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
　　1980年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到会作长篇讲话，就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某些思想倾向，如怎样看待社会中的阴暗面等问题作了阐述。他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
　　在座谈会的闭幕式上，胡耀邦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做到八个大字—“敢想敢干，百折不挠”。他解释说：“我觉得当前最可宝贵的就是这八个大字。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创我国文学艺术新的大繁荣时代，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艰苦的事业，你不敢想敢干、百折不挠，那怎么干得成！我们的队伍太小了，我们不是一支大军，是一支小军……十几年来，我们这支队伍受到很大损失。有些同志因自然规律而凋谢了，有的同志则是被摧残死的……”说到此处，他忽然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激情地舞起双手大声疾呼着：“单凭这一点，我们的党就要发誓，坚决不允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者打成反革命！”
　　顷刻间，会场里先是一个震撼后的失语停顿，接下来便响起雷鸣般的热烈掌声，不少人还流出了难以控制的泪水。我作为普通的文艺工作者、剧作家，也深深为之动容了，眼睛湿润了，心脏加速跳动起来。这一壮观的场面时时犹在眼前，它将会定格在新中国文艺历史的长卷上，令人们牢牢铭记！
　　创作《谁是强者》的心路历程
　　不久，我便按照北京人艺的总体部署安排，深入到北京东郊的京棉三厂去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准备创作。然而，在改革开放的热潮中，诸多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摆在面前，一些尖锐、复杂、深刻、多变的社会矛盾出现了，例如，“拉关系，走后门”开始多起来，某些单位和个人试探着以权谋私，等等，对此我真是有些难以理解，犹豫不定，甚至裹足不前。那么，文艺创作到底要不要真实地反映这些矛盾冲突呢？我不敢也不能立即找出答案来。当想到要触及某些领导干部身上的阴暗面时，历史上的教训不能不使我战战兢兢、心有余悸。然而，正是胡耀邦那沉甸甸、热乎乎的话语，为我当时的创作思想和精神状态注入了“鼓足勇气、奋力向前”的要素。经过一段学习与思考以后，我在脑海里逐渐形成了以下理念：作家只能在矛盾冲突当中，来表现我们时代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不敢触及生活中的阴暗面，写光明面也不会真正具有力量打动人心。作家的社会职责要求我们站到时代的尖端，以历史的眼光和社会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和提出问题，并且进行干预……为此，我打定主意就写“反腐倡廉”的主题了。于是，满怀激情地一口气写出了《谁是强者》。
　　我在剧本前言中这样写道：“真诚地对待生活，真诚地对待自己，也真诚地对待创作。这，就是我三十年并不十分曲折的经历中，为自己总结出来的一条‘座右铭’。我将以此不断地激励、鞭策自己，度过人生的秋天和冬天，争取为人民写出一点点像样子的作品来。”
　　后来，在北京人艺党委会和艺委会讨论通过剧本以后，1981年的秋冬组织了排练和演出。由林兆华担任导演，吕齐、修宗迪、严敏求、李士龙等担任主演，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话剧舞台上第一部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剧目。
　　剧情并不复杂：新华棉纺织厂厂长袁志成在改革开放当中，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勇敢地利用现有的条件，扩建了一个9000纱锭的新车间，没有料到的是，在安装好设备准备试生产的关键时刻，竟然遇到了无法越过的“拦路虎”—市属电力公司以种种借口不给棉纺厂的电力增加容量，使新车间根本不能试生产。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众人再三的劝说下，一向作风正派、性格耿直的袁厂长，带着办公室主任硬着头皮来到电力公司倪科长的家里要求帮助解决问题。同时，也“上贡”送来一条毛毯。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狡猾奸诈的倪科长表面上装作正经不肯接受，实际上却是暗示“贡品”还不够规格，甚至提出要安排人以参加“职工大学”为跳板，直接进入棉纺厂里当干部。袁厂长一听就火冒三丈，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他怒不可遏地说：“有了点儿权就私事公办，化公为私，这就是专啃社会主义的大耗子！……主任，走吧。我得快走了，再不走我就要骂人啦！”
　　但是，倪科长他们的电力公司对此根本不示弱，非但坚持不给新车间电力扩容，还找出借口把棉纺厂原来的用电也给断掉了。最后，只能是袁厂长告到上级机关，在市纪委的直接干预下，才使问题得到解决。袁厂长还义正词严地对电力公司刘经理说：“‘文革’中党瘫痪了十来年，传统作风、传统政策都叫人家批了个精光，别人忘了不奇怪，你一个老党员不能忘！怎么，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坏，别人看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来？姓倪的那小子，纯粹是那些年冒出来的一个暴发户。聋了？瞎了？离开他电力公司就开不了张啦？嗯？这回我不通过任何一级组织，就用一个老党员的名义问问你这个老共产党员，还讲不讲一点儿党性原则啊？”最后，袁厂长拉着对方一起去市委告了对方，也告了自己。他激动万分地这样说：“我已经思想了半年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然，高调唱得越多越是‘假大空’！我打算好了，市委告不下来，就上省委、中央！一年告不下來，就告它两年、三年！我就不信，三年能打垮‘老蒋’的八百万人马，可愣刹不住这个不正之风？”
　　这里，还必须说的是北京人艺院领导刁光覃、夏淳等同志给了剧作者大力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时任剧本组负责人的于是之，更是从选取素材、确定主题、结构提纲、写出初稿、反复修改到定稿排练，都投入了智慧和力量，最后就是他和我一起完成整个剧本的胜利收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