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读诗书的止庵，过去也曾有小说问世。但我是在今年春节，读了他快递来的新作试读本《受命》，才将小说家的身份与他对应起来。或者说，正是因为有这部小说的问世，我才觉得有一个可以与其作为学者、随笔家身份相等量的小说家止庵的立世。我由衷地向他道过贺。但也不揣冒昧地提了几处局部的、微小的意见供他参考。待我正式拿到出版物，已经是新作第二刷。小说受到的广泛关注，在我的预期内。因为它触到了人类认知领域一个反复被审视并探讨的话题：罪责、清算与复仇。
　　以读者的身份再次进入二刷文本，我已经无心细究止庵是怎样将友人从不同方向反馈的意见消化融纳，体现在这一版里了。事实上，一个经过多年构思酝酿而搭建起的故事大厦一旦成型，微细的调整与字斟句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有的建议，都只是阅读者按一己的心性所做的理想化再要求，于作者本身有关也无关。
　　单从已然成型的小说样貌来说，这是一个对多数读者来说相当友好的故事类型——动机单纯、结构清晰，故事沿着线性叙事一路开展，你只需要紧盯着主人公的行动线追下去，便可以一气看到尾。有牵人前行的速度与力道——阅读时有时我会想到东野圭吾。也有可以停下来玩味的物象风景。那些逝去年代所投下的斑驳之影，使得这个“杀”机充满的故事，也氤氲在80年代北京那老时光所包裹的单纯与安谧里。连激越之情都变得安谧，这是距离产生的功效。何况，连影院上映的电影、主人公所乘公交车的路线站牌都精确如昨，如我这样已在这座城市居至廿年的读者，已完全可以如读张北海的《侠隐》一样，边读边复原比对这些路线名址的更迭。这些曾经的存在、现在的不存在或者依然的存在，对居京的读者来说，既是一种城市记忆的细处补遗，也是一种情感补偿。这让人见识了以往写随笔的止庵所无法施展的细致笔力，据说他也是为此做了十足的考证功的。
　　但回到这部小说，这些也都可算外围之话。所谓氛围的铺陈，都还是要建立在人物或者故事立得住的基础之上。而一部小说能如建筑一样经得住打量与回味，还要看构建故事主体的钢筋水泥是否筑得匀称坚固，内核够不够硬，或者说经不经得起审視，值不值得被讨论。
　　一个人物千方百计，要将他的复仇之路走到底。这在古今中外的文本当中，并不算新鲜。但常写常新之处又在于，每一个复仇之念从心中生起，又对应了一个具体的生命情境。复仇之路本艰辛，这中间生歧路，也因为它本身就是一条越轨之道，不仅会打破人们的生活常情，还要对抗突破社会的规矩与戒条。人心的测度更是无形无边。
　　而说到复仇，我头脑中偏又存着些明明追着复仇最后复不了仇的经典文本。那便是小山胜清的《是后之宫本武藏》。武藏与佐佐木小次郎严流岛一役，武藏斩杀了后者，也给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杆子多年暗随的复仇者。有一位一边紧跟，一边还给他记暗黑账，记来记去最终发现，恶行簿上全善行，武藏原来是这么好一人。
　　我还知道，即使经典的《赵氏孤儿》，改编成当代剧本上演，也经常以不能快意报仇作终。由此便想到商务印书馆还出过一本书叫《宽恕》，专门讨论了二战时一个场景：一位犹太人，因为偶然的机遇，面对了一个垂死的纳粹年轻士兵。年轻士兵所在的队伍曾奉命将一群犹太人赶至一间屋子，并向屋内开火。临死之际他向犹太人讲述此事，有着强烈忏悔与请求宽恕之意。这位犹太人最终从二战中活过来，并投入战后的重建当中。但这件事一直萦绕于心，他通过媒介，向当时的社会发出广泛问询：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应不应该宽恕。围绕着宽恕的界限、宽恕的主体，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创痛记忆的面对，社会上的杰出头脑都给出了深思熟虑的看法。这本书也曾出现在当年年底的好书评选会上，我个人非常感兴趣，印象中止庵的反应没有那么热烈。我想，那时候他可能已经进入到这部《受命》的写作。从写小说人的角度，宽恕也和复仇一样，但凡进入第三者视界的讨论，便已成局外人的评述，有不同说法都正常，但他并不想让书中观点影响到自己的小说书写。也或者他更觉得，这些历史与人性的无解地带，还是交由一个具体的小说人物来摸索，更能让人感知这其中无论怎样选择都要承受的困境。
　　止庵把主人公的复仇之旅，置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代的转轨，使得人们可以正视与诉说曾经的伤痛，但也要面临伤痛的施害方与受害方以及见证方，当事人的日渐衰老与离去。母亲向儿子指认那个致其父含冤悲催死去的加害者后，不久即失忆;唯一能做见证的历史在场者贺叔叔，在一番与晚辈肺腑的交谈之后，留下一封遗书也告离去。他前后矛盾的言语态度，一方面显示着他对那段历史中人物行为同情的理解，以及生活要“向前看”的豁达。但同时，也映显着在复仇这件事情上，人类普遍的混沌与思虑踌躇。
