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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关税、减少相关政府监管、加大政府和产业资金投入等改革，可以释放创新动力，提高农业生产力
2016年，中国农业正在开展供给侧结构性大变革。在“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间隙，《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深入采访了三位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农业强国的重要专家。他们基于本国农业发展经验的真知灼见，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和改革不无启发。
他山之石：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的经验
中国经济报告：各位所在的国家虽然自然资源禀赋完全不同，但都是现代农业强国，贵国发展农业的成功经验都有哪些？各有什么独有的特点？
卢克·哈苏伊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农业国，得益于我们进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
政府改革助推农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在农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包括降低关税、减少相关政府监管、引导政府和产业资金进行创新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等。这些改革释放了创新的动力，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进出口可以实现多方共赢。我们很重视农业的进出口，这会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消费者也能获得更加便宜和优质的产品。所以，我们不断改善商业环境，推动投资、水资源、气候变化、税收以及劳务等方面的改革，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拓展高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澳大利亚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20%。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外，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容忽视。我们的劳动力正在逐年减少，为保证农业发展，就必须用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我们对遥感技术、农用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都非常重视，现代化水平很高。
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农业预警机制。我们的农业信息化程度较高，澳大利亚专门发布了国家大数据战略，积极用大数据的理念和方式开展农业信息的采集、挖掘和利用。例如，在澳大利亚农场应用的计算机中95%都安装了信息采集和测产系统；统计部门开发了专门的信息采集系统，可以收集自然资源、气候等信息；我们的卫星观测和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大范围、全天候、实时采集地面信息，开展土地利用状况监测、作物测产、土壤调查和气象预报；我们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运行的监测预警分析体系，有效指导农业生产，引导市场运行；我们的网络咨询业也比较发达，不仅能够为农户提供准确信息，也为自己的咨询服务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法布里斯·德雷福斯：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世界主要的农副产品出口国，粮食产量占欧洲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法国农业发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创新和政府支持。
创新是法国最基本的原则。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法国农业的快速發展，除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所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外，还与法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密切相关。我们最初的农业生产是以家庭农场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同农业联合会、协会进行合作。这就帮助我们改变了农业运作方式，实现了农民和协会之间的共同管理。此外，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成立了很多农业研究中心，形成了完善的创新机制。
注重技术推广和知识共享。只有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法国建立了很多职业训练和培训网站。农业各个领域都设有专业机构，这些机构可以将科学家、技术人员通过地方协会联系在一起，为农民开展专业技术的应用提供咨询。以葡萄酒行业为例，法国农科院有专门从事葡萄基因组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葡萄加工方面的知识储备。法国的技术转化和推广的链条非常完善，可以通过机构之间的合作，把这些基础知识转化到企业和技术部门，再转化到下游的农民那里。
法国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农业不仅涉及到粮食安全，还包括了质检、环境和社会等问题，在法国称之为生态农业或生态系统。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在法国法律中。与传统农业相比，生态农业模式综合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在生态和经济上均可实现良性循环，可以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发展和振兴法国农业的一个有效途径。正如法国农业部部长斯泰凡·勒弗勒（Stéphane Le Foll）所说，随着法国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希望能够找到农业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比如降低农药的使用，将法国的农药施用量在2025年之前减少一半。此外，我们也反对在法国使用抗生素，包括畜牧业和养蜂业等。这些解决方案都可以鼓励对环境更加友好的农业发展，帮助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大目标。
