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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构成封建家族基石的“父母子”铁三角中的重要环节，“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视为“不肖”。“不肖子”们或吟诗作画、侍弄花草，在懒散中消散了羽毛；或吸食鸦片、放纵情欲，在无望中自觉地沉沦下去；或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并以决绝的姿态向封建家族发起挑战，成为父权社会真正的掘墓人。他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现代家族文学中的男性人物长廊，也昭示了封建父权制度无可挽回的坍圮命运。
关键词：“不肖子” 父权社会 掘墓人 矛盾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科学、民主和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传统封建家族分崩离析，父权彻底走向式微。在封建旧家族的代言人及守护者——父亲的眼中，本应承担振兴家族重任的“人子”大都为“不肖之子”。所谓“不肖”，即“不像（肖）自己祖先”也。正如《红楼梦》中那阙《西江月》所言，“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家于国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如果作为人子，就必须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那么除了如负重蜗牛般努力承担家族重任的高觉新、祁瑞宣等此类长子之外，其余诸多“人子”均可划入“不肖子”群体中。比如《围城》中的方鸿渐，《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激流》中的克安、克定、觉世、觉群，《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与姜长白，《憩园》中的杨梦痴、姚小虎，《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创世纪》中的匡庭谷、匡仰彝，《家》中的高觉慧，《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等等，他们或吟诗作画、侍弄花草，在懒散中消散了羽毛；或吸食鸦片、放纵情欲，在无望中自觉地沉沦下去；或以西方文化为精神导师，果断冲出封建家族的樊篱，成为父权社会真正的掘墓人。
《围城》中的方鸿渐其实并非无用之人，他聪明、善良，极具绅士风度，而且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一旦面临现实问题，现代文明社会的熏染立即让他灵魂深处迂腐、软弱与消极、颓废的劣根性一览无遗，正如解志熙所言：“他的性格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因而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自发本性的怯懦、迷惘和盲动性。他心地善良，而且不乏聪明才智，但惟独缺乏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学术上几无建树的方鸿渐事业上处处碰壁，点金银行，三闾大学，华美新闻社，一段新的“围城”经历后总是以“失败者”的身份狼狈而逃，恰好符合赵辛楣不留情面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爱情婚姻方面方鸿渐毫无主见，落到苏文纨铺天盖地的情网里，毫无快刀斩乱麻的勇气；面对孙柔嘉泼妇般大吵大闹时，却只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般的无奈：“你狠呀！你闹的你家里知道不够，还要闹的邻居都知道，这时候房东家都已经听见了。你新学会泼辣不要面子，我要做人，倒要面子的。我走了……”被孙柔嘉连骂数声“懦夫”后夺路而走的方鸿渐，面对眼前复杂、矛盾而又无任何理性可以把握的所谓现代文明社会，所感受到的惟有某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绝望感、失望感和荒谬感”。这种发自内心的孤独与绝望，让他始终无法融入身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一种我要更好地生活下去的动物本能虽然刺激他去努力奋斗，然而他始终寻觅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空间。方鸿渐的悲剧在于：他自身现代文明病态的劣根性潜伏得太深，以至于愈挣扎愈深深地沉没于死亡的陷阱，只能无望地慢慢消耗剩余的时光。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北平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的曾公馆的世家子弟，在封建传统文化的熏染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春天放风筝，夏天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霏雪时在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在祖荫下悠闲雅致地度过三十余年岁月的他，最终沦为生命的空壳。雅斯贝尔斯曾说，“性格本身就是命运的形式”。天性中固有的懦弱与懒散，使得曾文清缺乏任何行动的能力，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进而甚至希望自己不要拥有任何感觉，就这样让生命在无声无息中默默流逝。