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的缘份从何而起？这个问题，不知别人有没有留意过？但我和徐建宏的缘份肯定是不一般的，所以，当多年后我们偶尔说起，都还会感叹有趣和印象深刻。25年前，我们两个是怎么也不会交集到一个点上的，我那时候刚刚从工厂上到文联，他那时候还在下面的一个海岛县教书。这个海岛县我之前去过两次，一次是参加一个笔会，另一次是带我的小孩去看海，去时坐两个小时那种嘭嘭响的驳轮，回来时都无一例外地被风浪阻隔了，只得滞留在岛上，待天气和风浪稍好时再动身回来。也许，那个时候的我们已经运行在一个轨道上了，像两颗顾自飞旋的卫星，那个轨道就是文学。我们或许在学习，或许已在那个氛围里，或许已有了一点点意识，都注意了这个群体里的某一个，只是因为地域的关系，条件的关系，我们还没有认识，更没有办法接触。
　　1993年年底，我到文联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名字改了，改了一个“毫无理由”的笔名——“王手”，我有意要告别过去，也有意想让自己重新来过，尽管那之前我已在《萌芽》《上海文学》等刊发表过一些小说。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叫徐建宏的人写来的，信的内容就是他看到了“王手”的小说，根据他对我过往的注意，和对我小说的研判，他觉得这个王手一定就是“我”。这封信很有些喜剧的意味。说个笑话，那时候就是省作协的同仁也都觉得这个新冒出来的王手和原来那个叫吴琪捷的作者不会是同一个人，甚至多少年后，这样的笑话还在延续。
　　我在文联的主要工作就是编杂志，一本双月出的内刊。但这本杂志有历史，前身是当年风靡的《文学青年》，据说和《萌芽》《青春》《青年作家》齐名。后来《文学青年》停了，恢复之后又不让叫回原名，就改成了《温州文学》。因为《文学青年》的传统，又是写作的人在坐班，虽然是个内刊，但对稿子的要求还是很苛刻的。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小说，作者署名“南山”，我觉得写得不错，能看出结构上的用心，能看出语言上的追求，讲故事，又讲逻辑，舒缓有序，适时着力，和当时温州的小说很不一样，我就将它发了，并在小说的末尾附言：请作者看到后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寄样刊和稿费。后来的结果大家肯定都猜到了，与我联系的就是徐建宏。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徐建宏，但我不知道他偶尔也会玩一下“南山”。
　　就这样，我们有滋有味地接触了。
　　朋友的类型很多，尤其像我这种社会背景复杂的人，朋友的类型更是五花八门。老街区的发小、各类同学、当年一起出道的、江湖上结交的、跑码头时接济过的、合伙做过生意的，以及至少呆过五个以上工厂的工友，这些朋友的类型各异，结交的方式也都不尽相同，我由此也特别在意朋友的精神内涵，但无论怎样的朋友，怎样的精神内涵，交往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诚心。温州人一向封闭，也不知是从哪里迁过来的，也不知是由哪些族群结集起来的，他们精神谱系不同，生性脾气也不同，对事物的认知和观照的价值观更是不同，它难懂的语言，除了保护自身的安全就是解释这些不明之处的最好例证。而僻居海岛洞头的徐建宏，他会和我玩到一起吗？但接触之后我就体会到了，他谦逊、内敛、客气、记情，相处时处处散发着诚心的魅力，加上我们之前的“缘份”，我们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
　　但我们又是有了写作前提的朋友。写作的朋友，最好的表示就是把写好的东西拿给你看，他相信你的鉴赏力，相信你会说真话，相信你会“指出”而不是“保留”。有一次，在一个小说里，我指出了其中的“不妥”——“那个三陪女的自杀有点不合逻辑”。这不是情节走向的问题，而是人物的精神构建问题，一个这么底层的社会人，不管她的三陪是乐意的还是无奈的，她在做出这个选择前精神肯定经历了反复的敲打，一般的挫折是不会让她自杀的，除非还有一个巨大的推手。
