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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运用现象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以《我不是药神》为典型个案，对当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何以火爆、何以深入人心等，作一定解读分析。研究认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模式示范”意義不容小觑，主要体现在：作品的质素与观众的意向性观看活动相融相通;“面向事实本身”，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进行更真切的关注和更本质的“直观”;通过“还原”与“悬置”，艺术地呈现潜藏最深的人性博弈与升华等。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上述因素可谓是当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体现了艺术创作者将镜头对准当下、扛起现实主义作品社会担当的精神，无疑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
关键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火爆;《我不是药神》;现象学;民生问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98-03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可谓成就喜人，然而在这些骄人的成绩背后也存在一些缺失问题。如高票房的电影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具有时代感、能够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的电影，还是不多见的。究其原因在于许多电影存在脱离现实、视野狭窄、时代被架空、社会意义缺乏等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状况随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风生水起而有所改观。正如《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所言，“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终于迎来大爆发。不论是描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渴求，还是针对社会问题提出反思，中国电影人纷纷将镜头对准当下，扛起艺术创作者的社会担当。”[1]
被称为年度现象级作品的《我不是药神》，可以说是此类作品里最具代表意义的影片。该片获奖无数的成绩、31亿元总票房、尤其是影片议题成为大众热议的社会话题，切实助推了抗癌药的降价保供等，都值得大书特书。然而《我不是药神》对影视作品如何突破前述“脱离现实”“视野狭窄”“社会意义缺乏”等不足问题，可谓意义同样重大，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主要运用现象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以《我不是药神》为典型个案，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何以火爆、何以深入人心等，作一定的解读分析，以期对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的发展完善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面向事实本身”，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进行更真切的关注和更本质的“直观”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精神内核与现象学哲学的部分思想、理念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新现实主义纪实美学蕴含着现象学哲学‘悬置’一切判断，把经验对象还原为‘现象’的‘本质直观’精神因子”等[2]。胡塞尔开创的经典现象学方法的独特性在于注重实施“本质直观”，一直将“回到事情本身”作为其基本原则。当然，所谓“回到事实本身”，所谓实施“本质直观”，其目的是摒弃一切可疑的陈规、旧律以及尚未经过检验的所谓原则、标准，通过主体“面向事实本身”的“本质直观”，实现从研究对象的“直观认识”到对藏匿于表象背后的事物本质的认识[3]。在胡塞尔看来，面对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且时常有人凭借权势强词夺理、专横跋扈的世界，“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4]。
从现象学角度出发，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对当今社会现实和人生进行最深入的开掘、对普通民众进行最真切的关怀，努力创造出能够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的优秀作品。英国过程哲学创始人怀特海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达到“真实的美”，如果没有“真”，那么“美”只是肤浅的、“低层次的”[5]。的确，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为源泉的。只有坚持现实主义这一精神品格，才能让观众在主客体之间意义的双向渗透中产生高层次的审美感受与深层次的“本质直观”。进而言之，贴近“事实本身”、贴近生活和普通民众的艺术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更便于观众实施“本质直观”。