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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晋绥军区机要训练班学习的30多名青年来到延安杨家岭。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成正荣）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工作。当时负责特会科的赖祖烈同志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特会科暂由曾三同志负责。1947年2月停战谈判破裂后，赖祖烈随叶剑英回到延安，曾三同志又将特会科工作移交给赖祖烈。1948年4月，特会科随叶剑英和杨尚昆率领的中央后委机关来到河北省建屏县东柏坡村。
作为分管中央领导，任弼时同志非常关心特会科，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任弼时重视特会科
1948年8月初，冀中平原连降几天大雨，住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的很多住房漏雨。一天夜里两点多，下着瓢泼大雨，电闪雷鸣。突然，特会科科长赖祖烈办公室兼宿舍的电话铃声响了。电话是任弼时亲自打来的，他告诉赖祖烈，西柏坡我们打的新土窑洞因下大雨有两孔昨晚塌了，睡在里面的两个同志牺牲了，你们特会科的窑洞里有无住人，如有人住赶快搬出，里面放的重要东西可暂时不动，待天亮看天气情况再定。他还说，我们行政处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只知陕北、山西的黄土高原可以打窑洞，而不了解冀中平原的黄土不宜打窑洞。
赖祖烈放下电话，顾不上穿鞋，光着脚到窑洞门口喊：“住在窑洞里的同志赶快到平房去住。”不一会儿大家都抱着被子光着脚来到大库房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这个房子是为临时来客准备的，里面盘着炕，炕上放了两套被褥，在窗前放着一张小桌子。这两天其他房子大都漏雨，唯独这间小屋子炕上不漏雨。
我招呼大家来这里避雨，大家都挤在炕上坐着。大家听说弼时同志深夜亲自打电话要我们注意安全，心情非常激动，都说中央首长夜以继日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还关心我们的安全。这时，赖祖烈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大家也休息不了啦，我给大家讲一下特会科成立的历史情况，大家就会知道弼时同志为什么特别关心特会科。我们说：“好啊！”于是都聚精会神地听赖祖烈讲。赖祖烈说：
我们特会科是1941年9月成立的。1941年是抗战以来我党我军最困难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向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很多无人村、无人镇。而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加紧限制“异党”活动，不仅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还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禁运粮食、棉布和工业日用品等。在边区，很难买到火柴、肥皂和药品等。毛主席说：“他们把我们搞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穿，工作人员没有被子盖。”当时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非常困难。朱德总司令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并说每个单位都要搞一点儿自己的家务。当时就是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做生意。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同志，在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自足；二是开荒；三是把陕甘宁边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延安的机关、学校也都开荒、种粮、种菜、纺棉花，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各有生产任务。在座的李配之（李克农的堂兄）、钟子山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开荒、种菜、纺棉花。
