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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七十周年。连日来已有许多论文发表。高潮还没有来到，势头已经看见了：盛况可能是空前的。这使我想起了一部研究辛亥革命的巨作。说它是“巨作”，从量上来讲，是不会有异议的。三大卷五大本二百二十万字的一部书，难道还不“巨”吗？问题只在“作”上。我说的这部书是，张、王忍之同志编的《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按常例说，这是一部资料书。但我觉得它所发生的作用，和一般的同类书籍大不一样。这里不是死人的排列，而是时代之声的“录音”；不是古人言论的片断汇集，而是浑然一体的时代的交响曲。打开书来，逐篇地读过去，你会感到浓郁的时代气息，犹如身历其境，倾听那些革命先驱——当年的青年人抗争旧社会的慷慨陈词。一个时代的风貌活脱脱地跃然纸上。就这一点而言，老实说，它给人的印象，比起一些著作来，不知要深刻多少倍，完整多少倍。从这个意义上称它为“作”，我想也还是公道的。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应该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应有的地位。就是说，应该承认，它也曾经有过自己的时代。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担当着革命的领导者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是那么短促，而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又是那样的软弱。但是，在这个时期内，它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的的确确是勇敢地、真诚地充当着历史的前驱，探索着振兴中华的道路。这不是某一个先知先觉的杰出思想家的天才的孤鸣，而是成批成批的仁人志士们的齐声呼喊。他们提出的问题，对于问题所作的答案，他们凭借的理论武器，论证的方法，采用的语言，乃至行文的风格，文章的标题和作者的署名，无一不充满着时代的特色。只有这样的历史画面，才可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不把这些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仅仅研究几个大思想家(这当然是必要的)，那就很可能要丢失许多很生动的思想财富。在思想史上，也和现实生活中一样，许多十分精采的真知灼见，往往并不出自名家的头脑。思想家的思想不能离开社会经济条件的状况；同样地，也不能离开同时代的许许多多无大名气的思想战士所提供的思想养料。否则，他就成不了思想家。《时论选》这部大书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作了很有益的工作。当然，它提供的只是这“十年”(而且正如编者自己所说的这“十年”也还不可能是完全的)。这不能包括我们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那个短促的时代的全部。但却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基本部分。
《时论选》以编年体选辑了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一年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的政治、道德、文化、哲学观点的论文。第一卷的断限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探求救国道路的时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激烈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作为领导者出现的时期。第二卷的断限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充满信心地战斗着，无情地揭露和驳斥清王朝和改良派发出的种种谬论。应该说，是很有锐气的。第三卷断限是一九○八年到一九一一年。这是革命胜利的前夕，但是，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反而不如从前有生气了。中国资产阶级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它的生气勃勃的时期实在是太短了。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历史象一条长长的铁链，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能脱落的。况且，这个环节正是和我们的时代紧紧相连接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遇到的和中国无产阶级所遇到的是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们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各自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寻找救国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幻想要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没有得以实现，也不能实现。它没有找到救中国的道路。但是，它寻找过，探索过，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找到了救中国的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也并不是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要学习，学习历史上一切有益的东西，包括学习中国资产阶级为探索救国的道路而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全面地介绍这部书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既然谈到了“时代”的气息问题，不妨从中摘录一些片断，让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翻阅这部大书的同志，了解一点和我们相毗邻的上一个时代的或者说本世纪初的人们的呼声，也许是有益的。