妻子不满的表情，父亲失望的身影，妹妹怜悯的目光，情人绝望的眼神，创业不成、谋生无路的曾文清成天困在似老坟里的棺材一样慢慢朽烂的家里，看不到任何让他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宛若“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锦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传统士大夫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无形的摧残，让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尘封于无法打碎的旧的堡垒之中。作为父辈人生理想的寄托者和实现者，他们与生俱来的“卑怯、懦弱、懒惰、虚无”等性格特质，完全承担不起振兴家族事业的重任，最后只能落得个与落后腐朽的父权制度一起殉葬的悲剧命运。一如傅雷先生曾经的评论：“知道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地道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
与在懒惰、虚无、懦弱、卑怯中解脱的方鸿渐、曾文清等人相比，《激流》中的克安、克定、觉世、觉群，《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与姜长白，《憩园》中的杨梦痴、姚小虎，《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创世纪》中的匡庭谷、匡仰彝，等等，被巴金戏称为“蛀空树干的虫子”的群体的出现，不仅对封建大家族的最后彻底灭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暗示了封建父权制度走入穷途末路的历史趋势。这些过惯了寄生生活的遗老遗少们，个个既寡于情又陋于质，他们只知道坐吃山空、纵情声色、玩世不恭、庸俗卑琐，在各自封闭的圈子中自取其乐，自甘堕落，上演了一出出人间闹剧。他们早就撂下重振家族威望的挑子，坑蒙拐骗无所不及，管他父兄姐妹还是亲朋好友，放射出欲望的眼睛中看到的只有金钱和声誉。《憩园》中的杨梦痴，开小公馆，养姨太太，吃喝嫖赌，纵情声色，把祖产败个精光后，又屡次骗取妻子的陪嫁，出去继续鬼混，最终被儿子赶出家门。《花凋》中生活里只有“醇酒、夫人和鸦片”的郑先生，每天只知道如何哄骗太太的钱去享乐，却不肯出钱为女儿看病，因为他已经“穷”得连姨太太都养不起了。《创世纪》中的匡庭谷、匡仰彝父子，不仅常常不顾体面地当着外人伸着长长的手臂向年迈的母亲要钱，甚至考虑让女儿去当舞女来满足一己之私欲。《金锁记》中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姜季泽和嫂子七巧调情及叙旧，只不过为骗取一点钱财而已，可惜被精明吝啬的七巧一语道破，只好如丧家之犬般落荒而逃。至于自觉地继承了父辈没落生活方式的姜长白，充斥在脑海里的只有“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对于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周萍、范柳原们来说，“病态的文明培养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周萍在与继母蘩漪乱伦的同时，又与同母异父的四凤恋爱；范柳原“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如果不是偶遇那场导致城坍墙圮的战争，他或许永远不会对白流苏付出一点点真心。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或许只能是父辈所代表的那种所谓的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抽鸦片、逛堂子、捧戏子、娶姨太太，对家庭羸弱无能没有任何帮助，对孩子专断粗暴无情无义，腐朽的封建没落文化把他们的父辈变成了殉葬品，现在又成了笼罩在他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这种环境对他们的毒化表现在：他们即使对环境不满，充满憎恶之情，却没有任何能力而且骨子里也不愿摆脱它。人性的弱点及人生的无助让他们成了死寂“坟场”中的废人，“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只有在绝望、苍凉中无望地延续生命。正如鲁迅早已呐喊过的“封建礼教是吃人的”，遗老遗少们赖以生存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吃人的，吞噬了上一代，腐蚀了下一代，然而，他们全都自觉自愿地与这颓丧的腐朽文化融为一体，“硕大无朋的尸身与这腐烂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对人生的悲凉和荒诞有着敏锐把握和刻骨体验的张爱玲，在对家族及家族人无情解剖和晾晒的同时，也吊诡地对封建父权制度的虚伪、腐朽和罪恶进行多角度的质疑、拆解和鞭挞。
无论是在懒散中消散了自己羽毛的方鸿渐、曾文清诸类，抑或是在绝望、苍凉中无望地延续着生命的杨梦痴、姜季泽、周萍、范柳原诸类，他们或者在懒惰、虚无、懦弱、卑怯中度日，或者在狂嫖滥赌、坑蒙拐骗中沉沦，都没有任何完成振兴家族重任的可能，确实是“不肖”也。“五四”以降，随着西方文明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启蒙思潮的深入，他们身边出现了一批与之截然不同的青年群体，如《家》中的高觉慧、《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等等，这群父辈眼中所谓的“叛逆者”，基本上都是由幼子构成，他们缺乏父辈眼中家族价值的直接期望，也没有长子们身上负荷的家族束缚，相对宽放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可以充分展示个性的存在。他们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难以忍受处处尔虞我诈的“铁屋子”里的污浊空气，纷纷逃出父辈的樊篱，以决绝的姿态果敢地向旧家族宣战，成为“父亲与家”真正的掘墓人。
