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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增长,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具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类起来,无非是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
人口快速的增长自然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早在1968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就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带来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增长的极限。的确,人口的增长会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土地资源的占用、化肥农药的使用、森林的砍伐、生产过程会带来污染的消费品的大量使用等等。对于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人口增长会给环境带来压力毋庸置疑,但今日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做出了多大“贡献”,或者说人口增长能对环境恶化有多少解释力是本文着重考虑的问题。
除了人口增长,经济因素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能够带来财富的积累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特别是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然而控制高污染企业,实现经济转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长期以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和出口。对于投资来说,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增速较快,而且涉及行业多,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在环境问题中有多少责任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对于出口而言,我国的出口多半为来料加工型,及FDI建厂然后进口原料出口成品。对于FDI在中国环境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众说纷纭。FDI大量涌入中国,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环境监管的松懈是否也是重要原因?本文采用统计定量分析,解释FDI是否直接或间接的带来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文献回顾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悠久的研究课题,涉及方法众多。其中从定量角度分析人口对环境影响的文献很多。如四川大学人口所张志良教授,就从人口对工业、淡水,工业污染多个角度定量分析了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青岛农业大学的周震峰,具体到青岛市阳城区,采用序列资料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消耗和污染物输出与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长会导致资源需求量加大,同时也会带来诸如生活垃圾等物质输出规模的增长,但对水体污染物和耗散性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控制人口数量对于实现区域物质代谢减量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他研究还有很多,总得来说,人口增长给环境带来压力是一致的结论。
对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的研究也相对比较成熟,暨南经济学院的齐力、梅林海引用相关调查数据,从经济增长与环境法规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强度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增长趋势的关系等方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研究。郭红燕、樊峰鸣和吴季松运用1999-2005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8种具体的环境污染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二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并不是全部的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有一些指标也呈现倒N型和线性关系,曲线形状与环境指标的选取和样本数据的选择有极大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影响环境的因素多,单一因素的影响仅从经济意义上也较为明确,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人口和经济方面因素。同时对于经济因素,进行细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FDI,考虑三个因素对于环境的影响。关于FDI与环境的关系,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较少。
马丽、刘卫东、刘毅分析了FDI与地区的环境管制标准有着重要的关系,并且指出各地恶性竞争FDI致使环境管制标准下降,管理不严,进而导致环境恶化。傅春生、战凯、王惠、乔学兵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外商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商投资可能推进新的技术,推进环保失业,但也可能进口大量污染性原材料、从本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或利用监管漏洞转移落伍产业或者尚无环境保护规范的企业,宋婷婷、李蜀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张德强、谭晶荣通过对比我国的库兹涅茨曲线与国外的异同,认为外商投资在这种不同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
以上研究主要采用机制分析的方法讨论了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还需要充分的数据来证明。刘春光、尹华利用1985到2005的数据,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证明了FDI对我国工业燃气的排放有正向关系。然而这种正向的影响是否来源于两者都与GDP增长有正向关系有关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解释。熊鹰、徐翔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分析了GDP、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产业聚集程度、基础设施状况、污染物排放、人均收入等几个因素对FDI的影响,认为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文献表明,我国环境恶化的库兹涅茨曲线与国外不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本文重点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搜集1992-2008这16年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同时结合香港环亚经济有限公司(CEIC)的数据,近乎完整的得到了中国30个省、直辖市(由于97年重庆才被定位直辖市,因此本文在处理上将其加回四川省)16年来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分地区年排放量、FDI的分地区实际利用额、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口数量,数据的完整性和时效性力图做到最好。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抛弃了传统的时间序列方法,原因时我国市场经济建立时间不长,没有足够的序列数据来准确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截面分析不被采用的原因是自变量因素包括FDI,而这一因素的作用显然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如此重要。最终本文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最大限度的综合利用相关数据,争取最可靠的统计结果。同时,将GDP分解,考虑其主要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和FDI对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四、数据分析与处理
1.研究原理和基础数据
