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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33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印加。
可是占领者中不少人很快就得了热病死去，活着的很多也间日发热，疾病的每次袭击都使他们筋疲力尽，身体虚弱不堪。
其中有一个西班牙人，让疾病折磨得几乎无力动弹了，只好被留在那里等待死神的到来，发热使他口渴如狂，他不得不拖着极端疲乏的双腿，毫无目的地在丛林里彷徨，最后来到一个池塘跟前。这个西班牙人疲惫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只朦胧地看到一棵大树倒落在池边，池水异常浑浊，浓重得差不多不会流动。但极度的口渴使他顾不了这些，便立刻跳进池水里，深深地喝了好几口，觉得水味非常苦涩，可以想像到这水是受到了倒下的那棵有毒树木的污染。不过在这个垂死的病人看来，即使喝过之后立即就死去，也是一种痛痛快快的死，总要比受疾病的毒苦折磨好些。于是他又继续喝了个饱，随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当他一觉醒来之后，他发现奇迹出现了；他不但没有死，而且感到身上的热已经完全退去，尤其是体力也恢复了。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劲，甚至飞快地跑去追上了他的队伍，并带了许多同伴回到这里来看这奇迹的发生地……(《呻吟声中的思索》第197～198页)。
这就是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的发明过程中发生的一件趣事。读了上面这段文字，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觉得很有趣味，如果一本思想性的著作里常常出现这样让人感到津津有味的文字，我相信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本好书。我现在郑重向你推荐这本好书，它的名字是《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它的作者是杭州的余凤高。
把疾病、医学与文化、文学、历史联系起来，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解疾病的思路，这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是它让人感到精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传宙斯派潘多拉送给人类一个盒子，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为潘多拉的美貌所惑，不顾哥哥的劝阻，打开了这个盒子，结果人类便有了生老病死的痛苦。在我看来，其中的疾病则是痛苦的最大者——死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然而，自从疾病产生的那一天起，在上帝面前不服输的人类便开始了一场永无停止的治疗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人类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伟大人物，如“母亲的救星”塞麦尔维斯——产褥热原因的发现者和预防方法的发明者。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人在世一定很幸福，向他献花的崇拜者应该络绎不绝，他也应该当之无愧地受到人类的这种礼遇，因为他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产妇死亡率降低为百分之零点八五。可是这样的天才却因长期被压制而形成无法克服的抑郁心理，最终竟落得精神错乱而死在精神病院的可悲下场。而他得不到别人承认的原因却很简单：一是他犹太人的身份使他在“文明的欧洲”成了异类，二是他的顶头上司克莱因害怕塞麦尔维斯的成功会动摇自己的权威地位。出于这样自私的原因，他解除了塞麦尔维斯充当自己的助手的合约，这一举动是塞麦尔维斯身陷绝境的直接原因。由此可知，人类自私的欲望会使科学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自然也会使天才毁灭。
塞麦尔维斯的毁灭源于环境，而医学历史上也不乏天才自己毁灭自己的事例，与前者相比，后者更让人怵目惊心和叹息不已。余凤高在叙述麻醉剂的发明史时，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韦尔斯、莫尔顿和杰克逊三位美国人虽职业不同，可他们对于外科手术施用的麻醉剂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如果他们共同致力于麻醉剂的推广，并分享这一历史上激动人心的发明，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可悲哀的是他们在国会的十万元支票面前，一个个睁大眼睛，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争夺这一专利技术拥有权的官司。结果韦尔斯得了精神病，1848年在纽约自杀；莫尔顿因大失所望、烦恼焦躁，患了脑溢血，在狂怒中跳车而亡；杰克逊也死于精神病院。这似乎是“二桃杀三士”的西方版，不同的是齐景公想除去恃功而骄的大臣，而美国国会则是出于一种奖励真正发明者的善意。尽管莫尔顿、韦尔斯、杰克逊的死毫无价值，相反还是他们身上一个无法洗去的污点，但是他们毕竟给人类带来了伟大的恩惠，就凭这一点人类应永远记住他们。作者引用了华伦医师的一段话盛赞了麻醉剂的发明者，即他“为手术外科医师开辟了新的纪元。外科医师们现在可以在人体最敏感的部位动手，而不再会像以往那样听到病人惨绝人寰的哀叫。有时甚至在完全失去知觉的情景下，病人还会表现出几分愉悦之感”(《呻吟声中的思索》第282页)。
