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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期间，父亲柳溥庆、母亲周砥在日伪白色恐怖统治下的上海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自己的公开职业，为新四军苏北革命根据地印制抗币、筹建印钞厂。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那些永恒的记忆不时浮现在我们眼前。
将冤屈置之度外
坚持革命信仰和立场
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为新四军印制抗币、筹建印钞厂这两项具有高度技术含量、又需秘密进行的工作，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完成的。
父亲柳溥庆是一位红色的印刷技术专家，12岁时为助父养家辍学，进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厂当铸字童工，上工人夜校学文化。1914年转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图画部工作，随我国早期水彩画家徐永清学美术，晚上在上海青年励志会夜校补读中学课程。1916年参加反日反袁斗争。1919年夏，他在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不久，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每晚学习法语，立志赴法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至1920年他向馆内聘请的美国印刷专家海林格学习美术照相制版技术，成了印书馆技术骨干，任印刷厂印影部副部长，在厂内边工作边任教，培训印刷技工。1921年冬，由沈雁冰（茅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了上海闸北区和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名团员。1923年国共合作时，组织决定让他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商务印书馆分部执委，在馆内建立同孚储金会、消费合作社和青年励志会，任干事，积极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经商务印书馆同意，他考入上海美专，半工半读，至1923年毕业。1924年3月9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小西门联合举行有300多人参加的追悼列宁大会。大会上悬挂的大幅列宁画像就是父亲绘制的。
1924年3月，商务印书馆同意父亲赴法勤工俭学。他先后在法国里昂和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与巴黎印刷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多次获奖，又学习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知识和技能。在法国学习的同时，父亲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3月赴法前，毛泽东给他写了组织关系介绍信，并托他带文件给周恩来。同年，他被选为青年团里昂支部宣委、国民党里昂支部执委。1924年7月，父亲先后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1925年8月，他与邓小平等一起主持了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四次代表大会。邓小平任主席，父亲任秘书长。1926年他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后，先后任法共海外部中国组宣传委员，兼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执委、组织部长、主任秘书、代主席，负责欧洲大陆各国的华工、华商、留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工作。中共党团组织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都是秘密的，而国民党组织可以公开活动，中共党团决议大多由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贯彻执行，所以父亲的革命工作任务特别繁重。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父亲积极参与领导了在法、德、比、荷、瑞士等国的党、团员及留学生、华商、华工、海员等华人开展反蒋、讨蒋斗争。当时的法国国民党总支部分裂为三派，由于他的反蒋行动，遭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监视和驱逐。随即，中共党组织决定他与陈微明（沙可夫）等人去苏联学习。
1927年9月，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选为年级党支部委员和校墙报编委、中大俱乐部舞台布景、中国博物馆绘图员。