有特色的农业产品标识。为了向消费者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或原产地，农民可以申请多种标识认证，生态农业标识是其中之一。这种标签式的标识可以证明产品符合法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保证产品是有机生产，过程完全尊重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和农民的自主权，未使用杀虫剂、化肥、转基因技术，严格限制使用各种有副作用的物质。不要小看这些标签，它们代表着高标准和信任，使得法国生态农产品不仅在消费者中拥有良好口碑，也占据了行业发展的高地。
菅野清：日本除大米产量过剩外，其他大部分农产品都自给不足，只能依赖进口，我在此重点谈一下日本大米和农业产业链的生产经验。
农业政策的重点在粮食储备。日本与澳大利亚在自然条件上恰恰相反。我们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因此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政策也更多的是强调粮食安全的目标，保持国家粮食的高储备率。我们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粮食流通体制，该体制由《粮食法》保证实施。这个粮食流通体制经历了由政府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转变，形成了较完善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日本的这种制度让粮食的通货膨胀率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但这种粮食储备体系也并非完美，有时候过高的粮食储备可能会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科学的储粮技术。为了保证大米的安全储藏，我们还十分重视粮食储藏技术的研发。例如，现在应用最广的是低温储藏技术，该技术可以避免使用防腐剂等药品，从而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大米。 “无微不至”的补贴政策。为了在保证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能促进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日本政府提出了“新农业经营收入稳定制度”，用来补偿农民因价格下跌而带来的收入损失。还有自然灾害补贴，这项政策旨在对遭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公共基础设施、农业设施及农地进行补贴，从而提高农民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减轻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利影响。在日本，针对土壤和水资源保护、病虫害防治、生态平衡、机械设施、文化传承等的补贴就高达400多种。我们有对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也有对农业会议、农业调查、农业项目的间接补贴。不只是国家提供补贴，地方政府也提供各类补贴。
构建“六次产业化”产业链。产业链可以创造更多价值，为了更好地打造这样的产业链，我们采用的是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经常购买日本农产品的人可能会发现，日本有些农产品的名称跟农产品的产地是一致的。这个制度和法国的农业标签有些类似，相当于国家给这些农产品背书。还有一个构建产业链的措施是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在中国叫做“六次产业化”，因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扩展起来就是“六次产业”，即1+2+3=6，还有1×2×3=6的说法。例如，农田里的葡萄生产是第一产业，酿酒厂里的葡萄酒就是第二产业，用这个来经营餐厅就是第三产业，这些产业的融合是立足产业链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和例子。
如何看待中国粮食“三高”现象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现阶段的粮食生产存在产量高、库存高、进口高“三高”并存的现象。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卢克·哈苏伊克：这反映出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然在增长，但是粮食生产和粮食进口的品类结构不太合理。也许是之前的进口方案已经落后于现阶段消费者的需要，要知道市场表现才是消费者意愿的最直接体现。而且据我所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往往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就使得很多加工企业更倾向于从国外购进农产品，从而导致国内农产品库存量不断增长。
法布里斯·德雷福斯：我同意卢克·哈苏伊克的观点，主要是粮食生产结构的不均衡和国内外的价格差导致了中国粮食生产的“三高”现象。但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多。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追求高质量、高层次的食物，对肉类和禽类的需求必将增大，而饲养这些动物就势必需要更多的大豆和玉米。此外，很多粮食加工企业因为自身的发展也会加大对粮食的需求。我们说粮食安全，不只是数量和质量的安全，还要重视粮食的结构安全，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三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埋下隐患。
菅野清：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坏现象，这可以证明中国现在至少看起来不缺粮食。我想中国农民和日本农民一样，每年都在祈祷粮食大丰收，因为产量和农民收入相挂钩，产得多收入自然就多。高库存量更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所期望的，因为这代表我们的粮食安全很有保障。日本每年的粮食进口量也很高，我们可以用更少的成本去换取更多的产品，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一个国家粮食的库存消费比还是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上，否则就要进行三方均衡的再调控。
