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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中国创立百年的高校并不很多，堪称百年树人的院系更是屈指可数。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今年已走过101年的风雨，培养出4，000多位专业人才，其中52人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国家的地质教育和地质矿藏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那么为什么这里能成为高端人才的集散地?五月中旬，我们带着“钱学森之问”随北京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会走进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对那里的育人文化进行了专门考察。在这里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与广大读者分享。
1909年，京师大学堂格致科设立了地质学门，从此开创了我国高等学校地质学教育的先河。尽管100年前的中国，政治与科技的发展十分不协调，但地质之光在赢弱的中国顽强地燃起了民族的火种——“培养一流地质学人才”。
穿越百年一瞬间，迄今，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已为中国培养了4,000余名专业人才，更成长起了5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刘东生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人们不禁要问，这伴随着国家百年坎坷一路走来的北大地质学系，又是以怎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出如此众多的学界精英呢?通过本次考察采访，我们期待能从几位杰出校友的成长历程中发现并获得一些答案。
心系国家命运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温家宝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创办于1909年，自成立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洋务运动时，她在格物致知的理念下萌发；民主革命期间，她在艰难困苦中求生；抗日战争中，她辗转千里保留民族火种；新中国成立后，她又投身于百废待兴的大业中；“文化大革命”中，地质人遭遇冲击，身心受到莫大的摧残；改革开放后，地质学系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一百年，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科经历从播种到成长、从成熟到繁荣的百年，也是中华民族经历灾难浩劫、涅槃重生的百年，更是众多学子肩负使命振兴中华的百年。
在—个个历史节点背后，是什么在支撑地质学系忍辱负重，保留火种并使其薪火相传呢?是那些前辈感人至深的奉献和矢志不移的坚守。
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
丁文江(字在君)是我国地质事业的重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地质人才的培养。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道：在君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第—步贡献就是训练地质人才。
1913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创办，为我国近代地质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一批骨干，丁文江先生对这项工作的贡献众所周知。1931年～1934年，丁先生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教授基础学科“普通地质学”，他灵活独特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丁先生非常重视地质学系的教师队伍建设，经多方努力，最终促成了两位大师级人物李四光和葛利普到北京大学任教，此举对于日后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曾评价丁先生：他一开始就赋予中国地质学以全球性使命，为中国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之林和不断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从一开始就把矿产资源开发放在中国地质工作的首位和重点，这就给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矿藏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并开拓了不尽的前景。
立志找到中国自己的矿
1918年，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论文通过后，导师鲍尔敦教授期望李四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婉言拒绝了。次年，丁文江、蔡元培特意邀请他回国，说明“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希望他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慎重考虑后接受了。
回国后，他着手于科研教育。针对国外宣扬的“中国贫油论”，李四光坚定地指出：中国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他在1928年和1935年先后指出，中国西北、四川、华北平原地下都有可能揭露重要的沉积物(石油)。1954年在担任地质部部长时，他考察确定了包括松辽和华北平原在内的三个远景区，并领导部署地质部的石油普查工作。他根据扭动构造和新华夏系沉降带提出，中国石油勘探远景大有希望。他提出先找油区，后圈油田的找油战略思想，为我国石油地质事业和大庆油田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百年来，地质系的故事不胜枚举。这些院士们早年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我国的地质事业的。在敌寇入侵、国家危亡的关头，他们辗转千里去学习寻找资源、报效祖国的本领。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心希望能共抒国难，奉献一己才智。他们参加爱国运动，他们负笈远洋，他们在国外已有建树和威望，但祖国一声召唤，便放弃了优厚的俸禄和安逸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到贫困、落后、充满战乱和疾苦的祖国，随后便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之业。
坚守科学精神
“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钱学森
2009年10月31日，一颗巨星陨落，钱老走了，但留下的“钱学森之问”引起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是不容回避的，更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6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2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探寻老前辈的科学精神和成功路径或许对于今天的人才培养有一些借鉴。
不计个人名利为国家事业披肝沥胆
1949年初冬，新疆遭遇了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燃料告急!刚刚开赴新疆的十万大军和当地百姓面临着严酷的断炊和冻伤的双重威胁。万般无奈之下，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告急给中央，周总理找到李四光，李四光说，我有个学生在新疆，对那里的资源了如指掌，可是近期不知为什么没有了他的消息。只要找到他，新疆的燃料问题一定能迎刃而解。李四光指的这个学生就是壬叵升。他在哪里呢?他正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在周总理的批示下，王恒升被放出来了，出狱后他连家都没顾上回，直接带领解放军战士来到乌鲁木齐市郊六道湾，他指着冰雪覆盖的冻土说：“就在这里挖，35米见煤。”战士们一尺一尺地向下挖，在34米处乌黑乌黑的煤出现在跟前，解决了军民的燃“煤”之急!
