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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我接到外交部的通知,从对外友协调到外交部,将被派往驻外使馆,并限我11月份去参加学习。我按时报到后,才知道将被派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担任政务参赞。从1973年初到1979年5月底,我在意大利工作了六年多,先后与沈平、韩克华、王国权和张越四位大使共事,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在那特殊的年代,也见证了六年间中意关系的风风雨雨。
开始政务参赞工作
以前在出访中我曾经到过几个使馆,看到那里的参赞工作很忙,管理很多事务,但到底怎么做,我不清楚,于是我就向一些同志请教,曾问到一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同志:参赞工作应当怎么进行?他半开玩笑地说:参赞参赞,无事不参,无事不赞。我想,还是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有前人走过的路,有使馆党委的领导,好好工作就是了。于是从各个方面作准备,看文件、看材料,接洽有关部门,了解去意大利使馆的注意事项。
1973年2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从此开始了在驻意大利使馆为期六年的工作。到任后不久,沈平大使为我举行到任招待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此类外交使团的活动,主要任务是在门口迎接客人,因为刚去,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懂得意大利文,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使馆几位热心的同志告诉我,只要会说一句“BUONA SERA(晚上好)”就行。我在那儿站了一晚上,客人来了边握手边说“BUONA SERA”。招待会结束时,又现学了“ARRIVEDERCI”(再见)。招待会到了五六百人,我认识了许多朋友。
按照一般惯例,我迅速地向意大利政府、外交部办理到任手续,拜会政府各有关部门官员,借此互相认识、了解情况,便于工作。同时也拜会友好人士、友好团体和华侨代表等,华侨代表非常高兴。
1973年5月我到任不久,接到意大利雷佐艾米利亚市市长的邀请,去访问了五天。这位市长是意共党员,该市是意大利共产党执政,接待非常周到。我们参观了幼儿园、工厂,看了他们为群众做的许多事情。市政府前有一个广场,这是意大利建筑的一个特点,广场面积不大,也是群众集会的地方。每到星期天,附近的群众开着车,甚至驾着马车到这里和老朋友相见,在酒店喝酒、聊天,交谈一个星期的见闻,非常热闹。据说,每个市政府的门口都有这种活动。这里还是年轻人结婚的地方,市长为新婚夫妇证婚和祝福。市长邀请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的婚礼,用大米撒到新人的身上,向他们表示祝福,在这里我看到市政府官员和群众的良好关系。当时我们还没有和意共恢复正常关系,我严格遵守国内的规定,只谈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称赞他们的成就,赞扬他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市长既高兴又很有感触,他称赞中国政府的成就,愿意和中国继续开展友好关系。他说已干了三任市长,干这个工作太累,特别是星期天得不到休息,到家里来的群众多得都要排队,他不得不到政府来。他的妻子也埋怨,不让他再当市长了。我说这证明你干得好,工作有成绩,人民继续要你干,你就干下去,我祝愿你干得更好!