中央还抽调了一部分人员和资金搞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到香港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外销边区的土特产，换回我们需要的电讯器材、医药等物品。这些事由任弼时同志负责，他花费的心血最多，朱老总、李富春同志也参加了领导，指导工作。我们窑洞里的那些珍贵财物，都凝聚着弼时同志的心血。
1941年9月的一天，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央书记处要设立一个特别会计科，经管党的一些特别经费。还说，特别会计科有“特别”二字，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会计工作，党的一些特别经费的收入、保管和开支要归特会科管。你们还要负责地下党的经费、外援收入、援外经费和中央开会的经费等。中央决定由你负责特别会计科的领导工作。考虑到你在福建、江西苏区时当过银行行长，抗战开始后接收海外捐款也由你管，在重庆办事处时八路军军饷都由你负责向国民党领取和管理，你管得很好，中央领导对你的工作也满意，所以调你到中央书记处特会科。这样，我就接手了特会科的工作。富春同志一直关心特会科的工作，在人员调配上给予许多帮助和照顾。1945年抗战胜利后，富春同志调往东北，特会科就由任弼时同志分管领导。
1946年1月中旬，弼时同志又找我谈话。他说：“根据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决定成立由我党和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党中央确定叶剑英参谋长为我党首席代表，现在他已经到北平，正在从各解放区调人，建机构，铺摊子。他给中央来电报，要你去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中央同意你到北平军调部工作。特别会计科的工作暂由曾三同志（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代管，你回来后仍由你管。北平要人很急，下午你和曾三同志交代一下工作，明天北平有飞机接延安去北平工作的同志，你也一块儿走。身体没什么问题吧？”我说：“没问题，我服从组织决定，只是怕军事工作我不熟悉，不能胜任。”弼时同志说：“叶参谋长了解你，让你去军调部负责行政和财务工作。军调部工作量大，调的人也多，约数百人。”我深知首长工作很忙，准备告辞，这时，弼时同志说：“根据协定，国际救济总会只负担军调部我方人员的吃住，办公用品等经费要由我方自行解决，所以要想点儿生财之道，可做点儿生意，以解决军调部我方人员办公的经费问题。如果赚钱多，还可以就近给北平地下党解决一部分经费。听说你在八路军武汉、重庆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金融界朋友，必要时也可以请他们帮忙，但也要注意安全，小心国民党特务捣乱，也不要给朋友带来麻烦。我们共产党人对朋友是很负责任的，要经常想到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弼时同志为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同志想得很多很周到，交代得也很具体，对我们教育和启发很大。
到北平后，在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我很快把行政工作健全起来。叶剑英同志很支持我们做生意。开始人生地不熟，资金也有限，开展工作很困难。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又很守信用，生意越做越大，很快解决了我军调部的办公经费问题。遵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我还给北平地下党的同志秘密送过两次经费。
1946年6月的一天，接到弼时同志给叶剑英同志和我发来的急电，电报称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6万多人被国民党30多万军队围困在鄂东宣化店一带狭小地区，说他们财政给养困难，已到无米下锅要饿肚子的地步，要我们以最快速度筹备法币、美元（当时用法币、美元购买粮食比较方便），用飞机空投到五师驻地。看了电报后叶剑英同志说，6万多人的吃饭问题不是小事，钱少了不行。他命令我尽最大的努力多筹集一些钱。他亲自向美方联系要飞机的事。并说，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完成好弼时同志交给的重要任务。我经过多方努力，把法币、美元很快准备好了。同志们把备好的法币、美元捆包好装入坚固的大木箱，此时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即与五师的同志联系好空投的时间、地点和联络信号。上午，负责空投的同志把备好的大木箱运到美国飞机上，按联系好的时间、地点、联络信号把法币和美元全部投给了五师。不过，叶剑英同志和我仍有些担心，唯恐有什么差错。直到下午收到五师的来电，说款安全，如数收到，我们才放心。