他不是神，不会神机妙算，能迅速找到矿，是因为在1944年便受翁文灏之命到新疆创建地质调查所，调查西北地质情况。西北边疆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他携妻儿来到风沙弥漫的大西北，来后不仅在粮食、蔬菜、 资金方面备受刁难，而且还受到当地恶霸的压制、迫害，提心吊胆过日子。可这些一点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积极性，他领着人，在原来被废弃的一个农场盖房子，成立了地质调查所。很快就开始了野外调查，几年间能跑的地方都跑了，对整个新疆的地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作了详细了解，为日后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后来，他还在库车找到石油，在和田、于田找到金矿，在昆仑山海拔4,000米处发现现代火山，而且还估算了新疆的农田面积，解决了农垦急需。
他是中国最长寿的地质学家，然而，他的长寿不是因为生活安逸，相反，他长年在新疆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还被关押劳改。忠而被谤，他以崇高品格救全疆军民于伤冻之困；一生勤俭，他却为国家找到了储量丰富的金矿、煤矿、铬矿和石油。
“地质名家不一定都发现过大矿，只要能在关键问题上能够提出解决方案。”采访中，北大地质学系原系主任刘瑞殉教授说。
敢为人先是我们民族的自信精神
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第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第二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第三本是中国的黄土沉积。开启这第三本书的就是刘东生。
20世纪50年代，刘东生等人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了10条大的1,000多公里的剖面探测。他们风餐露宿，纵横千里高原全凭步行。画图、记录、测定黄土剖面古磁场、古生物、同位素、微量元素，刘东生基于中国黄土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地球轨道及自转周期的变化规律，探讨人类出现和演化的古环境。
在半个世纪的地学研究中，他建立的黄土“新风成说”，平息了170多年来黄土成因的风成与水成之争；通过对古土壤的序列研究，向四次冰期提出挑战，经过3年的时间，他总结出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古环境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刘东生完成了到现在为止，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使中国的黄土成为认识全球变化的一把“钥匙”。
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论文的优劣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被引用的次数以及被谁引用了，这说明你研究领域的价值所在。刘东生发表的文章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SCI(科学引文索引)引用3,000多次。诺贝尔奖不覆盖环境科学领域，该领域的最高奖是泰勒环境成就奖，2002年，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第一次颁给—位中国人——刘东生先生。
刘东生在回顾“西南联大八年为什么出了这么多人才”时说：“我想其中有一条是一种敢于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精神，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自信精神。”
耐得住时间的考验成功只在于多坚持一下
这是1929年一个冬日的黄昏，周口店龙骨山遗址的发掘已触及一处坚硬岩层。按照常理，这意味着考古工作已近尾声，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主持工作的几位年长学者先后离去，留下25岁的裴文中负责扫尾工作。挖掘现场一片冷清，是什么东西露出一块光滑的表面?
裴文中凿开这些最坚硬的岩层，他发现了周口店第一枚猿人头盖骨!随后，他向北京发回了一封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最为著名的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人类的历史也向前推进了近50万年。而发现它的裴文中，也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有西方学者称赞他的工作达到了人类考古学上“一个壮丽的顶峰”。在此之后，他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
1937年，美国费城举行了早期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裴文中宣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学者首次发表的全面总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论文把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和山顶洞文化列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基础，并指出它不同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和分期的论述，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地质系里像这样奋斗和求索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发现52位院士之所能作出如此突出贡献，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发展地质科学、勘探资源、工程建设、保护环境和减灾防灾等各个方面开疆拓土的奉献紧密相关。
