等（2016）提出，用任何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世界经济水平在1820—1952年都进步巨大。而在这段时期，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却从33.3%下降到5%，并且人均GDP从占全球平均水平的90%下降到不足25%。
蔡昉（2013）提出任何时代的经济增长是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依靠各种创意提高生产率而实现的。以下将从四个方面研究该阶段经济情况的相关影响因素。一是自然禀赋。因古代技术有限，中国四周的天然屏障使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免于外国入侵。再加上自然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中国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刘海东等，2020）。二是劳动力。因粮食充足，中国家庭人口数呈现出几何增加的状态（周广庆，2013），该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始终高于整个欧洲大陆，劳动力要素丰富，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三是技术。林毅夫（2020）认为，较高的人口数量有利于创造发明的产生。中国人口基数大，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创造了如四大发明等的科技辉煌，推动了经济增长。四是制度。一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度。除了存在要素市场，该时期商品市场也十分活跃，这些市场因子组合都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活动。
1.2 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联合国数据显示：1949年的中国人均GDP是27美元，还达不到当时亚洲平均水平的2/3。即便到1952—1978年，GDP增長率仍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2.34%与2.56%。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工业占GDP的比重由8%提升到30%，GDP增长近3倍，人均收入提高近80%。总体上，中国经济在这30年间呈增长趋势，但GDP增长率波动较大，在一些年份经济增长率甚至为负值。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其原因在于负面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混乱，导致总体生产率的下降和不时的粮食危机问题，使生活水平趋于停滞，中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林毅夫，2007）。根据前人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要素：
一是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集全国之力大力发展重工业，坚持计划经济的形式。为此，国家垄断了原材料、资金等并严格地按计划配置，将大量的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导致个体缺少了自主权，使得资源配置及生产效率低下，全要素年均增长率仅为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1/4。王弋、杨文（2021）等提出该时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助于完善中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存在着制度上的问题。二是经济发展战略。受历史原因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影响，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只有快速恢复经济，拥有强大的国防军事体系，才能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的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家的强大富足，因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被提上日程。
1.3 197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起，经济正式按下了加速键。1978—2012年，中国GDP增长约142.46倍，并且以约10.7%的年增速远超经济总量top10的其他国家;人均GDP方面，中国从典型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1.74%增长到2012年的11.36%，并与1978年之前的变化趋势有鲜明对比。这说明了自1978年之后，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了“弯道超车”，其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也是独树一帜的（金刚等，2019）。针对这一“经济奇迹”，无数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要素。
一是资本投入。在当时各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统计中，资本以近60%的贡献率毫无疑问的占据主导地位。蔡昉（2013）就根据统计回归得到1982—1997年多个部门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其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投入排在了众多要素的首位。二是人力资本。蔡昉（2013）认为，无论是哪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其本质都是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累积来作为发展载体，并以此刺激生产率，最终达到提高报酬的目的。为进一步探究两者的关系，陈晓黎（2020）发现，人力资本要素对以GDP表征的经济发展数量和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表征的经济发展质量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三是技术进步。蔡昉（2013）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研究潜在增长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这主要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构成，尤其是技术创新。一方面，袁康等（2001）认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将日渐需要技术的提升来作为增长点。另一方面，胡乃义，孙家学（2000）也指出，为了解决我国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技术创新问题，可以一定程度上向美国利用科技发展来带动经济水平提升的经济方式学习。四是制度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既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得益于制度创新。乡镇和城市部门在改革开放后实施制度改革。在乡镇，村民们积极参与去集体化运动，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分散的同时，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社队企业不断演化成乡镇企业。1981—1990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8.1%，远超国有经济同期增幅的7.7%。整体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一条从扩权让利、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试点到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新型国有企业构造的过程，大大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黄速建等，2019）。五是对外开放。陈博（2020）认为中国实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对外開放是经济制度改革的关键之举。回顾中国的发展过程，对外开放为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斯丽娟等（2020）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质量。刘文革等（2019）在研究中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存在线性的协整关系。
