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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符码就是一种规则，既掌控文本的意义植入，又制约文本的意义解读。在美国作家德里罗的小说《白噪音》中，消费、生态、科技、身份、媒介等诸多文化符码充斥其间，包括了消费社会的独特景观，让我们清晰辨识出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样态和文化逻辑，有助于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并进而理解当代人在遭遇后现代状况时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白噪音》 文化符码 消费社会 审美取向
近三十年来，批评界对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的名作《白噪音》颇为重视，或将其作为美国的“死亡之书”，或从中窥见生态危机的忧思，或聚焦于碎片化生存方式的艺术呈现，或识别出媒介操控的味道，或梳理出小说诗学的奇观异景。多角度的解读和阐发，正说明《白噪音》是一座意义“富矿”，无论从哪个侧面发掘，都会有意外的收获。我们也注意到，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化符码，分析这些文化符码，无疑将丰富小说文本的解读，也有助于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
一、符号学视界里的文化符码
符码的概念，在中西符号学家中多有论述，但也是言人人殊，很难定于一尊。罗兰·巴尔特在其《S/Z》中提及包括“文化符码”在内的五种符码，声称“每个阅读单位，都可以在五种符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①。巴尔特这里的所谓“符码”实际上指的是叙述单元，是基于叙述分析的一种特殊用法。翁贝尔托·埃科也探讨过“代码的家族”，他指出：“运用代码的知识……总是诸规则的一种系统，尽管这些规则是深层的，尽管它们是根据网络和迷宫的模式被编织在一起的，尽管它们可能是不稳定的、过渡的、表层的，取决于语境和环境的。”② 这段话虽非“代码”的定义，却清楚地表明了“代码”不同于一般符号，它与规则、系统有着紧密的关联。其实，埃科此处的“代码”与巴尔特的“符码”用的都是一个词，只是不同的译法而已。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在分析传媒实践时也曾提及“符码”，他说：“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③由此可见，符码运作是产生意义的条件，它必须限定在一定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这成为操控意义运作的基本前提；意义生成离不开各种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传播机制，而符码恰恰就是这种传播机制的规约。赵毅衡则简明地指出，“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的意义植入规则，控制解释的意义重建规则，都称为符码”④。一言以蔽之，这里的“符码”也即规则，这种规则不仅掌控着文本的意义植入，也制约着文本的意义解读。
然而，符码对符号意义的编码，有时候是带有强制性的，如实用或科技符号系统；有时候却又是非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文化和艺术文本中。后者是典型的弱编码符号，不需要固化的意义项，这也正是此类文本的魅力所在。故而，符码的问题甚为复杂，首先它是规则，其次它又超越规则之上，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加以发挥。“符码能揭示文本的意义，因为符号本来应当有意义，符码并不创造意义，它们只是解释符号的规则。但是，如果能创造性地运用符码，新的意义也就出现了。这就涉及符码作为解释规则的形式问题，即元语言问题。”⑤元语言既可以指语言交流中的词典义项和语法规则，也可以作为隐喻，涵盖一切社会文化行为赖以产生意义的总的表达规则。文化符码遍布世间，对文化实践起着意义规约的作用，无疑也成为我们观照文学作品的一种新思路。
二、《白噪音》中的文化符码
德里罗不喜欢特定的身份标签，他说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如此而已。一个美国小说家”⑥。他追慕从乔伊斯到福克纳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中呈现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要素，已是不争的事实。⑦他的小说“探讨了种种后现代主题，比如消费主义蔓延、标新立异唯智论、地下阴谋、家庭的瓦解与再整合以及经由暴力获得再生的希望”⑧。《白噪音》因此赢得了后现代小说经典的地位，成为美国生存现实的写照，其中林林总总的文化符码就是明证。
