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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定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却是把积极的人口控制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有效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同时开始的，一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西方经济史表明，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我们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四分之一强。
根据预测，随着中国总人口在2033年达到14.29亿之前继续增加，抚养比首先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换句话说，中国在到2020年之前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会面临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开始式微，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按照目前的预测，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最迟在2009年，非农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就要告罄。预测还显示，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上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我们正处于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既意味着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意味着保持原有增长源泉。首先，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把人口结构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抓住机会利用最后的“人口红利”；其次，通过对城乡教育资源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第三，未雨绸缪，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避免人口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率下降的结果；最后，对人口政策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也是抓住战略机遇，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所必需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们和政策制定者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
在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争论也没有定论，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却是把积极的人口控制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有效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同时开始的，一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通常，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有一个时滞，形成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高少儿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高老年抚养比的特征。其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的这个阶段，通过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人口红利”。
国际经验表明，在1970年-1995年期间，在东亚超出常规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这一有利人口因素的贡献比率高达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而西方经济史表明，新大陆的人均GD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的部分，大约90％-100％可以归结为新大陆在人口结构方面的优势。
中国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果，与其说是控制了人口总量，有助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如说是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并进而通过保持高储蓄率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提高并不明显的情况下，少儿抚养比（14岁以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大幅度降低。
如果我们用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即总人口抚养比，来代表这种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人口结构特征，计量分析表明，在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一个单位，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长速度2.3％，同期的人均GDP增长速度在8.6％左右，相当于人口转变对人均GDP增长贡献在26.8％，即四分之一强。
根据预测，随着中国总人口在2033年达到14.29亿之前继续增加，抚养比首先将进一步下降，从2000年的42.6％下降到2015年的39.4％，下降3.2个百分点，带来经济增长率上升0.4％。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随着人口老年化速度上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由“人口红利”阶段转为“人口负债”阶段，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因此，2015年前后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
所有的先行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换句话说，中国在到2020年之前的这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将会面临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开始式微，以及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的各种挑战。
实际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下降。按照目前的预测，如果没有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最迟在2009年，非农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就要告罄。预测还显示，少儿抚养比下降与老年抚养比上升之间的间隔将很短，使得总体抚养比只在相对短暂的时期内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即在本世纪只会再继续一个较短的下降，最低点为2013年的38.8％，随后将以老年抚养比提高为特征大幅度回升；其结果是社会总体养老负担迅速加重。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在少儿抚养比仍然高达26.4％的情况下，老年抚养比超过14％。
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这就意味着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的最后机会，也是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在这个关键的阶段上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性。
我们正处于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既意味着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也意味着保持原有增长源泉。首先，通过树立就业优先原则，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把人口结构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抓住机会利用最后的“人口红利”；其次，通过对城乡教育资源进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第三，未雨绸缪，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避免人口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率下降的结果；最后，对人口政策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也是抓住战略机遇，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所必需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