《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修完学业后满怀理想回到家乡试图做出一番事业，不过科尔沁旗草原迎接他的却是“苍蝇”般的蝇营狗苟以及旧家族无可救药的自我沉沦。觉慧在对“父亲与家”彻底绝望后特意在祖父下葬前离家出走，决绝的言行彻底实现了自己“我要做旧礼教的叛逆者”的诺言。瑞全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坚决的斩断一切情爱——男女、父母、兄弟、朋友的——而把自己投在战争的大浪中，去尽自己的一点对国家的责任”。这群在父辈眼中忤逆不道的西方启蒙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既是真正的“不肖子”，又是家族基因精髓真正的传承者。他们当初虽因野性与叛逆为长辈所呵斥，却又在大胆、自我、野蛮的性格特质上与老一辈创业者息息相通，他们的叛逆行为虽然给行将就木的父权制度以致命的一击，但他们的“弑父”行为却又使新家的重建成为可能，因而最终得到长辈的宽容与谅解。高老太爷临终前对觉慧的依依不舍绝非是对其擅自离家出走行为的认可，更多的是从觉慧身上看到家族复兴的希望。面对曾被自己骂作“骗子”的蒋少祖，弥留之际的蒋捷三顿时明白了自己曾经的错误，而宽恕谅解叛徒所显示出的深沉厚重的父爱或许正是将四分五裂的子女重新聚集在一起的心理因素。而曾经决绝果敢拂袖而去的所谓“逆子”们下意识流露出的对家的不可阻止的怀念，正是对人伦之乐及父子之情的自然回应。
费孝通先生“父子”纵向关系为传统家族主轴关系的理论暗示了处于父子纵向链条末端的“人子”首鼠两施、左右失据的尴尬地位。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长辈视为“不肖之子”，这也使父子间的冲突作为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常态。“不肖子”们或吟诗作画、侍弄花草，或吸食鸦片、放纵情欲，或挑战封建家族、抨击父权社会。他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现代家族文学作品中的男性人物长廊，也昭示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成为主流话语后父权彻底式微以及封建父权制度无可挽回的坍圮命运。
参考文献：
[1] 张伟忠：《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东方论坛》，1999年第1期。
[2]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范智红：《世变缘常——40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梅雯：《家族生活和新旧代替之际的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5]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解浩：《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的“人子”形象浅析》，《中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解浩，男，1979—，河南西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不肖子” 父权社会 掘墓人 矛盾情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科学、民主和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传统封建家族分崩离析，父权彻底走向式微。在封建旧家族的代言人及守护者——父亲的眼中，本应承担振兴家族重任的“人子”大都为“不肖之子”。所谓“不肖”，即“不像（肖）自己祖先”也。正如《红楼梦》中那阙《西江月》所言，“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家于国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如果作为人子，就必须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那么除了如负重蜗牛般努力承担家族重任的高觉新、祁瑞宣等此类长子之外，其余诸多“人子”均可划入“不肖子”群体中。比如《围城》中的方鸿渐，《北京人》中的曾文清，《激流》中的克安、克定、觉世、觉群，《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与姜长白，《憩园》中的杨梦痴、姚小虎，《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创世纪》中的匡庭谷、匡仰彝，《家》中的高觉慧，《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等等，他们或吟诗作画、侍弄花草，在懒散中消散了羽毛；或吸食鸦片、放纵情欲，在无望中自觉地沉沦下去；或以西方文化为精神导师，果断冲出封建家族的樊篱，成为父权社会真正的掘墓人。