首先是消费文化符码。《白噪音》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符号，从山上学院开学时的壮观场景，到家庭用度，再到超市和商城购物，无不弥漫着浓厚的消费文化氛围。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转型，由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消费不仅成了维系社会运作的关键，更是标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商品的物性特征与品质被降格到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购物者对于商品背后附加意义的追捧，于是符号消费应运而生。小说中杰克纵情买下两件衬衣，芭比特购买总也喝不完的酸奶，斯泰菲睡梦里念出“Toyota Celica”，家庭餐桌上“全是打开的纸盒、揉皱了的錫纸、装土豆片的闪亮亮的纸袋、包着塑料薄膜的一碗碗糊状物、易拉罐的拉圈、弯弯曲曲的包扎绳”⑨。而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中村商城更是一副壮观模样：“这是一幢十层楼的建筑，中央是一个带喷水池的院子，四周有散步的小道和花园。”{10}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当代人，在碎片化境遇中找不到崇高的美感，只有在购物里寻求生命的充实感。购物让杰克“开始在价值和尊严上扩张。我使自己充实丰满了，发现了自己的新的方面……光辉降临在我的周围”{11}。购物俨然成了富足感、充实感和安全感的门径。通过消费，人们确定身份归属，实现品位想象，满足精神诉求，让自身更加充实完备起来。从具体商品名目，到超市和购物城，再到人们狂热的购物举止，一系列的消费文化符号得以符码化，不仅勾勒出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景观图像，还把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描绘得栩栩如生：在价值迷失的精神荒原中，“消费”不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的术语，它变身为具备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救赎的功能，为人们找到生存的依托。鲍德里亚说：“如果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12}被神化的“消费”，在“上帝已经死了”的社会中发挥着准上帝的作用，凭借它人们获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失却它人们便感到“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白噪音》中的消费文化符码，为我们呈现出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真实样态和意义规则，迫使我们反思当下的生存困局，这也许便是德里罗的初衷吧。 其次是生态文化符码。生态符码充斥在《白噪音》的字里行间，小说的生态意蕴可从中窥斑见豹。在德里罗的笔下，杰克他们生活的“铁匠镇”没有美丽的风光和迷人的景色，房子没有漂亮的外观，街道落满了树叶，树木光秃而毫无生机。小说中破败的自然景观，与富丽堂皇的超市和商城相比，形成鲜明的落差，折射出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压迫性影响。这一点在“空中毒雾事件”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展现，面对人类行为的直接恶果，人们茫然而无所遁形，无助而充满绝望。另外两处景观也颇值得玩味，一是“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一是毒雾事件后愈发美艳的“后现代日落”。参观者慕名寻访农舍时，看到的却只是人造的招牌、观光车和商业摊点，真实的农舍却“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在杰克看来，毒雾事件后的“日落就漂亮得让人几乎消受不起……那轮原本已经灿烂辉煌的落日，一跃而为赭色的、宽广的、高耸云霄的、如同梦幻的空中景致，透露着恐怖”{13}。这漂亮的日落，其实是一种畸形的天象，其根本成因在于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直接影响。如果遭受破损的生态环境，以一种虚假的美丽形象呈现于世间，令人流连忘返沉迷其中，则更容易给人以麻醉和麻痹，这在生态危机愈发严重的当下，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白噪音》中生态符码的背后，昭示着浓厚的生态意味，也应和了我们当前的生态命题。
再次是科技文化符码。科技进步造福了人类，这是不争的事实，科技理性也成为人们奉行不悖的圭臬。但随着世事推移，人们发现科技与“皮革马利翁”远非一体，“弗兰肯斯坦”（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物形象）却经常突兀现身，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玛丽·雪莱借“弗兰肯斯坦”这一小说形象提醒我们反思科技理性，这种提醒在当今尤显必要，因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将忧惧和苦难裹挟其间。在《白噪音》中，富含科技含量的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诸如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洗碗机、烘干机、微波炉、垃圾压缩机、烟雾警报器等家庭用具层出不穷，这些“科技设备”确实方便了杰克一家人的生活，连小孩子都对“科技”问题发生了兴趣，甚至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自动柜员机让杰克心怀激动，他觉得“这个系统赐福于我的生活。我感觉到它的支持和赞同……多么令人愉快的交互作用！我体验到某种深深的个人价值——但是并非金钱，绝非金钱——已经被证实和肯定”{14}。