当然，在科学的殿堂里，更多的是维护真理的创造者。这些人为了科学，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对人类的这种精神，余凤高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并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予以介绍。比如俄国医生莫楚科夫斯基、英国医生贝科特为了对斑疹伤寒的传染途径进行深入细致地了解，并找到治疗的良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斑疹伤寒的病原微生物注入自己体内，最终他们为此献出生命。在治疗斑疹伤寒并献出生命的名单上还有美国的立克次和生于波希米亚的普洛瓦泽克，正是他们的无畏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才使斑疹伤寒这一曾经危害人类并夺去许多人生命的疾病得以消除。立克次他们这种精神和中国的神农氏尝百草的神话是多么相像，我想这些伟大人物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有些疾病从一发生起就受到人类的重视并着手寻找治疗的方法，患者也得到同类的同情和照顾；可有的疾病，人们在相当长的一短时间内却把它看成是“罪恶”的产物，生病者也被看成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对于此，我们读读余凤高先生这本书的《麻风——上帝的愤怒与仁慈》这一章，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麻风病一开始被看成是上帝对患者的惩罚，人们疏远、排斥他们，后来虽然有了收治他们的医院，可是病人在那里的生活实际上等于幽禁。他们中的有些人只好身披斗篷，挈妇携幼，经受风吹雨打，在街头屋角躲躲藏藏。当然人类仁慈的心理从来就没有丧失，他们中的许多人向这些苦难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丹麦的丹尼尔森医生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证明了麻风病的可传染性，使“麻风病人都是罪人”的谎言不攻自破。而读了比利时人达米安神父的故事，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达米安自愿到麻风病人的聚居地卡劳帕帕半岛，为他们服务。他深知自己要这样做，就意味着一辈子留在这个隔离所，而不得返回家乡城市。可他却毅然决然地与那些麻风病人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分担他们的忧伤和痛苦。直到有一天，当他向他们讲道的时候，第一句就是“我们都是麻风病人……”原来他也已染上了麻风病，尽管他有治疗的条件和可能，但他拒绝了治疗，因为他离不开他所服务的对象，为了继续天天和麻风病人在一起，他就这样拖着病躯，直到病逝。为了表彰达米安的业绩，美国华盛顿特区著名的人像厅在1969年竖立了一座人像，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会去瞻仰他的人像，以表达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敬意。
制服生理疾病的道路充满着丛生的荆棘，而消除人类精神疾病的道路则更为艰辛。本书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描述了人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患精神病的人都被人类视为异类，不是把他们看作是戕害人的恶魔，就是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贱民，甚至对待这些人像对待家畜和野兽一样，他们当然得不到医治。欧洲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虽然用医院收容精神病人，可是关在医院的精神病人往往还不如单人牢房的犯人。
他们的房门都被关得紧紧的，门旁只有一个小洞口透光，也安了铁条和窗板，食物就通过洞口的铁条送进去。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就只有一条草垫，躺下时，头、脚和身体都紧贴着墙，入睡时浸泡在墙壁上渗出的水中。……精神病人的住处是与阴沟同等高度的牢房，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袭击，有的病人的脸、手、脚都被老鼠咬伤。这些病人通常还被用铁链锁在墙上或床上，或者用一条条长长的链条通向室外，病人在室内虽然可以活动，但在室外受到控制，还有在脖子上套上链条的，被锁在天花板或地板上的活动铁棒上……(《呻吟声中的思索》第94页)