《围城》中的方鸿渐其实并非无用之人，他聪明、善良，极具绅士风度，而且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不过一旦面临现实问题，现代文明社会的熏染立即让他灵魂深处迂腐、软弱与消极、颓废的劣根性一览无遗，正如解志熙所言：“他的性格的最大特点是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因而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自发本性的怯懦、迷惘和盲动性。他心地善良，而且不乏聪明才智，但惟独缺乏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性的东西。”学术上几无建树的方鸿渐事业上处处碰壁，点金银行，三闾大学，华美新闻社，一段新的“围城”经历后总是以“失败者”的身份狼狈而逃，恰好符合赵辛楣不留情面的评价：“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爱情婚姻方面方鸿渐毫无主见，落到苏文纨铺天盖地的情网里，毫无快刀斩乱麻的勇气；面对孙柔嘉泼妇般大吵大闹时，却只有“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般的无奈：“你狠呀！你闹的你家里知道不够，还要闹的邻居都知道，这时候房东家都已经听见了。你新学会泼辣不要面子，我要做人，倒要面子的。我走了……”被孙柔嘉连骂数声“懦夫”后夺路而走的方鸿渐，面对眼前复杂、矛盾而又无任何理性可以把握的所谓现代文明社会，所感受到的惟有某种“刻骨铭心的孤独感、绝望感、失望感和荒谬感”。这种发自内心的孤独与绝望，让他始终无法融入身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一种我要更好地生活下去的动物本能虽然刺激他去努力奋斗，然而他始终寻觅不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空间。方鸿渐的悲剧在于：他自身现代文明病态的劣根性潜伏得太深，以至于愈挣扎愈深深地沉没于死亡的陷阱，只能无望地慢慢消耗剩余的时光。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北平书香门第、诗礼传家的曾公馆的世家子弟，在封建传统文化的熏染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春天放风筝，夏天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霏雪时在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在祖荫下悠闲雅致地度过三十余年岁月的他，最终沦为生命的空壳。雅斯贝尔斯曾说，“性格本身就是命运的形式”。天性中固有的懦弱与懒散，使得曾文清缺乏任何行动的能力，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进而甚至希望自己不要拥有任何感觉，就这样让生命在无声无息中默默流逝。妻子不满的表情，父亲失望的身影，妹妹怜悯的目光，情人绝望的眼神，创业不成、谋生无路的曾文清成天困在似老坟里的棺材一样慢慢朽烂的家里，看不到任何让他继续生存下去的希望，宛若“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锦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传统士大夫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无形的摧残，让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尘封于无法打碎的旧的堡垒之中。作为父辈人生理想的寄托者和实现者，他们与生俱来的“卑怯、懦弱、懒惰、虚无”等性格特质，完全承担不起振兴家族事业的重任，最后只能落得个与落后腐朽的父权制度一起殉葬的悲剧命运。一如傅雷先生曾经的评论：“知道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著也是徒然，便舍弃了。这是地道的东方精神。明哲与解脱，可同时是卑怯、懦弱、懒惰、虚无。”
与在懒惰、虚无、懦弱、卑怯中解脱的方鸿渐、曾文清等人相比，《激流》中的克安、克定、觉世、觉群，《金锁记》中的姜季泽与姜长白，《憩园》中的杨梦痴、姚小虎，《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创世纪》中的匡庭谷、匡仰彝，等等，被巴金戏称为“蛀空树干的虫子”的群体的出现，不仅对封建大家族的最后彻底灭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暗示了封建父权制度走入穷途末路的历史趋势。这些过惯了寄生生活的遗老遗少们，个个既寡于情又陋于质，他们只知道坐吃山空、纵情声色、玩世不恭、庸俗卑琐，在各自封闭的圈子中自取其乐，自甘堕落，上演了一出出人间闹剧。他们早就撂下重振家族威望的挑子，坑蒙拐骗无所不及，管他父兄姐妹还是亲朋好友，放射出欲望的眼睛中看到的只有金钱和声誉。《憩园》中的杨梦痴，开小公馆，养姨太太，吃喝嫖赌，纵情声色，把祖产败个精光后，又屡次骗取妻子的陪嫁，出去继续鬼混，最终被儿子赶出家门。《花凋》中生活里只有“醇酒、夫人和鸦片”的郑先生，每天只知道如何哄骗太太的钱去享乐，却不肯出钱为女儿看病，因为他已经“穷”得连姨太太都养不起了。《创世纪》中的匡庭谷、匡仰彝父子，不仅常常不顾体面地当着外人伸着长长的手臂向年迈的母亲要钱，甚至考虑让女儿去当舞女来满足一己之私欲。《金锁记》中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姜季泽和嫂子七巧调情及叙旧，只不过为骗取一点钱财而已，可惜被精明吝啬的七巧一语道破，只好如丧家之犬般落荒而逃。至于自觉地继承了父辈没落生活方式的姜长白，充斥在脑海里的只有“赌钱，捧女戏子，逛窑子”。对于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周萍、范柳原们来说，“病态的文明培养了他们的轻佻，残酷的现实使他们感到虚无，幻灭”。周萍在与继母蘩漪乱伦的同时，又与同母异父的四凤恋爱；范柳原“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如果不是偶遇那场导致城坍墙圮的战争，他或许永远不会对白流苏付出一点点真心。