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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麦可思公司的毕业生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等因素对工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基本没有差别，但是工作情况却是差距很大，非农民子女的工作单位更好，收入更高。在人力资本积累无差异的情况下，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存在着显著影响，而在校期间的表现对于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代际间的传递效应在目前普遍存在，从而导致社会不公。
关键词：代际间传递；家庭职业阶层；学校表现；工作收入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11-05
一、引言
中国有句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除了说明生物学的遗传作用外，也可以从社会学的代际间传递角度来解读。在当前中国由于代际间传递的原因所造成的起点不公平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官二代”、“富二代”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某些极端案例甚至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另一方面，普通家庭的子女步入社会后发现，居然大多数人却只能是成为“屌丝”的结局。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与其聪明才智或者努力程度无关，而与之相关度更高的却往往是其出身背景。
代际间传递所导致的不公平，可以说已经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呈现。以教育为例，农村大学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而且越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这一比例越低。例如近年来考入北大清华的农村大学生只占15%左右，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均低于3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还是一般高校，农村学生都占大多数，许多大学甚至高达80%以上（曹文振，2012）。长久下去，这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将造成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剧，进一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上普遍性的“仇官”、“仇富”现象，就是民众对这种代际间传递强烈不满的表现之一。
本文将利用麦可思公司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以下问题：由于家庭职业阶层的差异，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会有何区别？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及收入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重点研究其工作收入的差异究竟由哪些因素所决定？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收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代际间传递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研究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及收入对于子女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职场表现都有着显著影响（王海港，2006；李煜，2006；苟人民，2006；Chen and Li，2009）。
综合现有文献，国内外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代际间的收入，即父子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是高收入者，其子女的收入也较高。然而对此现象的理论解释却是大相径庭。
部分学者认为，代际间的相关性并不代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泰洛特，1992）。这是因为父子两代人的工作收入可能同时受到某个因素的影响，例如：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就业机会的多寡（邢春冰，2006）；另外也有可能是父母的基因会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状况带来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其工作收入，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并非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而是需要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而更多学者的观点是，父母在影响子女工作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可能是经过以下这些渠道来进行的。Becker和Tomes（1986）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子女的就业机会，例如，收入高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金额上可能更高（Solon， 1992）。另外有些学者认为，父母影响子女收入的另外一个渠道，则是因为父母一辈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给子女带来较高的收入，而且这一点在中国表现更为典型。李宏彬等（2012）的研究发现“官二代”学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学生的起薪平均高13%（约280元/月），计量结果表明，这一差异不能被学生家庭的收入、父母的教育程度、学生的高考成绩、就读大学的质量以及学生在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所解释。还有学者（杨瑞龙等，2010）发现，父亲在职和党员的交互项对子女能力和社会资本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父亲政治身份和政治关系对子女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影响，也就是说权力寻租效应在就业中普遍存在。
除此以外，当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工作机会的搜寻成本很高时，父母拥有的社会关系会使子女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获得关于“某些或某类”工作的信息。一方面，父母为子女提供了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通道；另一方面，收入高的父母在子女找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Solon， 1999），最终他们可能获取高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收入。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特征以及计划经济下的制度特征也可能是造成代际传递的原因（邢春冰，2006）。