我们在北平做生意为党赚了不少金条、美元，当时北平东华门大街翠明庄饭店是我们军调部的大本营，住的都是自己的同志，比较安全，但叶剑英同志想得很周到，经常提醒我们，这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不是延安，不能掉以轻心。赚来的钱不可长期留存北平，要及时送回延安。
现在窑洞里放的财产大部分是靠秘密企业赚来的钱，还有各中央局上缴的党费（因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一致，所以均以黄金、银元结算），也有些战利品。这些财产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财产都是在任弼时同志亲自关怀指导下积累起来的，他经常教育我们要来得正当，用得合理，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能花，不正当的钱一分钱都不能要。我们要牢记弼时同志的教育。
赖祖烈讲完话，天也亮了雨也小了，大家分头去检查每个窑洞，结果均未发现异常。
任弼时视察特会科
1948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赖祖烈对特会科的同志说：“明天星期日，弼时同志要来我们这里视察指导工作，大家把院子和仓库打扫干净，以便首长察看。首长在视察中有什么指示和批评要及时记下来，我们以后研究改进。”他又说：“近来弼时同志太累了，身体不太好，书记处决定让他从本周起星期日休息（当时全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决战期，中央书记处几乎每晚9点开会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星期天、假日都不休息）。周副主席交代我，弼时同志去你那里时不要搞长篇工作汇报，多看实物，财物也可以开箱看看，他难得有这个空闲时间，时间不可太长，让他休息得轻松一些。”
上午9点刚过，弼时同志和夫人陈琮英带着大女儿远志、二女儿远征、小儿子远远，还有卫士长郭仁等来到东柏坡特会科的院子。
任弼时同志站在院子里，用拐杖指着院子里的房子说：“老赖，这是我们在东西柏坡唯一自己建的完整的院子吧，建得不错嘛！窑洞也经受住了大雨的考验，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安全度过了雨季。下大雨时我担心窑洞出事，看来叶剑英参谋长帮我们选的地址还是有战略眼光的。”
赖祖烈说：“遵照弼时同志的指示，下大雨那天晚上住在窑洞的同志立即搬到平房去避雨，天亮后同志们到窑洞顶查看地形有无异常变化，还请了机关有经验的同志上山查看了一遍，认为窑洞顶上山高土厚，山坡地面未发现异常，我们就放心了。”
赖祖烈说完话就请任弼时同志进办公室喝茶、休息。弼时同志说，叶剑英参谋长帮助特会科选建房地址是今年春天的事情。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领导的中央前委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任务后东渡黄河，经山西五台山来到西柏坡。特别会计科是随中央后委机关来到东、西柏坡两村，驻在东、西柏坡两村口间的一个大土棚子里，党的珍贵财产也都放在大棚里。一天早饭后，任弼时、叶剑英两位中央首长相约视察特会科，当他们看到土坯墙大棚顶上有很多透风、漏雨的小洞，门板也破损不坚固，又在村口大路边，虽离村口的哨兵、收发室很近，但也很不安全，当即决定给特会科单独打窑洞建房子。赖祖烈等人领着两位首长在村里选址，叶剑英参谋长帮助选了特会科的住址。
休息片刻，任弼时同志来到大仓库，视察仓库里的物品，当他看到几箱蜡烛和一些办公用品，笑着说：“这些办公物品在延安时非常珍贵，只在有外事活动时才用。这些办公用品大部分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北平军调部买的，运到延安的。为了保证中央办公，你们千辛万苦把它们运到这里来，不容易啊，等以后交通方便了就不这么难了。”
当看到仓库边上堆放整齐的百余捆米黄色美制咔叽布时，赖祖烈说：“这是从救济总署送来的，据说供给部也有一些，可否全交给他们？”弼时同志看了一下说：“可以交给供给部，请他们计算一下够不够党中央机关每人做一套衣服，发给大家穿，这样可以省去保管和运输。”1949年春，中央直属机关每人发了一套米黄色咔叽布单衣。10月1日，中直机关参加开国大典的同志都穿着米黄色咔叽布的军衣，站在30万群众队伍最前面，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根据钟子山的安排，我把窑洞的门早已打开透气，以免窑洞里的潮气和凉气影响首长的健康。