他们以不懈的脚步丈量着祖国万里山河，攀登着地理上的和科学上的高峰。他们不辞辛苦与危险，甚至舍弃生命，勘大地、攀珠峰、钻深井、踏两极，为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使得中国的地质学早在20世纪初便在国际上率先达到先进水平。他们教书育才，带领科研团队，组织国际合作；他们瞄准国际前沿，填补学科空白，赢得国际声誉。
砥砺学子勤勉
“书是死的，自然是活的。读书的方法大半在记忆与思考。读自然书种种机能非同时并用不可，而精确的观察就尤为重要。读书是间接的求学，读自然书是直接的求学。读书不过为引人求学的头一段功夫，到了能读自然书方能算成是真正的读书。只知道书不知道自然书的人名日书呆子。”
——李四光
2010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看望学生。哲学系大二女生李丹琳铺开宣纸，蘸墨写下总理一首诗的题目“仰望星空”，赠送总理。温家宝沉思片刻，挥毫相和，写下“脚踏实地”。这四个大字令我们惊叹和感动。短暂的时间里，总理精妙构思，表达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对青年意味深长的期望。
仰望星空，是对人类、国家、民族命运要有所关怀，对真理、正义、自由、博爱要有不懈思考；星空固然美丽，学生的志向可以立得高远，但没有切实行动，徒然只是空想而已。而脚踏实地，是通往理想的必然选择，是对真理、对生命满怀敬畏和诚恳地探索与躬耕。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这个嘱托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乃至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启迪。
办好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为国家输送高层次地质人才是历代北大地质人矢志不渝的共同追求。
初创时的外国教授：在第二故乡倾囊相授
老一辈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筚路蓝缕，创业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教学育人、科研实践的氛围和传统，教师的身教更胜于言传。美国教授葛利普来华时，已经50岁了，当时中国的地质工作还处于初创时期，他来后就没有离开北大。先生教学工作非常繁重，每学期都同时开设四五门课程，从二年级到四年级都有他的课，除每周20多个学时的讲课和实习外，还有4个学时的答疑，此外还有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和科学研究。先生患风湿病，不良于行，后因病势日增策杖而行。人们经常在校园内看到这位柱杖的老人被学生搀扶着、簇拥着。后来连驾杖也不行，只好坐轮椅。但无论刮风下雨，他上课从不迟到，即便在欠薪停课的情况下，他认真教学、居家授课。来北大任教这几十年里，他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对学生认真坦诚，倾其所学无私奉献给这个国家，师生蔚为赞服。
第一届毕业生：学在北大，教在北大
王烈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第一届毕业生，留学德国，学成归来数年后，受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一职，从此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教40余年，学生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课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指导学生鉴定演示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可以准确定出矿物名称。他是大家公认的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丰富的“老权威”。学生毕业时王烈鼓励他们说：“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6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
感悟与思索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北大的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
——任继愈
这里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学校的教育应该给学生什么?
循北大地质学人的理念，教育给予学生的不应仅是一纸文凭，甚至不应仅是系统化了的知识，教育给予学生的更应是一份人生的崇高责任，是一双“选择资源”的慧眼，是一种能“在关键问题上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唯此，走出校门的他们，才会去为国家而仰望星空于寂寥，为强壮国家事业而脚踏实地于躬耕。
教育须滋养心灵
李四光主持修建的理学院院子中心，建有一座高15米的圆石台，石台上有一架日晷，石台四边写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使得初入北大之门的学子，科学思想豁然开朗，久而久之，促使其既能想大事，又愿做小事。自觉地把“学思知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到“学”“思”相联系，“知”“行”相统一。当“学”转化为“行”之后，科学之于社会的功效是无可限量的。
拿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丁道衡教授来说，他当时不会意识到，他的一个发现能把包头这个塞上小城，打造成新中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其巨大的产能奠定了共和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撩开了世界最大稀土宝库的面纱。沧桑巨变80余载，历史仅因一位学者的一个发现而改变，不免让人惊叹不已。再如，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大矿就是北大地质学系发现的，可以说这对整个新中国的发展都是关键性的贡献。现如今，地质学不仅被广泛应用于资源探矿、环境和灾害的解释和预防，而且被用作宝玉石、化石的鉴赏。
2003年，刘东生院士早已是国际地质学界的著名大家，为了推进地质学科的发展，85岁高龄仍考察了银川水道沟，而此前一个月他刚刚做过肾脏手术。刘院士对地质科学的热爱和执著，深深打动了随队同行的每一位师生。