三、分析框架、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一）分析框架
本文将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家庭职业阶层与毕业生工作收入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个人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的影响、工作收入的决定我们可以用图1来进行简单表达。
图1 文章分析框架图
如图1所示，我们首先假设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主要由其个人人力资本和努力程度所决定，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于是，我们可以把学校期间的表现情况（也就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各项指标），视为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这样一来，毕业生的工作单位将由家庭职业阶层（社会关系）和学校表现来决定。进一步，其工作收入将受到学生的个人素质和工作单位所影响。最终，毕业生的工作收入是关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职业阶层的函数。
用数学方程式可以这样表达，工作收入Y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H（Human capital）为个体的人力资本情况，W（Working conditions）为工作单位的情况。而 其中F（The family occupation stratum）表示家庭职业阶层。于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复合函数：
上式意味着，毕业生的工作收入由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职业阶层所决定。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所有推导过程都是建立在如下H1的假设基础上。
H1：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由其个人人力资本所决定，而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关于这个假设的检验，我们将在本章中利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进行论证。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2013年度三个学院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数据，根据作者掌握的数据所涉及到的学院，是均处于广州市的三所职业技术学院（三所学院为分别NGS、GC、NZ）。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方法是，对各校向毕业半年后的2012届高职毕业生发放答题邀请函，问卷客户端链接和账户，由答卷人回答问卷。该调查完全是第三方行为，不受学校方的影响，所以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认可。本文使用的有效样本数据量有3726份，其中家庭职业阶层为“农民与农民工”的1231份（33%），我们用“农民子女”来表征；其他①的有2495份（67%），我们定义为“非农民子女”。具体计量时，有效样本量还会减少，因为在上述有效样本中，文章所需要选取的个别问题，有些学生并没有进行回答，本文将在相关位置标出样本量。
（三）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根据分析框架图，我们把学生的答卷再分成学校表现和工作情况两大类来进行考虑，分别选取那些可能影响工作收入的变量来进行描述统计。学校表现反映了该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而工作情况说明了工作单位的各项基本情况。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各变量均值如表1所示：
表1 分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农民子女 非农民子女
学校表现
大学成绩（分，取组中值） 78.32（32.96） 77.32（43.18）
校级及以上奖励（%） 3.36（0.43） 3.73（0.46）
入党（%） 6.67（0.82） 5.64（0.81）
曾任学生干部（%） 6.84（0.34） 5.31（0.30）
曾任社团干部（%） 9.08（0.32） 9.04（0.35）
参加学术社团（%） 8.52（0.12） 8.04（0.07）
参加公益和社交联谊社团（%） 20.36（0.08） 20.25（0.03）
参加文体类社团（%） 18.21（0.13） 24.37（0.15）
工作情况
收入（元） 2738.09（325.67） 3262.62（432.18）
工作与专业相关（%）） 41.54（0.14） 58.35（0.14）
有过离职经历（%） 51.21（0.07） 39.82（0.06）
工作城市在珠三角地区（%） 78.24（0.15） 81.36（0.12）
用人单位规模（人，取组中值） 24.26（13.21） 38.48（14.53）
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或个体（%） 33.56（0.11） 22.94（0.1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根据表1，我们发现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子女在学校期间的表现基本相差不大，除了参加文体类社团的比例，非农民子女比农民子女明显偏高外，其他的指标，农民子女还略占优势。所以根据表1中学校表现情况来看，可以说明假设确实成立，即个人在学校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
对于文体类社团非农民子女参与比例更高的可能解释是，虽然目前在城乡都已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城市中有更多学习文体项目的机会，例如随处可见的兴趣班就是佐证。反过来，在乡村则没有这样的师资条件。可以说，文体类项目的学习机会跟家庭经济状况的关联可能并不大，而是与所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越是大城市，小孩从小就越有可能受到较为专业的文体各类培训。
虽然农民子女在校期间的表现并不亚于非农民子女的表现，甚至于在某些方面更为突出，也就是意味着，他们在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并不存在先天的不足。然而我们却发现两个对比组的工作情况却存在天壤之别，非农民子女的收入高过对比组约20%（约530元/月）；他们更多的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这可能是他们报考专业时，就有明确的就业目标，或者家长早已考虑了未来的工作安排问题）；工作更为稳定（因为离职率更低）；用人单位规模更大，更少的人在民营或个体企业工作（这两项起码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明用人单位是否“正规”）。由于文章的样本均来自广州市的学校，所以大多数学生的工作地点均在珠三角地区。
在学校表现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即人力资本积累无差别），那么，工作情况的差异绝大部分是不是由家庭职业阶层所导致？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论证并检验的问题。
四、计量模型及结果
（一）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家庭职业阶层对工作收入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收入方程。假设毕业半年后学生的工作收入由以下半对数方程决定
其中，为毕业半年后月收入的对数，表示学生的家庭职业阶层，如果是非农民子女记为1，否则赋值为0。表示学生个体特征变量，例如性别、招生口径、党员、学生干部等，为毕业生工作情况，包括工作单位的情况，及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等等。为误差项。