来到窑洞门口，我看到首长示意陈琮英同志，要她带着孩子和卫士长到门外山上去玩。我马上就明白了，因为这也是党的重要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弼时同志看到窑洞里摆放整齐的大大小小的木箱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们想打开两个箱子让他看，任弼时同志不让，他说你们包装得很结实，既有白布缝裹，又有麻绳紧扎，下了一番功夫，每包上都写有名称、件数、重量，标得都很清楚，就不要打开了。
弼时同志还说，你们人不多，只六七个，在极其危险艰苦的条件下，从延安出来，冒着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弹，在夜里渡过了黄河。今年春天又在山西北部冲过了阎锡山军队的封锁线，行军数千里，把这些珍贵财产完好无损地运到这里，保管到三个窑洞里，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珍贵财产保管得更好、更安全，使全党放心，你们要把它们一直带到北平去。任弼时同志又说，这些珍贵财产来之不易，是我党很多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做生意，有时还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误解。如有位资历很老的同志被派到国统区为党做生意，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看到，即向组织报告，说他穿着长袍大褂，戴着礼帽跟大资本家在一起，说他叛变了。由于领导及时制止，才未酿成大祸。还有一些同志缴了特殊党费。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党参政会，我党有7名参政员，国民政府每月给每位参政员发600元至700元法币，这些同志舍不得用，全部缴了党费，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还有一个资格很老的党员，家庭兄弟分家，他分得1万多银元，一个没留全部缴了党费。这些财产是全党同志共同积累起来的，在关键时起过很大作用，办了很多大事。去年我们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胡宗南打了一年仗，党中央还召开了几次会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规模比较大，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所以中央决定动用一点儿这些财产。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深知这些财产来之不易，毛主席指示经费开支要尽量节省，一般情况下不能动用。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吃午饭时间。西柏坡小灶同志送来了任弼时夫妇和赖祖烈三人的小灶饭，还说根据赖副秘书长（时任中央工委副秘书长）的交代，特加一盆红烧肉。钟子山给任弼时同志的孩子和卫士长报了客饭（机关规定因公来的客人可在中灶用餐），加上特会科的四名科级干部的中灶饭，还打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两盆菜、半小筒小米粥。大灶吃的小米饭和南瓜粉条也打来了。原准备特会科的同志和卫士们在另一个办公室吃，任弼时夫妇由赖祖烈夫妇陪着吃。但任弼时同志要把大、中、小灶的饭菜都摆到桌子上和大家一起吃，可桌子摆不下，人多也太挤，于是临时将一个空铁柜放倒在院子里，擦洗干净，铺一块白布，摆上饭菜，任弼时同志和客人坐小板凳，其他人蹲着吃。任弼时同志说：“早就想到大灶跟大家一起吃饭了，可惜没机会。今天和大家一起吃到了大、中、小灶的饭菜真高兴，也知道了同志们的伙食情况。”他还说，“中灶的馒头做得好，就是菜太咸了。”赖祖烈示意我拿笔记下来，我赶忙到办公室拿了纸和笔记下首长对各灶饭等的讲评。下午我又重抄了一遍交给赖祖烈。他当天下午即向行政处负责同志传达了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要他们研究改进。
大家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吃饭有些拘束，夹菜不踊跃，陈琮英同志热情地给大家夹菜，说：“弼时同志今天很高兴，吃了半碗小米饭，一个馒头，各样菜都吃了一些。红烧肉是赖秘书长特地为大家加的菜，平时食堂很难吃得上，大家一定要趁热吃。”任弼时同志吃好后站起来，还关照大家慢慢吃。任弼时大女儿搀扶他到办公室休息。