如从《我不是药神》中，广大观众直观到了一个白血病患者群体的痛，直观到了他们为延续生命尝试各种仿制药的铤而走险，直观到了横亘在病痛中国人面前的虚高药价，也直观到了官民合力改变“天价药”医药生态的希望，等等。总之，优秀现实主义作品总是会让人们产生诸多思考和追问，《我不是药神》亦是如此，比如“救命药”价格为什么那么高？降低关税之后，实惠能否传导到终端用户？在民生诉求与药企利益之间，政府如何履行监管责任？尤其是如何健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等等。这些热点、焦点问题的艺术呈现，不仅会引发舆论的热烈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会推动有关政策、法规等构建与完善。如总理对《我不是药神》的批示不仅是政府正视民意诉求、回应社会关切的一种体现，也是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影片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一种表征。
二、主创通过“还原”与“悬置”，艺术地呈现了潜藏最深的人性博弈与升华
所谓“还原”，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来，这是描述现象的基本方法。“还原”的途径一般有三：第一种是现象的还原，主体意识活动通过这种还原让一切已知的东西都成了现象;第二种是本质还原，即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进一步把握意识活动中普遍的和不变的结构;第三种是先验的还原，也就是通过现象学哲学中的“悬置”，把一切经验因素都排除掉，之后剩下的就是三项“现象学剩余”即“自我”“我思”“我思对象”[6]。这里的“悬置”，主要是指“将属于任何区域和范畴的可设定对象置入括号中，……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使我完全隔绝于任何关于时空事实性存在的判断。”[4]也就是说，我们在观照、感悟外在物象的时候，应“悬置”一切判断，把经验对象还原为“现象”的“本质直观”的精神因子，以虚淡空明的心境去认知、体味或思考，应摆脱一切先入为主、言过其实、粉饰太平、掩盖矛盾的说辞和宣教等。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和由市场经济引致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泛滥的背景下，许多人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有的人甚至为了金钱杀人越货、不择手段，而电影《我不是药神》则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残酷不堪、物欲横流、见利忘义和人性扭曲等丑恶现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基于人性本善的故事。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没有表现出过分的贪婪和邪念，而是为了求生才被迫踏上走私或购买印度仿制药这条路。如“程勇”为救性命垂危的父亲，只得答应白血病人吕受益的贩药请求;本性无私仗义的黄毛为贫民窟的病人抢救命药，最后为了给朋友顶罪命丧黄泉;警察曹斌在法不容情的情况下，选择了保护更多的病患者的权益，甚至不惜舍弃前途;老牧师为揭发伪医生和托儿的真面目，不顾保安的武力，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连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人物张长林，也未彻头彻尾泯灭良知，而在最后关头守住了秘密，等等。此类复杂人性的博弈和呈现以及人性本善的还原与升华，更可从主人公程勇的人性蜕变历程中管窥一斑。程勇一开始卖仿制药的初衷也只是为了赚钱、为了给自己父亲看病，当赚了很多钱以后，他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还是决定金盆洗手。此后程勇本可以凭借自己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安稳度日，但最终他还是决定继续走私，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为了救人命，为了良心和责任。他在见证了许多白血病人的痛苦和死难，尤其是受到朋友吕受益难忍病痛、选择自杀的事件冲击之后，深切地感受到生存的残酷、活着的不易。在内心深处经历一场关涉生与死、义与利的人性博弈后，程勇还是选择了看淡利益、尊重生命和无私奉献，于是他走上了每月倒贴几十万元为病人代购的救赎之路。当他看到许多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被一个个拉回来时，总是倍感欣慰，他在这种对他人的救赎活动中也让自己的人性、人格得到了升华。 当然，人性是存在善与恶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二者是相对而言的，并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的。《我不是药神》主创对于人性善恶的社会现实、对于国内医药制度问题等的挖掘、揭示与展呈上，还是做了一些必要的、模糊化的处理，这致使作品在此类问题上的“清晰度”貌似较低。究其原因尚需要从前述现象学的“先验的还原”角度去解读，即运用“括弧法”悬置一切判断，把经验对象还原为“现象”的“本质直观”的精神因子，以“澄怀味象”的心境去感悟、体味或反思有关现象及问题。《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就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可供直观的“因子”：“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家应该立足国情，以积极的心态去探知不尽如人意的周边现实，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的多面性，复杂性和无奈，甚至无解，但是怎么样的去推进变革，是电影表达的应有之义，我要特别强调电影尾部呈现的，自医保统筹建立以来，一串串国家药物法规制度的更新和政策调整，这些变化非常重要，管理者的努力我们应该看到，给制度一些时间。”[7]