这次时间不长的访问使我感觉到,驻外使馆在开展政府之间活动的同时,如有机会、有条件还是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地方友好团体的各种活动和群众接触,观察和了解更多的情况,对政府外交有好处。
把周总理照片带回国
1974年冬,驻意大利使馆原商务参赞高竹峰任满奉调回国,临行前的一个夜晚,已是夜深人静,他来到我的房间,怀中抱着一件用白纸包着的物品。他小心地打开后说,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看惊喜异常!原来是周总理的照片,有10英寸大,深色的背景中,周总理身着灰色中山装、侧身背倚沙发,面容消瘦,双目深邃而坚毅地注视着前方。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如此深刻展示周总理伟大人格的照片!高参赞对我说:“这是意大利记者从中国回来后赠送给我的纪念品,我们共事一场,一起工作、生活了几年,在即将分别之际,给你留下这份珍贵的纪念品,让我们共同分享对总理的尊敬和热爱,相信你会同意的。”我说:“如果你送其他物品,我是不会接受的。但这是最珍贵、最纯洁的纪念品,任何其他物品都不能与其相比!”我非常高兴,并感谢他对我的信任,表示一定设法将照片送回国内。
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带回国,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而正常的事情,合理合法,理应受到支持和保护,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然横行于世,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敬爱的周总理。因此,带周总理照片的事如果处理不慎,他们会借机制造事端,对此不能不防。如何能顺利带回这张珍贵的照片呢?我一直在思索、考虑着。
周总理的这张照片是意大利《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焦尔焦·洛蒂先生于197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拍摄的。洛蒂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1973年1月6日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梅迪奇首次访华,洛蒂先生是随团记者。1月9日下午,周总理会见意外长和随团记者并作交谈。据事后了解,洛蒂先生亲身感受到周总理豁达大度、学识渊博而非常谦虚的高尚品德,为周总理敏捷驾御事物、能解决任何复杂事件的传奇魅力等等所激动,决心拍一张好照片,反映出周总理的内心世界和伟大而平易近人的风貌来。洛蒂先生尽全力集中精神,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在三四分钟之内,拍摄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一份珍贵的纪念品。这张照片在国外受到高度的赞赏,意大利《时代》周刊首先将其登载于显著版面,其他一些报刊也分别转载,赢得意大利许多人士的赞誉。1974年,这张照片还获得美国著名的最高新闻照片奖。但是在中国国内,当时被“四人帮”所控制的新闻媒体却不敢如实报道,没有刊登这张照片,广大人民无从知晓此事。
1975年初我回国休假,因“四人帮”仍然在台上,我采取妥善的方法,以保证顺利通过海关。我把硬壳帆布箱的里面擦洗干净,铺上整洁的白纸,将周总理的照片平正铺在上面,再用洁净的白纸盖好,以免与其他衣物接触弄脏照片。一切就绪后,我比较放心了,心中默念着:总理啊!叫您老人家暂时受委屈了!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把照片放置箱子底部啊!让我借助您的浩然正气,能够顺利通过海关回到国内吧!这种现在看来可笑的祈祷,实为当时的真情所至。
到达北京海关时,海关人员照例问:“箱子内有无违禁物品?有无为他人捎带的物品?”我说:“我们在外奉公守法,从未买过什么违禁品,只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些生活必需品,按照规定不会为他人捎带什么物品。”就这样得以顺利过关。
回到家中,我立即开箱取出衣物,看到周总理的照片平整,无任何皱褶,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将照片装在镜框里挂起来。从此,这张珍贵的照片就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里,直至今天。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老战友的孩子李尚志到我家里来,看到周总理的这张照片非常惊喜,那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回去后将周总理照片的事报告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曾涛随即决定请李尚志到我家中取走照片,翻拍后制版印刷。此后,周总理的这张照片很快传播到全国,出现在各地的书店里,很受欢迎,各种报刊杂志也予以刊登。洛蒂先生也成为中国人民喜爱的外国友人。邓颖超也很喜欢这张照片,她在接见洛蒂先生时,握着他的手说:你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是周总理生前拍的姿势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