而且仅当独立与误差项的时候，普通最小二乘法对的估计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可能会与误差项相关。
首先，工作地将对学生收入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珠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达，而且生活消费水平较高，所以其工资也明显高于非珠三角地区。而学生就业地与家庭职业阶层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非农民子女家庭可能会有更多的家庭金融资产或者社会关系，帮助其子女在珠三角地区搜寻工作并就业。 其次，非农民子女可能能力更强（例如，由于他们大多数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中，所以相对见识比较多），而收入和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可以衡量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其包含在回归方程中。本文将使用大学成绩作为代理变量，因为大学成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再次，非农民子女就业的行业可能更好，由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行业对月收入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毕业生的就业行业进行控制，即对行业变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处理。
（二）估计结果
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收入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即使我们控制了工作地区、大学成绩和行业虚拟变量后也是同样的结果。性别的影响也是如此，说明收入的性别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吴红宇，2014）。另外，正如我们所预计的一样，工作是否与专业相关、及工作地区对于收入存在着显著影响。
招生口径对于收入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普通高中经过“3+X”考试的学生收入，明显高于那些来源于职中、技校或中专通过“3+证”进入高职的毕业生。这与我们的预计相悖，理论上“3+证”的学生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更为熟练。例如，有大量新闻报道过这样的事实，那些没有进入高职，而直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技校学生的起薪都非常高。但是这些学生经过三年的高职学习后，其收入反而低于“3+X”的学生，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目前的高职教育仍旧是普通高等教育的“简化版”，并没有真正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而“3+证”的学生由于学习基础较差，在三年高职学习阶段后，人力资本积累反而落后于“3+X”的学生，最终表现在工作后收入相对较低（莫琳等，2014）。
我们也观察到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如是否党员、是否学生干部、大学成绩等）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另外用人单位规模和单位性质对于收入也无显著影响。
五、结语
从计量结果来看，基本结论令人感觉非常悲哀。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居然由家庭职业阶层所决定，而在校期间的个人表现却对收入影响甚微，这说明我们仍旧处于一个“拼爹”的时代。这种并非是人力资本差别，而主要由于代际间传递影响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加剧。一个普通民众当无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获取应有的报酬时，他由于心理上的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反社会行为，最终将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梦”最低的要求应该是每一个国民都有“做梦”的机会，而一部分人在依靠家庭背景来获取更高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剥夺了另一部分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当这一事实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常状态的时候，意味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均衡态，显然要想打破这种“坏”的均衡状态，形成“好”的均衡，需要有足够大的外力作用。
参考文献：
[1]曹文振.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是个大问题[N].学习时报，
2012-09-24.
[2]王海港.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
[J].经济研究，2005（1）.
[3]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
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4]苟人民.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J].教育发展研
究，2006（5A）.
[5]Chen Y and H Li.Mother’s Eduucation and Child Health：
Is There a Nurturing Effect？[J].Journal of Heath
Economics，2009，28（2）：413-426.
[6]泰洛特.父贵子荣——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7]邢春冰.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J].经济研究，
2006（9）.
[8]Becker G and Tomes N.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Part 2：
The Famil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s Rewards，
1986，4（3）：S1-S39.
[9]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 E R，1992，82（3）：393-408.
[10]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等.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
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
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2012，11（3）.
[11]杨瑞龙，王宇锋，刘和旺.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
收入[J].经济学2010，9（4）.
[12]Solon G.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In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eds.）[M].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1999.
