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昌刚先生相识于贵阳书家戴朝模书法展开幕式上，迄今三载有余。此前，先生上姓高名，如雷贯耳，盖因人品并及书艺皆有君子风骨，首先是做人唯求仁义，于公不假借私利，于人但求真诚；再是其书法艺术根植传统，广涉名家，碑帖并进，既得方正出奇之碑派智慧，亦兼俊逸潇洒之魏晋风流，其创作最核心的价值主张一日“透彻”，二日“超脱”。所谓格物致知者，正在于对书法之精义作透彻的深层次探究，就昌刚先生惯用的话说：“一笔一画，提按使转，必须到位，非想蒙混过关；同时，对于各家各派，各人各体独具个性之精神亦应有较为彻底的理解。”
　　中国艺术主张宗源传统，强调源和流的关系，昌刚书法直追魏晋，望经典而上，无疑得其中国文化之精、气、神。但不拘传统既成法度，而赋以创作的新个性、新风尚和时代感，则往往是横在书家前面的一道昆仑与黄河，而经由创新彰显作品的价值又是书家的艺术使命和精神，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瓶颈”，对于昌刚先生也不例外。因此，在与之交往时，先生频频诉求“超脱”的言论，观夫诸多书家，对于超脱之说不在少数，然而，超脱是目的，归根结底是如何做到超脱，真正的大家，不仅仅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学术的疑难杂症。
　　归纳言之，正是秉承“透彻”的法古理念，昌刚首先得以继承中国书法传统的精神，对于结体、用笔、指法和用墨等自然不在话下，并且均有独到识见，仅以二王刊例，书坛群雄争鸣，大多认为“王体”以圆笔使转为主，唯有昌刚先生洞见观瞻，大胆发以“方笔”言论，并小心求证，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对二王字体数倍放大，逐字剖析隐含在“圆笔”背后的“方笔”特征，向书界揭秘经典的背后故事并提供全新的研究方向，昌刚先生对传统透彻理解所获得的深刻性由此可见一斑。
　　诚然，对于王氏隐秘的“方笔”推究终归属于技法层面的认知，但其直接影响的结果是昌刚从此有了为帖学注入碑风的启导和理论依据。这种开示和理论依据，无疑潜移默化地催生了后来昌刚艺术观念顿悟式的革命。尽管他的观念系统还包合其他丰富的结构和艺术语言，不过，对于“方笔”的发现无疑从一个侧面力证精微，反映出昌刚对二王的研究已至内核，并获得重大的突破！先前数年，昌刚对唐楷、魏碑、宋四家等诸多书体均有深度触及，后亦钟情王铎，通宵达旦、笔走龙蛇，长期侵淫于他视如生命的书法艺术之中。正是这样从纵向入手，透彻专攻，再旁涉诸家，以求兼收并蓄的点、线、面一体的治学理念，不仅赋予昌刚书法方面，而且在理论修养诸多方面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这为随后基于魏晋书学体系的参悟和超脱夯实了基础。
　　昌刚与书学泰斗姜澄清先生素有往来，二者论及书法时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均有“学不忌杂，贵在归纯”的治学主张。在昌刚看来，纯者一日创见持守，二日自然天成。前者先加后减，自成面貌；后者物我两忘，随心所欲，使书法更贴近艺术的本质。因此，昌刚在经历从面的覆盖和博取后，转而回归魏晋，再次与经典往来，所不同的是，这种回归开始更注重神采气韵，而不拘形质。
　　如此数年的苦心参悟，昌刚在二。一三年基本实现转型，并寻觅到可以突破他书法艺术发展的“瓶颈”，即守成与创新两难问题的路径。其一，保持二王自然洒脱的高逸品格，使士大夫的文人气质不彰自显，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二是以王字隐含的“方笔”为理论基础，注入碑的意味，以拓宽王派的美学结构和层次，最显见的表现是令隽秀婉转、从容逍遥与厚重开张，以拙待速的两种艺术调性浑然一体。将碑和帖，特别是把碑意融入二王并形成新的氣象，非有深厚的美学素养和创新胆识而不可为，甚至是一种冒险精神；其三，米家的锋笔和侧势亦被昌刚所用，从而增强作品恣意不拘、活泼生动的性格；其四，从昌刚近两年的作品看，一方面得益于他对美术的造诣，对于章法的经营和黑白空间的运用已经找到他自己的形式语言，虚实、疏密自然是基本的，但大开大合的空间理念才是他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在字的造型、字间关系、行距关系诸多方面均多有美学理性，换言之，其作品融入了书家对书法中所存在的空间关系的把握。因此，昌刚的创作事实上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的书法活动，而是具有发展意识和时代气息的“泛书法”艺术行为，其本人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具有独立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手法。而书法已然超逾实用传统逐步蜕变为纯粹的艺术门类。
　　昌刚甚至认为“书不入晋，终为俗笔”是为学书正道。他进一步说道：“古往今来，各路名家包括米芾、怀素、赵孟頫、王铎等均对二王情有独钟，米得王之侧势，怀得其线条，赵得其端正，王铎则取其中的贯通之势。”通观杨氏最近几年的书法创作，很显然，经由对王体隐秘的“方笔”的洞见，再使之示形于外，借碑的浑厚有力以赋予杨行草书法的力量之美。但仅有这样的探索还不够，当两种不同的调性使王体的隽秀高逸与碑派的厚实凝重发生不可调和时，对于米芾侧势的运用恰恰发挥了重要价值，这也是昌刚今天的书法之所以给人入古不泥古，创新超脱、动静相宜、自开风面，令观众玩味无穷之缘故。