“四人帮”对中意关系的干扰和破坏
1975年,中国在意大利米兰举行商业展览会,国内参展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中国的展品在来意大利以前已经经过再三的检查,据说最后经过王洪文批示同意。但是随团来的上海少数有极左思想的同志,在这里施展权威,对已运到的展品还要一件一件地挑剔,看见仕女画、宣传古代文化的展品,就认为是宣传“四旧”,一律拿下来。这件事情,商务参赞和我都在场,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说服他们,只能如实向国内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很快得到答复:“按照上海同志的意见办,一律撤消。”结果展品被取消了很大一部分,白白花了运费。
中国陆续派代表团访问意大利,主要是进行工商业方面的考察,如建筑、交通等行业。我印象最深的是国内派来的一个建筑材料代表团,对罗马附近一个大理石工厂进行考察。这个厂的大理石生产完全机械化,用电锯切割,根据客户要求的尺寸、形状进行切割。切下来的碎片也没有丢掉,而是收集起来,按重量出售,可以用于贴墙壁、铺路。我们使馆还买过,用来铺路。代表团里有一位老局长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看了以后很感兴趣,说,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开采,国内的大理石可以节省很多,现在用土办法炸开,破坏性太大,要下决心购买这种技术和设备,国内的建材行业可以发展更快,收获更多。同时我们还看到意大利建筑行业使用的空心砖,节省了土地和燃料,减轻墙体的重量,减轻劳动,非常合算。代表团高高兴兴地回国了,但是以后却杳无音信。很明显,当时国内“四人帮”在台上,他们不可能把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这些正当的要求,是不会得到重视的。
“四人帮”的影响不断出现在使馆工作中,大概在1974年发生了所谓的“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上海制造的轮船,船并不大。外交部曾两次发来通知,说风庆轮将于某年某月到达意大利的海岸,要使馆组织迎接,进行欢迎,加以宣传。风庆轮抵达意大利后停在南方巴里港口,面对阿尔巴尼亚。我奉使馆的指派,代表使馆前去表示欢迎和慰问。同时,组织了米兰和罗马的部分华侨前去庆贺。由于当地华人很少,所以组织华侨远道前往。我在轮船上住了一晚,船上有一位远洋公司派去的老李同志,和我谈了大半个夜晚,说这艘船事实上经不起大风浪,不像吹嘘的那么先进,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据说,上海有内部规定,要体现能制造一切的精神,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回到上海,用上海的产品修理。所以对这艘轮船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我到过船上的卫生间,发现漏水,地上有脏水,要垫上砖头走路,情况可见一斑,这就是风庆轮的真实情况。据说回到国内后,这位姓李的老同志受到严厉批判。
1976年以前,大使馆和意大利政府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中意之间没有争执不下的问题,在处理诸如请求飞机过境、访问等问题上,意大利方面都给予很好的支持。我除了处理使馆的事务,还继续和友好人士祖凯蒂组织的意中友协保持紧密的关系。他经常和地方政府或地方友协举办活动,我尽可能地争取参加,借此机会宣传解释中国的政策,消除不良影响。
1976年以前,中意双方有所交往,互派代表团,但人数不多。因为当时中国还是受“四人帮”干扰,没有开放,各种业务都受到影响。特别是意大利表示出和中国开展贸易的强烈要求,使馆商务处感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而且我们的产品也需要出口,需要增加外汇,大使馆为此曾不断向国内反映、报告,但是没有什么用。那时总的情况就是紧随国内形势,紧抓政治第一,不要有什么违反国内规定的事情发生。大家总是感到有一块石头压在头上,这就是“四人帮”的影响。