这种冷酷地对待精神病人的做法终于为不少有识之士所改变，在他们眼里，这些不幸者同样是人类的一员。法国的皮内尔博士，这位1772年在图卢兹医学院得到博士学位的法国人，在一位患了精神病的朋友因为逃到森林而被狼吃掉后，深感震惊，决心献身于精神病学的研究。他深信，精神疾病的发生是患者受到社会和心理的过分压力的结果，应该使他们摆脱锁链的束缚。然而大革命中负责人犯和医院方面的执政之一乔治·库内竟说：“公民，你寻求解放这些牲畜该不是疯了吧?”尽管这样，皮内尔还是释放了一些精神病人，未能释放的也尽量给予人道的对待。从此以后，欧美社会才逐渐地形成一种理解精神病人、帮助精神病人的社会风气。这种对待精神病人从残酷到仁爱的进程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许多像皮内尔这样的历史人物做出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努力，没有他们，我想，我们社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文明。
精神疾病与天才的关系则是余凤高在《呻吟声中的思索》中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作者引用了著名的意大利精神病学家隆布·罗索的一段话：
事实上，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一生的人，或者像(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那样伟大的一生都是在发狂的人，还有多少的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呻吟声中的思索》第105页)
这种天才与疯狂的关系在作者看来确实有不少证据，如裘力斯·凯撒常有短暂意识丧失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常常做出事后后悔的举动。比如有一次他应该站着迎接元老院的议员，可出于意识的丧失，他怎么也站立不起来，只是像对待普通议员那样对待元老议员，恢复意识后，他立即回家，脱去衣服，伸出脖子，说愿意给任何一个想割去自己脖子的人割去脖子。他说，他是一个有病的人，患这种病的人，不能在大庭广众中站着说话，否则就头脑发晕，手脚休克，甚至会完全失去知觉。如果说凯撒这一举动还可以循着潜意识自傲这一方向来加以解释，那么余凤高下面所列举的几个人的表现就只能朝着他们精神有问题这一方向加以解释。首先是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发病时，整整一年里，每天散步十个钟头，总是站着吃饭，要不就拒绝进食，不看一个字，不说一句话，也不跟任何人接触，如果有什么人要进他的房间，他就狂怒不已，大发雷霆。平时，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说：“我是一个白痴，我是一个白痴。”其次是画家凡高发病时甚至割掉自己的耳朵，最后在精神狂乱中开枪自杀。再次是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他每个月要换一次住所，在陷入痴呆状态之前，他经常难以克制地向商店的窗子投掷瓶子、罐子一类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击破玻璃等物件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余凤高最后得出结论是：天才人物过于敏感、极富智慧，从而容易产生激烈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状态，长期下去，自然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疯癫的人。这种结论无疑对人有启发作用。
令人感兴趣的是，余凤高的这本书还从文学作品中找到大量的精神疾病病例，从而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如他认为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和《勒内》以及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就塑造了忧郁症者的形象，这种忧郁症的变体，就是俄国小说中的“多余人”。作者还认为从十九世纪起，西方社会工业的发展和繁荣，商品的生产和积累，给居民带来较大的社会和物质利益，显示了物质文明的增长，但同时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上个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更加糟糕了。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纷扰絮烦的经济动荡，出现了一次次工业危机、生产竞争和失业、贫困、污染、公害……人们一天到晚都处在无比紧张的工作、生活或失业的状态下，已经衰弱的神经只有靠强烈的刺激才能振作起来，而在一次次的刺激之后，就变得更加衰弱了。于是，整个西方的人，就像是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所以才有加缪《局外人》中极端冷漠、似乎毫无感情疯子一样的莫尔索，才有卡夫卡笔下的那些整天病态地在孤独、压抑、恐惧、惶惑中苦度时日的主人公，这些人体现出二十世纪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世纪病”。
