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围绕某位著名“养生”专家的争论，终于以卫生部的出面表态而趋于平息。但在他借助媒体宣传平地“走红”的背后，却暴露出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的国人在医学知识方面的普遍匮乏，以及在追求健康生活过程中的盲目。面对记者的采访，脑血管病专家王拥军就坦言：在门诊过程中他最痛心的就是病人经常凭借广告或媒体的健康宣讲自己想一些治疗手段。尽管事前记者已经对脑血管病作了一些“功课”，但在采访中，仍对他所披露的一些情况感到惊讶。
脑血管病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一疾病“杀手”
在采访中，王拥军一再强调，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脑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不能将医生推荐的药品用广告宣传的药品替代。据他介绍，脑血管病发病率非常高，全国每年新发病例250万人，差不多12秒钟就有一个新发病人。而2／3的脑血管病人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如偏瘫、失语、思维不清晰、痴呆等。同时，脑血管病的死亡率也很高，已经成为中国人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每年每10万个中国人中有136人死于脑血管病，以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50万人死于脑血管。也就是说，每21秒钟就有一个中国人因脑血管病死亡。”
此外，脑血管病的医疗费用也非常高。在过去10年间，我国GDP递增了8.9％，国内卫生总费用每年增加1 2％，但是脑血管病医疗费用的递增速度却是18％，远远高于前二者。恐怕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患者为了省钱，又缺少必要的知识，才病急乱投医。
具有一个以上致病因素的人，即属于高危人群
2010年1月26日，北京市科委公布了“首都十大危险疾病”科技攻关项目的管理实施方案，意在遏制这些重大疾病发病上升的趋势。脑血管病即名列这“十大危险疾病”之列。当记者问及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患脑血管病时，王拥军介绍说，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知道却无法通过医疗手段改变的因素，包括高龄(45岁以上)、性别(男性是女性的1.6倍)、家族病史(如果父母得过脑血管病，那么孩子患病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一类是可以改变的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不正常、吸烟、大量饮酒等。
“所谓高危人群，就是具有一个以上能够致病的危险因素的人。具有这些致病因素越多，危险就越高，反之越低。就地理位置而言，北京所处的纬度地区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地区。通常离赤道越远的地方，发病率越高，因为当地的气候会更冷，人们的酒精摄入量、食盐摄入量会比较高，男士也会更加喜爱抽烟，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容易诱发脑血管病。”
列宁患脑血管病，
10个月期间复发4次
王拥军在采访中指出，目前80％脑血管病的发生是因为血管堵塞，即我们常说的脑血栓，所以治疗急性脑血管病的最好方法就是开通血管，早做溶栓。对大多数人而言，静脉溶栓就可以，输液即能达到目的；一部分人需要通过手术进行动脉溶栓。脑血管病的治愈与否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病变本身的部位、大小，一是早期是否规范治疗。“如果积极治疗，大概1／3的脑血管病患者可以完全治愈，不留任何后遗症，1／3会留下部分残疾但是不影响生活，剩下的1／3则需要依赖别人照顾。”
当被问及治愈后的脑血管病患者是否可能复发时，王拥军说，治愈后的5年中，复发机会大概为1／3，而每次复发都会使再次治愈的机会大大降低，将病人向死亡的边缘推进一步。“最典型的病例就是列宁，他在1922年患脑血管病，10个月期间复发4次。第一次复发的时候症状很轻，第二次复发时需要坐轮椅，到第三次复发就已经完全卧床，第四次复发的时候就去世了。”
针对脑血管病患者完全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仍比普通人高很多，王拥军强调说，除了一级预防外，患者要特别重视二级预防，防止该病的再次发生。“有危险因素的人一定要定期去医院检查血管，当发现血管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采取预防措施。第一，寻找和去除危险因素，第二，部分人可能需要再吃一些针对预防的药物，如阿司匹林等。二级预防在用药强度方面可能要比一级预防更重一些。但无论一级预防还是二级预防，都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国人亟待接受健康教育，提高维权意识
针对自己在门诊过程中经常遇到病人凭借广告或媒体的健康宣讲自己想一些治疗手段，王拥军直言：“目前中国的健康教育太混乱，一些媒体的所谓‘健康讲堂’几乎都在蒙人，包括一些网站的药品广告也几乎都是虚假广告。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有疗效的药品都不允许做宣传广告，报纸上出现的广告一定不是医学上证实有效的东西。”他更一再强调，尤其不能将医生推荐的药品用广告宣传的药品替代，否则很危险。
王拥军同时也坦承，在脑血管病急诊时很多医疗机构的医生是不开溶栓的。其中原因可能有多方面：有些是因为机构的培训不够，有些则是因为’怕承担责任、牵扯医疗纠纷，因为溶栓有6％的出血危险。对此他说，“任何治疗都会有治疗代价，100％安全的治疗是不存在的，人们应该明确这一点。至于医生，采取何种治疗方案主要靠自觉，但是现在很多事情只靠自觉是不够的，所以必须建立起一套规范系统。”
据王拥军介绍，在“首都十大危险疾病”科技攻关项目中就有建立一套医疗准入的建议标准的计划。“从医疗机构上讲，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比起来还是规范不够，医院与医院之间治疗同一疾病的差别太大，所以需要标准。除了要有医疗教育上的标准，还要有医疗配置上的标准。”