1976年这一年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不愉快。从年初开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病重,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心里都盼望着他老人家能够好起来,至少能多活一些日子,多和我们在一起。可是悲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内的电视台报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随后照常播放音乐节目,此事引起使馆同志的愤怒。周总理的追悼活动受到了“四人帮”很大的干扰。他们规定,各驻外使馆追悼活动时间不超过三天。但是追悼活动开始以后就控制不住了,人们纷纷来使馆吊唁,哭着和周总理告别,特别是许多华侨从米兰远道而来,追悼活动延长到一个星期后忍痛结束。随后是朱德元帅逝世,他老人家的去世出乎我们的意料,使馆也举行了追悼活动。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使馆上下极为悲痛,根据国内指示举行隆重的悼念会,对外接受群众的吊唁,场面很动人,有些华侨甚至跪地痛哭。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所有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使馆放映了一些被禁映的影片,供同志们观看,也招待意大利的各界人士。
和意大利友好人士的交往
意大利党派很多,比如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民主党等等。我和这些主要政党的领导人都有接触,其中以天民党最多,因为天民党执政几十年,在意大利影响很大。当时的天民党主席莫罗是位学者,担任过总理、外长,执政多年,其人没有什么高调,扎扎实实,令人信服,是受尊敬的长者。他主张对华友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艺术团访问意大利时,他总会抽出时间观看表演,表示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1977年,他已经决定访华,我和他有过多次接触,向他介绍中国的情况。我曾经到他的办公室。堂堂的天民党党主席的办公室设备极为简陋,房间很小,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张接待客人的长沙发。我坐下后起不来,因为沙发里面的弹簧已坏了。虽然党有活动经费,但他本人非常简朴节约。非常可惜的是,黑手党后来绑架了他,向天民党提出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最后黑手党杀害了莫罗先生。后来我参加了莫罗先生的葬礼和悼念仪式,此后,天民党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在发展着。
自从打倒“四人帮”后,意共几次试探我们的态度,有松动的迹象。对于和意共的关系问题,使馆研究室和文化处的同志早就在内部研究,意共有二次大战的斗争历史,有群众基础,就是在中苏两党分裂以后,他们也没有利用报纸对中国随意攻击。我们写了《对意共情况的分析和建议》的报告,由于“四人帮”在台上没有敢报送。1978年,姬鹏飞过境意大利,在使馆休息几天,我们乘此机会请他看看报告,建议恢复关系。他说不需要看。我说,你来了,还是请你看一看,我们好心中有底。他笑着说,还不是怕被退回来。他看后说写得很好,应当报告。我们上报后没有听到国内的批评,但还是不敢正式大胆地进行两党之间的接触,只是和意共下层的党员接触比以前多了,交谈的问题深入了。
在意大利中北部一个城市,我曾和意共当地组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接触。这个城市的名字按照中文意译为“驿馆”,是意大利共产党执政。一天晚上,当地意共组织为我们召开了座谈会,参加者以意共党员为主,还有社会党、共和党党员以及其他人士。他们在发言中称赞中国,没有埋怨中意两党分裂的情绪,而是积极表示想恢复更进一步的关系。意共的党员很感慨地说,咱们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线上的战友,你们胜利了,掌握了政权,成为领导阶级。我们没有掌权,至今还是替资本家做工。他们还进一步说道,你们光说武装斗争,你们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情况,怎样再拉起枪杆子打游击呢?同时有人还说,你们中国人对欧洲统一的问题宣传得有些过分,你们比欧洲人还急于统一,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欧洲各国内部还不完全统一,他们对外怎么能一下子统一呢?不要认为欧洲统一起来就可以联合对付美国。虽然意大利的进步人士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只能按宣传口径加以解释,不可能随他们的意见对国内的当时政策进行评论,只能说看事情的发展,向前看。同时他们中的社会党、共和党人说道,当年意大利的进步人士组织国际纵队,到西班牙进行国际主义援助、开展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他们引以为荣。我对此也加以赞扬,并说在抗战期间,我们曾经用歌曲《保卫马德里》的曲调编成新歌,第一句就是“拿起暴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狗强盗”。他们说希望我们之间在共同战线的日子永远坚持下去,我们本来就是在一条战线,共同反对侵略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座谈会直到深夜,最后他们风趣地说,对不起,我们第二天还要为资本家干活。这次的座谈使我对意共等政党所做的工作和他们对中国的支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随后国内关于和意共恢复关系的指示来了,国内派来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吴学谦,和意共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见,双方关于恢复关系的问题谈得很顺利,所提的条件、要求互相符合。为此,我们再次上报中央,经批准后,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真正恢复。