陈琮英说：“老赖呀，今天弼时同志看得开心。他对我说，看到你们对珍贵财产精心包装，认真地保管，很负责任，感到很满意，很放心。弼时同志常说，这些财产是我们很多同志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对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作用大意义深。我们在重庆、南京、北平的办事处开支，在外办报纸出刊物都需要筹款支持。所以他经常关心这些财产的安全。在去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他还关心特会科是否安全渡过黄河。后来听说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后委机关，他又惦记特会科的安全。前些日下大雨，他也关心特会科和放党的珍贵财产的窑洞是否安全。今天看了就放心了。今天他吃到大、中、小灶的饭菜，知道了机关同志们的生活情况，所以吃得也多了一些。我们就要回去了，你们还有工作要忙。”
离开特会科时，任弼时同志和特会科的同志握手告别，勉励大家好好工作。
（责任编辑 李树泉）
作为分管中央领导，任弼时同志非常关心特会科，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任弼时重视特会科
1948年8月初，冀中平原连降几天大雨，住在西柏坡的党中央机关的很多住房漏雨。一天夜里两点多，下着瓢泼大雨，电闪雷鸣。突然，特会科科长赖祖烈办公室兼宿舍的电话铃声响了。电话是任弼时亲自打来的，他告诉赖祖烈，西柏坡我们打的新土窑洞因下大雨有两孔昨晚塌了，睡在里面的两个同志牺牲了，你们特会科的窑洞里有无住人，如有人住赶快搬出，里面放的重要东西可暂时不动，待天亮看天气情况再定。他还说，我们行政处的同志犯了教条主义，只知陕北、山西的黄土高原可以打窑洞，而不了解冀中平原的黄土不宜打窑洞。
赖祖烈放下电话，顾不上穿鞋，光着脚到窑洞门口喊：“住在窑洞里的同志赶快到平房去住。”不一会儿大家都抱着被子光着脚来到大库房边的一间小房子里。这个房子是为临时来客准备的，里面盘着炕，炕上放了两套被褥，在窗前放着一张小桌子。这两天其他房子大都漏雨，唯独这间小屋子炕上不漏雨。
我招呼大家来这里避雨，大家都挤在炕上坐着。大家听说弼时同志深夜亲自打电话要我们注意安全，心情非常激动，都说中央首长夜以继日地指挥全国解放战争，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还关心我们的安全。这时，赖祖烈低头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大家也休息不了啦，我给大家讲一下特会科成立的历史情况，大家就会知道弼时同志为什么特别关心特会科。我们说：“好啊！”于是都聚精会神地听赖祖烈讲。赖祖烈说：
我们特会科是1941年9月成立的。1941年是抗战以来我党我军最困难的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向我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很多无人村、无人镇。而国民党反动派又掀起了反共高潮，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加紧限制“异党”活动，不仅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还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禁运粮食、棉布和工业日用品等。在边区，很难买到火柴、肥皂和药品等。毛主席说：“他们把我们搞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用、没有菜吃，战士没有鞋袜穿，工作人员没有被子盖。”当时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非常困难。朱德总司令首先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并说每个单位都要搞一点儿自己的家务。当时就是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做生意。时任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同志，在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自足；二是开荒；三是把陕甘宁边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朱老总亲自踏勘南泥湾、金盆湾。延安的机关、学校也都开荒、种粮、种菜、纺棉花，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各有生产任务。在座的李配之（李克农的堂兄）、钟子山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开荒、种菜、纺棉花。