1928年4月，党组织派他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作为指定代表，参加了于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大会议期间，他的代号为“71号”。他是大会秘书处的文书科成员，会后又参加了大会的扫尾工作。大会前后，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三个多月。
1929年至1931年，经周恩来推荐，他受聘任印刷技师，先后在苏联消息报社、工人日报社、第14印刷厂、莫斯科中央彩色照相印刷制版中心等四家单位办培训班，传授彩色照相制版技术，使这些单位的彩色照相制版时间由原来两个月减至两周，不但提高了工效，还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他是20世纪30年代在彩色照相制版领域援助过苏联的中国印刷专家。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直属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主管中共革命事务，是个参与决定中共方针大计的掌权人物。他欣赏王明，是王明肆意非为的后台。父亲因支持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主张，反对王明宗派小集团的错误路线，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0年被王明等人以“反党组织的领导者”、“冒充工人”等罪名开除党籍。父亲立即向共产国际申诉，但共产国际要他“回国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编者注：柳溥庆1950年2月重新入党，“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80年11月，中组部为其平反昭雪，承认1930年至1950年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
1931年7月经组织决定，他与沙可夫、李瑛（邓中夏之妻）一起，途经海参崴、天津秘密回到上海。1931年8月，父亲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吴锦中（留苏同学）接头，要求组织分配工作。事隔两天，吴锦中通知他，“上级党组织决定你到工厂自谋职业，等待组织联系”（这实际上是按“派回中国，但不接关系”的决定处理）。失去了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父亲，虽然痛苦但不消极，没有动摇革命意志，他说，“王明能开除我的党籍，但是，他不能开除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信念，我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决心不会动摇！”他相信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1931年冬，父亲由美专同学杭墀英介绍，被上海三一印刷公司聘为平版部部长兼技师长，月薪220块大洋。1933年他在该公司创办了当时上海彩色照相印刷最先进的彩色照相平版部，创办并主持了当时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好的印刷只能如此”的《美术生活》月刊的编印工作。
母亲周砥，190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1920年由姨母资助进长沙周南女校读书。1925年在国共合作时期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中学毕业后，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由袁溥之介绍，在苏联加入共青团。1928年由张琴秋介绍，与父亲结为革命伴侣。1929年因参与反王明错误路线斗争，也受到王明迫害，被开除团籍。1930年夏回国后在上海赤色总工会工作时，由吴福海介绍加入共产党。1931年春被捕入狱，未暴露党员身份，又因分娩在即，被取保释放。当时，她的单线联系领导人章夷白也被捕，她失去了组织关系。从此以后，她与父亲一起仍然继续为党工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父母亲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印刷厂职工，长期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为党工作。例如：1934年，父亲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任技师长时，主动在深夜秘密摄取了国民党中央军部编制反共用的江西省军用大地图两大张。父亲让母亲托董维建、朱胜修交给上海地下党，转送党中央。1933年至1936年，父亲在三一公司主持出版的《美术生活》月刊上经常刊登东北人民抗日的照片和消息，积极宣传抗日。1935年，父亲从秋白胞弟瞿云白处获得挚友瞿秋白就义的照片后，立即翻拍冲印，并设法转交党中央。
