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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综合考虑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劳动力转移结构，针对开县38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非农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呈正向效应，而转移距离和职业劳动技能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转移强度；转移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l(2010)05-0013－05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是典型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国家，“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解决“三农问题”，核心在于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农民增收。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人均耕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农村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农业劳动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也低于中国工业和其他部门，这也是中国农民贫困的重要缘由。因此。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去，实现非农就业并提高其收入水平，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
关于农民收入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城镇化、制度障碍、加大非农投入、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认同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是长期以来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原因，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林毅夫认为，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减少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战略目标…。李实、胡苏云分别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或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李强等强调劳动力外出打工向家庭汇款对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何强等分析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钱怡、杨明华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相关关系非常明显，而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923，这说明能够通过农业过剩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较大程度地提高农民纯收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叶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验证了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并且得出城市化水平、文化程度及乡镇企业规模对各地区劳动力分布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从而间接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冯雪芹分析了河北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业收入仍是河北省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逐渐减弱，而非农业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指出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马宇等以128家农户2000－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和增加非农产业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增加非农产业投入可以有效地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在加入贷款数额、贷款期限、劳动力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之后，效果仍然显著。
可以看出，学者们着重从劳动力转移规模或人力资本等因素考察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少有综合劳动力转移强度(包括转移规模、转移时间、转移距离)和劳动力转移结构(包括教育结构、技能结构、外出劳动力年龄结构、所转入的产业结构、性别比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有鉴于此，本研究以三峡库区大型移民县——开县为例，结合移民后三峡库区剩余劳动力增多的客观环境，综合分析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劳动力转移结构等相关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描述性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们综合考察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劳动力转移结构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转移强度问题。重点考察转移规模(x)、转移时间(MT)、转移距离(MD)。我们用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劳动力转移规模(x)，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转移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已从1982年的1 134.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28亿左右。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和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撑；转移时间(MT)是转移劳动力外出就业时间的长短。一般认为，在外工作时间越长，适应性越强，经验越丰富，相对于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来说其工作更加稳定、工资水平相应更高；对于劳动力转移距离(MD)，现实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出地以中西部为主，东部由于其经济发展较快、工资水平较高、劳动力需求较大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目前，中国劳动力流动越远的地方，流动成本越高；但经济利益的驱使，促使农村劳动力有动力选择远距离的流入地，比如跨省市地区，甚至到国外去打工。