2005级一位学生说：“在第一次地学课上老师就告诉我们，地质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就在于我们常常要用一种大尺度的时空观来看问题。这个时空观有多大?大到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尺度，大到以百万年为尺度。”“在野外，每当一群人围着一个矿化点的时候，大家总是争先恐后发表意见，这里没有专家，没有学者，没有教授，我们都是学生，都是大自然的学生。”所以，当四年地学路走完之后，他毅然选择了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
2008届一位毕业生曾写道：“地质于我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气质。我一直坚持地认为，地质四年带给我的是终身受益的特质，每每想到这里，精神不觉一振，进而便开始满怀感情的回忆。”
教学须启迪智慧
自有学校以来，人们就把其当作传授知识的场所，教师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则到这里来学习知识，接受教育。有人也曾形象地用“拿着口袋来装知识”来表述对学习活动的理解。然而，北大地质学系的教授们却用行动诠释了教学的真谛。
李四光教授在系里任教时，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工作，给学生以巨大的感染。他授课启发性极强，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他曾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取一种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压倒”。他还要求教师，大学教学要“启发学生的创造性，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再发现一些基本规律。”
老一辈地质教育家为培养地质人才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深深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针对部分学生存在的把学习局限于课堂，或只关心考试成绩的现象，刘瑞殉教授语重心长地劝导学生：“学习资源不仅来自课堂，还来自图书馆，来自与你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和校友。正确选择和充分利用学习资源将决定你的成功。”
“地质素描”是用单色笔把具有三维特征的地质现象表现在二维的画面上，与美术绘画不同的是，还要标出方位、比例尺、岩石和构造产状等真实数据。刘瑞珣教授自1958年第一次野外写生至今，已坚持了50余载，看过他作品的人无一不感叹“水平不亚于专业画家”。刘教授曾在题为《野外地质工作使我提升了绘画水平》的文中写道：“从做学生到当老师，我没离开过地质学系，我画地质素描也没停止过。尤其是任教以后，绘画有力地帮助我在野外把地质现象向学生讲解清楚，绘画也促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地质现象。”
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创造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太古代古老洋壳残片的发现，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上，被该刊列为2001年度最重要的科学进展之一；在造山带大规模的推覆、伸展构造研究中提出韧性岩石变形的“最大有效力矩准则”被国际上誉为构造地质学中的新理论，并被西方地质学家写入经典教材，等等。据统计，目前该系教师总计55人，但被SCI检索论文每年达到80篇左右，并曾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奖励。
地质学系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理科院系之一，现在北大地质系毕业生遍布国家许多能源企业，都有很好的发展。地质学科是一门经典的基础学科，同时也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学科。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学术须甘于纯粹
地质学系这个在外人眼里略显寂寞和枯燥的学科，在北大地质人心中却是浪漫和丰富的学科。它仰望星空，关注整个地球的古往今来；它脚踏实地，俯察大地的每一寸肌理；它翱翔海洋，关注生命体的每一次演化。
2004级一位本科生曾感慨，是与自然的亲近让先生们看淡了世间的纷扰，演变成坦然、宽容的品性。
那清贫得终身素衣帆布的学者；那面容清癯却始终追求真理的先生；那满腹经纶、著作等身，却仍虚怀若谷、循循善诱的师者；那狭窄的宿舍里，在四壁书香的世界里畅游的教授，是多么的让人动容和钦佩。住房紧张、福利不高、职称难提，北大地质学系不管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总有一批一批追随者被她吸引，并为地质事业乐此不疲。其中魅力也许就是这一代代地质学人用心营造的学术空气和民主系风。课堂上，教授常把自己在学科里的新观点和创新理念毫无保留、和盘托出；论坛上，不管是泰斗还是前辈，针对问题讨论和辩驳都坦率得令人惊诧。
穿越百年一瞬间，回望来时路，北大地质学风雨兼程，披荆斩棘。一路上，留下的是先辈栉风沐雨的探索与躬耕、胸怀天地的壮志与豪情和不同时代相同的担当与执着。这种锲而不舍、安贫乐道的精神，在当今物质丰腴、舒适安逸的现实社会，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现代地质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伴随着与诸多相关学科的融合，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着。其中，总有一批真正潜心钻研学问、甘愿坐冷板凳的人在低头耕耘。这样的人北大地质学系教师中有，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中也有。即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愿意背起行囊，行走于大漠孤山，静心探索整个地球系统及其生命真相，追溯其几十亿年演化的历史，不寂寞。
本文特别鸣谢北京大学刘瑞珣教授给予的重要支持!