（责任编辑：郁 琤）
关键词：代际间传递；家庭职业阶层；学校表现；工作收入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5-0011-05
一、引言
中国有句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除了说明生物学的遗传作用外，也可以从社会学的代际间传递角度来解读。在当前中国由于代际间传递的原因所造成的起点不公平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官二代”、“富二代”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某些极端案例甚至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另一方面，普通家庭的子女步入社会后发现，居然大多数人却只能是成为“屌丝”的结局。也就是说，在当今社会，一个人的最终成就可能与其聪明才智或者努力程度无关，而与之相关度更高的却往往是其出身背景。
代际间传递所导致的不公平，可以说已经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呈现。以教育为例，农村大学生的比例在逐年下降，而且越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这一比例越低。例如近年来考入北大清华的农村大学生只占15%左右，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均低于3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还是一般高校，农村学生都占大多数，许多大学甚至高达80%以上（曹文振，2012）。长久下去，这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局面将造成社会不公平程度的加剧，进一步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上普遍性的“仇官”、“仇富”现象，就是民众对这种代际间传递强烈不满的表现之一。
本文将利用麦可思公司调查的数据来研究以下问题：由于家庭职业阶层的差异，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会有何区别？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及收入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将重点研究其工作收入的差异究竟由哪些因素所决定？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收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二、文献综述
关于代际间传递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经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研究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及收入对于子女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职场表现都有着显著影响（王海港，2006；李煜，2006；苟人民，2006；Chen and Li，2009）。
综合现有文献，国内外所有的实证研究都表明：代际间的收入，即父子间的收入水平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父母是高收入者，其子女的收入也较高。然而对此现象的理论解释却是大相径庭。
部分学者认为，代际间的相关性并不代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泰洛特，1992）。这是因为父子两代人的工作收入可能同时受到某个因素的影响，例如：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就业机会的多寡（邢春冰，2006）；另外也有可能是父母的基因会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状况带来影响，进而可能会影响其工作收入，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并非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而是需要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而更多学者的观点是，父母在影响子女工作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可能是经过以下这些渠道来进行的。Becker和Tomes（1986）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子女的就业机会，例如，收入高的父母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金额上可能更高（Solon， 1992）。另外有些学者认为，父母影响子女收入的另外一个渠道，则是因为父母一辈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给子女带来较高的收入，而且这一点在中国表现更为典型。李宏彬等（2012）的研究发现“官二代”学生的起薪比非“官二代”学生的起薪平均高13%（约280元/月），计量结果表明，这一差异不能被学生家庭的收入、父母的教育程度、学生的高考成绩、就读大学的质量以及学生在大学期间积累的人力资本所解释。还有学者（杨瑞龙等，2010）发现，父亲在职和党员的交互项对子女能力和社会资本有较为显著的影响，这意味着，父亲政治身份和政治关系对子女的收入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影响，也就是说权力寻租效应在就业中普遍存在。
除此以外，当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工作机会的搜寻成本很高时，父母拥有的社会关系会使子女能够以更加低廉的成本来获得关于“某些或某类”工作的信息。一方面，父母为子女提供了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通道；另一方面，收入高的父母在子女找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Solon， 1999），最终他们可能获取高于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的收入。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型特征以及计划经济下的制度特征也可能是造成代际传递的原因（邢春冰，2006）。
三、分析框架、数据来源及描述统计
（一）分析框架
本文将要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家庭职业阶层与毕业生工作收入之间的关系。考虑到个人人力资本状况和家庭的影响、工作收入的决定我们可以用图1来进行简单表达。
图1 文章分析框架图