在余凤高看来，塞万提斯笔下的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笔下的在嫉妒与情爱的折磨下杀死自己妻子的奥瑟罗，始终忧郁与延宕的王子哈姆雷特，莫里哀笔下的无时无刻不在怀疑旁人想偷和偷了他的钱财、从而整天疑鬼的吝啬鬼阿尔巴贡，都是某种程度的精神病人。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把精神病扩大化，但作者这种开阔的思路，无疑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余凤高这本书有许多结论，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惊讶和新奇。尽管这些结论并非由余凤高最初提出来，可是作者综合了医学史和艺术史材料，对这些结论作了介绍，我们还是感到了作者学识的渊博。比如“肺结核是艺术家的疾病”这一看法，先是出于音乐家和文学家这类人中患肺结核的特别多这样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似乎只是根据统计学而产生的猜测，后来人们终于得出和同意加拿大学者艾博特的结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力之间有某种联系。”如果说余凤高介绍的肖邦的音乐天才和肺结核的关系似乎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那么当作者介绍肺结核与浪漫主义文学家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余凤高在书中写道：
在所有的疾病中，肺结核有它的独特之处，天花、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使患者顾不上甚至来不及关心和思考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慢性的肺结核病人，如果经济上允许，则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在优越的条件下整天躺卧在病榻上，读读浪漫主义小说，沉入浪漫的冥思幻想。另外，多数的病症，都不可能与美“结缘”，而总是跟形体的损伤和丑陋相联系。外伤必然引起肢体的残缺，且不去说它。即使是内科疾患，胃溃疡整天双手紧压疼痛的胸口，躯体佝偻；黄疸病肌肤蜡黄，有如死尸；痢疾不停地急急奔走于病床与厕所之间，极不雅观；头痛，总是双眉紧攒，使平日温和可亲的脸也布满愁容；还有肿块突出的肿瘤，甚至同属结核的皮肤结核—狼疮使四肢和面部遍布瘢痕；瘰疬则胸颈挂下一串串的肉瘤，外形、动作都难看异常；只有肺结核，身材瘦削，脸孔白皙，下午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以至于传统上它有WhitePlague这么一个漂亮的名字。还有，此病的患者因虚弱而语言、动作都显出温文尔雅，不但形体尚能保持原有的美，苍白的脸容甚至会更有一种风韵，这是浪漫主义所向往的。(《呻吟声中的思索》第46页)
有了这样的文字，当余凤高说诺瓦利斯患肺结核，对于死亡毫不在乎，反而说他愿意甚至乐于去体验“沉湎于美丽的／献身死亡的感觉”；拜伦渴望自己能患上肺结核，因为他认为即使死时，也能获得夫人们的赞美；小仲马把患有肺结核的玛丽·杜普莱西作为《茶花女》的原型，并着力描写肺结核者的特征，如因疾病的消耗而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而“细巧挺秀”的鼻子；郁达夫在《迟桂花》、《蜃楼》中是那样倾心于肺结核病患者的浪漫主义爱情的描写；曹雪芹把患肺结核的林黛玉描写成“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更是为中国无数读书人所倾倒。这时，我们会钦佩余凤高的分析能力。在书中我们还读到这样细致入微的剖析文字：
在文学艺术中，爱情只有与死结缘才能达到最具感染力的顶点。在这里，主人翁的肺结核病是有它特殊作用的。肺结核病人苍白的脸及其时而泛起的红晕，既使人想到“热情”和“生命”，又使人想起这生命正在一天天萎谢和消逝，想到这生命的美被摧残、被毁灭；年轻美丽的生命似乎在一小瓣玫瑰红中，顽强地表现出它那被压抑的热烈的爱情，苍白却表明那象征生命的殷红的血液在逐渐退去，预示了死亡的必然，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爱情——疾病——死亡，演出一场感人心弦的爱情悲剧。(《呻吟声中的思索》第62～63页)
可以说，《呻吟声中的思索》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学术著作。
如果说疾病和艺术、艺术家的著作有深刻的联系这一论述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一个新的角度，那么，当余凤高指出血友病和十月革命的关系则使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认识历史、理解历史的窗户。末代沙皇的儿子患血友病，随时有死去的危险，而神秘人物拉斯普廷不仅能减轻王子的痛苦，还能随时使“学了五年文化，还尽写错别字”，喜欢收集钉子、锡纸、绳子等废弃物，“臉色显得过于苍白”，经常出血，体力衰弱，对一切都显得懒散的王子能停止哼哼呻吟或呜咽哭泣，因此得到皇后的尊重，并让他参预国家大事，结果有人怀疑他是敌对国家德国的间谍，便将其秘密处死。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俄国革命。由此可知，小小的疾病对人类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大，说它可以改变世界，我想也是不过分的。