　　可以预见，昌刚在不久之将来仍会爆发新的艺术观念与书风革命。在此前，他对书法，特别是魏晋的参悟无疑达到相当高度。但如何使之实现价值的转换，让他的研究发现、观念成果彻底升华为自己更高的思想体系以及艺术风格和形式语言，那就必须道法自然，并注入更多人文养分，包括如何继承传统书法的思想性、文学性、事件性等，文以载道，从而推动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功在诗外，鲜为人知的是昌刚还喜山水花鸟和诗词，且自小受有书法之乡美誉的印江区域文化的熏陶。当年，陈家沟的一个石匠曾经反复向他提及严宣亮，严因题写颐和园三字声名显赫，广受世人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士子精神由此在少时的昌刚心里悄然扎根。
　　书法之乡美誉的印江文化，至少对昌刚有如下影响，一是培植和滋生了中国正统的主流文化观念，昌刚由唐楷各家启蒙，并及二王、宋四家、王铎以及大量著名碑刻，无不说明他尊崇正统书法文脉的治学主张；二是荆楚文明借长江流域乌江水系与武陵山脉文化，尤其是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佛教文化汇流，形成丰富多元的文化系统，核心价值是包容。再者，仅印江就集聚二十五个少数民族，民族的多样性必然产生文化的多元性，这种板块文化势必对印江形成透底的滋养。印江人杰地灵，名人迭出，与之相对应的是正是这种文化交汇融合之地赋予了昌刚在艺术、文学、书法、管理乃至策划诸多方面的才情。观昌刚的画作，静闲淡泊、格调清新，天人合一，传统文人之高逸情志徜徉于山水田园之间。大凡真正了解昌刚其人者，无不感其本真热诚、豁达耿直的秉性，无不敬其竭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对传承和弘扬中国书法、复兴民族文化的担当精神和使命感。 　　就我的观察而言，昌刚先生不仅仅是一个独开风面的书法家，同时也堪称是名副其实的书法教育家，是历届以来贵州书坛最为活跃的致力书法普及推广、专业培训、学术交流、公益展览的少数者之一。这位无比推崇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贵州书法家协会当任副主席、秘书长，从印江走出来，勤奋耕作，由仕途要职而至经营管理“一把手”，每个阶段均有出色表现，亦有华丽转身。
　　但是，几十年来，昌刚先生的精神信仰与人生价值究竟魂归何处？那就是他从小就矢志追求的书法藝术和传承发展中国文化。换言之，就是中国书法艺术，才是他心中的真正的“诗酒田园”，我曾经笑谈这对于今天的昌刚来说真是“来之不易”！同时，推动书法的发展，心甘情愿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背后推手或者直接实践者、示范者才是昌刚所肩负的使命。笔者在文章之首开宗明义，认定昌刚无论书法与人格同有君子风骨，原因亦在于此。言必信，行必果，慎言慎行以及基于社会道义的责任担当、率先垂范精神即应是君子所为。强调仁义的君子品格虽发端于孔子时代，但因人性与人事之复杂和微妙颇具意味，尽管历以千年之承续涤荡，然所谓君子风骨亦更多成为社会崇尚之理想人格，深谙此理者少，践行者则更是不可多见。但昌刚先生坦坦荡荡，无戚戚之心，凡事无愧于心，可谓世人皆之。
　　欧阳中石先生认为：“一个书法家意图专靠写字而流芳百世，载入史册是不可能的。”对此我的解读是：一是书法家应同时是一个文化学者，博古通今，有深厚的学术修养；二是师法自然，关注社会，贴近生活，体察民生，富有社会性的道义精神；三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推动真文明的发展。非如此，而难以成就历史性价值。昌刚如此，任何书家亦然。但照此对应，在昌刚身上我看到希望，自他担任书协要职秘书长以来，短短两年不到，即在全省范围内身体力行，如火如荼地推行近百场书法专业培训，盛况空前，史无先例；同时，他私下亦激励后学，扶持新秀，不遗余力。更鲜为人知的是昌刚还一直潜心研习山水花鸟，其作品格调之高令我这个科班生惊讶！坚信他长此以往，不仅在书法，而且在诗画、教育、社会文明教化诸多领域将会有卓越贡献。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传统曾经是今天，今天亦将归成传统，然而，只有坚守正道，延续文脉，且又不守成法、继往开来，中国书法才能根植传统，通向未来。昌刚先生热爱书法，又不拘于书法，集文学、书画、诗词、策划、教育、及社会活动为一身，在价值混沌多元之今天，仍保持中国传统阅尽圣人书的士子精神和君子风骨，为复兴中国文化奔走相告，呐喊鼓吹，引物欲社会之文化风骚才是时代的脊梁，才应是时代之所呼唤！
　　杨昌刚
　　杨昌刚，字茂石，土家族，1962年生于贵州省印江。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行业建设委员会发展工作部副秘书长，贵州省书法家协会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硕士生导师，贵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作品先后入展中国书法家协会全国第四届正书大展、全国第二届草书大展、全国第六届楹联大展、中国书协会员优秀作品展、全国第二届楷书大展、全国第二届临帖大展等数十次：荣获全国第三届兰亭奖佳作奖、全国首届篆书大赛三等奖，作品被多家专业美术机构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