40年代，八路军、新四军、上海地下党先后找父母亲协助工作。我们家住过的上海成都路611弄52号和卡德路41弄（今奉贤路）72号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站、仓库、招待所。八路军、新四军将在上海的部分采购任务交给父亲。这样，在母亲保管的印刷厂仓库里，经常存放着无线电台、枪支、硫磺炸药、大型军用望远镜、军鞋、油墨、纸张等军用物资，品种多，数量大，因母亲精心保管，从未出过事。1939年，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到上海短期治病养伤，就住在我们家的阁楼上，饮食起居由母亲细心照料。父母亲的留苏同学陈祥生，当时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城工部部长，他将地下党的大量活动经费交给母亲秘密保管、分发，我们也因此生平第一次看见装满了钞票的大麻袋。那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住我们家的很多，住几天、几月或几年的都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来不及到上海接收政权，中共中央决定马上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华中局立即派张执一以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潜入上海组织人民武装起义。当时新华社华中分社广播宣布：“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张执一到上海后，借位于市中心区的我们家作为接收敌伪政权的筹备处，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将印刷宣传品的任务交给我们父亲，父母连夜将新华社发布的各种消息印成五颜六色的传单，准备在上海广为散发。不料，只过了一天，美军先于新四军在上海登陆。中共中央随即改变策略，于8月21日发布了停止起义的命令。
由于父母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自觉坚持为党工作，因而得到了组织的信任，承担起党交办的一系列任务。
机智无畏印制“抗币”
1939年，根据陈毅的指示，叶飞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的无锡、江阴一带，把东进纵队与当地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成立了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创建了以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而当时日伪政府和国民党为搜刮战略物资，分别用日元、伪币和法币到抗日根据地抢购米面、布匹、煤炭等，造成根据地物资缺乏，金融混乱。为抵制敌人的掠夺，稳定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巩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需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为此，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决定先印制自己的货币（先定名为四达银行钞票，后改名为江南商业货币券），并派保卫处督察长吴福海（与我们父母亲有十多年战友情谊的留苏同学）来到上海。
这时，父亲正受雇于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任厂长，母亲任该厂会计兼保管。当吴福海把为新四军尽快印制抗币的工作交给他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由于当时的环境极其险恶，且印厂老板是国民党党员，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父亲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在票券上先不印上新四军的行名，而是印成无行名的只有主景图案、花纹、面额的票券，需要加印的“江南商业货币券”字样，可先在上海做好铜版，待流通券运至根据地后加盖行名便可发行流通。因为当时租界里各种钱庄很多，几乎每家钱庄都有自己专用的钱票。只要把印制无行名票券说成是为钱庄印商业流通券，便可变成公开的商业性行为了。于是，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公开接下了“无行名流通券”的印制任务，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等。这些票券均为平版印刷，版模精致，图案清晰，纸质上等。该票券的铜版是由父亲的胞弟柳培庆刻制的。
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厂址在公共租界北京西路广仁里8号，这座建在弄堂里朝南的大石库门房子，上下二层三开间，中间是大厅，东西两边是前后厢房，房后还有两层杂房与正房相通，一个小后门开在杂房东北角。我们家当时租住在印厂正门南面、相隔约3米的一座二层单开普通小石库门住宅，正门朝东。朝北的后门，与印厂大门斜向相望，其间是一条约4米宽、15米长的死弄堂（上海人把胡同叫弄堂）。死弄堂中没有别的住户，平时无人管理，也无别人进出。走出死弄堂便是通着有三个出口的大弄堂。为了方便工作和改善印厂条件，父亲早一年就建议厂主充分利用这个面积约有60平方米的死弄堂。他提出：在该弄堂上面加盖个铁皮大篷，以使弄堂空间有个大屋顶，可防雨；将弄堂底部三面有墙约16平方米的空间隔成单间，为印厂增加一个仓库；仓库前40多平方米，作为工人休息室，中间放一个乒乓球桌，工人走出石库大门就可下棋、打乒乓球，以活跃生活；封住死弄堂口，中间装个坚固可锁的木质大门，门卫便可设在大门内；在该门楣上挂上弧形的大大的厂名匾牌，既装点门面，又增加气派。如此改建，印厂地盘扩大了，厂名匾牌挂到了死胡同口外，既美观安全，又便于进出。这个建议，厂主愉快地接受了。
改造后的死弄堂成了一个封闭的、长方形的大厅，这为他们完成地下任务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们到印厂上下班走后门，外人看不见；利用小仓库存取东西，外人也看不见。小仓库就挨着我们家后门，印抗币的成吨纸张买回来就放在这个仓库里；后来印刷好的抗币，也暂时存放在这个仓库里。库门离我们家后门不到3米，进出自由，安全保密，一切动静全由自己掌控。