中央还抽调了一部分人员和资金搞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到香港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外销边区的土特产，换回我们需要的电讯器材、医药等物品。这些事由任弼时同志负责，他花费的心血最多，朱老总、李富春同志也参加了领导，指导工作。我们窑洞里的那些珍贵财物，都凝聚着弼时同志的心血。
1941年9月的一天，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找我谈话，他说，中央书记处要设立一个特别会计科，经管党的一些特别经费。还说，特别会计科有“特别”二字，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会计工作，党的一些特别经费的收入、保管和开支要归特会科管。你们还要负责地下党的经费、外援收入、援外经费和中央开会的经费等。中央决定由你负责特别会计科的领导工作。考虑到你在福建、江西苏区时当过银行行长，抗战开始后接收海外捐款也由你管，在重庆办事处时八路军军饷都由你负责向国民党领取和管理，你管得很好，中央领导对你的工作也满意，所以调你到中央书记处特会科。这样，我就接手了特会科的工作。富春同志一直关心特会科的工作，在人员调配上给予许多帮助和照顾。1945年抗战胜利后，富春同志调往东北，特会科就由任弼时同志分管领导。
1946年1月中旬，弼时同志又找我谈话。他说：“根据国共双方代表达成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决定成立由我党和国民党、美国三方代表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作为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党中央确定叶剑英参谋长为我党首席代表，现在他已经到北平，正在从各解放区调人，建机构，铺摊子。他给中央来电报，要你去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中央同意你到北平军调部工作。特别会计科的工作暂由曾三同志（时任中央秘书处处长）代管，你回来后仍由你管。北平要人很急，下午你和曾三同志交代一下工作，明天北平有飞机接延安去北平工作的同志，你也一块儿走。身体没什么问题吧？”我说：“没问题，我服从组织决定，只是怕军事工作我不熟悉，不能胜任。”弼时同志说：“叶参谋长了解你，让你去军调部负责行政和财务工作。军调部工作量大，调的人也多，约数百人。”我深知首长工作很忙，准备告辞，这时，弼时同志说：“根据协定，国际救济总会只负担军调部我方人员的吃住，办公用品等经费要由我方自行解决，所以要想点儿生财之道，可做点儿生意，以解决军调部我方人员办公的经费问题。如果赚钱多，还可以就近给北平地下党解决一部分经费。听说你在八路军武汉、重庆办事处工作时认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金融界朋友，必要时也可以请他们帮忙，但也要注意安全，小心国民党特务捣乱，也不要给朋友带来麻烦。我们共产党人对朋友是很负责任的，要经常想到他们的利益和安全。”弼时同志为我们在外面工作的同志想得很多很周到，交代得也很具体，对我们教育和启发很大。
到北平后，在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我很快把行政工作健全起来。叶剑英同志很支持我们做生意。开始人生地不熟，资金也有限，开展工作很困难。经过大家的努力，我们又很守信用，生意越做越大，很快解决了我军调部的办公经费问题。遵照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我还给北平地下党的同志秘密送过两次经费。
1946年6月的一天，接到弼时同志给叶剑英同志和我发来的急电，电报称李先念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五师6万多人被国民党30多万军队围困在鄂东宣化店一带狭小地区，说他们财政给养困难，已到无米下锅要饿肚子的地步，要我们以最快速度筹备法币、美元（当时用法币、美元购买粮食比较方便），用飞机空投到五师驻地。看了电报后叶剑英同志说，6万多人的吃饭问题不是小事，钱少了不行。他命令我尽最大的努力多筹集一些钱。他亲自向美方联系要飞机的事。并说，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完成好弼时同志交给的重要任务。我经过多方努力，把法币、美元很快准备好了。同志们把备好的法币、美元捆包好装入坚固的大木箱，此时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即与五师的同志联系好空投的时间、地点和联络信号。上午，负责空投的同志把备好的大木箱运到美国飞机上，按联系好的时间、地点、联络信号把法币和美元全部投给了五师。不过，叶剑英同志和我仍有些担心，唯恐有什么差错。直到下午收到五师的来电，说款安全，如数收到，我们才放心。