1.4 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数据
对比1978—2012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12年后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在6.5%左右，同期全球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分别约为2.6%和4%，可见在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从“高速度”转为“高质量”。就2012年后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学界主要有两种认识。
一是周期性减速。郭豫媚等（2015）发现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的PPI连续34个月为负;并通过核算指出中国潜在GDP降低幅度有限，说明周期性减速是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二是结构性减速。首先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樊纲等（2011）强调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性。金刚（2019）认为，近年来地方政府相互竞争过程中的负效应占主导。其次是劳动力，学者对此有三个看法：第一，在二元经济理论中，跨越刘易斯转折的中国经济，由于面临着传统增长因素及其激励机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第二，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这一因素影响有限，对经济增长并无巨大冲击。王丰等（2006）认为人口老龄化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增加医疗消费和家庭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加速资本积累，提升人均产出水平，产生新的第二种人口红利。第三，自主创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创新中存在规模效应，R&D投入越多，知识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越高。但根据中国经济数据分析，尽管R&D人员数量及经费逐年增加，但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并未呈现出相应趋势。这说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实还有一定距离，还有许多现实因素没有考虑（梁俊，2016）。
2 结语
本文对中国近千年来的经济史作了梳理。1949年前，以工业革命为转折点，中国经济由盛转衰;1949—1978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工业体系完善但经济发展曲折;1978—2012年，大量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中国从低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2年之后，经济增长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创新、周期性因素逐渐占据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主流视角。
参考文献
刘文革，邱茂华.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证据[J].政治经济学报，2019，15（2）：66-85.
金刚，沈坤荣.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政府行为演变与增长动力转换[J].宏观质量研究，2019，7（3）：1-16.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2013，48（11）：4-16+55.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5-22.
陈晓黎.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MRW模型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5（11）：48-52.
袁康，丁又双，胡承统.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1（6）：9-13.
胡乃义，孙家学.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J].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6）：89-92.
李先军，黄速建.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J].改革，2019（7）：16-26.
陈博，贾玉成.促进还是抑制中国的OFDI？——基于制度转型同步化的视角[J].经济问题，2020（8）：28-36.
斯丽娟，杨富强.基于对外开放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J].求是学刊，2020，47（6）：66-77.
任志江.对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依据的解析[J].社会科学家，2007（5）：68-71+76.2015年合辑[C].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5：20. 安格斯·麦迪森，王小鲁.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243.
王弋，杨文，唐永.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特殊性、阶段划分及演化规律[J].改革与战略，2021，37（1）：61-72.
梁俊.中國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6（8）：165-169.
The Histo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 Xuanchang WU Jiajing YANG Xiaodan
Abstract： Ancient China led the worl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with the successiv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the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has been reshuffle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d a tortuous process aft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since achieved a “miracle” of growth.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performan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looks at the problem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a more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so as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re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ata; influencing factors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史;经济数据;影响因素
本文索引：苏宣畅，吴佳静，杨晓丹.<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19）：-188.
