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梦想
　　
　　18岁的时候，我希望走一条不同寻常、不落俗套的路。偶然有一日，看到一个纪录片，说的是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林巧稚，片子并不长，但是几句话几个画面，就勾勒出了一个灰砖绿瓦中的白衣天使。我承认我在一刹那被击中了某根神经，所以我报考了协和医学院。
　　很快，辉煌的理想与如愿的欣喜便被真实稀释了，一波接一波的考验不断动摇着我宣誓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硬着头皮解剖了半年的尸体，福尔马林的味道尚未散去就到了吃饭时间，睡眼朦胧地给全病区的病人扎针抽血，无暇顾及的选修课，还有每晚自习到深夜12点以后才能通过的必修课⋯⋯在无数个等实验数据的深夜，我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选择了医生这样一个职业？医学本身是门并不完美的科学，所以从事医学的医生，就背负着人道主义的重担，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而实际上，医生也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脱不了身边需要面对的琐碎现实。面对这种矛盾，我做好准备了吗？
　　
　　我也迷茫过
　　
　　等到我昏天黑地熬过了冗长的毕业考试时，却发现医生的形象从未像今天这样歧义横生。在报纸的社会新闻版上也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病人性命攸关，医生怕担责任见死不救。不然就是医生势利眼，收了红包便给富人好好治病，平头百姓们只能听天由命祈祷自己碰上有医德的好医生。而身边的同学老师和医生们，也常常遭遇谴责怒骂，甚至官司和暴力。身处我们这个年代，一个平凡的医生精神和物质只能分裂吗？一个有宿命感、同时又追求丰富性、多样化的年轻医生，怎么在以医学为职业的一生中得到内心的幸福和平静？我陷入了迷茫之中，而这些迷茫，我无法从我的导师那里得到答案。
　　事情在一次意外之后，彻底将我推向了天平的一端。一个车祸外伤大出血的病人被送到了急诊，作为轮值的急诊大夫，我力主马上抢救。可是，这个病人最终还是因为没钱而取不到药耽误了。家属一怒之下将医院告上法庭，作为主治大夫我也站在了被告席上。现代医院分工严格，医生只是大体系中的一个小分子。一个医生，只是代表医疗露脸和病患们面对面，一旦出了事故，患者却将不满和怨愤，统统集中到医生身上，实在是太冤枉了。
　　
　　被误诊后的觉醒
　　
　　有了这次教训，我也慢慢将从医的初衷掩藏起来，变成了千万个例行公事、用繁杂的专业术语和精密仪器将自己与患者隔离开来的医生。如果不是那一次“误诊”，我想我会就这样循规蹈矩地走完我的职业生涯。我被误诊为癌症，成为病人后，尽管也认识几个熟人，但也只能像所有病人一样，做一件事，等待，等待，再等待，也遭遇了等了一个小时但看病只花了5分钟的情形。处在“病人”角色的我终于意识到，医生的一点点理解和同情心对病人是多么意味深远。医患面对面的时候，避免嫌隙产生的方法，很多时候也无外乎一个笑容，几句温暖贴心的话。
　　“如果我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我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我能做的，就是告诉你，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希望你我都能从中得到教训。”这是美国罗邦森医生的临终遗言。他行医50年，到晚年时得知自己得了喉癌。一下子从“站在病床边”的医生，变成了“躺在病床上”的患者，回忆起自己作为医生高高在上地发号施令，再重新审视如今自己面对疾病的惶恐，他写下了如上的话语给医生们。
　　18年前，我因为林巧稚、琉璃瓦、救死扶伤选择了学医。18年中，我品尝过学医的幸福，也为挽救了一个患者而感受到成就。虽然这幸福和成就感，最终在渺小个人、庞大社会、迅变时代、科学进展的杂烩汤里被渐渐稀释，但依然存在。我不后悔做一个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