本世纪初，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是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都一致承认的。梁启超写了题为《过渡时代论》的文章，认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他认为这种过渡时代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学问、理想风俗、教育、法律等等。这种时代是各种政治家、思想家大显身手的舞台，而他认为，老的“死守故垒”，是“过渡的大敌”，但是阻挡不住过渡的潮流；少的则“大张旗鼓”，要做“过渡之先锋”，但是没有能力开过渡之路。只有他是过渡时代的中坚。实际上，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正是过渡时代真正的阻力。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梁启超看到了这种过渡时代的必然趋势，却是深刻的。他甚至于看到了，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而现时在过渡中者有二”。“其一为俄罗斯”，“其二则为我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这种社会的变动，更是充满了信心。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国民报》发表了标题为《二十世纪之中国》的文章，响亮地提出：“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文章自信地写道：“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这一个时期，象这样的言论多得很。他们都坚信，东方的“睡狮”，一旦醒了过来，必将要震惊全球。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
要变革、要革命，就要冲破思想牢笼，打破对束缚了中国思想界数千年的圣贤和经典的崇拜和迷信。这种思想，也是普遍的，成为一种潮流。连梁启超都说，“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革命派的期刊《童子世界》则专门撰写了《法古》的文章，尖锐地批评那种以圣贤为偶像的奴隶思想。这篇文章说，“圣贤不过学问高些，品行好些，事业大些，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我为什么要做他的奴隶，桩桩要依了他呢？”文章又说，“世界是一天天的进步的，现今文明胜过古时”，“如今的人，说圣贤是万古之师，这真是放屁的话”。文章提出，不仅对于古代的圣贤不能迷信，“就是现在有个圣贤，他的言行，也有好有不好。好的，我就依了他，不好的，我也不能依他，并且还要拿他的错处指出，使大众晓得”。这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这种蔑视权威的勇气，还是很有生气的。
当然，革命者并不是没有看到改革社会，冲破牢笼的困难。就是那位充满信心地写了《二十世纪之支那》的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谈民权，在中国是何等的难呵！人们一听说民权，“必又掩耳咋舌，反訾为离经畔道，无父无君，大逆不道之议论矣”。有的则把讲民权斥之为“信奉洋教”，“沾染洋习”。而一些善于投机的留学生则卖论求官，“违心易说，巧营利禄，而反博得通洋务之名”。有的文章则指出，“一新法律出，则前此之凭借旧法律以享特别之权利者，必受异常之侵害，故倡议制新法律者，不啻对于旧有权力之人而下宣战书也”，所以必然是“大争起也”。有的文章把社会的变革描写为如“舟行溢港，逆流阻之，风力阻之，积淤之沙石又阻之，节节被阻，欲进而不前，欲前而不速”。所有这些发自各种政治派别的言论，改革的立场和目的各不相同，但是，都感到那时的社会要改革是困难的。
但是，社会的前进却是阻止不了的。思想潮流迅速发展，是这个时期的又一个很突出的特征。这一点，改良派的思想家们最为敏感。梁启超的著名的概括是“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梁启超这句话是一九○二年讲的。两、三年以后，连改良派自己的刊物如著名的《东方杂志》也不能不迅速地不断改变自己的调子。一九○五年五月，它还在主张最好的出路是“专制之政教”。一九○六年初，就提出了“立宪势在必行”，不过加了一个条件，“要先行普及教育”。到一九○七年初，又反过来说，“只有先立宪以后才能普及教育”了。一九○七年，改良派的期刊《新民丛报》为这种状况发表了评论，哀叹“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而立宪党则是“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的一副可怜相。这一个时期的刊物，确实是把当时革命思潮的气势，表现得有声有色。这种壮观，如果只从一篇两篇文章是看不出来的。这正是《时论选》的长处。
中国资产阶级曾经是对于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它的思想家们坚信他们的理想必然会实现。坚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晒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坚信“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遇到的困难估计得太天真了。思想比较接近于下层群众的一个革命派刊物《中国白话报》，对于自己所起的作用作了这样的估计：只要“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全国各阶层的人们就会对于革命道理“个个明白”。“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
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是很不牢靠的。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而被冲昏了头脑的革命派，他们来不及认真地思考革命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在思想战线上，他们取得的胜利，只是舆论上的优势。表面上虽然势如破竹，理论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历史现象是这样的复杂，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许多方面，甚至于要比打了败仗的改良派幼稚得多。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他们是一些政治斗争的老手。既有与清王朝周旋的经验，深知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又游历过欧美各国，熟悉国际资本主义的情况。他们向革命派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甚至也没有能力理解的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先进分子，是看到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勾结，但是他们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的一些先进分子，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害怕帝国主义的是清王朝的官僚而不是老百姓，看到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王朝的力量，他们有的人还写了论文，深刻地论证了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是有功于中国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点破“民气可用”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的眼里，“下等人”、“下等社会”虽然值得同情，但过于愚昧，必需等待“中等社会”的仁人志士们去“提携”。