而与此同时，杰克在家里必须容忍各种噪音，必须接受种种白噪音对身心的影响，而在外出购物时更有“一种巨大的回荡着的喧闹声——好像是在灭绝一种野兽——充斥了这里广阔的空间”{15}。就社会层面而言，“空中毒雾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新科技所支持的工业文明，那个将小说情节推向高潮的“戴乐尔”更是科技异化的明证。这些科技文化符码，在表意规则上沿着两个路径发展，一是让人享受富足和便利，一是让人备感困惑和干扰。德里罗意在表明，当科技成为人类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难以割舍的生存方式时，我们一定要对其致命的威胁保持警觉。“技术崇高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让人迷恋技术，并建构起基于技术的权力结构，操控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制约着人们的想象力，其结果是“潘多拉的盒子”已悄然打开。“利奥塔把技术看作现代性的‘元叙事’之一，这种元叙事并没有给现代人帶来许诺的幸福和自由，反而使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合法化’了。”{16}技术的合法化和崇高化，若不加以治理，若任其恣意妄为，人与自然之间势必更为失调，人与人之间也必将更为扭曲，我们的社会也会面临生死存亡的灾难性挑战。其实，德里罗也不是要全然站在科技的对立面，他只是用《白噪音》中的科技文化符码，提醒我们纠正既往的过失，改正从前的错误，让人类走在和谐而诗意的发展道路上。
第四是身份或认同符码。身份问题的文学表达愈益重要，《白噪音》同样也涉及了身份或曰认同的问题。消费成了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尺。杰克、芭比特等人热衷消费，其背后是一种身份归属的焦虑感。各自多次离异后组建的“后核家庭”，也让身份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特别是对于孩子。杰克自创希特勒系，其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借助希特勒研究而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为此，他苦练德语，重新设计形象，随身携带《我的奋斗》一书，甚至将名字都改为J.A.K，为的是找到信心，确立强大的社会身份。从Jack到J.A.K的改变，主人公的真实身份受到遮蔽，真实的人变得飘忽不定，身份归属反而更为迷离复杂起来。杰克感觉借助希特勒标签的包装，“我的名字（杰克）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而“我只是名字后面虚构的人物”{17}。同时，小说中的“死亡恐惧”也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身份的焦虑令人困惑，令人迷乱，令人焦灼不安，而对死亡的恐惧驱使主人公研读有关再生、轮回、超空间和死后复活等方面的书籍，最终演绎为戴乐尔犯罪命案，而从杰克和芭比特的亲身遭际中，我们足以清楚辨析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身份归属问题的悖谬性。当杰克意识到死亡降临的时候，他的心路历程是：“一个符号的网络已经介入，一整套令人畏惧的技术从神那里争夺过来了。它让你在自己的死亡过程中觉得像另外一个人。此时我需要我的学袍和墨镜。”{18}死亡的问题与技术、媒介交织在一起，更与人的身份归属密切相连，在自己的死亡过程中觉得像另外一个人，这足以说明人物身份的模糊；而“学袍”和“墨镜”这样典型的希特勒包装也是杰克赖以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虽然它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第五是媒介符码。小说文本中交织着媒介的符码，符码操控的意义很显明，那就是拟像化生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小说里，电视、无线电、报刊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的媒介景观，与当前的网络化微传播相比，尚有不小的距离，这肯定与小说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不过，即便如此，小说中的媒介符号已经深切地融进人们的生活了。狂轰滥炸的电视广告在激发潜在购买者消费欲望的同时，也在钝化人们的思维敏锐性和判断力。有学者指出：“恰如尼古丁或插件病毒程序一样，电视将人对现实的体验隔离开来，不断强化、污染和激发人的商品崇拜意识，从而导致人们精神上的极端孤独感，并最终变得越来越忧郁自怜、被动懈怠和浅薄粗俗。”{19}电视图像使得世界逐渐平面化，像科技、消费一样，具备了准上帝和类宗教的功能，让人难以割舍，让人漠视电视画面的“美学”加工，让人不知不觉滑入虚拟的生存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即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也就是各种媒介利用信息化技术，对真实世界进行的仿真摹写与复制；它本身与真实事物割裂开来，用一种符号化的转换给人们提供超真实的视听体验。这种拟像呈现以其更加美观、更加动人的设计，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在接受拟像的过程中真实性隐没消失，以赛亚·柏林所谓的“现实感”更是难觅踪影。于是，在小说中收音机里预报说在下雨，便成为更重要的现实，比亲眼看到下雨或亲身淋雨要重要得多；“猫王”去世后由于媒介的狂欢，“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现象”成为研究热点，这视像中的“猫王”不知道有几多内容与真实不符。