给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支招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有何建议？
卢克·哈苏伊克：第一，提高农业生产率。我认为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于政府来说都是一直存在的挑战，而且随着全球食品和粮食需求的不断上升越来越重要。全球的粮食消费到2050年预计增加75%，我认为很大一部分新增需求将来自中国，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机遇。对中国来说，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确保能够应对这种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
第二，确保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政策目标是，不仅要求供应充足，而且还要保证所有消费者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食品。相关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非常好的执行，就会带来很多国内问题，比如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第三，重视合作的力量。我们可以帮助中国应对农业问题，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确保粮食的安全。澳大利亚非常愿意在这个领域与中国合作，共同实现农业发展目标。澳大利亚还会一直成为中国安全、可靠、绿色的粮食供应国，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发挥自己的补充作用。要知道，我们在南半球，因此我们可以为中国提供反季节的农业供应。
法布里斯·德雷福斯：第一，缩短技术到农民的距离。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创新，农业当然也需要创新。各个国家需要共同采取行动推动创新，因为不同国家注重的创新点并不一样。我想强调的是，创新并不只包括研发，只有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农民真正地改变他们的农业生产行为。
第二，建立统一的标准。公开、透明、全面的农业信息资源是构建现代农业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推行统一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尤其是绿色食品标准体系，是引導农民提高农产品质量、调整农业结构和增加农民特色收入的主要手段，是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统一的标准也有助于消费者产生高度的信任。在这个过程中，认证机构由谁来控制，相关标准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和实施，就显得十分关键。此外，也需要在国家层面有统一的政策来引导农业领域的变革。
中国农产品想要走向世界，就要研究、熟悉国际通行规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这样，才能顺利通过各国的“绿色壁垒”。
菅野清：必须明确粮食安全的范围，它不仅指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还包括粮食供给的安全、粮食获取的安全以及粮食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首先需要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其次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以适当的价格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农产品。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政府需要有具体的措施。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还得考虑农、林、牧、副、渔多方面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也需要做出努力。
2016年，中国农业正在开展供给侧结构性大变革。在“2016（第四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间隙，《中国经济报告》记者深入采访了三位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等农业强国的重要专家。他们基于本国农业发展经验的真知灼见，对中国的农业发展和改革不无启发。
他山之石：澳大利亚、法国和日本的经验
中国经济报告：各位所在的国家虽然自然资源禀赋完全不同，但都是现代农业强国，贵国发展农业的成功经验都有哪些？各有什么独有的特点？
卢克·哈苏伊克：澳大利亚作为一个非常大的农业国，得益于我们进行的一系列农业改革。
政府改革助推农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在农业领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包括降低关税、减少相关政府监管、引导政府和产业资金进行创新和提高农业生产力等。这些改革释放了创新的动力，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进出口可以实现多方共赢。我们很重视农业的进出口，这会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消费者也能获得更加便宜和优质的产品。所以，我们不断改善商业环境，推动投资、水资源、气候变化、税收以及劳务等方面的改革，以应对结构性挑战。
拓展高科技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澳大利亚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20%。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我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外，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容忽视。我们的劳动力正在逐年减少，为保证农业发展，就必须用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我们对遥感技术、农用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都非常重视，现代化水平很高。