余凤高学识的渊博不仅表现在对于西方医学史的熟悉，同样，对于中国医学中的知识，作者也是信手拈来。如中国是最初为治疗天花而发明种痘的国家，有些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人可能会为此大唱五千年文明史如何辉煌的赞歌，可余凤高却能一方面不妄自菲薄，指出中华民族在治疗天花的过程中对人类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西方对中国方法进行了改进，从而使其更科学、更稳妥、更安全、更有效率，从而使全人类最终选择了西方的方法，以致最终彻底根治了天花。
一本书能够给人提供如此多的知识和享受，我想赞美一下作者也是应该的。
可是占领者中不少人很快就得了热病死去，活着的很多也间日发热，疾病的每次袭击都使他们筋疲力尽，身体虚弱不堪。
其中有一个西班牙人，让疾病折磨得几乎无力动弹了，只好被留在那里等待死神的到来，发热使他口渴如狂，他不得不拖着极端疲乏的双腿，毫无目的地在丛林里彷徨，最后来到一个池塘跟前。这个西班牙人疲惫得几乎睁不开眼睛，只朦胧地看到一棵大树倒落在池边，池水异常浑浊，浓重得差不多不会流动。但极度的口渴使他顾不了这些，便立刻跳进池水里，深深地喝了好几口，觉得水味非常苦涩，可以想像到这水是受到了倒下的那棵有毒树木的污染。不过在这个垂死的病人看来，即使喝过之后立即就死去，也是一种痛痛快快的死，总要比受疾病的毒苦折磨好些。于是他又继续喝了个饱，随后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少时候，当他一觉醒来之后，他发现奇迹出现了；他不但没有死，而且感到身上的热已经完全退去，尤其是体力也恢复了。他觉得自己浑身是劲，甚至飞快地跑去追上了他的队伍，并带了许多同伴回到这里来看这奇迹的发生地……(《呻吟声中的思索》第197～198页)。
这就是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的发明过程中发生的一件趣事。读了上面这段文字，我相信每一个读者都觉得很有趣味，如果一本思想性的著作里常常出现这样让人感到津津有味的文字，我相信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本好书。我现在郑重向你推荐这本好书，它的名字是《呻吟声中的思索——人类疾病的背景文化》，它的作者是杭州的余凤高。
把疾病、医学与文化、文学、历史联系起来，从而开辟了一条新的理解疾病的思路，这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也是它让人感到精彩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传宙斯派潘多拉送给人类一个盒子，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为潘多拉的美貌所惑，不顾哥哥的劝阻，打开了这个盒子，结果人类便有了生老病死的痛苦。在我看来，其中的疾病则是痛苦的最大者——死亡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然而，自从疾病产生的那一天起，在上帝面前不服输的人类便开始了一场永无停止的治疗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人类永远也不能忘记的伟大人物，如“母亲的救星”塞麦尔维斯——产褥热原因的发现者和预防方法的发明者。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人在世一定很幸福，向他献花的崇拜者应该络绎不绝，他也应该当之无愧地受到人类的这种礼遇，因为他使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产妇死亡率降低为百分之零点八五。可是这样的天才却因长期被压制而形成无法克服的抑郁心理，最终竟落得精神错乱而死在精神病院的可悲下场。而他得不到别人承认的原因却很简单：一是他犹太人的身份使他在“文明的欧洲”成了异类，二是他的顶头上司克莱因害怕塞麦尔维斯的成功会动摇自己的权威地位。出于这样自私的原因，他解除了塞麦尔维斯充当自己的助手的合约，这一举动是塞麦尔维斯身陷绝境的直接原因。由此可知，人类自私的欲望会使科学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自然也会使天才毁灭。
