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1年11月3日凌晨，北京飞控中心灯火通明，大厅里每一个人紧盯大屏幕，屏住呼吸，空气仿佛凝固了。
“5公里停泊”、“400米停泊”、“30米停泊”……
大厅内弥漫着忙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一声声沉稳而又清晰的指令发出，两个8吨重的飞行器在340公里的高空以每秒7.8公里的速度快速接近。
此时此刻，坐在电脑前的张崇峰没有一丝倦意，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一组组不断跳动的数据，虽然类似的场景已经在地面演练了上千次，但面对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即将上演，他那根绷了16年的神经，此刻绷得更紧了。
“317报告，对接机构加电正常。”20米、10米、5米、0.4米……
“嘭……”
遥远静谧的太空自然听不见任何声音，但张崇峰却似乎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317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17报告，对接环开始拉回”
“317報告，对接环拉回到位，对接锁锁紧开始”
“317报告，端面密封完成”
“317报告，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瞬时，潮水般的掌声响彻大厅。
張崇峰长舒了一口气，慢慢地倚靠回座椅上，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放松，思绪不禁飘回到16年前。
那一年，博士毕业不久的他到俄罗斯参观能源火箭公司的对接机构研制车间。当时，俄方的车间主任自豪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对接机构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出来的。”当时，只有俄罗斯和美国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而能够独立研制对接机构的只有俄罗斯，美国一般都是向俄方采购。
那位主任还直截了当地告诉张崇峰，对接机构的研制难度非常大，并不停推销他们的产品。可是，在费用上，俄方却开出了天文数字，仅设计专利费就高达一亿美金。考虑到成本和后续空间站发展的现实需求，张崇峰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那就是“一定要研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对接机构”。
种子种下了，但生根、发芽却是一个异常漫长的过程。对标国际先进，研制团队一开始便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思路——研制能与国际空间站相匹配的异体同构周边式对接机构。这种对接机构适应性强、承载能力大，便于航天员在不同飞行器之间自如进出，但与之相应的是重量大、对接初始条件要求严格、构造复杂。而且对接机构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工程化的技术难点在哪里？这些，对于当时只有7个人的研制团队而言，都只是停留在模型和图片资料上，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为了将这个方案论证清楚，他们搜集和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在字里行间筛选点点滴滴有价值的信息，翻译俄罗斯对接机构的相关书籍。经过艰苦的努力，前后收集到的各类资料装满了整整十个大箱子，仅论证报告的撰写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艰辛付出没有白费，通过一轮轮评审和质询，这个方案被采纳了，张崇峰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作为技术负责人，张崇峰提出了系统参数设计优化模型，解决了系统方案、动力学建模等关键问题。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接机构关键技术攻关，研制出了空间对接机构正样产品。在此过程中，张崇峰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上首个十自由度气浮式对接缓冲试验台、六自由度对接综合试验台、热真空对接试验台和对接机构整机特性测试台等国际一流的大型地面试验设备。一位俄罗斯专家在参观时，羡慕地对张崇峰说：“有了这些设备，你们的对接机构一定能成功。”
一步一步，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了……
2011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十自由度气浮式对接缓冲试验台上，捕获缓冲试验已经接近尾声，完成最后的一组试验，对接机构正样产品就要出发交付总体。而此时，距离天宫一号的发射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