“对于患者来说，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健康维权意识，知道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应该得到的医疗服务。”
脑血管病已成为中国人的第一疾病“杀手”
在采访中，王拥军一再强调，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脑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不能将医生推荐的药品用广告宣传的药品替代。据他介绍，脑血管病发病率非常高，全国每年新发病例250万人，差不多12秒钟就有一个新发病人。而2／3的脑血管病人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残疾，如偏瘫、失语、思维不清晰、痴呆等。同时，脑血管病的死亡率也很高，已经成为中国人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每年每10万个中国人中有136人死于脑血管病，以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50万人死于脑血管。也就是说，每21秒钟就有一个中国人因脑血管病死亡。”
此外，脑血管病的医疗费用也非常高。在过去10年间，我国GDP递增了8.9％，国内卫生总费用每年增加1 2％，但是脑血管病医疗费用的递增速度却是18％，远远高于前二者。恐怕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患者为了省钱，又缺少必要的知识，才病急乱投医。
具有一个以上致病因素的人，即属于高危人群
2010年1月26日，北京市科委公布了“首都十大危险疾病”科技攻关项目的管理实施方案，意在遏制这些重大疾病发病上升的趋势。脑血管病即名列这“十大危险疾病”之列。当记者问及什么样的人最容易患脑血管病时，王拥军介绍说，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知道却无法通过医疗手段改变的因素，包括高龄(45岁以上)、性别(男性是女性的1.6倍)、家族病史(如果父母得过脑血管病，那么孩子患病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一类是可以改变的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不正常、吸烟、大量饮酒等。
“所谓高危人群，就是具有一个以上能够致病的危险因素的人。具有这些致病因素越多，危险就越高，反之越低。就地理位置而言，北京所处的纬度地区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地区。通常离赤道越远的地方，发病率越高，因为当地的气候会更冷，人们的酒精摄入量、食盐摄入量会比较高，男士也会更加喜爱抽烟，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容易诱发脑血管病。”
列宁患脑血管病，
10个月期间复发4次
王拥军在采访中指出，目前80％脑血管病的发生是因为血管堵塞，即我们常说的脑血栓，所以治疗急性脑血管病的最好方法就是开通血管，早做溶栓。对大多数人而言，静脉溶栓就可以，输液即能达到目的；一部分人需要通过手术进行动脉溶栓。脑血管病的治愈与否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病变本身的部位、大小，一是早期是否规范治疗。“如果积极治疗，大概1／3的脑血管病患者可以完全治愈，不留任何后遗症，1／3会留下部分残疾但是不影响生活，剩下的1／3则需要依赖别人照顾。”
当被问及治愈后的脑血管病患者是否可能复发时，王拥军说，治愈后的5年中，复发机会大概为1／3，而每次复发都会使再次治愈的机会大大降低，将病人向死亡的边缘推进一步。“最典型的病例就是列宁，他在1922年患脑血管病，10个月期间复发4次。第一次复发的时候症状很轻，第二次复发时需要坐轮椅，到第三次复发就已经完全卧床，第四次复发的时候就去世了。”
针对脑血管病患者完全治愈后，复发的可能性仍比普通人高很多，王拥军强调说，除了一级预防外，患者要特别重视二级预防，防止该病的再次发生。“有危险因素的人一定要定期去医院检查血管，当发现血管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采取预防措施。第一，寻找和去除危险因素，第二，部分人可能需要再吃一些针对预防的药物，如阿司匹林等。二级预防在用药强度方面可能要比一级预防更重一些。但无论一级预防还是二级预防，都需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国人亟待接受健康教育，提高维权意识
针对自己在门诊过程中经常遇到病人凭借广告或媒体的健康宣讲自己想一些治疗手段，王拥军直言：“目前中国的健康教育太混乱，一些媒体的所谓‘健康讲堂’几乎都在蒙人，包括一些网站的药品广告也几乎都是虚假广告。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有疗效的药品都不允许做宣传广告，报纸上出现的广告一定不是医学上证实有效的东西。”他更一再强调，尤其不能将医生推荐的药品用广告宣传的药品替代，否则很危险。
王拥军同时也坦承，在脑血管病急诊时很多医疗机构的医生是不开溶栓的。其中原因可能有多方面：有些是因为机构的培训不够，有些则是因为’怕承担责任、牵扯医疗纠纷，因为溶栓有6％的出血危险。对此他说，“任何治疗都会有治疗代价，100％安全的治疗是不存在的，人们应该明确这一点。至于医生，采取何种治疗方案主要靠自觉，但是现在很多事情只靠自觉是不够的，所以必须建立起一套规范系统。”
据王拥军介绍，在“首都十大危险疾病”科技攻关项目中就有建立一套医疗准入的建议标准的计划。“从医疗机构上讲，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比起来还是规范不够，医院与医院之间治疗同一疾病的差别太大，所以需要标准。除了要有医疗教育上的标准，还要有医疗配置上的标准。”
“对于患者来说，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健康维权意识，知道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应该得到的医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