二是转移劳动力结构问题。重点考察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结构(EDU)、产业结构(Is)、技能结构(AT)、年龄结构(AVA)。首先，外出就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岗位选择与胜任情况，不同岗位的工资水平差异影响其劳务收入水平，我们用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参与模型分析；其次，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了劳动力密集的手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其产业工资水平差异造成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异不容忽略，据此引入变量劳动力流入第二产业比例(IR)和劳动力流入第三产业比例(SR)；再则，打工者接受过的培训技能情况(AT)能相对提高劳动效率，进而影响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最后，外出打工者的年龄构成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年纪相对小的农民工体力可能相对更好，接受能力更强，但年长的劳动力可能技能经验上更胜一筹，于是在此将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AVA)亦作为一个参考因素提出来放在模型中分析。
在研究中我们选择三峡库区开县作为调查区域。开县是二三峡库区移民大县，是全国百个流动劳动力就业管理监控县、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县、农业部等六部委“阳光工程”跟踪联系县之一。近年来，开县按照“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培训劳动力、提升发展力”的思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农民增收的第一要务来发展，把劳务经济作为开县农村第一经济来培育。2007年末全县常住人口115.19万人，农村人口80.34万人，农村劳动力78.03万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 210.00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人、转移性收入分别为l 585.00元、1 387.00元、216.OO元。累计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46.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60.1％；实现劳务总收入23.5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50％。
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力转移强度、劳动力转移结构各因素对农民收入变化的影响，我们综合前述变量，针对开县的中和、丰乐、三汇口、巫山、大德镇、义和、汉丰等38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情况，结合2007年开县劳务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在实际研究中，劳动力转移距离(MD)采用虚拟变量，转移到乡内的劳动力取“1”，乡外县内的取“2”，县外市内的取“3”，市外国内的取“4”，在国外工作的取“5”，并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每个镇的劳动力流出人数分布的平均距离，方法如下：
式(1)中Nij表示在i镇j区域劳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Nij代表i镇转移在外的劳动力总数。
另外，转移时间(MT)以年为单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各镇在外劳动力平均转移时间；受教育情况以受教育年限为指标(EDU)，加权计算各镇在外打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技能情况由各镇外出打工劳动者参加职高等技能培训人数作为指标(AT)，并采取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相应的劳动力技能培训水平；各镇转移劳动力平均年龄(AVA)由各镇对应的外出打工年龄结构构成，采用相对加权平均计算方法算得。模型关键性变量的计算情况见表1。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可以知道开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均劳务收入为4326.36元／人，转移规模为10933.66人／镇，有58.5％的外出劳动力转入了包括建筑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41.5％的外出劳动力流入第三产业，可以知道劳动力转移的迁入行业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但转入第三产业的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外出劳动力转移地区以县外市内为主，其平均转移时间为1.5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9年，平均技能为0.03年(以接受了职高教育的外出劳动力所占比例为基准)。
其中大德镇流动劳动力人均劳务收入以10000.00(元／年)居38个镇流动劳动力劳务收入最高水平，巫山镇以9462.78(元/年)居第二；和谦镇居流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第三位，为8827.88(元/年)；而中和镇、丰乐镇及三汇口镇则分别以1327.74(元/年)、1371.73(元/年)、1404.30(元/年)成为开县外出就业劳动力人均年收人水平最低的三个镇。同时，收入最高的大德镇也是全县外出打工者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镇，达到了平均10.46年，其平均技能(我们采用接受过职高教育的劳动力占总流动劳动力的比例为标准)也是最高的，另外，其外出打工男女性别比例为2.5：1，是38个镇外出打工男女比例最大的镇；平均外出年龄以29.48岁，成为38个镇中外出劳动力最年轻的镇，而其转移的平均距离主要集中于县内，主要为返乡创业者投资建厂吸收当地农民工所致。
(二)计量模型设定和指标选择
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我们选择转移劳动力人均收入(INC)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农村劳动力的收人情况；以转移规模(x)，转移地区平均距离(MD)作为反映转移强度的解释变量；以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平均技能(AT)以及平均年龄(AVA)作为反映转移结构的解释变量，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式(2)中Ui为一组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的解释变量，Zk为一组反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的解释变量，残差ε服从白噪音假设，代表了解释变量以外所有随机因素的影响。
由于采用截面数据建模时遇到的一个常见障碍是残差分布的异方差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差别，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为克服这一困难，在研究中首先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相应在原变量的代表字母前加“L”以示区别；然后在模型估计过程中采取了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来代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即首先使用OLS法估计模型，对拟合残差向量取绝对值，然后取倒数，以此作为WLS法的权向量。
(三)实证结果
使用EVIEWS5.0软件对开县38个镇的截面数据，运用WLS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表2。根据对数线性模型的特性，各变量系数衡量了相应弹性的大小。
劳动力流动规模(LX)对开县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系数估计值显著性水平大于5％，其弹性系数为0.07，即劳动力流动规模增长比例每提高100个百分点，农民收入相应提高约7个百分点。2007年，开县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46.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60.1％；实现劳务收入23.5亿元。事实上，从三峡移民工程开展到现在，开县作为移民大县，其劳动力转移规模呈不断扩大态势，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开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这与三峡水库成库后库区人地矛盾突出、单纯农业生产增收困难的现实吻合。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正向效应已是事实。