(王秀平：北京化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宋振清：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责任编辑：赵英臣]
1909年，京师大学堂格致科设立了地质学门，从此开创了我国高等学校地质学教育的先河。尽管100年前的中国，政治与科技的发展十分不协调，但地质之光在赢弱的中国顽强地燃起了民族的火种——“培养一流地质学人才”。
穿越百年一瞬间，迄今，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已为中国培养了4,000余名专业人才，更成长起了52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刘东生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人们不禁要问，这伴随着国家百年坎坷一路走来的北大地质学系，又是以怎样的人才培养模式培育出如此众多的学界精英呢?通过本次考察采访，我们期待能从几位杰出校友的成长历程中发现并获得一些答案。
心系国家命运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民族!我希望同学们经常地仰望天空，学会做人，学会思考，学会知识和技能，做一个关心世界和国家命运的人。”
——温家宝
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创办于1909年，自成立之日起就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洋务运动时，她在格物致知的理念下萌发；民主革命期间，她在艰难困苦中求生；抗日战争中，她辗转千里保留民族火种；新中国成立后，她又投身于百废待兴的大业中；“文化大革命”中，地质人遭遇冲击，身心受到莫大的摧残；改革开放后，地质学系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这一百年，是中国现代地质学科经历从播种到成长、从成熟到繁荣的百年，也是中华民族经历灾难浩劫、涅槃重生的百年，更是众多学子肩负使命振兴中华的百年。
在—个个历史节点背后，是什么在支撑地质学系忍辱负重，保留火种并使其薪火相传呢?是那些前辈感人至深的奉献和矢志不移的坚守。
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
丁文江(字在君)是我国地质事业的重要创始人和奠基者。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地质人才的培养。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写道：在君对于中国地质事业的第—步贡献就是训练地质人才。
1913年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创办，为我国近代地质工作的开展培养了一批骨干，丁文江先生对这项工作的贡献众所周知。1931年～1934年，丁先生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教授，教授基础学科“普通地质学”，他灵活独特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欢迎。丁先生非常重视地质学系的教师队伍建设，经多方努力，最终促成了两位大师级人物李四光和葛利普到北京大学任教，此举对于日后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曾评价丁先生：他一开始就赋予中国地质学以全球性使命，为中国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之林和不断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他从一开始就把矿产资源开发放在中国地质工作的首位和重点，这就给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矿藏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并开拓了不尽的前景。
立志找到中国自己的矿
1918年，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论文通过后，导师鲍尔敦教授期望李四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婉言拒绝了。次年，丁文江、蔡元培特意邀请他回国，说明“培养地质人才是当务之急”，希望他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他慎重考虑后接受了。
回国后，他着手于科研教育。针对国外宣扬的“中国贫油论”，李四光坚定地指出：中国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他在1928年和1935年先后指出，中国西北、四川、华北平原地下都有可能揭露重要的沉积物(石油)。1954年在担任地质部部长时，他考察确定了包括松辽和华北平原在内的三个远景区，并领导部署地质部的石油普查工作。他根据扭动构造和新华夏系沉降带提出，中国石油勘探远景大有希望。他提出先找油区，后圈油田的找油战略思想，为我国石油地质事业和大庆油田的开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百年来，地质系的故事不胜枚举。这些院士们早年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我国的地质事业的。在敌寇入侵、国家危亡的关头，他们辗转千里去学习寻找资源、报效祖国的本领。他们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心希望能共抒国难，奉献一己才智。他们参加爱国运动，他们负笈远洋，他们在国外已有建树和威望，但祖国一声召唤，便放弃了优厚的俸禄和安逸的生活，毅然决然地回到贫困、落后、充满战乱和疾苦的祖国，随后便任劳任怨几十年如一日地投身于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之业。
坚守科学精神
“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钱学森
2009年10月31日，一颗巨星陨落，钱老走了，但留下的“钱学森之问”引起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是不容回避的，更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创新型人才呢?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6位科学家获奖，其中有12位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探寻老前辈的科学精神和成功路径或许对于今天的人才培养有一些借鉴。
不计个人名利为国家事业披肝沥胆
1949年初冬，新疆遭遇了西伯利亚寒流的袭击。燃料告急!刚刚开赴新疆的十万大军和当地百姓面临着严酷的断炊和冻伤的双重威胁。万般无奈之下，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告急给中央，周总理找到李四光，李四光说，我有个学生在新疆，对那里的资源了如指掌，可是近期不知为什么没有了他的消息。只要找到他，新疆的燃料问题一定能迎刃而解。李四光指的这个学生就是壬叵升。他在哪里呢?他正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身陷囹圄。在周总理的批示下，王恒升被放出来了，出狱后他连家都没顾上回，直接带领解放军战士来到乌鲁木齐市郊六道湾，他指着冰雪覆盖的冻土说：“就在这里挖，35米见煤。”战士们一尺一尺地向下挖，在34米处乌黑乌黑的煤出现在跟前，解决了军民的燃“煤”之急!