一天晚上，无行名钞票印制完毕，切割成条状，先由工人搬进我们家后门旁的小仓库。工厂平时不加夜班，工人都回家了。我们亲眼看到几位伯伯来到家里。父母亲与他们一起悄悄将切割好的票券，从小仓库经住宅后门，迅速搬进家里；然后用早已裁切好的牛皮纸，将票券包成条块状，整齐地码在许多长方形的木制肥皂箱里，上面放两层包装形似的肥皂，伪装成日用品。几十个箱子忙而不乱地装钉妥当后，又从后门经印厂大门装上货车，连夜运到码头，转运往苏北。
这批流通券运到苏北根据地后，盖上“江南商业货币券”七字，和“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及“主任之印”，在苏州、常州、太仓一带地区迅速流通。这些“抗币”成为与敌人斗争的武器，快速有力地将法币和日伪币挤出苏区，使根据地的金融秩序恢复正常。
为新四军根据地筹建抗币印钞厂
印制抗币的任务完成后不久，1941年六七月间，父母亲又接受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为新四军在苏北筹建抗币印钞厂，同时在上海秘密设计和刻制“江淮银行”钞票铜版。
1941年4月，为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决定在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和印钞厂，自己发行、印制货币。银行定名“江淮银行”，军部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兼任正、副行长。建印钞厂和刻制钞票铜版的任务，仍派吴福海到上海去找父亲。
1941年父亲在上海达华印刷公司任厂长。吴福海找到父亲后说明来意。由于这项任务繁重复杂，父亲觉得许多问题只有亲自到苏北根据地与新四军领导当面共同商讨后才能解决。于是他装扮成商人，以去苏北兴化与江苏省农民银行洽谈工作的名义先去了兴化，转道赴黄桥新四军总部，与朱毅、李人俊见了面。
经数日研究商讨后，决定“江淮印钞厂”的对外名称为“华光印刷公司”（直到1942年5月，该公司回到苏北阜宁羊寨虹庙后，才正式把“华光”改称为江淮印钞厂），开办资金全部由公家负担。该公司的印制技术业务工作由父亲主管，任“华光公司”经理，负责购买印钞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选聘愿去根据地的印钞技术工人。二叔柳培庆任“华光公司”副经理，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凹版雕刻大师沈逢吉的弟子。二叔的凹版雕刻技术造诣很深，由他负责在上海秘密刻制“江淮银行”钞票的凹印原版。他先秘密设计出票面草图，送到苏北军部，经批准后，再由他在上海秘密刻制。该公司襄理为唐之雄（父亲可信任的懂印技的朋友）、吴迪飞（吴福海胞弟，在海关工作）负责采购、运输。为了防备该原版在敌占区落入敌人之手，父亲建议仍采用1939年新四军印“江南商业流通券”的办法，在原版上先不刻行名，待原版安全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后再加印行名。所以，“江淮银行”钞票上行名的字体与票券面额的字体是不一致的。
为了便于采购和运输，减少外界猜疑，父亲从苏北回来后，在上海家门口挂起了“上海华光印刷公司”的招牌。而后，三天两头可以看到被我们称作伯伯的商人模样的新四军干部来家里与父亲议事。
与此同时，汉奸特务也一直是我们家的“常客”。父母亲的苏联同学很多，他们回国后，有的继续革命，有的叛变革命，其中很多人常来我们家。平时父母仍让我们称呼他们为“伯伯”或“阿姨”。那时，每当我们见到党的地下工作者如张执一、陈祥生、吴福海、李人俊、朱沐、张惠清、胡世沐、林天阁等伯伯来家时，会赶快到大门外以做游戏为名“放哨”。
那时到家里来的新四军伯伯，大多穿长衫戴礼帽，和颜悦色，一进门就被父母请进二楼亭子间，关着门密谈，很少坐在楼下交谈。一次，一个中等身材、体形略胖、穿着西服、左盼右顾的中年男子来到家里找父亲。两人相见愣了一下，然后父亲让他在客厅里坐着谈了许久才走。他走后父亲告诉柳伦：“这个人叫张国焘，是我在苏联认识的，曾当过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有十多年不见了。现在他是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的大叛徒。以后再来，不能让他上楼，对他什么都不能说。”还有一个叫余飞的特务也常来我们家，他瘸了一条腿，走路一拐一拐。父亲悄悄对我们说，他也是到过苏联的，后来叛变革命了，跟他说话要特别谨慎小心。
那时期惊险的遭遇也发生过几回。最突出的一次，是汉奸特务到我们家“同学聚餐”。那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衫的吴福海恰巧也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工作，事前没有联系，径直来我们家了。他一进后门听到楼下客厅里有许多人说笑，赶紧把帽沿往下拉了拉，未进客厅，顺着楼梯直接上了二楼亭子间了。母亲听见声音，走到房门口，见是吴福海，想到在座的汉奸同学都认识他，一面随口说是邻居，一面示意柳伦上楼报信。吴伯伯听说遭遇敌人了，随即悄悄下楼从后门进隔壁印刷厂，再从厂后门离去。后来每每说起此事，大家仍后怕不已。
就是在这样一个外松内紧、处处都得警惕小心的环境中，父母亲把为苏北建厂采购到的印刷机械和物资备齐了，先存放在母亲管理的印刷厂的两个仓库里。在招聘的30多位印技人员中，凡抗日爱国能吃苦的，约到旅馆，经吴福海一一面谈后，分别安排动身去苏北。