我们在北平做生意为党赚了不少金条、美元，当时北平东华门大街翠明庄饭店是我们军调部的大本营，住的都是自己的同志，比较安全，但叶剑英同志想得很周到，经常提醒我们，这里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不是延安，不能掉以轻心。赚来的钱不可长期留存北平，要及时送回延安。
现在窑洞里放的财产大部分是靠秘密企业赚来的钱，还有各中央局上缴的党费（因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一致，所以均以黄金、银元结算），也有些战利品。这些财产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财产都是在任弼时同志亲自关怀指导下积累起来的，他经常教育我们要来得正当，用得合理，不该花的钱一分钱都不能花，不正当的钱一分钱都不能要。我们要牢记弼时同志的教育。
赖祖烈讲完话，天也亮了雨也小了，大家分头去检查每个窑洞，结果均未发现异常。
任弼时视察特会科
1948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赖祖烈对特会科的同志说：“明天星期日，弼时同志要来我们这里视察指导工作，大家把院子和仓库打扫干净，以便首长察看。首长在视察中有什么指示和批评要及时记下来，我们以后研究改进。”他又说：“近来弼时同志太累了，身体不太好，书记处决定让他从本周起星期日休息（当时全国解放战争正处在决战期，中央书记处几乎每晚9点开会一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星期天、假日都不休息）。周副主席交代我，弼时同志去你那里时不要搞长篇工作汇报，多看实物，财物也可以开箱看看，他难得有这个空闲时间，时间不可太长，让他休息得轻松一些。”
上午9点刚过，弼时同志和夫人陈琮英带着大女儿远志、二女儿远征、小儿子远远，还有卫士长郭仁等来到东柏坡特会科的院子。
任弼时同志站在院子里，用拐杖指着院子里的房子说：“老赖，这是我们在东西柏坡唯一自己建的完整的院子吧，建得不错嘛！窑洞也经受住了大雨的考验，我们党的宝贵财产安全度过了雨季。下大雨时我担心窑洞出事，看来叶剑英参谋长帮我们选的地址还是有战略眼光的。”
赖祖烈说：“遵照弼时同志的指示，下大雨那天晚上住在窑洞的同志立即搬到平房去避雨，天亮后同志们到窑洞顶查看地形有无异常变化，还请了机关有经验的同志上山查看了一遍，认为窑洞顶上山高土厚，山坡地面未发现异常，我们就放心了。”
赖祖烈说完话就请任弼时同志进办公室喝茶、休息。弼时同志说，叶剑英参谋长帮助特会科选建房地址是今年春天的事情。当时，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领导的中央前委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任务后东渡黄河，经山西五台山来到西柏坡。特别会计科是随中央后委机关来到东、西柏坡两村，驻在东、西柏坡两村口间的一个大土棚子里，党的珍贵财产也都放在大棚里。一天早饭后，任弼时、叶剑英两位中央首长相约视察特会科，当他们看到土坯墙大棚顶上有很多透风、漏雨的小洞，门板也破损不坚固，又在村口大路边，虽离村口的哨兵、收发室很近，但也很不安全，当即决定给特会科单独打窑洞建房子。赖祖烈等人领着两位首长在村里选址，叶剑英参谋长帮助选了特会科的住址。
休息片刻，任弼时同志来到大仓库，视察仓库里的物品，当他看到几箱蜡烛和一些办公用品，笑着说：“这些办公物品在延安时非常珍贵，只在有外事活动时才用。这些办公用品大部分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北平军调部买的，运到延安的。为了保证中央办公，你们千辛万苦把它们运到这里来，不容易啊，等以后交通方便了就不这么难了。”
当看到仓库边上堆放整齐的百余捆米黄色美制咔叽布时，赖祖烈说：“这是从救济总署送来的，据说供给部也有一些，可否全交给他们？”弼时同志看了一下说：“可以交给供给部，请他们计算一下够不够党中央机关每人做一套衣服，发给大家穿，这样可以省去保管和运输。”1949年春，中央直属机关每人发了一套米黄色咔叽布单衣。10月1日，中直机关参加开国大典的同志都穿着米黄色咔叽布的军衣，站在30万群众队伍最前面，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根据钟子山的安排，我把窑洞的门早已打开透气，以免窑洞里的潮气和凉气影响首长的健康。
来到窑洞门口，我看到首长示意陈琮英同志，要她带着孩子和卫士长到门外山上去玩。我马上就明白了，因为这也是党的重要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弼时同志看到窑洞里摆放整齐的大大小小的木箱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我们想打开两个箱子让他看，任弼时同志不让，他说你们包装得很结实，既有白布缝裹，又有麻绳紧扎，下了一番功夫，每包上都写有名称、件数、重量，标得都很清楚，就不要打开了。