建立基于大数据的农业预警机制。我们的农业信息化程度较高，澳大利亚专门发布了国家大数据战略，积极用大数据的理念和方式开展农业信息的采集、挖掘和利用。例如，在澳大利亚农场应用的计算机中95%都安装了信息采集和测产系统；统计部门开发了专门的信息采集系统，可以收集自然资源、气候等信息；我们的卫星观测和地理信息系统，可以大范围、全天候、实时采集地面信息，开展土地利用状况监测、作物测产、土壤调查和气象预报；我们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运行的监测预警分析体系，有效指导农业生产，引导市场运行；我们的网络咨询业也比较发达，不仅能够为农户提供准确信息，也为自己的咨询服务承担法律赔偿责任。
法布里斯·德雷福斯：法国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也是世界主要的农副产品出口国，粮食产量占欧洲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农产品出口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法国农业发展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创新和政府支持。
创新是法国最基本的原则。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法国农业的快速發展，除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盟所实施的共同农业政策外，还与法国农业经营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密切相关。我们最初的农业生产是以家庭农场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同农业联合会、协会进行合作。这就帮助我们改变了农业运作方式，实现了农民和协会之间的共同管理。此外，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成立了很多农业研究中心，形成了完善的创新机制。
注重技术推广和知识共享。只有创新是远远不够的，法国建立了很多职业训练和培训网站。农业各个领域都设有专业机构，这些机构可以将科学家、技术人员通过地方协会联系在一起，为农民开展专业技术的应用提供咨询。以葡萄酒行业为例，法国农科院有专门从事葡萄基因组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葡萄加工方面的知识储备。法国的技术转化和推广的链条非常完善，可以通过机构之间的合作，把这些基础知识转化到企业和技术部门，再转化到下游的农民那里。
法国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农业不仅涉及到粮食安全，还包括了质检、环境和社会等问题，在法国称之为生态农业或生态系统。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在法国法律中。与传统农业相比，生态农业模式综合了最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在生态和经济上均可实现良性循环，可以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发展和振兴法国农业的一个有效途径。正如法国农业部部长斯泰凡·勒弗勒（Stéphane Le Foll）所说，随着法国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希望能够找到农业更加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比如降低农药的使用，将法国的农药施用量在2025年之前减少一半。此外，我们也反对在法国使用抗生素，包括畜牧业和养蜂业等。这些解决方案都可以鼓励对环境更加友好的农业发展，帮助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大目标。
有特色的农业产品标识。为了向消费者保证农产品的质量或原产地，农民可以申请多种标识认证，生态农业标识是其中之一。这种标签式的标识可以证明产品符合法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保证产品是有机生产，过程完全尊重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和农民的自主权，未使用杀虫剂、化肥、转基因技术，严格限制使用各种有副作用的物质。不要小看这些标签，它们代表着高标准和信任，使得法国生态农产品不仅在消费者中拥有良好口碑，也占据了行业发展的高地。
菅野清：日本除大米产量过剩外，其他大部分农产品都自给不足，只能依赖进口，我在此重点谈一下日本大米和农业产业链的生产经验。
农业政策的重点在粮食储备。日本与澳大利亚在自然条件上恰恰相反。我们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10，因此日本政府非常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政策也更多的是强调粮食安全的目标，保持国家粮食的高储备率。我们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粮食流通体制，该体制由《粮食法》保证实施。这个粮食流通体制经历了由政府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的转变，形成了较完善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日本的这种制度让粮食的通货膨胀率能够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但这种粮食储备体系也并非完美，有时候过高的粮食储备可能会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科学的储粮技术。为了保证大米的安全储藏，我们还十分重视粮食储藏技术的研发。例如，现在应用最广的是低温储藏技术，该技术可以避免使用防腐剂等药品，从而可以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大米。 “无微不至”的补贴政策。为了在保证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能促进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日本政府提出了“新农业经营收入稳定制度”，用来补偿农民因价格下跌而带来的收入损失。还有自然灾害补贴，这项政策旨在对遭受自然灾害破坏的公共基础设施、农业设施及农地进行补贴，从而提高农民对灾害的承受能力，减轻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利影响。在日本，针对土壤和水资源保护、病虫害防治、生态平衡、机械设施、文化传承等的补贴就高达400多种。我们有对农业生产的直接补贴，也有对农业会议、农业调查、农业项目的间接补贴。不只是国家提供补贴，地方政府也提供各类补贴。
构建“六次产业化”产业链。产业链可以创造更多价值，为了更好地打造这样的产业链，我们采用的是地理标志保护制度。经常购买日本农产品的人可能会发现，日本有些农产品的名称跟农产品的产地是一致的。这个制度和法国的农业标签有些类似，相当于国家给这些农产品背书。还有一个构建产业链的措施是促进一、二、三产的融合，在中国叫做“六次产业化”，因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扩展起来就是“六次产业”，即1+2+3=6，还有1×2×3=6的说法。例如，农田里的葡萄生产是第一产业，酿酒厂里的葡萄酒就是第二产业，用这个来经营餐厅就是第三产业，这些产业的融合是立足产业链的一个很好的模式和例子。