劳动力转移距离(LMD)在模型中反应的显著性不大，原冈在于近年来沿海地区与内地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距家较远的发达地区名义工资相对较高，但由于当地生活水平高，且路途遥远，一方面导致了流动劳动力较高的生活成本、交通成本以及通讯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打工者对留守老人、小孩关心不足，而造成医疗成本以及教育成本等的增加，由此抵消了远距离转移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使得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明显。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外出打工的能人志士，在外积累了经验、技术和资本，返乡创办乡镇企业，为劳动力就近转移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并且提高了就近转移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与实际调查中，开县大德镇等乡镇，通过鼓励回乡创业，引回毛纺企业，就近安置剩余劳动力4500余人，帮助农民增收5000余万元的事实相吻合，这也是大德镇转移劳动力流动距离以市内、县内为主而转移收入却最高的最重要原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返乡创业所创造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已经成为农民实现增收的新来源，它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且可以有效缓解由劳动力远距离转移引起的一系列包括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地荒废等经济社会矛盾。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农村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些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为扩大农民就业面、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就近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LEDU)对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正向影响，估计的显著水平超过1％，系数估计值达到3.11，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收入会提高3.11个百分点，反映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讲，知识的力量促使农村居 民更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角度讲，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他们寻找非农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其获得更高的非农收入。
劳动力技能水平(LAT)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为正，但影响不显著，该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基本相符。流动劳动力收入最高的大德镇其接受过职高教育的劳动力在38个镇中最多，劳动技能提高使得农民的劳动效率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同时我们看到，从普遍性而言，目前农村劳动力主要转移到技能水平要求不高的行业和工种，这也是农民工收入水平低的原凶之一。
流动劳动力平均年龄(LAVA)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可知各个乡镇外出打工者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差别不大，这使得模型结果看不出其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差异。
为避免个别异常数据对模型参数估计的干扰，对所有县(市)农民人均收入进行了排序，共计剔除了5％的极端最高值和最低值，仅以流动规模(LX)、受教育水平(LEDU)、接受过职业培训(LAT)i因子作为解释变量，重估了模型。表2第4、5列说明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剔除异常值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有了小幅度提升。个别系数估计量的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发生了微小变化，但估计值的符号都没有发生变化。上述稳健性分析的最终结果表明，计量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已经成为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内地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只有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并且保持转移后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针对以上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消除劳动力流动中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
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首先要改革现行二元户籍制度，并消除户籍所附带的就业权、居住权、医疗与福利等其他功能，取消一切由身份问题带来的对农民的不公正和歧视性政策，做到各种基本权利在城乡居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从而消除城乡福利、就业、社会保障差异，打破城乡制度分割，疏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这是增加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制度保证。
(二)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和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
在劳动力转移结构中，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职业劳动技能等对农民增收产生正向影响。要缩小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就要缩小受教育的差距，政府应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既包括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市场经济知识的培训，同时还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等问题，增强后续劳动力的竞争能力，拓宽其就业领域，使农村家庭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创建优良的政策环境平台，支持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
研究发现，如果考虑到家庭成员的整体福利效应，转移距离对农村劳动力的收人效应已经有所变化，即家庭的整体福利影响到农民对转移距离的选择。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近年来农民工返乡者增多，他们带着外出打工所获得的新的理念、技能、经验、资金等回到家乡，或就近务工或返乡创业，生活成本等开支的大大降低提高了农民的相对收入，而且也能就近照顾小孩和老人，带来家庭整体福利的上升，乃至农村社会福利的提高。