经过6个月的奋战，印钞用的10部手扳凹印机、8台圆盘机、1台切纸机、1台照相机，还有一批油墨、印钞纸张和机器零件等物资和器材，都是在上海秘密采购后，由水路运往解放区的。运输过程中，把机器化整为零，将零部件装在运粪船底层，不让敌人发现。因为那时期上海老百姓大小便普遍用的是马桶，每天清晨粪车至各家收集，然后拉到江边倒进粪船，运至苏北农村做肥料。这种粪船天天出行，又臭又脏，鬼子往往见了避而远之。印机部件运到目的地后取出洗净，抹上机油即可组装。印钞纸张易暴露，就裁切八开，包装成练习本、图画纸本，和油墨一起，作为文具商品运出上海。
没多久，印刷器材物资辗转运到目的地，印技人员也已到齐，大家加紧组装。很快，盼望已久的“江淮银行印钞厂”在苏北建成，印出了票面图纹精密细致、钞纸凹凸感明显、被陈毅同志誉为“一流水平”的“江淮银行”钞票。从此，新四军在根据地可以自由地印制钞票了，需要多少印多少。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印钞厂由1个发展成6个，“江淮银行”钞票越印越多，在20世纪40年代中，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财经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谢文雄）
将冤屈置之度外
坚持革命信仰和立场
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统治下的上海，为新四军印制抗币、筹建印钞厂这两项具有高度技术含量、又需秘密进行的工作，就是由我们的父母完成的。
父亲柳溥庆是一位红色的印刷技术专家，12岁时为助父养家辍学，进入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印刷厂当铸字童工，上工人夜校学文化。1914年转入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图画部工作，随我国早期水彩画家徐永清学美术，晚上在上海青年励志会夜校补读中学课程。1916年参加反日反袁斗争。1919年夏，他在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后不久，加入了留法勤工俭学会，每晚学习法语，立志赴法寻求救国真理。1919年至1920年他向馆内聘请的美国印刷专家海林格学习美术照相制版技术，成了印书馆技术骨干，任印刷厂印影部副部长，在厂内边工作边任教，培训印刷技工。1921年冬，由沈雁冰（茅盾）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了上海闸北区和商务印书馆的第一名团员。1923年国共合作时，组织决定让他加入国民党，任国民党商务印书馆分部执委，在馆内建立同孚储金会、消费合作社和青年励志会，任干事，积极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经商务印书馆同意，他考入上海美专，半工半读，至1923年毕业。1924年3月9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小西门联合举行有300多人参加的追悼列宁大会。大会上悬挂的大幅列宁画像就是父亲绘制的。
1924年3月，商务印书馆同意父亲赴法勤工俭学。他先后在法国里昂和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与巴黎印刷学校学习，因成绩优秀，多次获奖，又学习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知识和技能。在法国学习的同时，父亲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3月赴法前，毛泽东给他写了组织关系介绍信，并托他带文件给周恩来。同年，他被选为青年团里昂支部宣委、国民党里昂支部执委。1924年7月，父亲先后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中国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二次代表大会。1925年8月，他与邓小平等一起主持了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第四次代表大会。邓小平任主席，父亲任秘书长。1926年他在法国加入共产党后，先后任法共海外部中国组宣传委员，兼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执委、组织部长、主任秘书、代主席，负责欧洲大陆各国的华工、华商、留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工作。中共党团组织在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政府统治下都是秘密的，而国民党组织可以公开活动，中共党团决议大多由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贯彻执行，所以父亲的革命工作任务特别繁重。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父亲积极参与领导了在法、德、比、荷、瑞士等国的党、团员及留学生、华商、华工、海员等华人开展反蒋、讨蒋斗争。当时的法国国民党总支部分裂为三派，由于他的反蒋行动，遭到了法国秘密警察的监视和驱逐。随即，中共党组织决定他与陈微明（沙可夫）等人去苏联学习。
1927年9月，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选为年级党支部委员和校墙报编委、中大俱乐部舞台布景、中国博物馆绘图员。
