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在海埂训练基地召开十届二次会员大会。这个因足球而曾经年年有热闹、岁岁有故事的基地在被冷落多年后，又一次成为舆论注目的焦点。
　　岁末将至，春城昆明忽然降雪。海埂训练基地综合馆里正在举行中国足协十届二次会员大会。外面的瑞雪纷纷扬扬，疏一阵密一阵，到会致辞的云南省副省长张祖林说到“昆明四季如春”，引出会场上一阵笑声，气氛轻松。几个月前，国务院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时，就有议论说足球的春天来了。此刻，刚刚入冬，又一个春天进入人们的期盼。
　　海埂见证
　　滇池边上的海埂基地始建于1973年，是当时国家体委重点投资兴建的高原基地，主要用于冬春季节足球训练。四十多年来，数不清多少队伍、多少运动员来到这里训练。海拔1900米的海埂，日照强烈，缺氧明显，是进行基础素质训练的好地方。
　　从三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且有过全国甲级队足球经历的球员，人人都有在海埂集训的记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是中国足球的摇篮，走出了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和教练员，走出了一届又一届国家队和甲级队，走出了小快灵、抢逼围等中国足球特色战术。那时的海埂，一纸文件下发，没有折扣可打，半军事化管理，起床就出操，上下午训练，晚上要研究业务，连饭桌上都能听见操着各种口音的球员聊起训练收获。这是传统体制下竞技训练的典型写照。
　　职业化改革后不久，中国足协顺应时势，将海埂集训从“必修”改成“选修”，俱乐部自愿参加。直到如今，设施不断更新，硬件越来越好，来训练的一线球队却越来越少。海埂基地每年冬春哨声连连、热火朝天的训练场景，如今只能深留在老一代球员、教练的记忆中，一起淡出的还有曾经位居亚洲第一集团的足球竞争力。
　　山东女足主教练殷铁生指着一幢旧貌换新颜的运动员宿舍说：“这是原来的西楼，三座运动员宿舍还剩两座，餐厅已经拆了。”殷铁生从踢球到执教鲁能队、国青、国奥、女足，记不清来海埂集训过多少次，基地的变化有熟悉的，也有陌生的。凡是当年在这里生活和训练的球员，都会有抚今追昔的感觉，过去的似乎一去不复返，包括有些好传统，也一股脑儿被丢掉了。在许多“老海埂”看来，中国足球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不进则退。
　　12月16日，中国足协在海埂训练基地召开十届二次会员大会。这个因足球而曾经年年有热闹、岁岁有故事的基地在被冷落多年后，又一次成为舆论注目的焦点，站在媒体背后的是亿万关注足球兴衰和改革发展的球迷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体育有许多条条块块，有上百个项目的协会组织，没有任何一个能在受关注程度上跟足球相比，中国足球的这份幸运不知让多少人羡慕。中国足球既是压力的承受者，也是压力的制造者。压力既来自国家层面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大众的急切期盼，也有足球界自身管理无方、训练不精、理念落后，诸多矛盾交织，亟待厘清。
　　体教冲突
　　2009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和中国足协联手开展的校园足球，已经走过76年的路程，算得上足球深化改革动静最大的举措。据到会的中国足协副主席、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全国已有16036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仅2015年就组织比赛超过22万场，参赛学生近300万人次，培训相关人员1万多人。听起来，这的确是个大面积大规模的行动，也是中国足球以往欠缺的基础建设。
　　但是，传统体制下多年形成体育与教育两张皮、两码事，管理上各自为政，观念上各自为大，对开展校园足球要以人为本、全面育人的目的还需重新认识。在中国足协会员大会的分组讨论中，持有各种观点的代表举出自己在实践中遇到的麻烦。某大城市足协举办青少年精英赛，却发现教育部门很快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地办起同一类别的赛事，足协投资基地建设，教育部门很快给予翻倍的投入，而参赛的小球员其实是同一支队伍，也就是同一群孩子。体教两个部门的高层为此几次接触，始终谈不拢。
　　此类情况居然不在少数，发言很快生发出“我们那里也差不多”的同感。足球界有人认为退役球员是补充校园足球教练奇缺的捷径，这个想法听来很现实，但似乎更现实的是借以解决退役球员出路，醉翁之意不在校园。教育界有人认为退役球员没文化，不懂教育，再怎么样也只能当教练，不能当教师。于是，教育部门花钱花力气教不会踢球的教师学踢球，甚至出国培训。体育部门认为短训的效果无论如何没法跟具有多年足球专业经历的球员相比，“自己还不会踢，哪能教孩子”。
　　教育部门重在普及，足协重在技术支持和提高阶段的训练，说起来简单，但教育部门举办从小学到高校的四级联赛，到中期以后如何与职业俱乐部的青训衔接？各地足协选拔组队参加20岁和18岁以下全运会比赛以及16岁以下青运会比赛，苗子何在？有代表反映教育部门规定学生打过足协举办的赛事，不得再参加教育部门的比赛，这势必挤压增加升学机会这条路，进而影响家长对孩子踢球的支持。
　　体教结合喊了多少年，再没有比校园足球更能检验的了，实际上还是没有想到一起。王登峰承认，体育与教育部门本应相互适应，但现在还存在相互限制。