可以看到，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不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带来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其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返乡劳动力、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减少农村经济社会矛盾、增加农村社会福利有很大贡献。所以，政府要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为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提供诸如项目开发、中小额贷款、税费优惠、社会保险补贴等相结合的扶持政策，鼓励外出打工队伍中的成功人士返乡创业，促进返乡创业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为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收入；转移强度；转移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l(2010)05-0013－05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是典型的农村劳动力剩余国家，“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难题，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解决“三农问题”，核心在于解决好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农民增收。由于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过高，人均耕地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农村劳动力几乎处于无限供给状态，农业劳动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不仅低于工业化国家，也低于中国工业和其他部门，这也是中国农民贫困的重要缘由。因此。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中转移出去，实现非农就业并提高其收入水平，是中国农村劳动力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
关于农民收入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城镇化、制度障碍、加大非农投入、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认同中国农村劳动力过剩是长期以来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影响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原因，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林毅夫认为，农村贫困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减少农村劳动力为主要战略目标…。李实、胡苏云分别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或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李强等强调劳动力外出打工向家庭汇款对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何强等分析了农村流动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对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钱怡、杨明华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农民收入增加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相关关系非常明显，而农民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的相关系数也达到了0.923，这说明能够通过农业过剩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较大程度地提高农民纯收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加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叶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验证了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性，并且得出城市化水平、文化程度及乡镇企业规模对各地区劳动力分布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从而间接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冯雪芹分析了河北省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业收入仍是河北省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重要性逐渐减弱，而非农业收入特别是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重要性逐渐增强，指出增加农民收入应该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农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马宇等以128家农户2000－2006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农业劳动力在农村就地转移和增加非农产业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增加非农产业投入可以有效地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在加入贷款数额、贷款期限、劳动力数量、农产品收购价格、税费负担以及户主受教育程度等控制变量之后，效果仍然显著。
可以看出，学者们着重从劳动力转移规模或人力资本等因素考察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少有综合劳动力转移强度(包括转移规模、转移时间、转移距离)和劳动力转移结构(包括教育结构、技能结构、外出劳动力年龄结构、所转入的产业结构、性别比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有鉴于此，本研究以三峡库区大型移民县——开县为例，结合移民后三峡库区剩余劳动力增多的客观环境，综合分析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劳动力转移结构等相关因素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入增长效应实证分析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描述性分析
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我们综合考察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劳动力转移结构两个方面。
一是劳动力转移强度问题。重点考察转移规模(x)、转移时间(MT)、转移距离(MD)。我们用劳动力转移人数表示劳动力转移规模(x)，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改革开放以来，全国转移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已从1982年的1 134.5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2.28亿左右。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和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撑；转移时间(MT)是转移劳动力外出就业时间的长短。一般认为，在外工作时间越长，适应性越强，经验越丰富，相对于刚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来说其工作更加稳定、工资水平相应更高；对于劳动力转移距离(MD)，现实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出地以中西部为主，东部由于其经济发展较快、工资水平较高、劳动力需求较大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流入地。目前，中国劳动力流动越远的地方，流动成本越高；但经济利益的驱使，促使农村劳动力有动力选择远距离的流入地，比如跨省市地区，甚至到国外去打工。