1928年4月，党组织派他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苏联召开的中共六大的筹备组工作，并作为指定代表，参加了于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召开的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大会议期间，他的代号为“71号”。他是大会秘书处的文书科成员，会后又参加了大会的扫尾工作。大会前后，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三个多月。
1929年至1931年，经周恩来推荐，他受聘任印刷技师，先后在苏联消息报社、工人日报社、第14印刷厂、莫斯科中央彩色照相印刷制版中心等四家单位办培训班，传授彩色照相制版技术，使这些单位的彩色照相制版时间由原来两个月减至两周，不但提高了工效，还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他是20世纪30年代在彩色照相制版领域援助过苏联的中国印刷专家。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直属共产国际领导。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主管中共革命事务，是个参与决定中共方针大计的掌权人物。他欣赏王明，是王明肆意非为的后台。父亲因支持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主张，反对王明宗派小集团的错误路线，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30年被王明等人以“反党组织的领导者”、“冒充工人”等罪名开除党籍。父亲立即向共产国际申诉，但共产国际要他“回国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编者注：柳溥庆1950年2月重新入党，“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80年11月，中组部为其平反昭雪，承认1930年至1950年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
1931年7月经组织决定，他与沙可夫、李瑛（邓中夏之妻）一起，途经海参崴、天津秘密回到上海。1931年8月，父亲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吴锦中（留苏同学）接头，要求组织分配工作。事隔两天，吴锦中通知他，“上级党组织决定你到工厂自谋职业，等待组织联系”（这实际上是按“派回中国，但不接关系”的决定处理）。失去了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的父亲，虽然痛苦但不消极，没有动摇革命意志，他说，“王明能开除我的党籍，但是，他不能开除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信念，我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决心不会动摇！”他相信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1931年冬，父亲由美专同学杭墀英介绍，被上海三一印刷公司聘为平版部部长兼技师长，月薪220块大洋。1933年他在该公司创办了当时上海彩色照相印刷最先进的彩色照相平版部，创办并主持了当时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好的印刷只能如此”的《美术生活》月刊的编印工作。
母亲周砥，190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1920年由姨母资助进长沙周南女校读书。1925年在国共合作时期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中学毕业后，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由袁溥之介绍，在苏联加入共青团。1928年由张琴秋介绍，与父亲结为革命伴侣。1929年因参与反王明错误路线斗争，也受到王明迫害，被开除团籍。1930年夏回国后在上海赤色总工会工作时，由吴福海介绍加入共产党。1931年春被捕入狱，未暴露党员身份，又因分娩在即，被取保释放。当时，她的单线联系领导人章夷白也被捕，她失去了组织关系。从此以后，她与父亲一起仍然继续为党工作。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父母亲在上海的公开职业是印刷厂职工，长期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主动为党工作。例如：1934年，父亲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任技师长时，主动在深夜秘密摄取了国民党中央军部编制反共用的江西省军用大地图两大张。父亲让母亲托董维建、朱胜修交给上海地下党，转送党中央。1933年至1936年，父亲在三一公司主持出版的《美术生活》月刊上经常刊登东北人民抗日的照片和消息，积极宣传抗日。1935年，父亲从秋白胞弟瞿云白处获得挚友瞿秋白就义的照片后，立即翻拍冲印，并设法转交党中央。