他不是神，不会神机妙算，能迅速找到矿，是因为在1944年便受翁文灏之命到新疆创建地质调查所，调查西北地质情况。西北边疆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他携妻儿来到风沙弥漫的大西北，来后不仅在粮食、蔬菜、 资金方面备受刁难，而且还受到当地恶霸的压制、迫害，提心吊胆过日子。可这些一点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积极性，他领着人，在原来被废弃的一个农场盖房子，成立了地质调查所。很快就开始了野外调查，几年间能跑的地方都跑了，对整个新疆的地质矿产资源、土地资源作了详细了解，为日后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后来，他还在库车找到石油，在和田、于田找到金矿，在昆仑山海拔4,000米处发现现代火山，而且还估算了新疆的农田面积，解决了农垦急需。
他是中国最长寿的地质学家，然而，他的长寿不是因为生活安逸，相反，他长年在新疆工作，条件极其艰苦，还被关押劳改。忠而被谤，他以崇高品格救全疆军民于伤冻之困；一生勤俭，他却为国家找到了储量丰富的金矿、煤矿、铬矿和石油。
“地质名家不一定都发现过大矿，只要能在关键问题上能够提出解决方案。”采访中，北大地质学系原系主任刘瑞殉教授说。
敢为人先是我们民族的自信精神
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第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第二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第三本是中国的黄土沉积。开启这第三本书的就是刘东生。
20世纪50年代，刘东生等人穿越黄土高原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完成了10条大的1,000多公里的剖面探测。他们风餐露宿，纵横千里高原全凭步行。画图、记录、测定黄土剖面古磁场、古生物、同位素、微量元素，刘东生基于中国黄土重建了250万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历史、地球轨道及自转周期的变化规律，探讨人类出现和演化的古环境。
在半个世纪的地学研究中，他建立的黄土“新风成说”，平息了170多年来黄土成因的风成与水成之争；通过对古土壤的序列研究，向四次冰期提出挑战，经过3年的时间，他总结出环境变化的多旋回理论，成为古环境研究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刘东生完成了到现在为止，全球唯一完整的陆地沉积记录，使中国的黄土成为认识全球变化的一把“钥匙”。
学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论文的优劣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被引用的次数以及被谁引用了，这说明你研究领域的价值所在。刘东生发表的文章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SCI(科学引文索引)引用3,000多次。诺贝尔奖不覆盖环境科学领域，该领域的最高奖是泰勒环境成就奖，2002年，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第一次颁给—位中国人——刘东生先生。
刘东生在回顾“西南联大八年为什么出了这么多人才”时说：“我想其中有一条是一种敢于为天下先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精神，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自信精神。”
耐得住时间的考验成功只在于多坚持一下
这是1929年一个冬日的黄昏，周口店龙骨山遗址的发掘已触及一处坚硬岩层。按照常理，这意味着考古工作已近尾声，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主持工作的几位年长学者先后离去，留下25岁的裴文中负责扫尾工作。挖掘现场一片冷清，是什么东西露出一块光滑的表面?
裴文中凿开这些最坚硬的岩层，他发现了周口店第一枚猿人头盖骨!随后，他向北京发回了一封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最为著名的电报：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直立人”这一古人类演化阶段得以确立，人类的历史也向前推进了近50万年。而发现它的裴文中，也一跃成为世界顶尖的考古学家。有西方学者称赞他的工作达到了人类考古学上“一个壮丽的顶峰”。在此之后，他为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奠基人。
1937年，美国费城举行了早期人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裴文中宣读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是中国学者首次发表的全面总结，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篇论文把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和山顶洞文化列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基础，并指出它不同于欧洲的旧石器文化。裴文中对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和分期的论述，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地质系里像这样奋斗和求索的故事还有很多，我们发现52位院士之所能作出如此突出贡献，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在发展地质科学、勘探资源、工程建设、保护环境和减灾防灾等各个方面开疆拓土的奉献紧密相关。
他们以不懈的脚步丈量着祖国万里山河，攀登着地理上的和科学上的高峰。他们不辞辛苦与危险，甚至舍弃生命，勘大地、攀珠峰、钻深井、踏两极，为中国的地质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使得中国的地质学早在20世纪初便在国际上率先达到先进水平。他们教书育才，带领科研团队，组织国际合作；他们瞄准国际前沿，填补学科空白，赢得国际声誉。
砥砺学子勤勉
