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下旬，我正在山東临沂北老屯村家中度暑假，每天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队长找到我说：“今天上午公社召开扫盲誓师大会，你就不要下地干活了，带几个学生去开会，回来咱们商量怎么扫盲。”当时我这个高二的学生在全村是最高学历，参加扫除文盲的活动是责无旁贷。于是我急忙找了四五个中学生，一起赶到五里之外的公社驻地付庄。
　　进入公社大院，只见刚刚搭建的主席台上红旗招展，旁边几个年轻人起劲地敲打锣鼓。院内墙壁上贴着大字标语：“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苦战三个月，扫除全公社文盲！”大约九时，誓师大会开始，公社书记作动员报告，大讲了一通扫除文盲的意义，号召全公社敢想敢干，一定在三个月内将文盲扫光，每人都能识字三千，达到熟练地读书看报的水平。接着文教助理将扫盲的组织领导、工作步骤、检查验收等有关事宜做了布置，最后是几个大队代表表决心，调子出奇地一致，都是保证超前完成任务。
　　散会后回村的路上，我心里直打鼓：小孩子6年小学毕业，还不一定能顺顺当当地读书看报。现在正值夏季，农活挺多，组织文盲识字一无时间，二无教材，要求三个月扫光文盲，简直是开玩笑。我回村就找大队长汇报，讲了许多困难，表示三个月无法完成扫盲任务。大队长是我的同姓长辈，他苦笑着说：“现在什么都跃进，上面怎么布置，咱就怎么干。反正别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他要我立即向全村广播，要求全村50岁以下的青壮年文盲，不分男女，从明天起，以小队为单位，利用午饭后时间，各自找一片树荫，学识字一小时，然后再干活。当天下午，我就召集全村八九个初中生开会，要求每人包一个小队，以小学语文课本作教材，以一块小黑板作教具，自找场地，从明天起，利用午休时间，开展扫盲教学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巡视”了全村八九个树荫下的教学点。这些点上，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都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认真真地看着黑板学识字。当时我很高兴，心想，虽然三个月完成扫盲任务有困难，但只要这样坚持下去，让文盲识些字还是不成问题。识字教学进行到第四天中午，我正在一个教学点上教社员识字，大队长心急火燎地找到我，说：“坏了！咱们大队的扫盲落后了。人家付庄大队，上午开完誓师大会，下午就向公社报捷，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扫盲任务。你快去大队办公室，用红纸写一份报捷的喜报，就说我们大队经过苦干加巧干，也超前完成了扫盲任务。然后找几个年轻人，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公社。”他看我吃惊的样子，不容置疑地说：“快去办！再不快点，咱就更落后了。”
　　我只得按照他的要求写了“喜报”，于当日下午四时左右敲锣打鼓送到公社大院，受到公社副社长、文教助理、团委书记的接待。他们接受了我们送去的“喜报”，说了些“继续努力，巩固成绩”之类的话。回过身来，我环视公社大院，看到四面墙上贴满了报捷的“喜报”，全公社的大多数生产大队都在我们之前报了捷，我们真是有点落后了。
　　回村后我向队长汇报了报捷情况，谈到怕公社检查露馅时，队长说：“不用担心。我估计十之八九不会检查。为防万一，你把全村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列个名单，让他们随时准备应付检查。”以后，我们又组织了几次识字教学活动。由于已经报捷，组织者和参加者都没了积极性，“扫盲大跃进”也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扫盲大跃进”不过是整个“大跃进”中微不足道的一出小小的闹剧，但它却具备“大跃进”中荒唐事件的基本特征：上面下面一齐吹牛、造假，彼此心照不宣而又装得煞有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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