40年代，八路军、新四军、上海地下党先后找父母亲协助工作。我们家住过的上海成都路611弄52号和卡德路41弄（今奉贤路）72号成了地下党的联络站、仓库、招待所。八路军、新四军将在上海的部分采购任务交给父亲。这样，在母亲保管的印刷厂仓库里，经常存放着无线电台、枪支、硫磺炸药、大型军用望远镜、军鞋、油墨、纸张等军用物资，品种多，数量大，因母亲精心保管，从未出过事。1939年，新四军一师政委刘炎到上海短期治病养伤，就住在我们家的阁楼上，饮食起居由母亲细心照料。父母亲的留苏同学陈祥生，当时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城工部部长，他将地下党的大量活动经费交给母亲秘密保管、分发，我们也因此生平第一次看见装满了钞票的大麻袋。那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住我们家的很多，住几天、几月或几年的都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来不及到上海接收政权，中共中央决定马上组织上海人民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华中局立即派张执一以华中局和新四军代表名义，潜入上海组织人民武装起义。当时新华社华中分社广播宣布：“新四军军部任命刘长胜为上海市长、张执一为副市长”。张执一到上海后，借位于市中心区的我们家作为接收敌伪政权的筹备处，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将印刷宣传品的任务交给我们父亲，父母连夜将新华社发布的各种消息印成五颜六色的传单，准备在上海广为散发。不料，只过了一天，美军先于新四军在上海登陆。中共中央随即改变策略，于8月21日发布了停止起义的命令。
由于父母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自觉坚持为党工作，因而得到了组织的信任，承担起党交办的一系列任务。
机智无畏印制“抗币”
1939年，根据陈毅的指示，叶飞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的无锡、江阴一带，把东进纵队与当地的抗日武装组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成立了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创建了以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而当时日伪政府和国民党为搜刮战略物资，分别用日元、伪币和法币到抗日根据地抢购米面、布匹、煤炭等，造成根据地物资缺乏，金融混乱。为抵制敌人的掠夺，稳定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巩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需要建立自己的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为此，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决定先印制自己的货币（先定名为四达银行钞票，后改名为江南商业货币券），并派保卫处督察长吴福海（与我们父母亲有十多年战友情谊的留苏同学）来到上海。
这时，父亲正受雇于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任厂长，母亲任该厂会计兼保管。当吴福海把为新四军尽快印制抗币的工作交给他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由于当时的环境极其险恶，且印厂老板是国民党党员，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父亲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在票券上先不印上新四军的行名，而是印成无行名的只有主景图案、花纹、面额的票券，需要加印的“江南商业货币券”字样，可先在上海做好铜版，待流通券运至根据地后加盖行名便可发行流通。因为当时租界里各种钱庄很多，几乎每家钱庄都有自己专用的钱票。只要把印制无行名票券说成是为钱庄印商业流通券，便可变成公开的商业性行为了。于是，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公开接下了“无行名流通券”的印制任务，面额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等。这些票券均为平版印刷，版模精致，图案清晰，纸质上等。该票券的铜版是由父亲的胞弟柳培庆刻制的。
上海华东兴记印业厂厂址在公共租界北京西路广仁里8号，这座建在弄堂里朝南的大石库门房子，上下二层三开间，中间是大厅，东西两边是前后厢房，房后还有两层杂房与正房相通，一个小后门开在杂房东北角。我们家当时租住在印厂正门南面、相隔约3米的一座二层单开普通小石库门住宅，正门朝东。朝北的后门，与印厂大门斜向相望，其间是一条约4米宽、15米长的死弄堂（上海人把胡同叫弄堂）。死弄堂中没有别的住户，平时无人管理，也无别人进出。走出死弄堂便是通着有三个出口的大弄堂。为了方便工作和改善印厂条件，父亲早一年就建议厂主充分利用这个面积约有60平方米的死弄堂。他提出：在该弄堂上面加盖个铁皮大篷，以使弄堂空间有个大屋顶，可防雨；将弄堂底部三面有墙约16平方米的空间隔成单间，为印厂增加一个仓库；仓库前40多平方米，作为工人休息室，中间放一个乒乓球桌，工人走出石库大门就可下棋、打乒乓球，以活跃生活；封住死弄堂口，中间装个坚固可锁的木质大门，门卫便可设在大门内；在该门楣上挂上弧形的大大的厂名匾牌，既装点门面，又增加气派。如此改建，印厂地盘扩大了，厂名匾牌挂到了死胡同口外，既美观安全，又便于进出。这个建议，厂主愉快地接受了。
改造后的死弄堂成了一个封闭的、长方形的大厅，这为他们完成地下任务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们到印厂上下班走后门，外人看不见；利用小仓库存取东西，外人也看不见。小仓库就挨着我们家后门，印抗币的成吨纸张买回来就放在这个仓库里；后来印刷好的抗币，也暂时存放在这个仓库里。库门离我们家后门不到3米，进出自由，安全保密，一切动静全由自己掌控。