而更为糟糕的是，人们逐渐将现实与拟像混同起来，区分不出什么是真实，发展到极端，就显示出一种价值观判断上的迷乱和道义责任上的迷失。于是，面对电视上的灾难，杰克一家以及默里都可以津津乐道，都那么兴趣盎然，就好像在欣赏视觉盛宴，觉得好玩。“世界上只有两块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和电视里给他们看的地方”，只要灾难发生在别的地方，他们就觉得“令人着迷”{20}。拟像迷乱，让人们对现实失去了感知，对自我与影像不加区隔，一味沉浸在拟像世界中而迷失了作为主体的自我，甚至披上了麻木冷漠的外衣。拟像世界异乎强大，真实客体渐被放逐，其结果就是信仰的缺失。这一点我们从修女与杰克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本该虔敬的修女告诉杰克说：“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任务，是去相信没有人会认真地当回事儿的东西。”{21}她对上帝只是“佯装”相信，在这“佯装”之中信仰也开始了拟态化转变，不确定性变为基本的事实，神圣性和崇高感荡然无存，信仰、道德、伦理、责任等传统价值观面临解构式崩盘。 三、《白噪音》中文化符码的审美价值取向
丰富的文化符码使得《白噪音》富含多重意蕴，并直接指向美国社会生活实际，这恰恰就是文学名著的魅力所在。“德里罗是美国当代社会的解剖者和批评者……德里罗的小说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复印’了美国的当代生活，探讨了美国的后现代意识。他的小说成了探索美国社会生活的指南。”{22}那么美国的后现代社会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消费社会，“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23}，同时也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它通过技术经济机制，特别是运用现代化宣传工具，对人的需要和本能加以操控和宰制，使社会和政治的需要以个人本能需要的面貌出现，从而消除人内在的否定性机制，不再反抗，成为单纯的工具，也即“单向度的人”{24}。杰克和芭比特们可以按照自我认同的想象，与社会化机制达成某种共谋关系，在消费主义的迷惘中接受操控和诱导，将思想的触角收起，过着舒服又平稳的自由生活，让自己变身为“单向度的人”。然而，这样的状态仅仅是把危机遮蔽和掩藏起来的徒劳，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更与人自由地全面发展相去甚远。小说男女主人公面临的困局无情地揭露了这一现实，我们因而可以断定德里罗的作品里有着深刻的批判性。
不单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白噪音》文化符码中，解读出一种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新变。散乱的符号元素弥漫在小说的文本之中，似乎毫无章法，似乎平淡无奇；小说的核心事件，也远远不是扣人心弦、张弛有度的传统路向，一切都显得是那么支离破碎。这一切都明显指向小说美学或文学审美取向上的变化。
正如沃尔夫岗·韦尔施所言：“后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识的。”{25}其实，这种混乱的状态也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小说家让自己的文本充满了符号游戏，而这游戏的规则与后现代社会达成了高度的契合，可以说两者具备同构性特征。后现代审美，一方面破除了经典的传统性，一方面又营造了符号游戏的迷宫，平面感增强了，深度模式消失了{26}，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已然形成。诚然，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已是欧美社会的现实，从文化逻辑上质疑“宏大叙事”获得普遍认同，某些“元话语”的中心地位面临着消解，文学的笔触已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始关注微小、普通而又有些怪异的命题，时时表现出一种略显冷漠的客观主义摹写，零零碎碎，散乱无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有别于精英主义的立场和风格自有其合理性，其冷漠的外表下或有真性情和大担当，其近乎符号游戏的包装里蕴含着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样态和文化逻辑。《白噪音》中的符码游戏，就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让我们认清了后现代状况的真面目，也提醒我们对后现代的文学书写不必抱过于悲观的态度。
① [法]罗兰·巴尔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② [意]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③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④⑤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頁，第226页。
⑥ DePietro， Thomas ed.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115.