中图分类号：F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10（a）--03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核心，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纵观历史，中国经济由极盛转为极衰并再度崛起，这种经济现象是绝无仅有的。西方传统经济理论有许多偏离中国实际的情况，因而难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随着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日渐深远，我们呼唤着一种能揭示中国特色经济增长的理论。蔡昉（2013）就中国经济增长情况提出三个重大问题：一是“李约瑟之谜”，即前现代时期一直走在世界最前列的中国在近现代却无法维持;二是“中国奇迹之谜”，即中国为什么在改革开放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三是“中等收入陷阱之虑”，即中国是否能逐渐依靠经济飞涨成为高收入国家。
因此，本文以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对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和相关理论进行梳理。
1 中国经济增长数据及影响因素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自以Adam Sim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开始，至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增长等理论，均试图破解经济增长的动力“密码”，并提出劳动力、积累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等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最终众多学者达成共识，即不同时期各要素不同程度地推进了经济增长。
1.1 1949年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安格斯·麦迪森（2006）提出，在1世纪，中国的汉朝和欧洲的罗马帝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直到1820年，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13—18世纪，尽管由于朝代更替及伤病的影响，人口危机不时地爆发，但中国仍有4倍的人口增长，且人均收入保持大致稳定。
1700—1840年，中国一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但中国人口增加了3倍多，且由于美洲旱地作物的引入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外延式增长，因而人均收入未同步地下降如此之快。安格斯·麦迪森等（2016）提出，用任何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世界经济水平在1820—1952年都进步巨大。而在这段时期，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却从33.3%下降到5%，并且人均GDP从占全球平均水平的90%下降到不足25%。
蔡昉（2013）提出任何时代的经济增长是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依靠各种创意提高生产率而实现的。以下将从四个方面研究该阶段经济情况的相关影响因素。一是自然禀赋。因古代技术有限，中国四周的天然屏障使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免于外国入侵。再加上自然资源丰富、地理条件优越，中国形成了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刘海东等，2020）。二是劳动力。因粮食充足，中国家庭人口数呈现出几何增加的状态（周广庆，2013），该时期中国的人口数量始终高于整个欧洲大陆，劳动力要素丰富，这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三是技术。林毅夫（2020）认为，较高的人口数量有利于创造发明的产生。中国人口基数大，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创造了如四大发明等的科技辉煌，推动了经济增长。四是制度。一般认为，私有产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推行了土地私有制度。除了存在要素市场，该时期商品市场也十分活跃，这些市场因子组合都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活动。
1.2 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联合国数据显示：1949年的中国人均GDP是27美元，还达不到当时亚洲平均水平的2/3。即便到1952—1978年，GDP增長率仍低于当时世界平均水平，两者分别为2.34%与2.56%。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恢复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工业占GDP的比重由8%提升到30%，GDP增长近3倍，人均收入提高近80%。总体上，中国经济在这30年间呈增长趋势，但GDP增长率波动较大，在一些年份经济增长率甚至为负值。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其原因在于负面的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混乱，导致总体生产率的下降和不时的粮食危机问题，使生活水平趋于停滞，中国经济得不到发展（林毅夫，2007）。根据前人研究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要素：
一是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时集全国之力大力发展重工业，坚持计划经济的形式。为此，国家垄断了原材料、资金等并严格地按计划配置，将大量的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导致个体缺少了自主权，使得资源配置及生产效率低下，全要素年均增长率仅为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1/4。王弋、杨文（2021）等提出该时期的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助于完善中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存在着制度上的问题。二是经济发展战略。受历史原因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所影响，国家领导人意识到只有快速恢复经济，拥有强大的国防军事体系，才能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的重工业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国家的强大富足，因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被提上日程。
1.3 1978—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起，经济正式按下了加速键。1978—2012年，中国GDP增长约142.46倍，并且以约10.7%的年增速远超经济总量top10的其他国家;人均GDP方面，中国从典型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1.74%增长到2012年的11.36%，并与1978年之前的变化趋势有鲜明对比。这说明了自1978年之后，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实现了“弯道超车”，其长期高速经济增长奇迹也是独树一帜的（金刚等，2019）。针对这一“经济奇迹”，无数学者对其成因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要素。
一是资本投入。在当时各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统计中，资本以近60%的贡献率毫无疑问的占据主导地位。蔡昉（2013）就根据统计回归得到1982—1997年多个部门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其结果发现，物质资本投入排在了众多要素的首位。二是人力资本。蔡昉（2013）认为，无论是哪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其本质都是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不断累积来作为发展载体，并以此刺激生产率，最终达到提高报酬的目的。为进一步探究两者的关系，陈晓黎（2020）发现，人力资本要素对以GDP表征的经济发展数量和以发明专利授权数量表征的经济发展质量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三是技术进步。蔡昉（2013）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研究潜在增长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这主要由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构成，尤其是技术创新。一方面，袁康等（2001）认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将日渐需要技术的提升来作为增长点。另一方面，胡乃义，孙家学（2000）也指出，为了解决我国仍处于较低水平的技术创新问题，可以一定程度上向美国利用科技发展来带动经济水平提升的经济方式学习。四是制度改革。