1979年4月,张越大使和我参加了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一个旅馆的大餐厅里举行,会议开得活泼严肃,印象最深的是会场上的一般代表可以对党的总书记或其他负责同志指名道姓,公开提出批评。被批评者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当场起立发言,接受批评,言辞很真诚,是具体的不是原则的,代表大会体现了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和充分的民主精神。
社会党在意大利也有相当的影响,1977年经过选举,社会党主席佩尔蒂尼出任意大利总统。这是一位真正平民化的总统,他在罗马的住处离总统府不远,步行上下班。上班就在大街上行走,和老百姓交谈,受到群众鼓掌称赞。有一次他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北部家乡,当地的市长去迎接,他看到市长后说:你来迎接我就这一次吧,这里是我的家乡,什么时候回罗马是我自己的事情,请不要派车,也不要管我。他也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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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政务参赞工作
以前在出访中我曾经到过几个使馆,看到那里的参赞工作很忙,管理很多事务,但到底怎么做,我不清楚,于是我就向一些同志请教,曾问到一位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同志:参赞工作应当怎么进行?他半开玩笑地说:参赞参赞,无事不参,无事不赞。我想,还是学中干,干中学,边干边学,有前人走过的路,有使馆党委的领导,好好工作就是了。于是从各个方面作准备,看文件、看材料,接洽有关部门,了解去意大利使馆的注意事项。
1973年2月下旬,我离开北京,从此开始了在驻意大利使馆为期六年的工作。到任后不久,沈平大使为我举行到任招待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此类外交使团的活动,主要任务是在门口迎接客人,因为刚去,不认识什么人,也不懂得意大利文,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使馆几位热心的同志告诉我,只要会说一句“BUONA SERA(晚上好)”就行。我在那儿站了一晚上,客人来了边握手边说“BUONA SERA”。招待会结束时,又现学了“ARRIVEDERCI”(再见)。招待会到了五六百人,我认识了许多朋友。
按照一般惯例,我迅速地向意大利政府、外交部办理到任手续,拜会政府各有关部门官员,借此互相认识、了解情况,便于工作。同时也拜会友好人士、友好团体和华侨代表等,华侨代表非常高兴。
1973年5月我到任不久,接到意大利雷佐艾米利亚市市长的邀请,去访问了五天。这位市长是意共党员,该市是意大利共产党执政,接待非常周到。我们参观了幼儿园、工厂,看了他们为群众做的许多事情。市政府前有一个广场,这是意大利建筑的一个特点,广场面积不大,也是群众集会的地方。每到星期天,附近的群众开着车,甚至驾着马车到这里和老朋友相见,在酒店喝酒、聊天,交谈一个星期的见闻,非常热闹。据说,每个市政府的门口都有这种活动。这里还是年轻人结婚的地方,市长为新婚夫妇证婚和祝福。市长邀请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的婚礼,用大米撒到新人的身上,向他们表示祝福,在这里我看到市政府官员和群众的良好关系。当时我们还没有和意共恢复正常关系,我严格遵守国内的规定,只谈政府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称赞他们的成就,赞扬他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市长既高兴又很有感触,他称赞中国政府的成就,愿意和中国继续开展友好关系。他说已干了三任市长,干这个工作太累,特别是星期天得不到休息,到家里来的群众多得都要排队,他不得不到政府来。他的妻子也埋怨,不让他再当市长了。我说这证明你干得好,工作有成绩,人民继续要你干,你就干下去,我祝愿你干得更好!
这次时间不长的访问使我感觉到,驻外使馆在开展政府之间活动的同时,如有机会、有条件还是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地方友好团体的各种活动和群众接触,观察和了解更多的情况,对政府外交有好处。
把周总理照片带回国