然而，正当大家觉得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晚上八点多，已回到家中休息的张崇峰接到测试负责人的电话：“捕获传感器信号异常。”心头一紧，他二话不说就冲出家门，拦了一辆出租车急急忙忙赶往实验室。
问题发生在对接机构的传感器上，十几个传感器本该在对接环分开后同时弹出，但有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却发生了迟滞。1000多次试验，从来没出现过的现象，怎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就出了问题？很快，研制团队的全体成员都赶到了实验室，张崇峰把大家聚在一起，开始抽丝剥茧地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通过初步的观察判断，心细如发的设计师发现了传感器附近有一些剥落的涂层——是不是多余物把传感器卡住了？按照质量归零的要求，如果原因归结到多余物上，在发射时间节点后墙不倒的状态下，这自然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多余物是不是传感器卡滞的真相？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设计问题！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解剖产品”，张崇峰和到场的叶勋副总指挥一起，迅速做出了最终决定。
这个决定意味着研制团队将风险和责任扛在了肩上，如果问题真的出在传感器本身，光传感器的制造周期就是5个月以上，如何应对9个月后的发射任务，怎么向国人交待首次交会对接任务推迟……对此，团队内也曾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经过两天两夜的排查、计算和仿真，判定这种故障出现的概率仅仅为千分之一，就算出现了这个小概率事件，冗余设计也是完全能够确保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的。
张崇峰说，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纠结。但是“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这句话始终警醒着他。把所有的事都做透，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带一个隐患上天，张崇峰常说，“只有执着地追求，才能成功。”他就是在用这种执著诠释成功的内涵，折射出航天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风范。
在50倍放大镜下检查，问题最终浮出了水面，传感器内部出现了变形，是力学和结构设计的问题。面对这个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张崇峰和团队却坦然了，他们迅速集合起来，开始制定改进方案。
此时，已经是年三十的傍晚，实验室所处的工业区早已冷冷清清，看不见行人和车辆，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鞭炮声。看着一个个不愿离去的同事，805所指挥宽慰大家：所有人回家吃年夜饭，在家休整两天，年初三回来上班。 疲惫的张崇峰回到家中，夜幕早已降临，他记得早上出门时，只跟妻子说了句：“今天加班，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爱人也没有做任何准备，而此时的超市都已经关门。面对冷冷清清的厨房，一家三口只好去附近的亲戚家蹭了顿年夜饭。看着儿子烧得红彤彤的脸颊，张崇峰的心头涌上一阵愧疚。
虽说事先约定好了上班的时间是大年初三，但張崇峰陪着发高烧的儿子挂了一天吊瓶，大年初二一大早，便急急忙忙来到了实验室，同事们不约而同地陆续赶来，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经过九天九夜的奋战，他们找到了症结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大年初六，带着大家的成果，副总指挥叶勋启程飞往贵州，协调传感器改进研制事宜。并在2个月的时间里加班加点，生产出了改进后的传感器。在最后的关头，他们再次保证了研制不在自己的手中误点。
长期高负荷的压力和脑力劳动，使张崇峰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他已经记不清楚，也不愿和别人讲。多次检查，始终找不出病因，医生定性为神经性头痛。每次发病，那种头痛欲裂的感觉，常常使他恨不得把头撞开。久病成良医，慢慢地，他也找出了对此进行“归零”的方法，那就是冰敷和咖啡。在他的身边，常备着冰袋和咖啡，头痛起来连喝三五杯才能见效。为了不影响团队，每次发作，他总是找个地方默默地休息一会儿，扛过去之后又立刻投入工作，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情。