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既受到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得益于制度创新。乡镇和城市部门在改革开放后实施制度改革。在乡镇，村民们积极参与去集体化运动，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分散的同时，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社队企业不断演化成乡镇企业。1981—1990年，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8.1%，远超国有经济同期增幅的7.7%。整体上，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过了一条从扩权让利、经济责任制、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制、股份制试点到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与新型国有企业构造的过程，大大提升了国有企业的效率（黄速建等，2019）。五是对外开放。陈博（2020）认为中国实施更大力度、更高水平的对外開放是经济制度改革的关键之举。回顾中国的发展过程，对外开放为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斯丽娟等（2020）通过实证方法得出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中国省际经济增长的质量。刘文革等（2019）在研究中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度存在线性的协整关系。
1.4 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数据
对比1978—2012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12年后经济增长基本维持在6.5%左右，同期全球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分别约为2.6%和4%，可见在新常态的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从“高速度”转为“高质量”。就2012年后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学界主要有两种认识。
一是周期性减速。郭豫媚等（2015）发现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的PPI连续34个月为负;并通过核算指出中国潜在GDP降低幅度有限，说明周期性减速是经济增长放缓的重要原因。二是结构性减速。首先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樊纲等（2011）强调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性。金刚（2019）认为，近年来地方政府相互竞争过程中的负效应占主导。其次是劳动力，学者对此有三个看法：第一，在二元经济理论中，跨越刘易斯转折的中国经济，由于面临着传统增长因素及其激励机制，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减速。第二，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这一因素影响有限，对经济增长并无巨大冲击。王丰等（2006）认为人口老龄化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增加医疗消费和家庭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加速资本积累，提升人均产出水平，产生新的第二种人口红利。第三，自主创新，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创新中存在规模效应，R&D投入越多，知识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越高。但根据中国经济数据分析，尽管R&D人员数量及经费逐年增加，但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并未呈现出相应趋势。这说明，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现实还有一定距离，还有许多现实因素没有考虑（梁俊，2016）。
2 结语
本文对中国近千年来的经济史作了梳理。1949年前，以工业革命为转折点，中国经济由盛转衰;1949—1978年，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使工业体系完善但经济发展曲折;1978—2012年，大量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中国从低收入国家上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2年之后，经济增长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创新、周期性因素逐渐占据中国经济增长研究的主流视角。
参考文献
刘文革，邱茂华.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与证据[J].政治经济学报，2019，15（2）：66-85.
金刚，沈坤荣.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政府行为演变与增长动力转换[J].宏观质量研究，2019，7（3）：1-16.
蔡昉.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J].经济研究，2013，48（11）：4-16+55.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5-22.
陈晓黎.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MRW模型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5（11）：48-52.
袁康，丁又双，胡承统.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1（6）：9-13.
胡乃义，孙家学.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J].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6）：89-92.
李先军，黄速建.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J].改革，2019（7）：16-26.
陈博，贾玉成.促进还是抑制中国的OFDI？——基于制度转型同步化的视角[J].经济问题，2020（8）：28-36.
斯丽娟，杨富强.基于对外开放视角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J].求是学刊，2020，47（6）：66-77.
任志江.对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理论依据的解析[J].社会科学家，2007（5）：68-71+76.2015年合辑[C].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5：20. 安格斯·麦迪森，王小鲁.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3）：243.
王弋，杨文，唐永.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特殊性、阶段划分及演化规律[J].改革与战略，2021，37（1）：61-72.
梁俊.中國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6（8）：165-169.
The Histo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Analysis of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U Xuanchang WU Jiajing YANG Xiaodan
Abstract： Ancient China led the world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with the successiv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West， the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 has been reshuffled.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d a tortuous process after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founded.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since achieved a “miracle” of growth.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relevant performanc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looks at the problem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rom a more long-term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so as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re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ata; influenc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