二是转移劳动力结构问题。重点考察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结构(EDU)、产业结构(Is)、技能结构(AT)、年龄结构(AVA)。首先，外出就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岗位选择与胜任情况，不同岗位的工资水平差异影响其劳务收入水平，我们用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参与模型分析；其次，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向了劳动力密集的手工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其产业工资水平差异造成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差异不容忽略，据此引入变量劳动力流入第二产业比例(IR)和劳动力流入第三产业比例(SR)；再则，打工者接受过的培训技能情况(AT)能相对提高劳动效率，进而影响转移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最后，外出打工者的年龄构成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年纪相对小的农民工体力可能相对更好，接受能力更强，但年长的劳动力可能技能经验上更胜一筹，于是在此将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AVA)亦作为一个参考因素提出来放在模型中分析。
在研究中我们选择三峡库区开县作为调查区域。开县是二三峡库区移民大县，是全国百个流动劳动力就业管理监控县、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县、农业部等六部委“阳光工程”跟踪联系县之一。近年来，开县按照“输出劳动力、引回生产力，培训劳动力、提升发展力”的思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农民增收的第一要务来发展，把劳务经济作为开县农村第一经济来培育。2007年末全县常住人口115.19万人，农村人口80.34万人，农村劳动力78.03万人，200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 210.00元。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人、转移性收入分别为l 585.00元、1 387.00元、216.OO元。累计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46.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 60.1％；实现劳务总收入23.5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50％。
为了进一步分析劳动力转移强度、劳动力转移结构各因素对农民收入变化的影响，我们综合前述变量，针对开县的中和、丰乐、三汇口、巫山、大德镇、义和、汉丰等38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调查情况，结合2007年开县劳务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
在实际研究中，劳动力转移距离(MD)采用虚拟变量，转移到乡内的劳动力取“1”，乡外县内的取“2”，县外市内的取“3”，市外国内的取“4”，在国外工作的取“5”，并采用加权平均的方法求得每个镇的劳动力流出人数分布的平均距离，方法如下：
式(1)中Nij表示在i镇j区域劳动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Nij代表i镇转移在外的劳动力总数。
另外，转移时间(MT)以年为单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出各镇在外劳动力平均转移时间；受教育情况以受教育年限为指标(EDU)，加权计算各镇在外打工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技能情况由各镇外出打工劳动者参加职高等技能培训人数作为指标(AT)，并采取加权平均方法计算相应的劳动力技能培训水平；各镇转移劳动力平均年龄(AVA)由各镇对应的外出打工年龄结构构成，采用相对加权平均计算方法算得。模型关键性变量的计算情况见表1。
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分析，可以知道开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均劳务收入为4326.36元／人，转移规模为10933.66人／镇，有58.5％的外出劳动力转入了包括建筑业、制造业等第二产业，41.5％的外出劳动力流入第三产业，可以知道劳动力转移的迁入行业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但转入第三产业的规模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外出劳动力转移地区以县外市内为主，其平均转移时间为1.5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9年，平均技能为0.03年(以接受了职高教育的外出劳动力所占比例为基准)。
其中大德镇流动劳动力人均劳务收入以10000.00(元／年)居38个镇流动劳动力劳务收入最高水平，巫山镇以9462.78(元/年)居第二；和谦镇居流动劳动力人均年收入第三位，为8827.88(元/年)；而中和镇、丰乐镇及三汇口镇则分别以1327.74(元/年)、1371.73(元/年)、1404.30(元/年)成为开县外出就业劳动力人均年收人水平最低的三个镇。同时，收入最高的大德镇也是全县外出打工者受教育水平最高的镇，达到了平均10.46年，其平均技能(我们采用接受过职高教育的劳动力占总流动劳动力的比例为标准)也是最高的，另外，其外出打工男女性别比例为2.5：1，是38个镇外出打工男女比例最大的镇；平均外出年龄以29.48岁，成为38个镇中外出劳动力最年轻的镇，而其转移的平均距离主要集中于县内，主要为返乡创业者投资建厂吸收当地农民工所致。
(二)计量模型设定和指标选择
通过对统计数据的描述性分析，我们选择转移劳动力人均收入(INC)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农村劳动力的收人情况；以转移规模(x)，转移地区平均距离(MD)作为反映转移强度的解释变量；以平均受教育年限(EDU)，平均技能(AT)以及平均年龄(AVA)作为反映转移结构的解释变量，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式(2)中Ui为一组反映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的解释变量，Zk为一组反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结构的解释变量，残差ε服从白噪音假设，代表了解释变量以外所有随机因素的影响。
由于采用截面数据建模时遇到的一个常见障碍是残差分布的异方差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不同乡镇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差别，除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为克服这一困难，在研究中首先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相应在原变量的代表字母前加“L”以示区别；然后在模型估计过程中采取了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来代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即首先使用OLS法估计模型，对拟合残差向量取绝对值，然后取倒数，以此作为WLS法的权向量。
(三)实证结果
使用EVIEWS5.0软件对开县38个镇的截面数据，运用WLS法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见表2。根据对数线性模型的特性，各变量系数衡量了相应弹性的大小。
劳动力流动规模(LX)对开县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规模的系数估计值显著性水平大于5％，其弹性系数为0.07，即劳动力流动规模增长比例每提高100个百分点，农民收入相应提高约7个百分点。2007年，开县转移输出农村劳动力46.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60.1％；实现劳务收入23.5亿元。事实上，从三峡移民工程开展到现在，开县作为移民大县，其劳动力转移规模呈不断扩大态势，劳务经济已经成为开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这与三峡水库成库后库区人地矛盾突出、单纯农业生产增收困难的现实吻合。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正向效应已是事实。