三、作品的质素与观众的意向性观看活动相融相通，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契合与共建
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认为，意向性是意识活动的根本特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在意向性中被有机统一起来的。进而言之，影视、文学等艺术活动中的主客體关系也都是在“意向性活动”中被贯通起来的。如果作为意向性客体的艺术作品“质素”，与作为收视主体的观众的认知、理解、想象等意向性观看活动相融相通，形成一定的契合与“共建”，如“兴到神会”“神与物游”，抑或产生“共鸣感”“代入感”等，那么，这部作品就会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如果两者之间意向性的“共建”程度较高，尤其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或贴近性，那么，引发观众喜大普奔、好评如潮的热播现象则会成为必然。
电影《我不是药神》在深入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其在主题确立、角色塑造、叙事立场和价值取向上，充分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如“性本善”“义为重”等，因而其审美风格是温情厚重的，是崇高的、悲怆的;其叙事风格是理性纪实的、是直观、朴素的，其叙事立场是以人为本、为民代言的;其价值取向显然是严厉监管虚高药价、保障民众生命权、捍卫人间正义、弘扬真善美的。这些质素与当下观众观看现实题材电影时的意向性观看活动是相融相通的，因此能够获得许多观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影片中白血病老婆婆、程勇病重的父亲、吕受益、刘思慧女儿、黄毛等这些底层人物的人生遭遇，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每个人或身边的亲朋都有过看病难、看病贵的经历。倘若谁家有人不幸得了癌症等危及生命的重病，其治疗费用都是相当高的。在与癌症等大病旷日持久的消耗中，许多人的生命不能得以延续，许多家庭的经济往往被一点点击垮、甚至被拖入深渊。这样的人生遭际尤其是人人皆要面对的生老病死的生存现实，自然会引发观众的高度关注并在收视过程中产生深深的代入感或强烈的共鸣。
综上，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模式示范”意义不容小觑，主要体现在：作品的质素与观众的意向性观看活动相融相通;“面向事实本身”，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进行更真切的关注和更本质的“直观”;通过“还原”与“悬置”，艺术地呈现潜藏最深的人性博弈与升华等。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上述因素可谓是当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体现了艺术创作者将镜头对准当下、扛起现实主义作品社会担当的精神，无疑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袁云儿.行业净化后，电影人的春天不远[N].北京日报，2018-12-26.
[2]周锋.对当前社会现实的真切关注与深入开掘——论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J].当代电影，2013（4）.
[3]张祥龙.什么是现象学[J].社会科学战线，2016（5）.
[4]（德）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4.
[5]（英）怀特海著.周邦宪译.观念的冒险[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94.
[6]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19.
[7]姜东瀛.《我不是药神》主创三巨头的电影殊途[EB/OL].https：//www.huxiu.com/article/251441.html.
关键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火爆;《我不是药神》;现象学;民生问题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3-0098-03
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可谓成就喜人，然而在这些骄人的成绩背后也存在一些缺失问题。如高票房的电影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具有时代感、能够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的电影，还是不多见的。究其原因在于许多电影存在脱离现实、视野狭窄、时代被架空、社会意义缺乏等问题。令人欣慰的是，这种状况随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风生水起而有所改观。正如《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所言，“2018年，现实主义题材终于迎来大爆发。不论是描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渴求，还是针对社会问题提出反思，中国电影人纷纷将镜头对准当下，扛起艺术创作者的社会担当。”[1]