他们对于群众是陌生的，甚至是害怕的。活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法、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一方面歌颂民权，歌颂资本主义；一方面又害怕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眼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后果。又是向往资本主义，又是害怕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就看到了站在自己前面的新的革命者了。所有这些情况，改良派都看到了。他们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中国的革命会招来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巨大的，足以把整个中国瓜分完毕。所以，还是不要革命好；
民主虽好，无奈中国老百姓太愚昧，革命会招来“愚民”的“暴乱”，足以使国家毁灭。所以还是不要革命好；
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已经不同时代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美可以实现，在中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最合时宜。
对于这几个革命的重大问题，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回答是太天真了。他们说：革命不触犯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就不会干涉；只要对人民的革命热情加以限制，搞“有秩序革命”，就不会招来“暴乱”；至于中国革命以后的前途问题，那就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了。当改良派的气焰刚刚压下去的时候，革命派内部的思想就产生分歧，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都泛滥起来了。
改良派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要说辛亥革命以前，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也从来没有正确解决过。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即由无产阶级充当领导者的时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才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实质上也还是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历史进入到了我们的时代，社会起了质的飞跃。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赶走帝国主义，彻底地消灭了封建主义，接着又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我们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视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那个时代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因为那是和我们这个时代紧紧相连接着的两个时代。研究资产阶级，不只是为了说过去，而且也为了有利于今天的事业。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共三卷)，张、王忍之编，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四月重印，11.40元)
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应该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应有的地位。就是说，应该承认，它也曾经有过自己的时代。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担当着革命的领导者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是那么短促，而作为这个时代的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又是那样的软弱。但是，在这个时期内，它的政治家、思想家们都的的确确是勇敢地、真诚地充当着历史的前驱，探索着振兴中华的道路。这不是某一个先知先觉的杰出思想家的天才的孤鸣，而是成批成批的仁人志士们的齐声呼喊。他们提出的问题，对于问题所作的答案，他们凭借的理论武器，论证的方法，采用的语言，乃至行文的风格，文章的标题和作者的署名，无一不充满着时代的特色。只有这样的历史画面，才可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如果不把这些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仅仅研究几个大思想家(这当然是必要的)，那就很可能要丢失许多很生动的思想财富。在思想史上，也和现实生活中一样，许多十分精采的真知灼见，往往并不出自名家的头脑。思想家的思想不能离开社会经济条件的状况；同样地，也不能离开同时代的许许多多无大名气的思想战士所提供的思想养料。否则，他就成不了思想家。《时论选》这部大书之所以宝贵，就在于它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极为有利的条件，作了很有益的工作。当然，它提供的只是这“十年”(而且正如编者自己所说的这“十年”也还不可能是完全的)。这不能包括我们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那个短促的时代的全部。但却是极其重要的部分，或者可以说是基本部分。