如图1所示，我们首先假设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主要由其个人人力资本和努力程度所决定，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于是，我们可以把学校期间的表现情况（也就是学生在校期间的各项指标），视为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这样一来，毕业生的工作单位将由家庭职业阶层（社会关系）和学校表现来决定。进一步，其工作收入将受到学生的个人素质和工作单位所影响。最终，毕业生的工作收入是关于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职业阶层的函数。
用数学方程式可以这样表达，工作收入Y的函数表达式为：
其中H（Human capital）为个体的人力资本情况，W（Working conditions）为工作单位的情况。而 其中F（The family occupation stratum）表示家庭职业阶层。于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复合函数：
上式意味着，毕业生的工作收入由个体的人力资本和家庭职业阶层所决定。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的所有推导过程都是建立在如下H1的假设基础上。
H1：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由其个人人力资本所决定，而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关于这个假设的检验，我们将在本章中利用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进行论证。
（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2013年度三个学院的《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数据，根据作者掌握的数据所涉及到的学院，是均处于广州市的三所职业技术学院（三所学院为分别NGS、GC、NZ）。麦可思公司的调查方法是，对各校向毕业半年后的2012届高职毕业生发放答题邀请函，问卷客户端链接和账户，由答卷人回答问卷。该调查完全是第三方行为，不受学校方的影响，所以目前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普遍的认可。本文使用的有效样本数据量有3726份，其中家庭职业阶层为“农民与农民工”的1231份（33%），我们用“农民子女”来表征；其他①的有2495份（67%），我们定义为“非农民子女”。具体计量时，有效样本量还会减少，因为在上述有效样本中，文章所需要选取的个别问题，有些学生并没有进行回答，本文将在相关位置标出样本量。
（三）描述性统计及分析
根据分析框架图，我们把学生的答卷再分成学校表现和工作情况两大类来进行考虑，分别选取那些可能影响工作收入的变量来进行描述统计。学校表现反映了该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状况，而工作情况说明了工作单位的各项基本情况。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各变量均值如表1所示：
表1 分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农民子女 非农民子女
学校表现
大学成绩（分，取组中值） 78.32（32.96） 77.32（43.18）
校级及以上奖励（%） 3.36（0.43） 3.73（0.46）
入党（%） 6.67（0.82） 5.64（0.81）
曾任学生干部（%） 6.84（0.34） 5.31（0.30）
曾任社团干部（%） 9.08（0.32） 9.04（0.35）
参加学术社团（%） 8.52（0.12） 8.04（0.07）
参加公益和社交联谊社团（%） 20.36（0.08） 20.25（0.03）
参加文体类社团（%） 18.21（0.13） 24.37（0.15）
工作情况
收入（元） 2738.09（325.67） 3262.62（432.18）
工作与专业相关（%）） 41.54（0.14） 58.35（0.14）
有过离职经历（%） 51.21（0.07） 39.82（0.06）
工作城市在珠三角地区（%） 78.24（0.15） 81.36（0.12）
用人单位规模（人，取组中值） 24.26（13.21） 38.48（14.53）
用人单位类型是民营或个体（%） 33.56（0.11） 22.94（0.1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根据表1，我们发现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子女在学校期间的表现基本相差不大，除了参加文体类社团的比例，非农民子女比农民子女明显偏高外，其他的指标，农民子女还略占优势。所以根据表1中学校表现情况来看，可以说明假设确实成立，即个人在学校期间的人力资本积累与家庭职业阶层无关。
对于文体类社团非农民子女参与比例更高的可能解释是，虽然目前在城乡都已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但城市中有更多学习文体项目的机会，例如随处可见的兴趣班就是佐证。反过来，在乡村则没有这样的师资条件。可以说，文体类项目的学习机会跟家庭经济状况的关联可能并不大，而是与所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越是大城市，小孩从小就越有可能受到较为专业的文体各类培训。
虽然农民子女在校期间的表现并不亚于非农民子女的表现，甚至于在某些方面更为突出，也就是意味着，他们在就业中的人力资本并不存在先天的不足。然而我们却发现两个对比组的工作情况却存在天壤之别，非农民子女的收入高过对比组约20%（约530元/月）；他们更多的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这可能是他们报考专业时，就有明确的就业目标，或者家长早已考虑了未来的工作安排问题）；工作更为稳定（因为离职率更低）；用人单位规模更大，更少的人在民营或个体企业工作（这两项起码从另一个侧面可以说明用人单位是否“正规”）。由于文章的样本均来自广州市的学校，所以大多数学生的工作地点均在珠三角地区。
在学校表现没有差别的情况下（即人力资本积累无差别），那么，工作情况的差异绝大部分是不是由家庭职业阶层所导致？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论证并检验的问题。
四、计量模型及结果
（一）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家庭职业阶层对工作收入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我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收入方程。假设毕业半年后学生的工作收入由以下半对数方程决定
其中，为毕业半年后月收入的对数，表示学生的家庭职业阶层，如果是非农民子女记为1，否则赋值为0。表示学生个体特征变量，例如性别、招生口径、党员、学生干部等，为毕业生工作情况，包括工作单位的情况，及个人与工作之间的关系等等。为误差项。
而且仅当独立与误差项的时候，普通最小二乘法对的估计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可能会与误差项相关。