⑦ Duvall， John N. Duval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3.
⑧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_DeLillo.
⑨⑩{11}{13}{14}{15}{17}{18}{20}{21} [美]唐·德里罗：《白噪音》，朱叶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第93页，第93页，第187页，第50页，第92页，第12页，第156页，第73页，第353页。
{12}{23}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第9页。
{16} 吴致远：《技术的后现代诠释》， 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9} Twitchell， James B. The Trashing of Taste 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250.
{22} 杨仁敬等：《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2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25} [德]沃尔夫岗·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7页。
{26}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消费文化语境中审美批评的价值倾向研究》（HB15WX030）
作 者：王敬民，文学博士，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编 辑：水 涓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白噪音》 文化符码 消费社会 审美取向
近三十年来，批评界对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的名作《白噪音》颇为重视，或将其作为美国的“死亡之书”，或从中窥见生态危机的忧思，或聚焦于碎片化生存方式的艺术呈现，或识别出媒介操控的味道，或梳理出小说诗学的奇观异景。多角度的解读和阐发，正说明《白噪音》是一座意义“富矿”，无论从哪个侧面发掘，都会有意外的收获。我们也注意到，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文化符码，分析这些文化符码，无疑将丰富小说文本的解读，也有助于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学审美的价值取向。
一、符号学视界里的文化符码
符码的概念，在中西符号学家中多有论述，但也是言人人殊，很难定于一尊。罗兰·巴尔特在其《S/Z》中提及包括“文化符码”在内的五种符码，声称“每个阅读单位，都可以在五种符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①。巴尔特这里的所谓“符码”实际上指的是叙述单元，是基于叙述分析的一种特殊用法。翁贝尔托·埃科也探讨过“代码的家族”，他指出：“运用代码的知识……总是诸规则的一种系统，尽管这些规则是深层的，尽管它们是根据网络和迷宫的模式被编织在一起的，尽管它们可能是不稳定的、过渡的、表层的，取决于语境和环境的。”② 这段话虽非“代码”的定义，却清楚地表明了“代码”不同于一般符号，它与规则、系统有着紧密的关联。其实，埃科此处的“代码”与巴尔特的“符码”用的都是一个词，只是不同的译法而已。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在分析传媒实践时也曾提及“符码”，他说：“这些实践的‘对象’就是以特殊方式组织起来并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出现的各种意义和信息，它们像任何形式的传播或语言一样，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因此，机制、关系和生产实践在某个环节（‘生产/流通’环节）以符号载体的形式开始运作，这个符号载体是按‘语言’规则构成的。”③由此可见，符码运作是产生意义的条件，它必须限定在一定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这成为操控意义运作的基本前提；意义生成离不开各种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传播机制，而符码恰恰就是这种传播机制的规约。赵毅衡则简明地指出，“在符号表意中，控制文本的意义植入规则，控制解释的意义重建规则，都称为符码”④。一言以蔽之，这里的“符码”也即规则，这种规则不仅掌控着文本的意义植入，也制约着文本的意义解读。
