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最大的突发事件是7月30日夜法租界警察对会场（李汉俊私宅）的搜查，这个事件也影响到对大会日程的推定。幸好没有人被逮捕，但是中共因此被迫改变了大会会场和日程，发生了不小的混乱。这次搜查对代表们也是一次非常意外的大事，包括马林在内，几乎所有的大会参加者都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事。秘密召开的大会，何以会遭到警方搜查呢?
　　 我们自然能够想到，马林到上海后，他的行动就受到了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以及公共租界、法租界当局的监视。在从莫斯科到中国的路上，这一年的4月在维也纳被捕以后，马林的中国之行显然已经受到怀疑。到上海后，警方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这从各国警方屡屡相互通报他的住处等情报和部分往来信件也看得出来。马林对此有所察觉，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通过别人收发信件和电报等；然而却无法完全隐匿他个人的行动。现在还没发现有关马林在中共一大期间行动的警方资料，但是，马林在会议期间被盯梢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实际上，警方当时已经得到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日本警视厅6月末得到的情报说，“上海支那共产党”近期将召集各地（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这份报告虽然把预定开会日期误作“6月30日”，但开会地点却是“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即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黄陂南路”，不见得是虚报。这份报告没有涉及情报来源，我们不知道警视厅是通过何种渠道搞到这份情报的。但是，按照当时的外交惯例来考虑，日本警方的情报肯定是来自或者通报给了驻上海的各国当局。上海的租界当局很可能基于这些情报加强了警戒。
　　 事实上，法租界当局还制定了一个条例，这很可能是加强警戒的一个步骤。这就是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的取缔集会条例。该报道说，条例规定，自8月1日以后，凡集会须于48小时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长许可，秘密集会，或不事先申明集会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处罚。假如警方事前得到了“共产党”将要召开代表大会的消息，匆忙制定这样一个条例的目的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据陈公博《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记载，警察在搜查会场时，误认陈为“日本社会党”，这也许反映日本警视厅得到的大会将有日本人参加的情报。
　　 在中国，对中共一大的研究细致入微，甚至有人查找寻致搜查会场的“侦探”的名字，还有人按照据说曾参与搜查的人物的回忆写出“传奇”，意在进一步搞清搜查时的实际情形。如果有租界当局的原始材料则另当别论，否则，连亲自参加了大会的当事人都记不清，不用说自称参加过搜查的人的回忆，更不可靠。这些都只能说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中共一大被赋予了多么特殊的地位。
　　 总之，租界当局在密切监视马林行动的同时，肯定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将要开展具体行动。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一大会场遭到搜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摘自〔日〕石川祯浩著、袁广泉译：《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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