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李鸿章作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参加沙皇加冕典礼，随即访欧。当时李已是75岁高龄，据说此次出访他带了棺材，准备如果客死他乡就把遗体送回。在德国，李鸿章见到了铁血首相俾斯麦，并且进行了有趣的对话。
　　面对俾斯麦，李问：“在我们那里，政府、国家都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
　　俾斯麦答道：“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皇帝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继续说：“如果皇帝一直受他人影响，接受他人的意见，那我怎么办?每天都有一些麻烦，让做臣子的很难开展工作。”
　　俾斯麦忽然用了一句法文回答道：“Tout comme chez nous(跟我们这里一样)”。接着又用德语说：“在我当首相的时候，也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来自女人方面……”
　　如果可信度足够高的话，我想，这段话其实可以用来加深世人对李鸿章的理解。
　　中国古代历来有“盖棺定论”的说法。大意是说，只有一个人死后，别人才可以对其进行客观的评价。其实，客观评价一个人实在是一件并不轻松的事情，即使在这个人死了很多年以后。
　　明神宗时期，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俾斯麦似的人物，这个人叫做张居正。张居正以皇帝老师的强大威信以及手中的权力，曾经独掌大权十多年。其间，张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国家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他死后，被追封为上柱国、谥号“文忠”。这对于一个文人而言，可以说是至上的荣誉。但是，他死后没多久，就遭到了抄家的待遇，自己也几乎被开棺戮尸。张居正的改革，也因人亡而政息。
　　在中国历史上，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创立、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等等重大事项，李鸿章无一遗漏都曾亲身经历。尤其是在《马关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李鸿章个人遇刺，个中滋味，绝非外人所能一言说尽的。曾几何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强大无非“船坚炮利”。于是乎，修铁路、开矿山、办学校、造船坞…一举国上下忙乎了数十年。在这数十年里，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学习始终不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框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章呕心沥血创建了北洋舰队，却最终因为中日甲午海战而全军覆没。彼时彼刻，作为清廷重臣的李鸿章，面对国事的不堪收拾和舰队的覆灭，其心情的悲怆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彼时的李中堂，是否也曾经想到过老大帝国自身体制的顽固和掣肘?如果本文开头他与俾斯麦的对话数据属实的话，那么我想，作为最先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李鸿章对于政治体制的问题未尝就没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即使精明能干如俾斯麦，也口里不忘提醒李鸿章“反朝廷是不行的”，李最后又能有多少作为呢?
　　大清国最终的覆灭、甲午战争的失利以及《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本身不能证明李鸿章是一个卖国贼。在政治腐败的前提下，丧权辱国不是哪个人的事情。谁来签订条约本身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探究事件本身内在的深刻原因。作为一个政治家，李鸿章其实是无为也没有办法有所作为的。他最终使自己成了朝廷内外的出气筒和国家衰亡的替罪羊。
　　李鸿章的一生，其实是一个悲剧。
　　有了这种认识，不妨就读一下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本书，其实堪称是梁任公的代表作。梁启超治学的严谨，似乎从来很少有什么争议。在这本书中，作者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翻译成今天的话说就是：当今天下，只有平庸的人不会引起争议了。或者说，只有平庸的人才会既不被人骂、也不被人毁誉了。——这话，说得颇有见识。
　　作为清末民初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梁启超对很多问题有独特的发言权。又由于梁启超个人本身既是文人又是政治家的缘故，深知政治这汪水的深浅，所以，梁启超的评点可能更为中肯。
　　在这本书里，梁启超对作为一个臣子和政治家的李鸿章是同情的，同时也是敬重和惋惜的。
　　梁启超说，“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日狂吠而已。”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一生，其实是个悲剧。“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故而，“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清末外交家郭嵩焘的遭遇。郭嵩焘作为清帝国的外交官到欧洲去，亲身体验了欧洲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他曾经专门著述，谈及自己在欧洲的经历。但是，他的言行引起了朝廷的恐慌，以至于回国后没有准许进京述职就回了故乡。晚年的郭嵩焘死在寂寞和失望之中，他死后三年，中日甲午战争就爆发了。
　　郭嵩焘的遭遇和李鸿章的悲怆，是不是可以看作是清末一部分知识分子命运的一大脚注呢?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