塞麦尔维斯的毁灭源于环境，而医学历史上也不乏天才自己毁灭自己的事例，与前者相比，后者更让人怵目惊心和叹息不已。余凤高在叙述麻醉剂的发明史时，便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韦尔斯、莫尔顿和杰克逊三位美国人虽职业不同，可他们对于外科手术施用的麻醉剂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如果他们共同致力于麻醉剂的推广，并分享这一历史上激动人心的发明，那该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可悲哀的是他们在国会的十万元支票面前，一个个睁大眼睛，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争夺这一专利技术拥有权的官司。结果韦尔斯得了精神病，1848年在纽约自杀；莫尔顿因大失所望、烦恼焦躁，患了脑溢血，在狂怒中跳车而亡；杰克逊也死于精神病院。这似乎是“二桃杀三士”的西方版，不同的是齐景公想除去恃功而骄的大臣，而美国国会则是出于一种奖励真正发明者的善意。尽管莫尔顿、韦尔斯、杰克逊的死毫无价值，相反还是他们身上一个无法洗去的污点，但是他们毕竟给人类带来了伟大的恩惠，就凭这一点人类应永远记住他们。作者引用了华伦医师的一段话盛赞了麻醉剂的发明者，即他“为手术外科医师开辟了新的纪元。外科医师们现在可以在人体最敏感的部位动手，而不再会像以往那样听到病人惨绝人寰的哀叫。有时甚至在完全失去知觉的情景下，病人还会表现出几分愉悦之感”(《呻吟声中的思索》第282页)。
当然，在科学的殿堂里，更多的是维护真理的创造者。这些人为了科学，为了人类的福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对人类的这种精神，余凤高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并在他的这本著作中予以介绍。比如俄国医生莫楚科夫斯基、英国医生贝科特为了对斑疹伤寒的传染途径进行深入细致地了解，并找到治疗的良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将斑疹伤寒的病原微生物注入自己体内，最终他们为此献出生命。在治疗斑疹伤寒并献出生命的名单上还有美国的立克次和生于波希米亚的普洛瓦泽克，正是他们的无畏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才使斑疹伤寒这一曾经危害人类并夺去许多人生命的疾病得以消除。立克次他们这种精神和中国的神农氏尝百草的神话是多么相像，我想这些伟大人物为拯救人类而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在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有些疾病从一发生起就受到人类的重视并着手寻找治疗的方法，患者也得到同类的同情和照顾；可有的疾病，人们在相当长的一短时间内却把它看成是“罪恶”的产物，生病者也被看成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对于此，我们读读余凤高先生这本书的《麻风——上帝的愤怒与仁慈》这一章，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麻风病一开始被看成是上帝对患者的惩罚，人们疏远、排斥他们，后来虽然有了收治他们的医院，可是病人在那里的生活实际上等于幽禁。他们中的有些人只好身披斗篷，挈妇携幼，经受风吹雨打，在街头屋角躲躲藏藏。当然人类仁慈的心理从来就没有丧失，他们中的许多人向这些苦难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丹麦的丹尼尔森医生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证明了麻风病的可传染性，使“麻风病人都是罪人”的谎言不攻自破。而读了比利时人达米安神父的故事，我深深地被感动了。达米安自愿到麻风病人的聚居地卡劳帕帕半岛，为他们服务。他深知自己要这样做，就意味着一辈子留在这个隔离所，而不得返回家乡城市。可他却毅然决然地与那些麻风病人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分担他们的忧伤和痛苦。直到有一天，当他向他们讲道的时候，第一句就是“我们都是麻风病人……”原来他也已染上了麻风病，尽管他有治疗的条件和可能，但他拒绝了治疗，因为他离不开他所服务的对象，为了继续天天和麻风病人在一起，他就这样拖着病躯，直到病逝。为了表彰达米安的业绩，美国华盛顿特区著名的人像厅在1969年竖立了一座人像，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会去瞻仰他的人像，以表达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的敬意。
制服生理疾病的道路充满着丛生的荆棘，而消除人类精神疾病的道路则更为艰辛。本书作者花了不少篇幅描述了人类对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患精神病的人都被人类视为异类，不是把他们看作是戕害人的恶魔，就是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贱民，甚至对待这些人像对待家畜和野兽一样，他们当然得不到医治。欧洲在十六至十七世纪虽然用医院收容精神病人，可是关在医院的精神病人往往还不如单人牢房的犯人。
他们的房门都被关得紧紧的，门旁只有一个小洞口透光，也安了铁条和窗板，食物就通过洞口的铁条送进去。病人的全部家具往往就只有一条草垫，躺下时，头、脚和身体都紧贴着墙，入睡时浸泡在墙壁上渗出的水中。……精神病人的住处是与阴沟同等高度的牢房，常常遭到一群群巨鼠的袭击，有的病人的脸、手、脚都被老鼠咬伤。这些病人通常还被用铁链锁在墙上或床上，或者用一条条长长的链条通向室外，病人在室内虽然可以活动，但在室外受到控制，还有在脖子上套上链条的，被锁在天花板或地板上的活动铁棒上……(《呻吟声中的思索》第94页)