2011年8月，天宫一号发射在即，执行任务的张崇峰和往常一样，到食堂吃早饭。突然，张崇峰剧烈呕吐起来，整个人一下子瘫倒在座位上。大家立刻联系试验队的队医，在队医赶来的路上，张崇峰已经慢慢地缓了过来。此时，大家才知道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为了照顾张崇峰，妻子总会在他身边默默支持他，并安排好家里的一切。记得那一年，张崇峰的妻子在荷兰拿到硕士学位，正准备攻读博士，而张崇峰的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时刻。妻子毅然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孩子，支持丈夫完成他所执著的事业。
太空一吻，见证的是16年的风雨兼程和执著坚守，见证了張崇峰从初出茅庐成长为中青年技术领军人才的历程。16年的攻关岁月，他深深体会到成功的来之不易。如今交会对接成功圆了张崇峰最难割舍的梦，那个埋藏了16年的种子终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在张崇峰的心里，梦想总是一个接一个，未来我们还要建设中国的空间站，把我国航天员送上月球，奔向遥远的深空。中国人的航天梦，必将更加绚烂辉煌。
“5公里停泊”、“400米停泊”、“30米停泊”……
大厅内弥漫着忙碌紧张的情绪，伴随着一声声沉稳而又清晰的指令发出，两个8吨重的飞行器在340公里的高空以每秒7.8公里的速度快速接近。
此时此刻，坐在电脑前的张崇峰没有一丝倦意，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一组组不断跳动的数据，虽然类似的场景已经在地面演练了上千次，但面对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即将上演，他那根绷了16年的神经，此刻绷得更紧了。
“317报告，对接机构加电正常。”20米、10米、5米、0.4米……
“嘭……”
遥远静谧的太空自然听不见任何声音，但张崇峰却似乎真真切切地听到了。
“317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317报告，对接环开始拉回”
“317報告，对接环拉回到位，对接锁锁紧开始”
“317报告，端面密封完成”
“317报告，对接机构锁紧完成”。
瞬时，潮水般的掌声响彻大厅。
張崇峰长舒了一口气，慢慢地倚靠回座椅上，紧绷的神经一下子得到了放松，思绪不禁飘回到16年前。
那一年，博士毕业不久的他到俄罗斯参观能源火箭公司的对接机构研制车间。当时，俄方的车间主任自豪地说：“世界上所有的对接机构都是我们这里生产出来的。”当时，只有俄罗斯和美国掌握了空间交会对接技术，而能够独立研制对接机构的只有俄罗斯，美国一般都是向俄方采购。
那位主任还直截了当地告诉张崇峰，对接机构的研制难度非常大，并不停推销他们的产品。可是，在费用上，俄方却开出了天文数字，仅设计专利费就高达一亿美金。考虑到成本和后续空间站发展的现实需求，张崇峰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那就是“一定要研制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对接机构”。
种子种下了，但生根、发芽却是一个异常漫长的过程。对标国际先进，研制团队一开始便提出了跨越式发展的思路——研制能与国际空间站相匹配的异体同构周边式对接机构。这种对接机构适应性强、承载能力大，便于航天员在不同飞行器之间自如进出，但与之相应的是重量大、对接初始条件要求严格、构造复杂。而且对接机构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工程化的技术难点在哪里？这些，对于当时只有7个人的研制团队而言，都只是停留在模型和图片资料上，一切还都是未知数。
为了将这个方案论证清楚，他们搜集和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在字里行间筛选点点滴滴有价值的信息，翻译俄罗斯对接机构的相关书籍。经过艰苦的努力，前后收集到的各类资料装满了整整十个大箱子，仅论证报告的撰写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艰辛付出没有白费，通过一轮轮评审和质询，这个方案被采纳了，张崇峰离梦想又近了一步。
作为技术负责人，张崇峰提出了系统参数设计优化模型，解决了系统方案、动力学建模等关键问题。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完成了对接机构关键技术攻关，研制出了空间对接机构正样产品。在此过程中，张崇峰带领团队，研制出了世界上首个十自由度气浮式对接缓冲试验台、六自由度对接综合试验台、热真空对接试验台和对接机构整机特性测试台等国际一流的大型地面试验设备。一位俄罗斯专家在参观时，羡慕地对张崇峰说：“有了这些设备，你们的对接机构一定能成功。”
一步一步，梦想似乎越来越近了……
2011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七。十自由度气浮式对接缓冲试验台上，捕获缓冲试验已经接近尾声，完成最后的一组试验，对接机构正样产品就要出发交付总体。而此时，距离天宫一号的发射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
然而，正当大家觉得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晚上八点多，已回到家中休息的张崇峰接到测试负责人的电话：“捕获传感器信号异常。”心头一紧，他二话不说就冲出家门，拦了一辆出租车急急忙忙赶往实验室。