劳动力转移距离(LMD)在模型中反应的显著性不大，原冈在于近年来沿海地区与内地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虽然农村劳动力转移到距家较远的发达地区名义工资相对较高，但由于当地生活水平高，且路途遥远，一方面导致了流动劳动力较高的生活成本、交通成本以及通讯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打工者对留守老人、小孩关心不足，而造成医疗成本以及教育成本等的增加，由此抵消了远距离转移带来的收入增长效应，使得劳动力转移距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明显。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外出打工的能人志士，在外积累了经验、技术和资本，返乡创办乡镇企业，为劳动力就近转移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并且提高了就近转移农民的收入水平，这与实际调查中，开县大德镇等乡镇，通过鼓励回乡创业，引回毛纺企业，就近安置剩余劳动力4500余人，帮助农民增收5000余万元的事实相吻合，这也是大德镇转移劳动力流动距离以市内、县内为主而转移收入却最高的最重要原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返乡创业所创造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已经成为农民实现增收的新来源，它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解决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且可以有效缓解由劳动力远距离转移引起的一系列包括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农地荒废等经济社会矛盾。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农村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些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为扩大农民就业面、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就近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LEDU)对农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正向影响，估计的显著水平超过1％，系数估计值达到3.11，即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农民收入会提高3.11个百分点，反映出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一方面，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讲，知识的力量促使农村居 民更有效地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的角度讲，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他们寻找非农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具有在非农产业就业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其获得更高的非农收入。
劳动力技能水平(LAT)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为正，但影响不显著，该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基本相符。流动劳动力收入最高的大德镇其接受过职高教育的劳动力在38个镇中最多，劳动技能提高使得农民的劳动效率提高，对农民收入的增加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同时我们看到，从普遍性而言，目前农村劳动力主要转移到技能水平要求不高的行业和工种，这也是农民工收入水平低的原凶之一。
流动劳动力平均年龄(LAVA)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分析可知各个乡镇外出打工者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差别不大，这使得模型结果看不出其对收入增长的影响力差异。
为避免个别异常数据对模型参数估计的干扰，对所有县(市)农民人均收入进行了排序，共计剔除了5％的极端最高值和最低值，仅以流动规模(LX)、受教育水平(LEDU)、接受过职业培训(LAT)i因子作为解释变量，重估了模型。表2第4、5列说明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剔除异常值后，模型的拟合优度有了小幅度提升。个别系数估计量的数值和显著性水平发生了微小变化，但估计值的符号都没有发生变化。上述稳健性分析的最终结果表明，计量结果是可以接受的。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流动，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积极发展劳务经济已经成为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丰富的内地山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只有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并且保持转移后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针对以上结论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消除劳动力流动中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
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首先要改革现行二元户籍制度，并消除户籍所附带的就业权、居住权、医疗与福利等其他功能，取消一切由身份问题带来的对农民的不公正和歧视性政策，做到各种基本权利在城乡居民之间的真正平等。从而消除城乡福利、就业、社会保障差异，打破城乡制度分割，疏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配置，促进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这是增加农村流动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制度保证。
(二)加强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和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技能
在劳动力转移结构中，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职业劳动技能等对农民增收产生正向影响。要缩小城乡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就要缩小受教育的差距，政府应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既包括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和市场经济知识的培训，同时还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难等问题，增强后续劳动力的竞争能力，拓宽其就业领域，使农村家庭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创建优良的政策环境平台，支持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就业
研究发现，如果考虑到家庭成员的整体福利效应，转移距离对农村劳动力的收人效应已经有所变化，即家庭的整体福利影响到农民对转移距离的选择。随着金融危机对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的影响，近年来农民工返乡者增多，他们带着外出打工所获得的新的理念、技能、经验、资金等回到家乡，或就近务工或返乡创业，生活成本等开支的大大降低提高了农民的相对收入，而且也能就近照顾小孩和老人，带来家庭整体福利的上升，乃至农村社会福利的提高。
可以看到，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不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增长，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带来农村劳动力就近转移，其对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及返乡劳动力、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减少农村经济社会矛盾、增加农村社会福利有很大贡献。所以，政府要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因地制宜地为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提供诸如项目开发、中小额贷款、税费优惠、社会保险补贴等相结合的扶持政策，鼓励外出打工队伍中的成功人士返乡创业，促进返乡创业企业健康、快速地发展，为就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