被称为年度现象级作品的《我不是药神》，可以说是此类作品里最具代表意义的影片。该片获奖无数的成绩、31亿元总票房、尤其是影片议题成为大众热议的社会话题，切实助推了抗癌药的降价保供等，都值得大书特书。然而《我不是药神》对影视作品如何突破前述“脱离现实”“视野狭窄”“社会意义缺乏”等不足问题，可谓意义同样重大，值得深入探究。本文主要运用现象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以《我不是药神》为典型个案，对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何以火爆、何以深入人心等，作一定的解读分析，以期对现实主义题材影视作品的发展完善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面向事实本身”，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进行更真切的关注和更本质的“直观”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精神内核与现象学哲学的部分思想、理念有着天然的联系。如“新现实主义纪实美学蕴含着现象学哲学‘悬置’一切判断，把经验对象还原为‘现象’的‘本质直观’精神因子”等[2]。胡塞尔开创的经典现象学方法的独特性在于注重实施“本质直观”，一直将“回到事情本身”作为其基本原则。当然，所谓“回到事实本身”，所谓实施“本质直观”，其目的是摒弃一切可疑的陈规、旧律以及尚未经过检验的所谓原则、标准，通过主体“面向事实本身”的“本质直观”，实现从研究对象的“直观认识”到对藏匿于表象背后的事物本质的认识[3]。在胡塞尔看来，面对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且时常有人凭借权势强词夺理、专横跋扈的世界，“每一种原初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4]。
从现象学角度出发，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对当今社会现实和人生进行最深入的开掘、对普通民众进行最真切的关怀，努力创造出能够击中社会绷得最紧的那根弦的优秀作品。英国过程哲学创始人怀特海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要达到“真实的美”，如果没有“真”，那么“美”只是肤浅的、“低层次的”[5]。的确，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以生活真实为基础、为源泉的。只有坚持现实主义这一精神品格，才能让观众在主客体之间意义的双向渗透中产生高层次的审美感受与深层次的“本质直观”。进而言之，贴近“事实本身”、贴近生活和普通民众的艺术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更便于观众实施“本质直观”。如从《我不是药神》中，广大观众直观到了一个白血病患者群体的痛，直观到了他们为延续生命尝试各种仿制药的铤而走险，直观到了横亘在病痛中国人面前的虚高药价，也直观到了官民合力改变“天价药”医药生态的希望，等等。总之，优秀现实主义作品总是会让人们产生诸多思考和追问，《我不是药神》亦是如此，比如“救命药”价格为什么那么高？降低关税之后，实惠能否传导到终端用户？在民生诉求与药企利益之间，政府如何履行监管责任？尤其是如何健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等等。这些热点、焦点问题的艺术呈现，不仅会引发舆论的热烈讨论，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会推动有关政策、法规等构建与完善。如总理对《我不是药神》的批示不仅是政府正视民意诉求、回应社会关切的一种体现，也是关注国计民生的现实主义影片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一种表征。
二、主创通过“还原”与“悬置”，艺术地呈现了潜藏最深的人性博弈与升华
所谓“还原”，在胡塞尔的现象学看来，这是描述现象的基本方法。“还原”的途径一般有三：第一种是现象的还原，主体意识活动通过这种还原让一切已知的东西都成了现象;第二种是本质还原，即通过本质直观的方法进一步把握意识活动中普遍的和不变的结构;第三种是先验的还原，也就是通过现象学哲学中的“悬置”，把一切经验因素都排除掉，之后剩下的就是三项“现象学剩余”即“自我”“我思”“我思对象”[6]。这里的“悬置”，主要是指“将属于任何区域和范畴的可设定对象置入括号中，……使属于自然态度本质的总设定失去作用，……使我完全隔绝于任何关于时空事实性存在的判断。”[4]也就是说，我们在观照、感悟外在物象的时候，应“悬置”一切判断，把经验对象还原为“现象”的“本质直观”的精神因子，以虚淡空明的心境去认知、体味或思考，应摆脱一切先入为主、言过其实、粉饰太平、掩盖矛盾的说辞和宣教等。
在当下经济全球化和由市场经济引致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泛滥的背景下，许多人被金钱蒙蔽了双眼，有的人甚至为了金钱杀人越货、不择手段，而电影《我不是药神》则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残酷不堪、物欲横流、见利忘义和人性扭曲等丑恶现象，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基于人性本善的故事。影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没有表现出过分的贪婪和邪念，而是为了求生才被迫踏上走私或购买印度仿制药这条路。如“程勇”为救性命垂危的父亲，只得答应白血病人吕受益的贩药请求;本性无私仗义的黄毛为贫民窟的病人抢救命药，最后为了给朋友顶罪命丧黄泉;警察曹斌在法不容情的情况下，选择了保护更多的病患者的权益，甚至不惜舍弃前途;老牧师为揭发伪医生和托儿的真面目，不顾保安的武力，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连传统意义上的反派人物张长林，也未彻头彻尾泯灭良知，而在最后关头守住了秘密，等等。此类复杂人性的博弈和呈现以及人性本善的还原与升华，更可从主人公程勇的人性蜕变历程中管窥一斑。程勇一开始卖仿制药的初衷也只是为了赚钱、为了给自己父亲看病，当赚了很多钱以后，他为了避免牢狱之灾，还是决定金盆洗手。