这种冷酷地对待精神病人的做法终于为不少有识之士所改变，在他们眼里，这些不幸者同样是人类的一员。法国的皮内尔博士，这位1772年在图卢兹医学院得到博士学位的法国人，在一位患了精神病的朋友因为逃到森林而被狼吃掉后，深感震惊，决心献身于精神病学的研究。他深信，精神疾病的发生是患者受到社会和心理的过分压力的结果，应该使他们摆脱锁链的束缚。然而大革命中负责人犯和医院方面的执政之一乔治·库内竟说：“公民，你寻求解放这些牲畜该不是疯了吧?”尽管这样，皮内尔还是释放了一些精神病人，未能释放的也尽量给予人道的对待。从此以后，欧美社会才逐渐地形成一种理解精神病人、帮助精神病人的社会风气。这种对待精神病人从残酷到仁爱的进程之所以能够实行，是因为许多像皮内尔这样的历史人物做出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努力，没有他们，我想，我们社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文明。
精神疾病与天才的关系则是余凤高在《呻吟声中的思索》中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作者引用了著名的意大利精神病学家隆布·罗索的一段话：
事实上，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一生的人，或者像(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那样伟大的一生都是在发狂的人，还有多少的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呻吟声中的思索》第105页)
这种天才与疯狂的关系在作者看来确实有不少证据，如裘力斯·凯撒常有短暂意识丧失的时候，在这种时候，他常常做出事后后悔的举动。比如有一次他应该站着迎接元老院的议员，可出于意识的丧失，他怎么也站立不起来，只是像对待普通议员那样对待元老议员，恢复意识后，他立即回家，脱去衣服，伸出脖子，说愿意给任何一个想割去自己脖子的人割去脖子。他说，他是一个有病的人，患这种病的人，不能在大庭广众中站着说话，否则就头脑发晕，手脚休克，甚至会完全失去知觉。如果说凯撒这一举动还可以循着潜意识自傲这一方向来加以解释，那么余凤高下面所列举的几个人的表现就只能朝着他们精神有问题这一方向加以解释。首先是英国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发病时，整整一年里，每天散步十个钟头，总是站着吃饭，要不就拒绝进食，不看一个字，不说一句话，也不跟任何人接触，如果有什么人要进他的房间，他就狂怒不已，大发雷霆。平时，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他说：“我是一个白痴，我是一个白痴。”其次是画家凡高发病时甚至割掉自己的耳朵，最后在精神狂乱中开枪自杀。再次是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他每个月要换一次住所，在陷入痴呆状态之前，他经常难以克制地向商店的窗子投掷瓶子、罐子一类的东西，仅仅是因为击破玻璃等物件的声音，使他感到愉快。余凤高最后得出结论是：天才人物过于敏感、极富智慧，从而容易产生激烈的心理障碍和心理状态，长期下去，自然会使他们成为一个疯癫的人。这种结论无疑对人有启发作用。
令人感兴趣的是，余凤高的这本书还从文学作品中找到大量的精神疾病病例，从而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如他认为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和《勒内》以及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就塑造了忧郁症者的形象，这种忧郁症的变体，就是俄国小说中的“多余人”。作者还认为从十九世纪起，西方社会工业的发展和繁荣，商品的生产和积累，给居民带来较大的社会和物质利益，显示了物质文明的增长，但同时也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严重的伤害。上个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更加糟糕了。伴随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纷扰絮烦的经济动荡，出现了一次次工业危机、生产竞争和失业、贫困、污染、公害……人们一天到晚都处在无比紧张的工作、生活或失业的状态下，已经衰弱的神经只有靠强烈的刺激才能振作起来，而在一次次的刺激之后，就变得更加衰弱了。于是，整个西方的人，就像是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所以才有加缪《局外人》中极端冷漠、似乎毫无感情疯子一样的莫尔索，才有卡夫卡笔下的那些整天病态地在孤独、压抑、恐惧、惶惑中苦度时日的主人公，这些人体现出二十世纪人类所共有的一种“世纪病”。
在余凤高看来，塞万提斯笔下的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笔下的在嫉妒与情爱的折磨下杀死自己妻子的奥瑟罗，始终忧郁与延宕的王子哈姆雷特，莫里哀笔下的无时无刻不在怀疑旁人想偷和偷了他的钱财、从而整天疑鬼的吝啬鬼阿尔巴贡，都是某种程度的精神病人。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把精神病扩大化，但作者这种开阔的思路，无疑是值得我们尊重的。