一天晚上，无行名钞票印制完毕，切割成条状，先由工人搬进我们家后门旁的小仓库。工厂平时不加夜班，工人都回家了。我们亲眼看到几位伯伯来到家里。父母亲与他们一起悄悄将切割好的票券，从小仓库经住宅后门，迅速搬进家里；然后用早已裁切好的牛皮纸，将票券包成条块状，整齐地码在许多长方形的木制肥皂箱里，上面放两层包装形似的肥皂，伪装成日用品。几十个箱子忙而不乱地装钉妥当后，又从后门经印厂大门装上货车，连夜运到码头，转运往苏北。
这批流通券运到苏北根据地后，盖上“江南商业货币券”七字，和“基金保管委员会之印”及“主任之印”，在苏州、常州、太仓一带地区迅速流通。这些“抗币”成为与敌人斗争的武器，快速有力地将法币和日伪币挤出苏区，使根据地的金融秩序恢复正常。
为新四军根据地筹建抗币印钞厂
印制抗币的任务完成后不久，1941年六七月间，父母亲又接受了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为新四军在苏北筹建抗币印钞厂，同时在上海秘密设计和刻制“江淮银行”钞票铜版。
1941年4月，为巩固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决定在根据地建立自己的银行和印钞厂，自己发行、印制货币。银行定名“江淮银行”，军部财政经济部部长朱毅、副部长李人俊兼任正、副行长。建印钞厂和刻制钞票铜版的任务，仍派吴福海到上海去找父亲。
1941年父亲在上海达华印刷公司任厂长。吴福海找到父亲后说明来意。由于这项任务繁重复杂，父亲觉得许多问题只有亲自到苏北根据地与新四军领导当面共同商讨后才能解决。于是他装扮成商人，以去苏北兴化与江苏省农民银行洽谈工作的名义先去了兴化，转道赴黄桥新四军总部，与朱毅、李人俊见了面。
经数日研究商讨后，决定“江淮印钞厂”的对外名称为“华光印刷公司”（直到1942年5月，该公司回到苏北阜宁羊寨虹庙后，才正式把“华光”改称为江淮印钞厂），开办资金全部由公家负担。该公司的印制技术业务工作由父亲主管，任“华光公司”经理，负责购买印钞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和选聘愿去根据地的印钞技术工人。二叔柳培庆任“华光公司”副经理，他是中国近代著名凹版雕刻大师沈逢吉的弟子。二叔的凹版雕刻技术造诣很深，由他负责在上海秘密刻制“江淮银行”钞票的凹印原版。他先秘密设计出票面草图，送到苏北军部，经批准后，再由他在上海秘密刻制。该公司襄理为唐之雄（父亲可信任的懂印技的朋友）、吴迪飞（吴福海胞弟，在海关工作）负责采购、运输。为了防备该原版在敌占区落入敌人之手，父亲建议仍采用1939年新四军印“江南商业流通券”的办法，在原版上先不刻行名，待原版安全送到新四军根据地后再加印行名。所以，“江淮银行”钞票上行名的字体与票券面额的字体是不一致的。
为了便于采购和运输，减少外界猜疑，父亲从苏北回来后，在上海家门口挂起了“上海华光印刷公司”的招牌。而后，三天两头可以看到被我们称作伯伯的商人模样的新四军干部来家里与父亲议事。
与此同时，汉奸特务也一直是我们家的“常客”。父母亲的苏联同学很多，他们回国后，有的继续革命，有的叛变革命，其中很多人常来我们家。平时父母仍让我们称呼他们为“伯伯”或“阿姨”。那时，每当我们见到党的地下工作者如张执一、陈祥生、吴福海、李人俊、朱沐、张惠清、胡世沐、林天阁等伯伯来家时，会赶快到大门外以做游戏为名“放哨”。
那时到家里来的新四军伯伯，大多穿长衫戴礼帽，和颜悦色，一进门就被父母请进二楼亭子间，关着门密谈，很少坐在楼下交谈。一次，一个中等身材、体形略胖、穿着西服、左盼右顾的中年男子来到家里找父亲。两人相见愣了一下，然后父亲让他在客厅里坐着谈了许久才走。他走后父亲告诉柳伦：“这个人叫张国焘，是我在苏联认识的，曾当过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有十多年不见了。现在他是国民党特务，是共产党的大叛徒。以后再来，不能让他上楼，对他什么都不能说。”还有一个叫余飞的特务也常来我们家，他瘸了一条腿，走路一拐一拐。父亲悄悄对我们说，他也是到过苏联的，后来叛变革命了，跟他说话要特别谨慎小心。
那时期惊险的遭遇也发生过几回。最突出的一次，是汉奸特务到我们家“同学聚餐”。那天，戴着礼帽、穿着长衫的吴福海恰巧也从新四军根据地到上海工作，事前没有联系，径直来我们家了。他一进后门听到楼下客厅里有许多人说笑，赶紧把帽沿往下拉了拉，未进客厅，顺着楼梯直接上了二楼亭子间了。母亲听见声音，走到房门口，见是吴福海，想到在座的汉奸同学都认识他，一面随口说是邻居，一面示意柳伦上楼报信。吴伯伯听说遭遇敌人了，随即悄悄下楼从后门进隔壁印刷厂，再从厂后门离去。后来每每说起此事，大家仍后怕不已。
就是在这样一个外松内紧、处处都得警惕小心的环境中，父母亲把为苏北建厂采购到的印刷机械和物资备齐了，先存放在母亲管理的印刷厂的两个仓库里。在招聘的30多位印技人员中，凡抗日爱国能吃苦的，约到旅馆，经吴福海一一面谈后，分别安排动身去苏北。
经过6个月的奋战，印钞用的10部手扳凹印机、8台圆盘机、1台切纸机、1台照相机，还有一批油墨、印钞纸张和机器零件等物资和器材，都是在上海秘密采购后，由水路运往解放区的。运输过程中，把机器化整为零，将零部件装在运粪船底层，不让敌人发现。因为那时期上海老百姓大小便普遍用的是马桶，每天清晨粪车至各家收集，然后拉到江边倒进粪船，运至苏北农村做肥料。这种粪船天天出行，又臭又脏，鬼子往往见了避而远之。印机部件运到目的地后取出洗净，抹上机油即可组装。印钞纸张易暴露，就裁切八开，包装成练习本、图画纸本，和油墨一起，作为文具商品运出上海。
没多久，印刷器材物资辗转运到目的地，印技人员也已到齐，大家加紧组装。很快，盼望已久的“江淮银行印钞厂”在苏北建成，印出了票面图纹精密细致、钞纸凹凸感明显、被陈毅同志誉为“一流水平”的“江淮银行”钞票。从此，新四军在根据地可以自由地印制钞票了，需要多少印多少。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印钞厂由1个发展成6个，“江淮银行”钞票越印越多，在20世纪40年代中，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财经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