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或许只能是父辈所代表的那种所谓的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抽鸦片、逛堂子、捧戏子、娶姨太太，对家庭羸弱无能没有任何帮助，对孩子专断粗暴无情无义，腐朽的封建没落文化把他们的父辈变成了殉葬品，现在又成了笼罩在他们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而这种环境对他们的毒化表现在：他们即使对环境不满，充满憎恶之情，却没有任何能力而且骨子里也不愿摆脱它。人性的弱点及人生的无助让他们成了死寂“坟场”中的废人，“唱歌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只有在绝望、苍凉中无望地延续生命。正如鲁迅早已呐喊过的“封建礼教是吃人的”，遗老遗少们赖以生存的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同样也是吃人的，吞噬了上一代，腐蚀了下一代，然而，他们全都自觉自愿地与这颓丧的腐朽文化融为一体，“硕大无朋的尸身与这腐烂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对人生的悲凉和荒诞有着敏锐把握和刻骨体验的张爱玲，在对家族及家族人无情解剖和晾晒的同时，也吊诡地对封建父权制度的虚伪、腐朽和罪恶进行多角度的质疑、拆解和鞭挞。
无论是在懒散中消散了自己羽毛的方鸿渐、曾文清诸类，抑或是在绝望、苍凉中无望地延续着生命的杨梦痴、姜季泽、周萍、范柳原诸类，他们或者在懒惰、虚无、懦弱、卑怯中度日，或者在狂嫖滥赌、坑蒙拐骗中沉沦，都没有任何完成振兴家族重任的可能，确实是“不肖”也。“五四”以降，随着西方文明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启蒙思潮的深入，他们身边出现了一批与之截然不同的青年群体，如《家》中的高觉慧、《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全、《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纯祖、《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等等，这群父辈眼中所谓的“叛逆者”，基本上都是由幼子构成，他们缺乏父辈眼中家族价值的直接期望，也没有长子们身上负荷的家族束缚，相对宽放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可以充分展示个性的存在。他们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难以忍受处处尔虞我诈的“铁屋子”里的污浊空气，纷纷逃出父辈的樊篱，以决绝的姿态果敢地向旧家族宣战，成为“父亲与家”真正的掘墓人。
《科尔沁旗草原》中的丁宁，修完学业后满怀理想回到家乡试图做出一番事业，不过科尔沁旗草原迎接他的却是“苍蝇”般的蝇营狗苟以及旧家族无可救药的自我沉沦。觉慧在对“父亲与家”彻底绝望后特意在祖父下葬前离家出走，决绝的言行彻底实现了自己“我要做旧礼教的叛逆者”的诺言。瑞全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坚决的斩断一切情爱——男女、父母、兄弟、朋友的——而把自己投在战争的大浪中，去尽自己的一点对国家的责任”。这群在父辈眼中忤逆不道的西方启蒙思想的忠实追随者，他们既是真正的“不肖子”，又是家族基因精髓真正的传承者。他们当初虽因野性与叛逆为长辈所呵斥，却又在大胆、自我、野蛮的性格特质上与老一辈创业者息息相通，他们的叛逆行为虽然给行将就木的父权制度以致命的一击，但他们的“弑父”行为却又使新家的重建成为可能，因而最终得到长辈的宽容与谅解。高老太爷临终前对觉慧的依依不舍绝非是对其擅自离家出走行为的认可，更多的是从觉慧身上看到家族复兴的希望。面对曾被自己骂作“骗子”的蒋少祖，弥留之际的蒋捷三顿时明白了自己曾经的错误，而宽恕谅解叛徒所显示出的深沉厚重的父爱或许正是将四分五裂的子女重新聚集在一起的心理因素。而曾经决绝果敢拂袖而去的所谓“逆子”们下意识流露出的对家的不可阻止的怀念，正是对人伦之乐及父子之情的自然回应。
费孝通先生“父子”纵向关系为传统家族主轴关系的理论暗示了处于父子纵向链条末端的“人子”首鼠两施、左右失据的尴尬地位。作为家族血脉延续的“人子”，如果没有自觉自愿承担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就常常被长辈视为“不肖之子”，这也使父子间的冲突作为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常态。“不肖子”们或吟诗作画、侍弄花草，或吸食鸦片、放纵情欲，或挑战封建家族、抨击父权社会。他们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现代家族文学作品中的男性人物长廊，也昭示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成为主流话语后父权彻底式微以及封建父权制度无可挽回的坍圮命运。
参考文献：
[1] 张伟忠：《现代家族小说逆子形象论》，《东方论坛》，1999年第1期。
[2] 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 范智红：《世变缘常——40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4] 梅雯：《家族生活和新旧代替之际的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
[5] 曹书文：《家族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解浩：《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中的“人子”形象浅析》，《中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解浩，男，1979—，河南西华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中州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