余凤高这本书有许多结论，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惊讶和新奇。尽管这些结论并非由余凤高最初提出来，可是作者综合了医学史和艺术史材料，对这些结论作了介绍，我们还是感到了作者学识的渊博。比如“肺结核是艺术家的疾病”这一看法，先是出于音乐家和文学家这类人中患肺结核的特别多这样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注意，似乎只是根据统计学而产生的猜测，后来人们终于得出和同意加拿大学者艾博特的结论：“肺结核与天才和创造力之间有某种联系。”如果说余凤高介绍的肖邦的音乐天才和肺结核的关系似乎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说服力，那么当作者介绍肺结核与浪漫主义文学家之间有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似乎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余凤高在书中写道：
在所有的疾病中，肺结核有它的独特之处，天花、霍乱、鼠疫等急性传染病，使患者顾不上甚至来不及关心和思考自己的身体和生活。慢性的肺结核病人，如果经济上允许，则可以有充裕的时间在优越的条件下整天躺卧在病榻上，读读浪漫主义小说，沉入浪漫的冥思幻想。另外，多数的病症，都不可能与美“结缘”，而总是跟形体的损伤和丑陋相联系。外伤必然引起肢体的残缺，且不去说它。即使是内科疾患，胃溃疡整天双手紧压疼痛的胸口，躯体佝偻；黄疸病肌肤蜡黄，有如死尸；痢疾不停地急急奔走于病床与厕所之间，极不雅观；头痛，总是双眉紧攒，使平日温和可亲的脸也布满愁容；还有肿块突出的肿瘤，甚至同属结核的皮肤结核—狼疮使四肢和面部遍布瘢痕；瘰疬则胸颈挂下一串串的肉瘤，外形、动作都难看异常；只有肺结核，身材瘦削，脸孔白皙，下午脸颊泛起淡淡的红晕，以至于传统上它有WhitePlague这么一个漂亮的名字。还有，此病的患者因虚弱而语言、动作都显出温文尔雅，不但形体尚能保持原有的美，苍白的脸容甚至会更有一种风韵，这是浪漫主义所向往的。(《呻吟声中的思索》第46页)
有了这样的文字，当余凤高说诺瓦利斯患肺结核，对于死亡毫不在乎，反而说他愿意甚至乐于去体验“沉湎于美丽的／献身死亡的感觉”；拜伦渴望自己能患上肺结核，因为他认为即使死时，也能获得夫人们的赞美；小仲马把患有肺结核的玛丽·杜普莱西作为《茶花女》的原型，并着力描写肺结核者的特征，如因疾病的消耗而身体显得“颀长苗条”，因低热而脸颊呈深红的“玫瑰色”，还有因发烧和性欲过强而“细巧挺秀”的鼻子；郁达夫在《迟桂花》、《蜃楼》中是那样倾心于肺结核病患者的浪漫主义爱情的描写；曹雪芹把患肺结核的林黛玉描写成“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时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更是为中国无数读书人所倾倒。这时，我们会钦佩余凤高的分析能力。在书中我们还读到这样细致入微的剖析文字：
在文学艺术中，爱情只有与死结缘才能达到最具感染力的顶点。在这里，主人翁的肺结核病是有它特殊作用的。肺结核病人苍白的脸及其时而泛起的红晕，既使人想到“热情”和“生命”，又使人想起这生命正在一天天萎谢和消逝，想到这生命的美被摧残、被毁灭；年轻美丽的生命似乎在一小瓣玫瑰红中，顽强地表现出它那被压抑的热烈的爱情，苍白却表明那象征生命的殷红的血液在逐渐退去，预示了死亡的必然，这样一来，就可以形成爱情——疾病——死亡，演出一场感人心弦的爱情悲剧。(《呻吟声中的思索》第62～63页)
可以说，《呻吟声中的思索》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学术著作。
如果说疾病和艺术、艺术家的著作有深刻的联系这一论述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一个新的角度，那么，当余凤高指出血友病和十月革命的关系则使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认识历史、理解历史的窗户。末代沙皇的儿子患血友病，随时有死去的危险，而神秘人物拉斯普廷不仅能减轻王子的痛苦，还能随时使“学了五年文化，还尽写错别字”，喜欢收集钉子、锡纸、绳子等废弃物，“臉色显得过于苍白”，经常出血，体力衰弱，对一切都显得懒散的王子能停止哼哼呻吟或呜咽哭泣，因此得到皇后的尊重，并让他参预国家大事，结果有人怀疑他是敌对国家德国的间谍，便将其秘密处死。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俄国革命。由此可知，小小的疾病对人类的影响力是何其之大，说它可以改变世界，我想也是不过分的。
余凤高学识的渊博不仅表现在对于西方医学史的熟悉，同样，对于中国医学中的知识，作者也是信手拈来。如中国是最初为治疗天花而发明种痘的国家，有些过于夸大传统文化的人可能会为此大唱五千年文明史如何辉煌的赞歌，可余凤高却能一方面不妄自菲薄，指出中华民族在治疗天花的过程中对人类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西方对中国方法进行了改进，从而使其更科学、更稳妥、更安全、更有效率，从而使全人类最终选择了西方的方法，以致最终彻底根治了天花。
一本书能够给人提供如此多的知识和享受，我想赞美一下作者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