“书是死的，自然是活的。读书的方法大半在记忆与思考。读自然书种种机能非同时并用不可，而精确的观察就尤为重要。读书是间接的求学，读自然书是直接的求学。读书不过为引人求学的头一段功夫，到了能读自然书方能算成是真正的读书。只知道书不知道自然书的人名日书呆子。”
——李四光
2010年五四青年节，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大学看望学生。哲学系大二女生李丹琳铺开宣纸，蘸墨写下总理一首诗的题目“仰望星空”，赠送总理。温家宝沉思片刻，挥毫相和，写下“脚踏实地”。这四个大字令我们惊叹和感动。短暂的时间里，总理精妙构思，表达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对青年意味深长的期望。
仰望星空，是对人类、国家、民族命运要有所关怀，对真理、正义、自由、博爱要有不懈思考；星空固然美丽，学生的志向可以立得高远，但没有切实行动，徒然只是空想而已。而脚踏实地，是通往理想的必然选择，是对真理、对生命满怀敬畏和诚恳地探索与躬耕。仰望星空还需脚踏实地。这个嘱托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乃至社会各行各业的人们都有启迪。
办好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为国家输送高层次地质人才是历代北大地质人矢志不渝的共同追求。
初创时的外国教授：在第二故乡倾囊相授
老一辈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筚路蓝缕，创业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教学育人、科研实践的氛围和传统，教师的身教更胜于言传。美国教授葛利普来华时，已经50岁了，当时中国的地质工作还处于初创时期，他来后就没有离开北大。先生教学工作非常繁重，每学期都同时开设四五门课程，从二年级到四年级都有他的课，除每周20多个学时的讲课和实习外，还有4个学时的答疑，此外还有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和科学研究。先生患风湿病，不良于行，后因病势日增策杖而行。人们经常在校园内看到这位柱杖的老人被学生搀扶着、簇拥着。后来连驾杖也不行，只好坐轮椅。但无论刮风下雨，他上课从不迟到，即便在欠薪停课的情况下，他认真教学、居家授课。来北大任教这几十年里，他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对学生认真坦诚，倾其所学无私奉献给这个国家，师生蔚为赞服。
第一届毕业生：学在北大，教在北大
王烈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第一届毕业生，留学德国，学成归来数年后，受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一职，从此他从未离开过北大。从教40余年，学生对他上课时的情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讲课不看讲稿，常把老花镜推到额头上，许多数字都能背到小数点后第三四位。他指导学生鉴定演示薄片时，在偏光镜下转几下，就可以准确定出矿物名称。他是大家公认的矿物学、岩石学方面实践经验丰富的“老权威”。学生毕业时王烈鼓励他们说：“在我国这种风雨飘摇的教育状况之下，诸君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回忆这6年中，我校经过了多少困难，才得到今日这样的地位。现在诸君毕业了，我一方面很荣幸地来庆贺你们；一方面还希望诸君在学业上，本着精益求精的宗旨，去继续研究，在服务上，本着我校饱受困苦的经验，百折不回的精神，去继续为社会为国家奋斗，发扬北大的光荣于全国。”
感悟与思索
“北大的‘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气度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点……北大的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肯学习，就能多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深。”
——任继愈
这里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学校的教育应该给学生什么?
循北大地质学人的理念，教育给予学生的不应仅是一纸文凭，甚至不应仅是系统化了的知识，教育给予学生的更应是一份人生的崇高责任，是一双“选择资源”的慧眼，是一种能“在关键问题上提出解决方案”的能力。唯此，走出校门的他们，才会去为国家而仰望星空于寂寥，为强壮国家事业而脚踏实地于躬耕。
教育须滋养心灵
李四光主持修建的理学院院子中心，建有一座高15米的圆石台，石台上有一架日晷，石台四边写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使得初入北大之门的学子，科学思想豁然开朗，久而久之，促使其既能想大事，又愿做小事。自觉地把“学思知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做到“学”“思”相联系，“知”“行”相统一。当“学”转化为“行”之后，科学之于社会的功效是无可限量的。
拿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丁道衡教授来说，他当时不会意识到，他的一个发现能把包头这个塞上小城，打造成新中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其巨大的产能奠定了共和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撩开了世界最大稀土宝库的面纱。沧桑巨变80余载，历史仅因一位学者的一个发现而改变，不免让人惊叹不已。再如，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中国石油大矿就是北大地质学系发现的，可以说这对整个新中国的发展都是关键性的贡献。现如今，地质学不仅被广泛应用于资源探矿、环境和灾害的解释和预防，而且被用作宝玉石、化石的鉴赏。
2003年，刘东生院士早已是国际地质学界的著名大家，为了推进地质学科的发展，85岁高龄仍考察了银川水道沟，而此前一个月他刚刚做过肾脏手术。刘院士对地质科学的热爱和执著，深深打动了随队同行的每一位师生。
2005级一位学生说：“在第一次地学课上老师就告诉我们，地质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就在于我们常常要用一种大尺度的时空观来看问题。这个时空观有多大?大到整个地球乃至宇宙的尺度，大到以百万年为尺度。”“在野外，每当一群人围着一个矿化点的时候，大家总是争先恐后发表意见，这里没有专家，没有学者，没有教授，我们都是学生，都是大自然的学生。”所以，当四年地学路走完之后，他毅然选择了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行。