　　那一段时间，我看过徐建宏很多小说。他开始是写微型小说的，写得也风生水起。《1935年的羊》获全国第八届微型小说双年奖首奖，入选近50个各类选本;《你是一盏灯》收入了初中语文课本，这对于中学语文老师的他来说，更是出尽风头。我曾经劝阻他不要再写微型小说了，写不出太大的名堂，且会让自己的眼界、思路，乃至写作的方式很是受限。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拿微型小说在练习，练习规矩，练习简洁，练习结构的巧妙，练习主题的提升。后来他的小说就不一样了，《致命的照片》（《花城》杂志）、《苏良好的死与爱情无关》（《花城》杂志）、《水果刀》（《花城》杂志）、《美国》（《当代》杂志）、《我的兄弟在美丽的城市》（《长江文艺》杂志）、《请王楚楚吃饭》（《江南》杂志）等，写灵魂的挣扎和捍卫，写病态的恻隐和灵动，有细腻的心理描写，有生动的生活细节，有异化背后的思索，有很强的文本意识，特别难得的是他非常注重优雅的语句，注重诗化意象，这让习惯了写实的我也有了很大的启发。
　　后来，洞头和温州“天堑变通途”，后来，徐建宏也调到温州中学教书了，我们的谈论就更加丰富和深入了。他喜欢卡夫卡的象征和隐喻，喜欢川端康成的柔美和忧伤，喜欢海明威的干净和简约，喜欢奈保尔的绵密和丰沛。他讨厌粗疏及自以为是的表达，讨厌不顾逻辑的粗暴的故事推进，讨厌无生活本相却又冠以文学名义的文本内核。我咀嚼着他的话，喜欢或是讨厌，这都不是他作为读者的轻率的意见，而是他多年学习后形成的一种自觉意识、文理意识，是他内心由衷的真挚的表达。那时候，他已经是温州小说群体中的重要一员了，常常和吴玄、马叙、东君、吕不、钟求是、哲贵、王手一起，出现在某一期杂志上，或入选在某一种集子里。
　　后来，徐建宏停了下来，不写小说了。他是一个很会安排生活又知道轻重缓急的人。他儿子读高中了，他不能分心。之后他儿子又出国求学了，每年四五十万的费用，他要怎样去赚回来。这些，都让他忍痛搁起了自己的小说。我非常理解。小说是什么？是闲时的谈资，是优雅的标配，再就是梦境中绚烂的烟云。现在面临着辛苦的抉择，再抱着它就太不合时宜了。但我也知道，小说也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事物，停下来也许就再也拿不起来了，这种“神”最好还是要提着。那时候，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和他谈小说，我出了书会及时地送他一本，我上了哪个期刊，都会借机告诉他，我想他能找来看一看，想他见面时能指出我“哪里松懈了，哪里不对劲了”。我一直认为，他对小说有着独到的认知度，有着公允的評判系，他不是简单地看故事，他会从故事的建构里看到作者的内心波澜。当然，我最希望的还是，他在我们的接触中没有泯灭小说的感觉，我希望他在暗暗地积累，在悄悄地酝酿，在忙得昏天黑地的同时，还能够浸湿在小说的氛围里……
　　现在，他儿子也从国外回来了，也在温州落实了工作，这是重大的事情，大好的事情，他也终于可以结束辛苦，重新写小说了。因此，当吴玄兄打电话过来，让我找个人写写《西湖》的“双重观察”栏目，我马上就想到要请徐建宏一起，我要借机告诉别人，他还是以前那个徐建宏，没有走远，更没有疏离。
　　徐建宏现在的小说，面貌大变，他写长了，也写大了，考虑的东西多了，这不是面面俱到的多，而是在知难而上地罗织着难题，解决着难题。他的视野开阔了，气象也大了，不仅有意无意地有了一些舍弃，比如舍弃了结构的编制，舍弃了刻意的优雅，更多了飞扬的意象和微妙的隐喻。
　　《霍尔施塔特的轮椅》，不是简单地呈现和体验生死，而是对生死作出了认真的思考，繁复的搅动，稠密的牵扯，让人为之纠结和难受。
　　《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如水一般的渗透，像拧螺丝一样的拧深，以及个性鲜明的表达和背后丰沛的心语，都是很罕见的。
　　《蓝舟》，朋友哲贵说，好看，比好看还好看。我说，厚而不固实，大而不沉重，那是需要太极一样的功力的。
　　《我的诺言伤筋动骨》，我看到了新的优良的小说品质，看到了沉稳和收敛，以及善待故事内核和对文本的敬畏。
　　这样说起来，好像我和徐建宏就是这样酸溜溜地说来说去，就是这样不闻烟火？不是不是的。我们也有过两人对饮喝掉四瓶红酒的状况，有过喝了酒还赶赴“音乐盛典”去唱歌又实在唱不动的情形，有过腾云驾雾地送他一起回家，有过无数次厚颜地找他帮忙（朋友的孩子中考让他辅导）……当然，我们也交流过他儿子回国后的去向问题，我说，虽然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但还是要找一个正式的工作，收入少一点没有关系，进步慢一点也没有关系，但有了正式的工作，心就不会野了，就有了纪律性，有了责任感，生活也有了规律，待人处事也会相对有个规矩的标准，对日后会有好处。好朋友的内涵是很多的，但儿子的事能与你交流，这个待遇是不一般的。
　　当然，我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写作，他告诫我，写作的人（包括作品），要中肯、准确、可以犀利，但千万不能偏执和刻薄。这又是一个层面的要求，我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