《时论选》以编年体选辑了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一年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的政治、道德、文化、哲学观点的论文。第一卷的断限是一九○一年到一九○四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探求救国道路的时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激烈的时期，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作为领导者出现的时期。第二卷的断限是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充满信心地战斗着，无情地揭露和驳斥清王朝和改良派发出的种种谬论。应该说，是很有锐气的。第三卷断限是一九○八年到一九一一年。这是革命胜利的前夕，但是，革命派在思想战线上反而不如从前有生气了。中国资产阶级毕竟是中国资产阶级，它的生气勃勃的时期实在是太短了。
虽然如此，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历史象一条长长的铁链，任何一个环节都是不能脱落的。况且，这个环节正是和我们的时代紧紧相连接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遇到的和中国无产阶级所遇到的是同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它们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各自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寻找救国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幻想要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没有得以实现，也不能实现。它没有找到救中国的道路。但是，它寻找过，探索过，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找到了救中国的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也并不是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要学习，学习历史上一切有益的东西，包括学习中国资产阶级为探索救国的道路而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全面地介绍这部书的内容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既然谈到了“时代”的气息问题，不妨从中摘录一些片断，让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翻阅这部大书的同志，了解一点和我们相毗邻的上一个时代的或者说本世纪初的人们的呼声，也许是有益的。
本世纪初，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变化。这是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都一致承认的。梁启超写了题为《过渡时代论》的文章，认为“中国自数千年以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过渡时代也”。他认为这种过渡时代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学问、理想风俗、教育、法律等等。这种时代是各种政治家、思想家大显身手的舞台，而他认为，老的“死守故垒”，是“过渡的大敌”，但是阻挡不住过渡的潮流；少的则“大张旗鼓”，要做“过渡之先锋”，但是没有能力开过渡之路。只有他是过渡时代的中坚。实际上，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正是过渡时代真正的阻力。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梁启超看到了这种过渡时代的必然趋势，却是深刻的。他甚至于看到了，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可以有为之国，而现时在过渡中者有二”。“其一为俄罗斯”，“其二则为我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着这种社会的变动，更是充满了信心。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国民报》发表了标题为《二十世纪之中国》的文章，响亮地提出：“二十世纪将为支那人之世界。”文章自信地写道：“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这一个时期，象这样的言论多得很。他们都坚信，东方的“睡狮”，一旦醒了过来，必将要震惊全球。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
要变革、要革命，就要冲破思想牢笼，打破对束缚了中国思想界数千年的圣贤和经典的崇拜和迷信。这种思想，也是普遍的，成为一种潮流。连梁启超都说，“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革命派的期刊《童子世界》则专门撰写了《法古》的文章，尖锐地批评那种以圣贤为偶像的奴隶思想。这篇文章说，“圣贤不过学问高些，品行好些，事业大些，他也是个人，我也是个人”，“我为什么要做他的奴隶，桩桩要依了他呢？”文章又说，“世界是一天天的进步的，现今文明胜过古时”，“如今的人，说圣贤是万古之师，这真是放屁的话”。文章提出，不仅对于古代的圣贤不能迷信，“就是现在有个圣贤，他的言行，也有好有不好。好的，我就依了他，不好的，我也不能依他，并且还要拿他的错处指出，使大众晓得”。这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这种蔑视权威的勇气，还是很有生气的。
当然，革命者并不是没有看到改革社会，冲破牢笼的困难。就是那位充满信心地写了《二十世纪之支那》的作者，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要谈民权，在中国是何等的难呵！人们一听说民权，“必又掩耳咋舌，反訾为离经畔道，无父无君，大逆不道之议论矣”。有的则把讲民权斥之为“信奉洋教”，“沾染洋习”。而一些善于投机的留学生则卖论求官，“违心易说，巧营利禄，而反博得通洋务之名”。有的文章则指出，“一新法律出，则前此之凭借旧法律以享特别之权利者，必受异常之侵害，故倡议制新法律者，不啻对于旧有权力之人而下宣战书也”，所以必然是“大争起也”。有的文章把社会的变革描写为如“舟行溢港，逆流阻之，风力阻之，积淤之沙石又阻之，节节被阻，欲进而不前，欲前而不速”。所有这些发自各种政治派别的言论，改革的立场和目的各不相同，但是，都感到那时的社会要改革是困难的。
但是，社会的前进却是阻止不了的。思想潮流迅速发展，是这个时期的又一个很突出的特征。这一点，改良派的思想家们最为敏感。梁启超的著名的概括是“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梁启超这句话是一九○二年讲的。两、三年以后，连改良派自己的刊物如著名的《东方杂志》也不能不迅速地不断改变自己的调子。一九○五年五月，它还在主张最好的出路是“专制之政教”。一九○六年初，就提出了“立宪势在必行”，不过加了一个条件，“要先行普及教育”。到一九○七年初，又反过来说，“只有先立宪以后才能普及教育”了。一九○七年，改良派的期刊《新民丛报》为这种状况发表了评论，哀叹“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而立宪党则是“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的一副可怜相。这一个时期的刊物，确实是把当时革命思潮的气势，表现得有声有色。这种壮观，如果只从一篇两篇文章是看不出来的。这正是《时论选》的长处。