首先，工作地将对学生收入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珠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达，而且生活消费水平较高，所以其工资也明显高于非珠三角地区。而学生就业地与家庭职业阶层可能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因为非农民子女家庭可能会有更多的家庭金融资产或者社会关系，帮助其子女在珠三角地区搜寻工作并就业。 其次，非农民子女可能能力更强（例如，由于他们大多数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中，所以相对见识比较多），而收入和能力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处理方法是找到一个可以衡量能力的代理变量，并将其包含在回归方程中。本文将使用大学成绩作为代理变量，因为大学成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学生不同方面的能力。
再次，非农民子女就业的行业可能更好，由于我国存在着巨大的行业收入差距（主要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行业对月收入有促进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毕业生的就业行业进行控制，即对行业变量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处理。
（二）估计结果
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上述收入方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估计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收入的影响非常显著，即使我们控制了工作地区、大学成绩和行业虚拟变量后也是同样的结果。性别的影响也是如此，说明收入的性别歧视现象普遍存在（吴红宇，2014）。另外，正如我们所预计的一样，工作是否与专业相关、及工作地区对于收入存在着显著影响。
招生口径对于收入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普通高中经过“3+X”考试的学生收入，明显高于那些来源于职中、技校或中专通过“3+证”进入高职的毕业生。这与我们的预计相悖，理论上“3+证”的学生所掌握的专业技能更为熟练。例如，有大量新闻报道过这样的事实，那些没有进入高职，而直接步入社会参加工作的技校学生的起薪都非常高。但是这些学生经过三年的高职学习后，其收入反而低于“3+X”的学生，我们对此的解释是，目前的高职教育仍旧是普通高等教育的“简化版”，并没有真正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而“3+证”的学生由于学习基础较差，在三年高职学习阶段后，人力资本积累反而落后于“3+X”的学生，最终表现在工作后收入相对较低（莫琳等，2014）。
我们也观察到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如是否党员、是否学生干部、大学成绩等）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另外用人单位规模和单位性质对于收入也无显著影响。
五、结语
从计量结果来看，基本结论令人感觉非常悲哀。大学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居然由家庭职业阶层所决定，而在校期间的个人表现却对收入影响甚微，这说明我们仍旧处于一个“拼爹”的时代。这种并非是人力资本差别，而主要由于代际间传递影响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加剧。一个普通民众当无法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获取应有的报酬时，他由于心理上的不平衡，可能会出现反社会行为，最终将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不稳定。
“中国梦”最低的要求应该是每一个国民都有“做梦”的机会，而一部分人在依靠家庭背景来获取更高收入的同时，意味着剥夺了另一部分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或者说他们的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当这一事实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正常状态的时候，意味着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社会均衡态，显然要想打破这种“坏”的均衡状态，形成“好”的均衡，需要有足够大的外力作用。
参考文献：
[1]曹文振.农村大学生比例下降是个大问题[N].学习时报，
2012-09-24.
[2]王海港.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动及其对长期平等的影响
[J].经济研究，2005（1）.
[3]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
的教育获得（1966-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4]苟人民.从城乡入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公平[J].教育发展研
究，2006（5A）.
[5]Chen Y and H Li.Mother’s Eduucation and Child Health：
Is There a Nurturing Effect？[J].Journal of Heath
Economics，2009，28（2）：413-426.
[6]泰洛特.父贵子荣——社会地位和家庭出身[M].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7]邢春冰.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J].经济研究，
2006（9）.
[8]Becker G and Tomes N.Human Capital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amilies[J].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Part 2：
The Famil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s Rewards，
1986，4（3）：S1-S39.
[9]Solon G.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J]. A E R，1992，82（3）：393-408.
[10]李宏彬，孟岭生，施新政，等.父母的政治资本如何影响大
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基于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
就业调查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2012，11（3）.
[11]杨瑞龙，王宇锋，刘和旺.父亲政治身份、政治关系和子女
收入[J].经济学2010，9（4）.
[12]Solon G.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In Orley Ashenfelter
and David Card（eds.）[M].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Elsevier，1999.
（责任编辑：郁 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