1974年冬,驻意大利使馆原商务参赞高竹峰任满奉调回国,临行前的一个夜晚,已是夜深人静,他来到我的房间,怀中抱着一件用白纸包着的物品。他小心地打开后说,你看这是什么?我一看惊喜异常!原来是周总理的照片,有10英寸大,深色的背景中,周总理身着灰色中山装、侧身背倚沙发,面容消瘦,双目深邃而坚毅地注视着前方。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如此深刻展示周总理伟大人格的照片!高参赞对我说:“这是意大利记者从中国回来后赠送给我的纪念品,我们共事一场,一起工作、生活了几年,在即将分别之际,给你留下这份珍贵的纪念品,让我们共同分享对总理的尊敬和热爱,相信你会同意的。”我说:“如果你送其他物品,我是不会接受的。但这是最珍贵、最纯洁的纪念品,任何其他物品都不能与其相比!”我非常高兴,并感谢他对我的信任,表示一定设法将照片送回国内。
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带回国,在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而正常的事情,合理合法,理应受到支持和保护,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仍然横行于世,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敬爱的周总理。因此,带周总理照片的事如果处理不慎,他们会借机制造事端,对此不能不防。如何能顺利带回这张珍贵的照片呢?我一直在思索、考虑着。
周总理的这张照片是意大利《时代》周刊著名记者焦尔焦·洛蒂先生于197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拍摄的。洛蒂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多次访华。1973年1月6日意大利外交部长朱塞佩·梅迪奇首次访华,洛蒂先生是随团记者。1月9日下午,周总理会见意外长和随团记者并作交谈。据事后了解,洛蒂先生亲身感受到周总理豁达大度、学识渊博而非常谦虚的高尚品德,为周总理敏捷驾御事物、能解决任何复杂事件的传奇魅力等等所激动,决心拍一张好照片,反映出周总理的内心世界和伟大而平易近人的风貌来。洛蒂先生尽全力集中精神,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巧,在三四分钟之内,拍摄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为中国人民奉献了一份珍贵的纪念品。这张照片在国外受到高度的赞赏,意大利《时代》周刊首先将其登载于显著版面,其他一些报刊也分别转载,赢得意大利许多人士的赞誉。1974年,这张照片还获得美国著名的最高新闻照片奖。但是在中国国内,当时被“四人帮”所控制的新闻媒体却不敢如实报道,没有刊登这张照片,广大人民无从知晓此事。
1975年初我回国休假,因“四人帮”仍然在台上,我采取妥善的方法,以保证顺利通过海关。我把硬壳帆布箱的里面擦洗干净,铺上整洁的白纸,将周总理的照片平正铺在上面,再用洁净的白纸盖好,以免与其他衣物接触弄脏照片。一切就绪后,我比较放心了,心中默念着:总理啊!叫您老人家暂时受委屈了!我并非心甘情愿地把照片放置箱子底部啊!让我借助您的浩然正气,能够顺利通过海关回到国内吧!这种现在看来可笑的祈祷,实为当时的真情所至。
到达北京海关时,海关人员照例问:“箱子内有无违禁物品?有无为他人捎带的物品?”我说:“我们在外奉公守法,从未买过什么违禁品,只是用自己的工资购买些生活必需品,按照规定不会为他人捎带什么物品。”就这样得以顺利过关。
回到家中,我立即开箱取出衣物,看到周总理的照片平整,无任何皱褶,全家人都非常高兴,一致同意将照片装在镜框里挂起来。从此,这张珍贵的照片就一直挂在我家的客厅里,直至今天。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老战友的孩子李尚志到我家里来,看到周总理的这张照片非常惊喜,那时他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负责人,回去后将周总理照片的事报告了时任新华社社长的曾涛。曾涛随即决定请李尚志到我家中取走照片,翻拍后制版印刷。此后,周总理的这张照片很快传播到全国,出现在各地的书店里,很受欢迎,各种报刊杂志也予以刊登。洛蒂先生也成为中国人民喜爱的外国友人。邓颖超也很喜欢这张照片,她在接见洛蒂先生时,握着他的手说:你拍了一张很好的照片,这是周总理生前拍的姿势和神情最好的照片之一。
“四人帮”对中意关系的干扰和破坏
1975年,中国在意大利米兰举行商业展览会,国内参展的主办单位是上海市。中国的展品在来意大利以前已经经过再三的检查,据说最后经过王洪文批示同意。但是随团来的上海少数有极左思想的同志,在这里施展权威,对已运到的展品还要一件一件地挑剔,看见仕女画、宣传古代文化的展品,就认为是宣传“四旧”,一律拿下来。这件事情,商务参赞和我都在场,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说服他们,只能如实向国内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很快得到答复:“按照上海同志的意见办,一律撤消。”结果展品被取消了很大一部分,白白花了运费。