此后程勇本可以凭借自己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安稳度日，但最终他还是决定继续走私，只不过这次不是为了牟取暴利，而是为了救人命，为了良心和责任。他在见证了许多白血病人的痛苦和死难，尤其是受到朋友吕受益难忍病痛、选择自杀的事件冲击之后，深切地感受到生存的残酷、活着的不易。在内心深处经历一场关涉生与死、义与利的人性博弈后，程勇还是选择了看淡利益、尊重生命和无私奉献，于是他走上了每月倒贴几十万元为病人代购的救赎之路。当他看到许多处于死亡边缘的病人被一个个拉回来时，总是倍感欣慰，他在这种对他人的救赎活动中也让自己的人性、人格得到了升华。 当然，人性是存在善与恶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二者是相对而言的，并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变的。《我不是药神》主创对于人性善恶的社会现实、对于国内医药制度问题等的挖掘、揭示与展呈上，还是做了一些必要的、模糊化的处理，这致使作品在此类问题上的“清晰度”貌似较低。究其原因尚需要从前述现象学的“先验的还原”角度去解读，即运用“括弧法”悬置一切判断，把经验对象还原为“现象”的“本质直观”的精神因子，以“澄怀味象”的心境去感悟、体味或反思有关现象及问题。《我不是药神》导演文牧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就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可供直观的“因子”：“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大家应该立足国情，以积极的心态去探知不尽如人意的周边现实，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的多面性，复杂性和无奈，甚至无解，但是怎么样的去推进变革，是电影表达的应有之义，我要特别强调电影尾部呈现的，自医保统筹建立以来，一串串国家药物法规制度的更新和政策调整，这些变化非常重要，管理者的努力我们应该看到，给制度一些时间。”[7]
三、作品的质素与观众的意向性观看活动相融相通，形成了难能可贵的契合与共建
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家认为，意向性是意识活动的根本特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正是在意向性中被有机统一起来的。进而言之，影视、文学等艺术活动中的主客體关系也都是在“意向性活动”中被贯通起来的。如果作为意向性客体的艺术作品“质素”，与作为收视主体的观众的认知、理解、想象等意向性观看活动相融相通，形成一定的契合与“共建”，如“兴到神会”“神与物游”，抑或产生“共鸣感”“代入感”等，那么，这部作品就会为观众所喜闻乐见。如果两者之间意向性的“共建”程度较高，尤其是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或贴近性，那么，引发观众喜大普奔、好评如潮的热播现象则会成为必然。
电影《我不是药神》在深入反映社会现实的同时，其在主题确立、角色塑造、叙事立场和价值取向上，充分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如“性本善”“义为重”等，因而其审美风格是温情厚重的，是崇高的、悲怆的;其叙事风格是理性纪实的、是直观、朴素的，其叙事立场是以人为本、为民代言的;其价值取向显然是严厉监管虚高药价、保障民众生命权、捍卫人间正义、弘扬真善美的。这些质素与当下观众观看现实题材电影时的意向性观看活动是相融相通的，因此能够获得许多观众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影片中白血病老婆婆、程勇病重的父亲、吕受益、刘思慧女儿、黄毛等这些底层人物的人生遭遇，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每个人或身边的亲朋都有过看病难、看病贵的经历。倘若谁家有人不幸得了癌症等危及生命的重病，其治疗费用都是相当高的。在与癌症等大病旷日持久的消耗中，许多人的生命不能得以延续，许多家庭的经济往往被一点点击垮、甚至被拖入深渊。这样的人生遭际尤其是人人皆要面对的生老病死的生存现实，自然会引发观众的高度关注并在收视过程中产生深深的代入感或强烈的共鸣。
综上，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模式示范”意义不容小觑，主要体现在：作品的质素与观众的意向性观看活动相融相通;“面向事实本身”，对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进行更真切的关注和更本质的“直观”;通过“还原”与“悬置”，艺术地呈现潜藏最深的人性博弈与升华等。从现象学的视角看，上述因素可谓是当前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深入人心的重要原因，体现了艺术创作者将镜头对准当下、扛起现实主义作品社会担当的精神，无疑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袁云儿.行业净化后，电影人的春天不远[N].北京日报，2018-12-26.
[2]周锋.对当前社会现实的真切关注与深入开掘——论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J].当代电影，2013（4）.
[3]张祥龙.什么是现象学[J].社会科学战线，2016（5）.
[4]（德）胡塞尔著.李幼蒸译.纯粹现象学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4.
[5]（英）怀特海著.周邦宪译.观念的冒险[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294.
[6]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19.
[7]姜东瀛.《我不是药神》主创三巨头的电影殊途[EB/OL].https：//www.huxiu.com/article/2514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