本文将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分别作为因变量,考虑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FDI对其的影响。由于考虑到投资带来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因此同时加入固定资产投资和FDI的滞后变量。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Wt代表1地区当年工业废水排放量,Gt代表1地区当年工业废气排放量,Rt代表1地区当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P1t代表1地区当年的人口数,FI1t代表1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FI1t-1代表1地区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FDI1t代表1地区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FDI1t-1代表1地区上一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CEIC等公开资料。数据描述见图1。
作为因变量的工业三废数据均为510个,为30个省11年来的数据,没有遗漏。自变量中,数据较少的为FDI的滞后变量,这主要是因为滞后一年损失一些数据并且FDI没有在西藏统计的原因(其中,fit,fdit为fi和fid的滞后变量)。
2.数据处理和分析
鉴于92年之前,工业三废的排放量相对于后17年都相对较小,数据在处理上可以近似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分析,而不需要再进行Housman检验。数据处理结果见图2,图3,图4。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工业废水的排放与该地区人口的数量没有显著的正相关,甚至还有略微的负向关系,这说明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不能用来解释工业废水排放的增加,同样的情况出现在FDI和FDI滞后量上。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废水显著负相关,而滞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废水显著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投资由合同进入生产阶段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在对工业废气的因素检验中,各种因素与工业废气的相关度都不高,相关系数多在0附件徘徊,可以认为从统计意义上讲,所选的因素没有对工业废气有直接的解释力。
在对固体废物的检验中,同样发现5个因素均没有显著的相关度。根据历史数据来看,不能得出这些因素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有明显的作用。
五、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
1. 对于人口来说,人口的多少对于工业三废的排放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似乎与逻辑不符合,但细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类似河南省,四川省等人口大省,虽然人口增速很快,但工业化水平提高较慢,工业三废的数量并没有因为人口数量的提高而大规模的提高。
2. 对于固定资产而言,当期固定资产投入较多的省份在下一期有很大可能工业废水排放较多,而工业废气和固体废料等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得到固定资产投资会加速工业废料排放的结论。
3. 对于FDI而言,在加入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因素后,我们得到了和前人研究结果类似的结论,即FDI没有对环境有显著的恶化作用。具体的本文来说,FDI没有与工业三废的排放有显著关系。
综上所述,人口增速的放缓表面上也许可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压力,但就过去17的历史数据来看,人口增速的放缓对于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没有直接效果。因此,只有切实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环保监督和控制,才能有效减少工业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1]张志良.甘肃人口增长对能源环境的影响与对策.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周振峰.区域物质代谢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为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3]齐力,梅林海.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生态经济中国经济增长
[4]郭红燕,樊峰鸣,吴季松.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科技导报
[5]外商投资对地区资源环境影响的机制分析.中国软科学.2003;10
[6]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与对策.环境经济杂志.2007;1
[7]外商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环境科学管理.第32卷12期
[8]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及优化途径2006;3
[9]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企业技术开发.2007;12
[10]环境管制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经济评论.2007;2
(责任编辑:刘璐)
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增长,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具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环境污染和环境恶化问题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类起来,无非是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
人口快速的增长自然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早在1968年,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就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带来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衰竭,从而导致增长的极限。的确,人口的增长会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土地资源的占用、化肥农药的使用、森林的砍伐、生产过程会带来污染的消费品的大量使用等等。对于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人口增长会给环境带来压力毋庸置疑,但今日环境恶化人口增长做出了多大“贡献”,或者说人口增长能对环境恶化有多少解释力是本文着重考虑的问题。
除了人口增长,经济因素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能够带来财富的积累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特别是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然而控制高污染企业,实现经济转型并非能够一蹴而就。长期以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和出口。对于投资来说,固定资产投资一直增速较快,而且涉及行业多,给环境带来沉重的压力。因此,固定资产投资在环境问题中有多少责任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对于出口而言,我国的出口多半为来料加工型,及FDI建厂然后进口原料出口成品。对于FDI在中国环境问题中扮演的角色,众说纷纭。FDI大量涌入中国,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环境监管的松懈是否也是重要原因?本文采用统计定量分析,解释FDI是否直接或间接的带来了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文献回顾
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是一个悠久的研究课题,涉及方法众多。其中从定量角度分析人口对环境影响的文献很多。如四川大学人口所张志良教授,就从人口对工业、淡水,工业污染多个角度定量分析了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青岛农业大学的周震峰,具体到青岛市阳城区,采用序列资料对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消耗和污染物输出与人口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增长会导致资源需求量加大,同时也会带来诸如生活垃圾等物质输出规模的增长,但对水体污染物和耗散性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控制人口数量对于实现区域物质代谢减量化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他研究还有很多,总得来说,人口增长给环境带来压力是一致的结论。
