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系统考察金庸小说，可以发现一条明显的民族主义叙事的线索，这是金庸有意识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融入小说的尝试。金庸的首部作品《书剑恩仇录》是其民族主义叙事的开端，经过《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等阶段的发展，最终形成于《鹿鼎记》中的康熙与韦小宝的话语建构中。这是针对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传统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冲突这一问题，金庸提出的一种解决方案，即“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金庸小说;民族主义;中华民族
　　一、从“武侠小说”到“金庸小说”：金庸小说的发展特征
　　对武侠范式的超越是金庸小说的重要发展特征。从“武侠”为核心的叙事到金庸跳脱武侠框架的“自在”叙事，存在一个明显转向。随着创作渐入佳境，作者自由发挥的境地逐渐扩大。金庸不断尝试创作新的写作思路。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即金庸后期的写作逐渐向“反武侠”的方向发展，政治的意味愈发凸显，代表作即《笑傲江湖》和《鹿鼎记》。
　　金庸认为，武侠小说“一定讲正义、公正，一定要是非分明，要好人经常击败坏人;书中的正面人物一定不可说谎，不可忘恩负义，不可对不起朋友，必定要有情有义，不可凶暴残酷，奸诈毒辣”。一言以蔽之，脸谱化与格式化是其主要弊病，因此，作为一个门类的武侠小说难以生产优秀的文学作品。金庸突破了这种范式。
　　在金庸小说的早期写作中，主要影响因素是商业考量与旧派武侠小说。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金庸小说人物脸谱鲜明，主角的各项配置往往高大全，情节相对套路化，整体上尚未脱离武侠小说中正面与负面、善与恶的斗争的框架。《书剑恩仇录》是金庸创作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沿袭旧武侠小说的套路，在正统秩序之外构建出一套江湖秩序。江湖秩序的标准即武侠的标准，是“义”，既包括个人的“义”，也包括民族大义。两种秩序交汇于“反清复明”的话语。江湖帮会红花会以“反清复明”为纲，力图驱除鞑子，庙堂之上则对朝廷控制之外的秩序感到不安。全书围绕这一矛盾展开。
　　虽然金庸具言，《书剑恩仇录》的创作是取材于幼年听熟的、“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但纵观金庸的十四部小说，以民族观为代表的政治思想才是其最终依归。武侠小说仅是金庸小说一斑，框定在武侠概念内的金庸透出“缠手缠足难以自畅之处”，只有脱离武侠的结构范式，以政治为切入点，方能管窥金庸的话语世界。
　　从金庸写作的总体来看，其十四部主要作品中，有八部作品明确涉及到民族问题，并以之为主要背景。另有四部或多或少涉及民族问题。可以说，对民族问题的思考贯穿金庸小说写作的始终。小说的创作可以不涉及任何民族问题而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金庸不是这样。通过考察金庸的创作历程，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对民族问题的写作并不是无意识的行为，恰恰相反，是金庸自觉涉及，并尝试予以解决的一个矛盾。
　　《鹿鼎记》是金庸的封笔之作。因为《鹿鼎记》的反武侠，金庸才最终完成对“五族共和”理想的建构。换句话说，金庸的全部小说是一个宏大的体系，不通读就难以全面理解金庸的民族观。传统武侠背负有过多的道德价值和包袱，不能完成“五族共和”的任务;文人士子也不行，尤其是存在于武侠小说中的“理想类型”，这一点在鹿鼎记中顾炎武、查继佐等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韦小宝身上有阿Q的影子，这样的角色没有任何成见，人格可塑性非常强，就道德层面来讲，韦小宝可以被安插到任意位置却不维和，在大是大非的道德观念上，出场的韦小宝基本是一张白纸。可以说，金庸在此之前的作品虽然塑造出一系列传统文化的“理想类型”，却显得“缠手缠足难以自畅”，只有到创作《笑傲江湖》与《鹿鼎记》之际才真正实现自由创造，（从描写人性的角度来看），在完全自觉的意识上进行创作，自由挥洒在韦小宝角色塑造上得到实现。
　　二、金庸小说的正、反、合：推崇、质疑与融合
　　（一）射雕英雄传
　　《射雕英雄传》最初发表于1957年，是金庸早期的代表作。倪匡认为，小说中郭靖形象一出，使金庸成为香港当之无愧的“武林盟主”，一举奠定金庸作为武侠小说家的地位。汉族中心主义是金庸这一时期作品的主要特征。
　　主人公郭靖从小被教诲国仇家恨。郭靖的操守主要是在南下过程中抗金过程以及在南宋朝廷和蒙古政权之间的选择，郭靖长于蒙古大漠，却不因此背叛南宋朝廷投身蒙古。就小说塑造的语境来看，对金国的仇恨是注定的，蒙古却是养育郭靖的地方。换一种表述，即郭靖需要在个人富贵与民族操守之间做出選择。在这一点上，郭靖放弃了个人，选择和想象中自己的国家共存亡。
　　在塑造“大侠”的同时，金庸时时透露出“汉族中心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叙述中具化为“大侠”对立面的少数民族政权。“抗胡救汉”是前金庸武侠中惯用的套路，金庸以《射雕》为代表的三部曲作品则将这种观念发挥到极致，提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大侠”的形象至此，形成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民族矛盾的死结以襄阳城破、郭靖身死殉城作罢。
　　《射雕》在“驱除鞑虏”与“为国为民”两个关键词的号召之下，塑造出以郭靖为代表百余年间的“侠之大者”。这一时期，“驱除鞑虏”是江湖正义的基本面向，“为国为民”则是在这一面向下发展出来的江湖人的新的价值追求，是原已存在的“替天行道”的升华。
　　（二）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实现一个明显的转向，主人公从汉人转为契丹人，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发展与发问，金庸对民族矛盾与身份提出强烈质疑。在全书的高潮，矛盾全部集中在萧峰身上，这一矛盾已然无法以主人公归隐的形式得以解决——这是前几部小说的主人公（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的结局——只能是自杀。与之相似的是郭靖殉国，两者均为民族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区别在于，如前所述，以《射雕英雄传》为首的三部曲更多的是延续传统武侠精神，塑造出一个“为国为民”的汉族英雄形象。英雄的对立面是“异族”。《天龙八部》则是对这种精神的反叛。
　　天龙八部对民族主义主题的讨论始于萧峰的出场，解决方案是萧峰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