中国陆续派代表团访问意大利,主要是进行工商业方面的考察,如建筑、交通等行业。我印象最深的是国内派来的一个建筑材料代表团,对罗马附近一个大理石工厂进行考察。这个厂的大理石生产完全机械化,用电锯切割,根据客户要求的尺寸、形状进行切割。切下来的碎片也没有丢掉,而是收集起来,按重量出售,可以用于贴墙壁、铺路。我们使馆还买过,用来铺路。代表团里有一位老局长是抗战时期的老干部,看了以后很感兴趣,说,如果采用这种方法开采,国内的大理石可以节省很多,现在用土办法炸开,破坏性太大,要下决心购买这种技术和设备,国内的建材行业可以发展更快,收获更多。同时我们还看到意大利建筑行业使用的空心砖,节省了土地和燃料,减轻墙体的重量,减轻劳动,非常合算。代表团高高兴兴地回国了,但是以后却杳无音信。很明显,当时国内“四人帮”在台上,他们不可能把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这些正当的要求,是不会得到重视的。
“四人帮”的影响不断出现在使馆工作中,大概在1974年发生了所谓的“风庆轮事件”。风庆轮是上海制造的轮船,船并不大。外交部曾两次发来通知,说风庆轮将于某年某月到达意大利的海岸,要使馆组织迎接,进行欢迎,加以宣传。风庆轮抵达意大利后停在南方巴里港口,面对阿尔巴尼亚。我奉使馆的指派,代表使馆前去表示欢迎和慰问。同时,组织了米兰和罗马的部分华侨前去庆贺。由于当地华人很少,所以组织华侨远道前往。我在轮船上住了一晚,船上有一位远洋公司派去的老李同志,和我谈了大半个夜晚,说这艘船事实上经不起大风浪,不像吹嘘的那么先进,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据说,上海有内部规定,要体现能制造一切的精神,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回到上海,用上海的产品修理。所以对这艘轮船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我到过船上的卫生间,发现漏水,地上有脏水,要垫上砖头走路,情况可见一斑,这就是风庆轮的真实情况。据说回到国内后,这位姓李的老同志受到严厉批判。
1976年以前,大使馆和意大利政府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中意之间没有争执不下的问题,在处理诸如请求飞机过境、访问等问题上,意大利方面都给予很好的支持。我除了处理使馆的事务,还继续和友好人士祖凯蒂组织的意中友协保持紧密的关系。他经常和地方政府或地方友协举办活动,我尽可能地争取参加,借此机会宣传解释中国的政策,消除不良影响。
1976年以前,中意双方有所交往,互派代表团,但人数不多。因为当时中国还是受“四人帮”干扰,没有开放,各种业务都受到影响。特别是意大利表示出和中国开展贸易的强烈要求,使馆商务处感受到各个方面的压力,而且我们的产品也需要出口,需要增加外汇,大使馆为此曾不断向国内反映、报告,但是没有什么用。那时总的情况就是紧随国内形势,紧抓政治第一,不要有什么违反国内规定的事情发生。大家总是感到有一块石头压在头上,这就是“四人帮”的影响。
1976年这一年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不愉快。从年初开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病重,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心里都盼望着他老人家能够好起来,至少能多活一些日子,多和我们在一起。可是悲痛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国内的电视台报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随后照常播放音乐节目,此事引起使馆同志的愤怒。周总理的追悼活动受到了“四人帮”很大的干扰。他们规定,各驻外使馆追悼活动时间不超过三天。但是追悼活动开始以后就控制不住了,人们纷纷来使馆吊唁,哭着和周总理告别,特别是许多华侨从米兰远道而来,追悼活动延长到一个星期后忍痛结束。随后是朱德元帅逝世,他老人家的去世出乎我们的意料,使馆也举行了追悼活动。9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使馆上下极为悲痛,根据国内指示举行隆重的悼念会,对外接受群众的吊唁,场面很动人,有些华侨甚至跪地痛哭。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所有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使馆放映了一些被禁映的影片,供同志们观看,也招待意大利的各界人士。
和意大利友好人士的交往
意大利党派很多,比如天主教民主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和党、自由党、民主党等等。我和这些主要政党的领导人都有接触,其中以天民党最多,因为天民党执政几十年,在意大利影响很大。当时的天民党主席莫罗是位学者,担任过总理、外长,执政多年,其人没有什么高调,扎扎实实,令人信服,是受尊敬的长者。他主张对华友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艺术团访问意大利时,他总会抽出时间观看表演,表示对中国的友好和支持。1977年,他已经决定访华,我和他有过多次接触,向他介绍中国的情况。我曾经到他的办公室。堂堂的天民党党主席的办公室设备极为简陋,房间很小,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张接待客人的长沙发。我坐下后起不来,因为沙发里面的弹簧已坏了。虽然党有活动经费,但他本人非常简朴节约。非常可惜的是,黑手党后来绑架了他,向天民党提出不可能接受的条件,最后黑手党杀害了莫罗先生。后来我参加了莫罗先生的葬礼和悼念仪式,此后,天民党和我们的关系一直在发展着。