问题发生在对接机构的传感器上，十几个传感器本该在对接环分开后同时弹出，但有一个传感器的数据却发生了迟滞。1000多次试验，从来没出现过的现象，怎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偏偏就出了问题？很快，研制团队的全体成员都赶到了实验室，张崇峰把大家聚在一起，开始抽丝剥茧地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通过初步的观察判断，心细如发的设计师发现了传感器附近有一些剥落的涂层——是不是多余物把传感器卡住了？按照质量归零的要求，如果原因归结到多余物上，在发射时间节点后墙不倒的状态下，这自然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多余物是不是传感器卡滞的真相？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设计问题！真相永远只有一个，“解剖产品”，张崇峰和到场的叶勋副总指挥一起，迅速做出了最终决定。
这个决定意味着研制团队将风险和责任扛在了肩上，如果问题真的出在传感器本身，光传感器的制造周期就是5个月以上，如何应对9个月后的发射任务，怎么向国人交待首次交会对接任务推迟……对此，团队内也曾有不同的意见。因为经过两天两夜的排查、计算和仿真，判定这种故障出现的概率仅仅为千分之一，就算出现了这个小概率事件，冗余设计也是完全能够确保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的。
张崇峰说，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纠结。但是“失败就是差一点点成功，成功就是差一点点失败”，这句话始终警醒着他。把所有的事都做透，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不带一个隐患上天，张崇峰常说，“只有执着地追求，才能成功。”他就是在用这种执著诠释成功的内涵，折射出航天人的敬业精神和严谨风范。
在50倍放大镜下检查，问题最终浮出了水面，传感器内部出现了变形，是力学和结构设计的问题。面对这个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张崇峰和团队却坦然了，他们迅速集合起来，开始制定改进方案。
此时，已经是年三十的傍晚，实验室所处的工业区早已冷冷清清，看不见行人和车辆，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鞭炮声。看着一个个不愿离去的同事，805所指挥宽慰大家：所有人回家吃年夜饭，在家休整两天，年初三回来上班。 疲惫的张崇峰回到家中，夜幕早已降临，他记得早上出门时，只跟妻子说了句：“今天加班，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为了照顾生病的儿子，爱人也没有做任何准备，而此时的超市都已经关门。面对冷冷清清的厨房，一家三口只好去附近的亲戚家蹭了顿年夜饭。看着儿子烧得红彤彤的脸颊，张崇峰的心头涌上一阵愧疚。
虽说事先约定好了上班的时间是大年初三，但張崇峰陪着发高烧的儿子挂了一天吊瓶，大年初二一大早，便急急忙忙来到了实验室，同事们不约而同地陆续赶来，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
经过九天九夜的奋战，他们找到了症结并提出了解决办法。大年初六，带着大家的成果，副总指挥叶勋启程飞往贵州，协调传感器改进研制事宜。并在2个月的时间里加班加点，生产出了改进后的传感器。在最后的关头，他们再次保证了研制不在自己的手中误点。
长期高负荷的压力和脑力劳动，使张崇峰患上了严重的头痛病。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他已经记不清楚，也不愿和别人讲。多次检查，始终找不出病因，医生定性为神经性头痛。每次发病，那种头痛欲裂的感觉，常常使他恨不得把头撞开。久病成良医，慢慢地，他也找出了对此进行“归零”的方法，那就是冰敷和咖啡。在他的身边，常备着冰袋和咖啡，头痛起来连喝三五杯才能见效。为了不影响团队，每次发作，他总是找个地方默默地休息一会儿，扛过去之后又立刻投入工作，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病情。
2011年8月，天宫一号发射在即，执行任务的张崇峰和往常一样，到食堂吃早饭。突然，张崇峰剧烈呕吐起来，整个人一下子瘫倒在座位上。大家立刻联系试验队的队医，在队医赶来的路上，张崇峰已经慢慢地缓了过来。此时，大家才知道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性头痛。为了照顾张崇峰，妻子总会在他身边默默支持他，并安排好家里的一切。记得那一年，张崇峰的妻子在荷兰拿到硕士学位，正准备攻读博士，而张崇峰的工作也进入了关键时刻。妻子毅然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孩子，支持丈夫完成他所执著的事业。
太空一吻，见证的是16年的风雨兼程和执著坚守，见证了張崇峰从初出茅庐成长为中青年技术领军人才的历程。16年的攻关岁月，他深深体会到成功的来之不易。如今交会对接成功圆了张崇峰最难割舍的梦，那个埋藏了16年的种子终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在张崇峰的心里，梦想总是一个接一个，未来我们还要建设中国的空间站，把我国航天员送上月球，奔向遥远的深空。中国人的航天梦，必将更加绚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