弼时同志还说，你们人不多，只六七个，在极其危险艰苦的条件下，从延安出来，冒着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弹，在夜里渡过了黄河。今年春天又在山西北部冲过了阎锡山军队的封锁线，行军数千里，把这些珍贵财产完好无损地运到这里，保管到三个窑洞里，你们为党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把珍贵财产保管得更好、更安全，使全党放心，你们要把它们一直带到北平去。任弼时同志又说，这些珍贵财产来之不易，是我党很多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做生意，有时还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误解。如有位资历很老的同志被派到国统区为党做生意，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看到，即向组织报告，说他穿着长袍大褂，戴着礼帽跟大资本家在一起，说他叛变了。由于领导及时制止，才未酿成大祸。还有一些同志缴了特殊党费。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党参政会，我党有7名参政员，国民政府每月给每位参政员发600元至700元法币，这些同志舍不得用，全部缴了党费，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还有一个资格很老的党员，家庭兄弟分家，他分得1万多银元，一个没留全部缴了党费。这些财产是全党同志共同积累起来的，在关键时起过很大作用，办了很多大事。去年我们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与胡宗南打了一年仗，党中央还召开了几次会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规模比较大，时间长，参加的人数也多，所以中央决定动用一点儿这些财产。中央书记处的同志都深知这些财产来之不易，毛主席指示经费开支要尽量节省，一般情况下不能动用。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吃午饭时间。西柏坡小灶同志送来了任弼时夫妇和赖祖烈三人的小灶饭，还说根据赖副秘书长（时任中央工委副秘书长）的交代，特加一盆红烧肉。钟子山给任弼时同志的孩子和卫士长报了客饭（机关规定因公来的客人可在中灶用餐），加上特会科的四名科级干部的中灶饭，还打了一大包白面馒头、两盆菜、半小筒小米粥。大灶吃的小米饭和南瓜粉条也打来了。原准备特会科的同志和卫士们在另一个办公室吃，任弼时夫妇由赖祖烈夫妇陪着吃。但任弼时同志要把大、中、小灶的饭菜都摆到桌子上和大家一起吃，可桌子摆不下，人多也太挤，于是临时将一个空铁柜放倒在院子里，擦洗干净，铺一块白布，摆上饭菜，任弼时同志和客人坐小板凳，其他人蹲着吃。任弼时同志说：“早就想到大灶跟大家一起吃饭了，可惜没机会。今天和大家一起吃到了大、中、小灶的饭菜真高兴，也知道了同志们的伙食情况。”他还说，“中灶的馒头做得好，就是菜太咸了。”赖祖烈示意我拿笔记下来，我赶忙到办公室拿了纸和笔记下首长对各灶饭等的讲评。下午我又重抄了一遍交给赖祖烈。他当天下午即向行政处负责同志传达了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要他们研究改进。
大家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吃饭有些拘束，夹菜不踊跃，陈琮英同志热情地给大家夹菜，说：“弼时同志今天很高兴，吃了半碗小米饭，一个馒头，各样菜都吃了一些。红烧肉是赖秘书长特地为大家加的菜，平时食堂很难吃得上，大家一定要趁热吃。”任弼时同志吃好后站起来，还关照大家慢慢吃。任弼时大女儿搀扶他到办公室休息。
陈琮英说：“老赖呀，今天弼时同志看得开心。他对我说，看到你们对珍贵财产精心包装，认真地保管，很负责任，感到很满意，很放心。弼时同志常说，这些财产是我们很多同志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对我们党的革命事业作用大意义深。我们在重庆、南京、北平的办事处开支，在外办报纸出刊物都需要筹款支持。所以他经常关心这些财产的安全。在去年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时，他还关心特会科是否安全渡过黄河。后来听说国民党飞机轰炸中央后委机关，他又惦记特会科的安全。前些日下大雨，他也关心特会科和放党的珍贵财产的窑洞是否安全。今天看了就放心了。今天他吃到大、中、小灶的饭菜，知道了机关同志们的生活情况，所以吃得也多了一些。我们就要回去了，你们还有工作要忙。”
离开特会科时，任弼时同志和特会科的同志握手告别，勉励大家好好工作。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