自从打倒“四人帮”后,意共几次试探我们的态度,有松动的迹象。对于和意共的关系问题,使馆研究室和文化处的同志早就在内部研究,意共有二次大战的斗争历史,有群众基础,就是在中苏两党分裂以后,他们也没有利用报纸对中国随意攻击。我们写了《对意共情况的分析和建议》的报告,由于“四人帮”在台上没有敢报送。1978年,姬鹏飞过境意大利,在使馆休息几天,我们乘此机会请他看看报告,建议恢复关系。他说不需要看。我说,你来了,还是请你看一看,我们好心中有底。他笑着说,还不是怕被退回来。他看后说写得很好,应当报告。我们上报后没有听到国内的批评,但还是不敢正式大胆地进行两党之间的接触,只是和意共下层的党员接触比以前多了,交谈的问题深入了。
在意大利中北部一个城市,我曾和意共当地组织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接触。这个城市的名字按照中文意译为“驿馆”,是意大利共产党执政。一天晚上,当地意共组织为我们召开了座谈会,参加者以意共党员为主,还有社会党、共和党党员以及其他人士。他们在发言中称赞中国,没有埋怨中意两党分裂的情绪,而是积极表示想恢复更进一步的关系。意共的党员很感慨地说,咱们是二战中反法西斯战线上的战友,你们胜利了,掌握了政权,成为领导阶级。我们没有掌权,至今还是替资本家做工。他们还进一步说道,你们光说武装斗争,你们来到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情况,怎样再拉起枪杆子打游击呢?同时有人还说,你们中国人对欧洲统一的问题宣传得有些过分,你们比欧洲人还急于统一,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欧洲各国内部还不完全统一,他们对外怎么能一下子统一呢?不要认为欧洲统一起来就可以联合对付美国。虽然意大利的进步人士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是我只能按宣传口径加以解释,不可能随他们的意见对国内的当时政策进行评论,只能说看事情的发展,向前看。同时他们中的社会党、共和党人说道,当年意大利的进步人士组织国际纵队,到西班牙进行国际主义援助、开展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此他们引以为荣。我对此也加以赞扬,并说在抗战期间,我们曾经用歌曲《保卫马德里》的曲调编成新歌,第一句就是“拿起暴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狗强盗”。他们说希望我们之间在共同战线的日子永远坚持下去,我们本来就是在一条战线,共同反对侵略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座谈会直到深夜,最后他们风趣地说,对不起,我们第二天还要为资本家干活。这次的座谈使我对意共等政党所做的工作和他们对中国的支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随后国内关于和意共恢复关系的指示来了,国内派来时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的吴学谦,和意共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见,双方关于恢复关系的问题谈得很顺利,所提的条件、要求互相符合。为此,我们再次上报中央,经批准后,中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真正恢复。
1979年4月,张越大使和我参加了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在一个旅馆的大餐厅里举行,会议开得活泼严肃,印象最深的是会场上的一般代表可以对党的总书记或其他负责同志指名道姓,公开提出批评。被批评者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当场起立发言,接受批评,言辞很真诚,是具体的不是原则的,代表大会体现了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和充分的民主精神。
社会党在意大利也有相当的影响,1977年经过选举,社会党主席佩尔蒂尼出任意大利总统。这是一位真正平民化的总统,他在罗马的住处离总统府不远,步行上下班。上班就在大街上行走,和老百姓交谈,受到群众鼓掌称赞。有一次他自己买票坐飞机回北部家乡,当地的市长去迎接,他看到市长后说:你来迎接我就这一次吧,这里是我的家乡,什么时候回罗马是我自己的事情,请不要派车,也不要管我。他也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意大利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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