对于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的研究也相对比较成熟,暨南经济学院的齐力、梅林海引用相关调查数据,从经济增长与环境法规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强度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增长趋势的关系等方面,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研究。郭红燕、樊峰鸣和吴季松运用1999-2005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选取8种具体的环境污染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二者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并不是全部的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之间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有一些指标也呈现倒N型和线性关系,曲线形状与环境指标的选取和样本数据的选择有极大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影响环境的因素多,单一因素的影响仅从经济意义上也较为明确,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人口和经济方面因素。同时对于经济因素,进行细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FDI,考虑三个因素对于环境的影响。关于FDI与环境的关系,定性分析居多,定量分析较少。
马丽、刘卫东、刘毅分析了FDI与地区的环境管制标准有着重要的关系,并且指出各地恶性竞争FDI致使环境管制标准下降,管理不严,进而导致环境恶化。傅春生、战凯、王惠、乔学兵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外商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他们认为外商投资可能推进新的技术,推进环保失业,但也可能进口大量污染性原材料、从本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或利用监管漏洞转移落伍产业或者尚无环境保护规范的企业,宋婷婷、李蜀庆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张德强、谭晶荣通过对比我国的库兹涅茨曲线与国外的异同,认为外商投资在这种不同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
以上研究主要采用机制分析的方法讨论了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还需要充分的数据来证明。刘春光、尹华利用1985到2005的数据,采用协整分析的方法,证明了FDI对我国工业燃气的排放有正向关系。然而这种正向的影响是否来源于两者都与GDP增长有正向关系有关并没有做出充分的解释。熊鹰、徐翔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分析了GDP、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产业聚集程度、基础设施状况、污染物排放、人均收入等几个因素对FDI的影响,认为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不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文献表明,我国环境恶化的库兹涅茨曲线与国外不同,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本文重点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搜集1992-2008这16年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同时结合香港环亚经济有限公司(CEIC)的数据,近乎完整的得到了中国30个省、直辖市(由于97年重庆才被定位直辖市,因此本文在处理上将其加回四川省)16年来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固体废物分地区年排放量、FDI的分地区实际利用额、分地区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口数量,数据的完整性和时效性力图做到最好。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抛弃了传统的时间序列方法,原因时我国市场经济建立时间不长,没有足够的序列数据来准确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截面分析不被采用的原因是自变量因素包括FDI,而这一因素的作用显然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没有如此重要。最终本文采用面板分析的方法,最大限度的综合利用相关数据,争取最可靠的统计结果。同时,将GDP分解,考虑其主要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和FDI对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四、数据分析与处理
1.研究原理和基础数据
本文将工业三废的排放量分别作为因变量,考虑人口增长、固定资产投资、FDI对其的影响。由于考虑到投资带来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因此同时加入固定资产投资和FDI的滞后变量。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Wt代表1地区当年工业废水排放量,Gt代表1地区当年工业废气排放量,Rt代表1地区当年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P1t代表1地区当年的人口数,FI1t代表1地区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FI1t-1代表1地区上一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FDI1t代表1地区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FDI1t-1代表1地区上一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CEIC等公开资料。数据描述见图1。
作为因变量的工业三废数据均为510个,为30个省11年来的数据,没有遗漏。自变量中,数据较少的为FDI的滞后变量,这主要是因为滞后一年损失一些数据并且FDI没有在西藏统计的原因(其中,fit,fdit为fi和fid的滞后变量)。
2.数据处理和分析
鉴于92年之前,工业三废的排放量相对于后17年都相对较小,数据在处理上可以近似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分析,而不需要再进行Housman检验。数据处理结果见图2,图3,图4。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工业废水的排放与该地区人口的数量没有显著的正相关,甚至还有略微的负向关系,这说明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不能用来解释工业废水排放的增加,同样的情况出现在FDI和FDI滞后量上。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废水显著负相关,而滞后的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废水显著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投资由合同进入生产阶段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
在对工业废气的因素检验中,各种因素与工业废气的相关度都不高,相关系数多在0附件徘徊,可以认为从统计意义上讲,所选的因素没有对工业废气有直接的解释力。
在对固体废物的检验中,同样发现5个因素均没有显著的相关度。根据历史数据来看,不能得出这些因素对工业固体废物排放有明显的作用。
五、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
1. 对于人口来说,人口的多少对于工业三废的排放没有明显的效果,这似乎与逻辑不符合,但细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类似河南省,四川省等人口大省,虽然人口增速很快,但工业化水平提高较慢,工业三废的数量并没有因为人口数量的提高而大规模的提高。
2. 对于固定资产而言,当期固定资产投入较多的省份在下一期有很大可能工业废水排放较多,而工业废气和固体废料等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总体来说,我们不能得到固定资产投资会加速工业废料排放的结论。
3. 对于FDI而言,在加入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口因素后,我们得到了和前人研究结果类似的结论,即FDI没有对环境有显著的恶化作用。具体的本文来说,FDI没有与工业三废的排放有显著关系。
综上所述,人口增速的放缓表面上也许可以缓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压力,但就过去17的历史数据来看,人口增速的放缓对于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没有直接效果。因此,只有切实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环保监督和控制,才能有效减少工业环境污染。
参考文献:
[1]张志良.甘肃人口增长对能源环境的影响与对策.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周振峰.区域物质代谢与人口增长的关系研究--以青岛市城阳区为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3]齐力,梅林海.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生态经济中国经济增长
[4]郭红燕,樊峰鸣,吴季松.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科技导报
[5]外商投资对地区资源环境影响的机制分析.中国软科学.2003;10
[6]外商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影响与对策.环境经济杂志.2007;1
[7]外商投资对中国环境的影响.环境科学管理.第32卷12期
[8]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库兹涅茨曲线的影响及优化途径2006;3
[9]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企业技术开发.2007;12
[10]环境管制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经济评论.2007;2
(责任编辑: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