　　止庵显然也深谙复仇之难，所以他把这个意志的执行者，赋予了陆冰锋这个特殊的人物。他和同时代其他青年一样，也受当时的文艺潮熏染，但其职业却是牙医，天生靠技术吃饭，所以有医生的冷静与手上的活计。他擅长在行动中辨析，如同医生在诊疗中鉴定病根并采取相应行动。冰锋式的复仇，绝对要彰显于可见的行动，作用于现实之中。在这期间，他虽也有自我激励与对话的文本，但这已经区别于帕慕克某些小说中的某些人物——抓住一本书，便可以将自己沉浸于精神漫游式的行动想象当中。

　　历史学家在《历史与大众记忆：故事在危机时刻的力量》一书所说的那种，“每到危机时刻来临，受到影响的民众和国家都在利用那些与现实之事有类似主题的古老的历史故事。创作出来的戏剧、诗歌、电影、话剧和其他作品，往往发挥着复活这些故事的重要作用。”在冰锋身上，就是父亲所留之书中关于伍子胥的暗记，它和他不时想要完成的诗剧伍子胥形成强烈的精神呼应;法拉奇风云采访记中与历史清算有关的人物采访，也在小说空间里做着某一个关键问题的厘清——复仇的对象如果寿终正寝，对于复仇者来说，是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这是冰锋从伍子胥复仇中读出来的悲哀，其他能激起他思绪的小的文本自然还包括与恋人所看的电影、所展开的某些对话。它们都可视为行动中的辨析，也是现实复仇的推动力。简而言之，这多重文本的交织对话，都在加强小说人物复仇的意义，这意义即是说：这并不是个体的私怨，而是每个灾难历史转折点后所必须的一次清创。清创固然可能涉及伤痛之外面积的损伤，但这时候总要有人直面，并用行动（而不是头脑）做一次强力叩问。止庵给主人公起名冰锋，大概也是想将这锋利的意象直接插入历史的混沌地带。 　　因为伍子胥文本的反复出现，冰锋这个原本被镶嵌在特定年代的复仇之人，也因此获得了和久远史书人物遥相呼应的历史动因。时间轴因此一下子拉长。但我们也因此更加看到，任何时代，每一个具体的复仇者其实都是没有未来的。他甚至必须克制自己顾忌到未来。做得更甚，是截断自己与现实的联系，自然也包括现实生活所自然降临的甜蜜浪漫。他一意孤行，也许只想在历史中留下一个饱受记忆伤痛的个体生命，穿行于他那个时代的复仇样本。如同伍子胥式的复仇，留在春秋战国的史册传说当中。这一切又都是用来提示后人——人类这么一种处境，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
　　与历史境遇中的同类人合一，复仇者的面目在阅读者这里，也便显现出对过往历史直面的认真、庄严，大概这也是我们在冰锋这个人物身上能建立起同理心、愿意与他同走一段路的原因。而正是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并已深感胜券在握，那扇终于被推开的复仇之门，却将我们推入了无限踏空的境遇。止庵的描述在这里戛然而止，此时的阅读宛如银幕的黑屏。事后也慢慢意识到，门里即将面对的一切，也只能隐于这无限的黑屏当中。
　　之后便是时过境迁。序章与终章，终隔成时间的两端。序章中，那个特写般的状态描摹，假如就是职业医生冰锋没有获悉真相时的人生状态的话，终章里，他已经是肉身虽存人隐去，一个只在别人轻描淡写的谈资中被提起的人了。万劫不复后，是某种倒叙电影中重新被转换过来的现实时空。时光的滤镜在此撤除，我们感到的人物声息自是熟悉，但太熟悉又提示着某一种丧失。某种让人追念的清澈纯真，连同帕慕克在《新人生》中所說的：“除了那本书，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把该采取的步骤、该相信的真理或该观察的事物，一一向我揭示;它更引领我，身处在新的国度中，我的人生道路之所从。”那么一股子单纯激情，的确与我们远了。
　　我们所拥有的，也仿佛就是时间中的某一刻，解与不解地说起往事。那个属于没有未来的人的往事，就这样被后来人打量，但这已经是变成文本后的打量。如同冰锋在历史的过往中所赖于借力的伍子胥复仇文本一样，时空中还存在一个冯至版的伍子胥复仇，同样的经典。
　　阅读便是理解。就像我在书中反复细揪小说人物的行为心理一样，其实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有理解才有共鸣，共鸣有一天也许会转成体认：这是人类境遇中的一种，现在你遇不到，不代表将来遇不到。你没遇上，不代表身边人没遇上。
　　所以，我觉得，这部小说，真就是冰锋这个孤绝的复仇者，在替我们涉过这时间之海。他固然从昔日的历史之中抓住了一个浮木——伍子胥的复仇来做激励与支撑，但是它显然无法上岸。冰锋注定将是我们往事回看之中一个一闪而过的身影。尽管，在这个普遍躺平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为这样的人物费心也未可知。但作为小说家的止庵，大抵已完成了他的使命——一把刀的刀锋毕竟在我们眼前闪了一下，哪怕它刺入的是无边的虚无。
　　编辑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