中国资产阶级曾经是对于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它的思想家们坚信他们的理想必然会实现。坚信“卢骚、华盛顿、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晒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坚信“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遇到的困难估计得太天真了。思想比较接近于下层群众的一个革命派刊物《中国白话报》，对于自己所起的作用作了这样的估计：只要“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全国各阶层的人们就会对于革命道理“个个明白”。“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
实际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是很不牢靠的。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迅速而被冲昏了头脑的革命派，他们来不及认真地思考革命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在思想战线上，他们取得的胜利，只是舆论上的优势。表面上虽然势如破竹，理论上并没有解决问题。历史现象是这样的复杂，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许多方面，甚至于要比打了败仗的改良派幼稚得多。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他们是一些政治斗争的老手。既有与清王朝周旋的经验，深知中国封建社会的内幕，又游历过欧美各国，熟悉国际资本主义的情况。他们向革命派提出的问题，确实是中国革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甚至也没有能力理解的问题。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先进分子，是看到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勾结，但是他们不能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们的一些先进分子，也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害怕帝国主义的是清王朝的官僚而不是老百姓，看到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封建王朝的力量，他们有的人还写了论文，深刻地论证了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国主义是有功于中国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点破“民气可用”的认识范围。在他们的眼里，“下等人”、“下等社会”虽然值得同情，但过于愚昧，必需等待“中等社会”的仁人志士们去“提携”。他们对于群众是陌生的，甚至是害怕的。活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和法、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一方面歌颂民权，歌颂资本主义；一方面又害怕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眼看到了欧美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后果。又是向往资本主义，又是害怕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革命。中国资产阶级在他们的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的时候，就看到了站在自己前面的新的革命者了。所有这些情况，改良派都看到了。他们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中国的革命会招来帝国主义的干涉。而帝国主义的力量是巨大的，足以把整个中国瓜分完毕。所以，还是不要革命好；
民主虽好，无奈中国老百姓太愚昧，革命会招来“愚民”的“暴乱”，足以使国家毁灭。所以还是不要革命好；
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已经不同时代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在欧美可以实现，在中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最合时宜。
对于这几个革命的重大问题，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回答是太天真了。他们说：革命不触犯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就不会干涉；只要对人民的革命热情加以限制，搞“有秩序革命”，就不会招来“暴乱”；至于中国革命以后的前途问题，那就更是众说纷纭，五花八门了。当改良派的气焰刚刚压下去的时候，革命派内部的思想就产生分歧，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潮都泛滥起来了。
改良派提出的这些问题，不要说辛亥革命以前，即使在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派也从来没有正确解决过。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历史已经进入到新的时代即由无产阶级充当领导者的时代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才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实质上也还是没有真正解决这些问题。
历史进入到了我们的时代，社会起了质的飞跃。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我们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赶走帝国主义，彻底地消灭了封建主义，接着又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我们建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视对于中国资产阶级那个时代的研究，仍然是必要的，因为那是和我们这个时代紧紧相连接着的两个时代。研究资产阶级，不只是为了说过去，而且也为了有利于今天的事业。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共三卷)，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