2008届一位毕业生曾写道：“地质于我与其说是一门学科，不如说是一种气质。我一直坚持地认为，地质四年带给我的是终身受益的特质，每每想到这里，精神不觉一振，进而便开始满怀感情的回忆。”
教学须启迪智慧
自有学校以来，人们就把其当作传授知识的场所，教师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则到这里来学习知识，接受教育。有人也曾形象地用“拿着口袋来装知识”来表述对学习活动的理解。然而，北大地质学系的教授们却用行动诠释了教学的真谛。
李四光教授在系里任教时，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工作，给学生以巨大的感染。他授课启发性极强，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他曾说：“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很希望大家都取一种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压倒”。他还要求教师，大学教学要“启发学生的创造性，在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再发现一些基本规律。”
老一辈地质教育家为培养地质人才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和历史责任感，深深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人。针对部分学生存在的把学习局限于课堂，或只关心考试成绩的现象，刘瑞殉教授语重心长地劝导学生：“学习资源不仅来自课堂，还来自图书馆，来自与你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和校友。正确选择和充分利用学习资源将决定你的成功。”
“地质素描”是用单色笔把具有三维特征的地质现象表现在二维的画面上，与美术绘画不同的是，还要标出方位、比例尺、岩石和构造产状等真实数据。刘瑞珣教授自1958年第一次野外写生至今，已坚持了50余载，看过他作品的人无一不感叹“水平不亚于专业画家”。刘教授曾在题为《野外地质工作使我提升了绘画水平》的文中写道：“从做学生到当老师，我没离开过地质学系，我画地质素描也没停止过。尤其是任教以后，绘画有力地帮助我在野外把地质现象向学生讲解清楚，绘画也促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地质现象。”
百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创造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太古代古老洋壳残片的发现，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ce》上，被该刊列为2001年度最重要的科学进展之一；在造山带大规模的推覆、伸展构造研究中提出韧性岩石变形的“最大有效力矩准则”被国际上誉为构造地质学中的新理论，并被西方地质学家写入经典教材，等等。据统计，目前该系教师总计55人，但被SCI检索论文每年达到80篇左右，并曾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奖励。
地质学系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理科院系之一，现在北大地质系毕业生遍布国家许多能源企业，都有很好的发展。地质学科是一门经典的基础学科，同时也是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学科。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灾害防治等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都是地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学术须甘于纯粹
地质学系这个在外人眼里略显寂寞和枯燥的学科，在北大地质人心中却是浪漫和丰富的学科。它仰望星空，关注整个地球的古往今来；它脚踏实地，俯察大地的每一寸肌理；它翱翔海洋，关注生命体的每一次演化。
2004级一位本科生曾感慨，是与自然的亲近让先生们看淡了世间的纷扰，演变成坦然、宽容的品性。
那清贫得终身素衣帆布的学者；那面容清癯却始终追求真理的先生；那满腹经纶、著作等身，却仍虚怀若谷、循循善诱的师者；那狭窄的宿舍里，在四壁书香的世界里畅游的教授，是多么的让人动容和钦佩。住房紧张、福利不高、职称难提，北大地质学系不管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总有一批一批追随者被她吸引，并为地质事业乐此不疲。其中魅力也许就是这一代代地质学人用心营造的学术空气和民主系风。课堂上，教授常把自己在学科里的新观点和创新理念毫无保留、和盘托出；论坛上，不管是泰斗还是前辈，针对问题讨论和辩驳都坦率得令人惊诧。
穿越百年一瞬间，回望来时路，北大地质学风雨兼程，披荆斩棘。一路上，留下的是先辈栉风沐雨的探索与躬耕、胸怀天地的壮志与豪情和不同时代相同的担当与执着。这种锲而不舍、安贫乐道的精神，在当今物质丰腴、舒适安逸的现实社会，越发显得难能可贵。
现代地质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伴随着与诸多相关学科的融合，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着。其中，总有一批真正潜心钻研学问、甘愿坐冷板凳的人在低头耕耘。这样的人北大地质学系教师中有，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中也有。即便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愿意背起行囊，行走于大漠孤山，静心探索整个地球系统及其生命真相，追溯其几十亿年演化的历史，不寂寞。
本文特别鸣谢北京大学刘瑞珣教授给予的重要支持!
(王秀平：北京化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宋振清：北京大学地质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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