　　“谁动了我的奶酪”，无非是两条原因：一是奶酪太少，吃着自己的，惦记着别人的；二是本位主义的惯性思维，说我不行，你来！中国足球为什么要从娃娃抓起，怎样抓，这个已经有30年明示的问题不断加剧复杂性和多样性。中超俱乐部代表提出校园足球需要重新定位。会员协会代表指出，校园足球由教育部门主导，不等于全包，甚至在体育系统原有青少年训练之外整个另搞一套，从教练到裁判都要自己培训，造成重叠，而地方足协无从配合。上海市足协秘书长沈雷认为，中国足球人才资源太少，导致体教双方争夺有限资源，在蛋糕做大之前，应当有更高层次的政策规定来划分体教双方职责边界。
　　脱钩改革
　　体教矛盾只是地方足协面对的一项具体工作，随着中国足协调整改革的推进，省区市足协改革渐成热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规定，地方、行业足协参照中国足协管理体制调整组建，动作最快的广州市足协已经与体育局脱钩。但是，更多地方足协未起步就碰到棘手问题。西安市足协秘书长韩建华说，体育局可以把经费划拨给原来下设的事业单位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但不许外拨给脱钩以后的社团组织地方足协。更多地方足协最难的还是手里没场地，沈雷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保证地方足协能有一块训练场地，这样的要求不算高。 　　的确，中国足协掌控大量的足球资源，地方足协一旦与体育行政部门脱钩，没有资金，没有场地，生存都没着落，何谈事业发展？但是，出路何在，这才是吃足球这碗饭的人应当经常思考、主动寻找答案的问题。场地、资金、人才，都是发展足球之必需，但是，足球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伸手向上要的旧习惯。讨论中，颇有一些干了多年，真心希望中国足球好起来的代表提出，希望中国足协，最好是国务院下发文件，明确做出保障性规定，就连青岛、武汉、天津等足球传统城市的代表，也提出这样的愿望。看来，“等靠要”的依赖思想肯定有消极的一面，但也反映了实际困难。中国足协执委招少鸣提出，目前，中国体育体制与足球改革要建立的体制不一致，各地足协的处境和想法相差很多，改革不能要求同步。
　　以往，中国足协也开过会员大会，但是，代表们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认真，从来没有像这次讨论这么深入。足球改革终于到了关键之处。大家建议，地方足协脱钩改革要分类推进，不搞一刀切。
　　佩兰去留
　　毋庸赘言，恒大队亚冠称雄之喜与国家队世界杯预选赛之忧像天平的两端，对中国足球现实水平给出迥异的答案。在中国足协副主席张剑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列举了多项有目共睹的工作成绩。但是，关心中国足球的社会各界对国家队的状况十分不满，通过媒体表达了不断加重的担忧。中国足球发展最终要体现在国家队竞技水平的进步上。会员大会期间的媒体见面会上，远道而来的数十家媒体记者把问题提给了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焦点自然是对法籍主教练佩兰的评价和去留。
　　蔡振华明确给出回答。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两平中国香港队，一负卡塔尔队，小组出线形势严峻。中国足协对佩兰教练组工作态度和成败得失做出了客观评价。从国家队长远发展全面考虑，多年来，中国队主教练选聘外教失败多于成功，现在在佩兰去留问题上，是谈论“去”的时候了。无论一些优秀教练赋闲待聘，还是足协的资金，选聘的条件都比当初好了不少。中国足协将按合同规定加以解决，不会再有支付违约金等问题出现。中国足球经过10到20年时间的发展，不但要打进世界杯，还要争取进入十六强和国际排名前三十位。
　　依法依规办事，不仅体现在聘任外教上，大会议事程序也比过去更为规范。代表们一致通过李毓毅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增补高洪波、黎瑞刚为中国足协执委，于洪臣、林晓华改任中国足协专职执委，但对提交大会讨论的章程修改稿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其中有些并不在修改稿之中，足见对足球改革发展的责任心有所提高。张剑认为，老路子走得太熟了，去行政化和实行社团管理没有前例可循，原有的体制机制要破除，新的体制机制还未建立起来，改革是阵痛，过程非常艰难。
　　蔡振华说：“也许我们的确做得很辛苦，但是应该静下心来认真想想，我们是不是做对了？看看有些国家规划有序、水到渠成，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有点乱？看看有些国家潜心布局、终成大器，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显得有点急？看看世界足坛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我们是不是显得有点慢？看看别人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实打实的措施，我们是不是有点空？”
　　大会结束时，蔡振华要求足球界要以人为本，从社会发展认识足球改革，转变观念，一手抓事业发展，一手抓产业发展；一手抓改革发展，一手抓夯实基础；一手抓文化建设，一手抓水平提升；一手抓职业联赛，一手抓业余赛事。
　　一年一度，中国足球每当坐下来反省，总有一大堆问题。2016年，几路国字号队伍大赛征程充满荆棘，足球改革的进程还有诸多难题亟待破解。
　　责编 柏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