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丁柔克在他的笔记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到金山寺游玩，寺僧见他穿得很朴素，瞟了瞟他，说：“坐。”对小和尚说：“茶”。过了一会，僧问此人是干什么的。回答说：“官。”僧人马上变得热情起来，说：“请坐”，并让小和尚“泡茶”。再过一会，僧又问此人是什么官。此人慢吞吞地说：“中堂”。僧人大惊，恭敬地说：“请上坐”，再吩咐“泡好茶”。僧请此人为寺院题词，此人拿过笔来，写下一幅对联，上联是：“坐，请坐，请上座。”下联是：“茶，泡茶，泡好茶。”
　　故事中撰写对联的人正是清朝大学士刘墉，也就是电视剧里的“宰相刘罗锅”。刘墉其人诙谐有智，这样的妙联估计也只有他写得出来。
　　所谓“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这个故事的人情倒无须多说，官崇拜、势利眼本是人间常态，实在没有必要为之多费唇舌，但这个故事中的“世界”却值得一说，这个“世界”就是帝国时代的社会生态和心态，以及其中隐藏的帝国秩序。
　　仔细品味刘墉在金山寺享受的“待遇”，可以发现它含有两个系列、三个等级的内容。
　　先说两个系列。对联的下联——“茶，泡茶，泡好茶”这个系列的待遇属于物质待遇。从随便倒一杯茶到现泡热茶，从泡普通的茶到泡好茶，物质待遇在逐渐提高。对联的上联——“坐，请坐，请上座”则是精神待遇。从坐到请坐，从请坐到请上座，这是态度问题，让人感受到了被人尊敬的精神满足。这两个系列的待遇，一个是可以用货币化来衡量的，一个难以用货币化来衡量。
　　我们现在到名山古刹观光，常常可以品一杯茶小做休憩，环境再清雅、茶再好，其价值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大凡物质待遇大率如此。但精神性的待遇则不一样，它能让人感到满足，“请上座”的尊贵感比起享受好茶的感觉更美妙。
　　再说三个等级。金山寺和尚的前倨后恭，开始冷淡最终热情，他在待人接物的心理上是看人下菜，根据人的身份等级分别对待：衣饰普通，“布衣”也，所给的“待遇”是“坐”、“茶”；如果是官，“待遇”提高一个等级，“请坐”，“泡茶”；如果是大官，那么“待遇”就再上一层楼，“请上坐”，再“泡好茶”。在这里，金山寺和尚给人的待遇依据身份被分成了“坐——茶”、“请坐——泡茶”、“请上坐——泡好茶”三个等级。
　　所谓“待遇”，其实是一种个人的“福利”。福利福利，有福有利，在现代的用法中基本上是指物质利益，其实只是“利”，而没有“福”，而在中国古代的用词习惯中，二者是有区别的，物质待遇属于“利”，精神待遇则属于“福”。所以，刘墉享受的“待遇”既包含了“利”，也包含了“福”。
　　在人的生活中，到底是“利”重要，还是“福”重要?这可能因人因时而异，难以一概而论。但人之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于人有精神世界，有做人的尊严，所以“福”不是可有可无的。孔子曾经说，现在人们说到孝敬，以为只要给父母吃的、能够赡养父母就够了，可是人们养一只狗养一匹马，也都要给它们吃的，以养活它们，假如你没有孝敬的内心，那么你养父母与养狗养马的差别在哪里呢?孔子所谓“犬马之养”的论断，对于父母来说，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供养，还需要精神上的安慰，他们希望得到的不仅是“利”，还希望有“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可能做父母，父母的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心态。这种心态，出于人的本性——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质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福”和“利”的最大化，概括地说，就是“福利最大化”，具体说，它应该包括“福”的最大化、“利”的最大化，和难以区分精神性的“福”和物质性的“利”或二者兼而有之的“福利”的最大化。“福利最大化”，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基本动力。
　　
　　(摘自《亚财政：非正式财政与中国历史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