如何看待中国粮食“三高”现象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现阶段的粮食生产存在产量高、库存高、进口高“三高”并存的现象。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卢克·哈苏伊克：这反映出中国农业生产的总量虽然在增长，但是粮食生产和粮食进口的品类结构不太合理。也许是之前的进口方案已经落后于现阶段消费者的需要，要知道市场表现才是消费者意愿的最直接体现。而且据我所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往往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就使得很多加工企业更倾向于从国外购进农产品，从而导致国内农产品库存量不断增长。
法布里斯·德雷福斯：我同意卢克·哈苏伊克的观点，主要是粮食生产结构的不均衡和国内外的价格差导致了中国粮食生产的“三高”现象。但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多。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者追求高质量、高层次的食物，对肉类和禽类的需求必将增大，而饲养这些动物就势必需要更多的大豆和玉米。此外，很多粮食加工企业因为自身的发展也会加大对粮食的需求。我们说粮食安全，不只是数量和质量的安全，还要重视粮食的结构安全，只有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三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为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埋下隐患。
菅野清：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坏现象，这可以证明中国现在至少看起来不缺粮食。我想中国农民和日本农民一样，每年都在祈祷粮食大丰收，因为产量和农民收入相挂钩，产得多收入自然就多。高库存量更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所期望的，因为这代表我们的粮食安全很有保障。日本每年的粮食进口量也很高，我们可以用更少的成本去换取更多的产品，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一个国家粮食的库存消费比还是要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上，否则就要进行三方均衡的再调控。
给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支招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中国未来的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有何建议？
卢克·哈苏伊克：第一，提高农业生产率。我认为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于政府来说都是一直存在的挑战，而且随着全球食品和粮食需求的不断上升越来越重要。全球的粮食消费到2050年预计增加75%，我认为很大一部分新增需求将来自中国，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带来挑战的同时也给各国带来了机遇。对中国来说，就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确保能够应对这种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
第二，确保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政策目标是，不仅要求供应充足，而且还要保证所有消费者既买得到又买得起所需食品。相关的政策，如果不能得到非常好的执行，就会带来很多国内问题，比如国内产能过剩以及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第三，重视合作的力量。我们可以帮助中国应对农业问题，推进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确保粮食的安全。澳大利亚非常愿意在这个领域与中国合作，共同实现农业发展目标。澳大利亚还会一直成为中国安全、可靠、绿色的粮食供应国，为中国的农业发展发挥自己的补充作用。要知道，我们在南半球，因此我们可以为中国提供反季节的农业供应。
法布里斯·德雷福斯：第一，缩短技术到农民的距离。现在全世界都在谈创新，农业当然也需要创新。各个国家需要共同采取行动推动创新，因为不同国家注重的创新点并不一样。我想强调的是，创新并不只包括研发，只有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创新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农民真正地改变他们的农业生产行为。
第二，建立统一的标准。公开、透明、全面的农业信息资源是构建现代农业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推行统一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尤其是绿色食品标准体系，是引導农民提高农产品质量、调整农业结构和增加农民特色收入的主要手段，是增强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措施。统一的标准也有助于消费者产生高度的信任。在这个过程中，认证机构由谁来控制，相关标准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和实施，就显得十分关键。此外，也需要在国家层面有统一的政策来引导农业领域的变革。
中国农产品想要走向世界，就要研究、熟悉国际通行规则，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这样，才能顺利通过各国的“绿色壁垒”。
菅野清：必须明确粮食安全的范围，它不仅指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还包括粮食供给的安全、粮食获取的安全以及粮食使用过程中的安全。
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首先需要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其次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以适当的价格提供消费者所需要的农产品。为了达到这样的状态，政府需要有具体的措施。此外，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时还得考虑农、林、牧、副、渔多方面的发展，在这些方面也需要做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