然而，符码对符号意义的编码，有时候是带有强制性的，如实用或科技符号系统；有时候却又是非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文化和艺术文本中。后者是典型的弱编码符号，不需要固化的意义项，这也正是此类文本的魅力所在。故而，符码的问题甚为复杂，首先它是规则，其次它又超越规则之上，需要我们创造性地加以发挥。“符码能揭示文本的意义，因为符号本来应当有意义，符码并不创造意义，它们只是解释符号的规则。但是，如果能创造性地运用符码，新的意义也就出现了。这就涉及符码作为解释规则的形式问题，即元语言问题。”⑤元语言既可以指语言交流中的词典义项和语法规则，也可以作为隐喻，涵盖一切社会文化行为赖以产生意义的总的表达规则。文化符码遍布世间，对文化实践起着意义规约的作用，无疑也成为我们观照文学作品的一种新思路。
二、《白噪音》中的文化符码
德里罗不喜欢特定的身份标签，他说自己“是一个小说家，如此而已。一个美国小说家”⑥。他追慕从乔伊斯到福克纳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他的作品中呈现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诸多要素，已是不争的事实。⑦他的小说“探讨了种种后现代主题，比如消费主义蔓延、标新立异唯智论、地下阴谋、家庭的瓦解与再整合以及经由暴力获得再生的希望”⑧。《白噪音》因此赢得了后现代小说经典的地位，成为美国生存现实的写照，其中林林总总的文化符码就是明证。
首先是消费文化符码。《白噪音》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商品符号，从山上学院开学时的壮观场景，到家庭用度，再到超市和商城购物，无不弥漫着浓厚的消费文化氛围。在鲍德里亚看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转型，由生产主导型转变为消费主导型，消费不仅成了维系社会运作的关键，更是标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商品的物性特征与品质被降格到次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购物者对于商品背后附加意义的追捧，于是符号消费应运而生。小说中杰克纵情买下两件衬衣，芭比特购买总也喝不完的酸奶，斯泰菲睡梦里念出“Toyota Celica”，家庭餐桌上“全是打开的纸盒、揉皱了的錫纸、装土豆片的闪亮亮的纸袋、包着塑料薄膜的一碗碗糊状物、易拉罐的拉圈、弯弯曲曲的包扎绳”⑨。而超市里商品琳琅满目，中村商城更是一副壮观模样：“这是一幢十层楼的建筑，中央是一个带喷水池的院子，四周有散步的小道和花园。”{10}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当代人，在碎片化境遇中找不到崇高的美感，只有在购物里寻求生命的充实感。购物让杰克“开始在价值和尊严上扩张。我使自己充实丰满了，发现了自己的新的方面……光辉降临在我的周围”{11}。购物俨然成了富足感、充实感和安全感的门径。通过消费，人们确定身份归属，实现品位想象，满足精神诉求，让自身更加充实完备起来。从具体商品名目，到超市和购物城，再到人们狂热的购物举止，一系列的消费文化符号得以符码化，不仅勾勒出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景观图像，还把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描绘得栩栩如生：在价值迷失的精神荒原中，“消费”不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的术语，它变身为具备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救赎的功能，为人们找到生存的依托。鲍德里亚说：“如果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12}被神化的“消费”，在“上帝已经死了”的社会中发挥着准上帝的作用，凭借它人们获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失却它人们便感到“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白噪音》中的消费文化符码，为我们呈现出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真实样态和意义规则，迫使我们反思当下的生存困局，这也许便是德里罗的初衷吧。 其次是生态文化符码。生态符码充斥在《白噪音》的字里行间，小说的生态意蕴可从中窥斑见豹。在德里罗的笔下，杰克他们生活的“铁匠镇”没有美丽的风光和迷人的景色，房子没有漂亮的外观，街道落满了树叶，树木光秃而毫无生机。小说中破败的自然景观，与富丽堂皇的超市和商城相比，形成鲜明的落差，折射出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压迫性影响。这一点在“空中毒雾事件”中有着更为清晰的展现，面对人类行为的直接恶果，人们茫然而无所遁形，无助而充满绝望。另外两处景观也颇值得玩味，一是“美洲照相之最的农舍”，一是毒雾事件后愈发美艳的“后现代日落”。参观者慕名寻访农舍时，看到的却只是人造的招牌、观光车和商业摊点，真实的农舍却“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而在杰克看来，毒雾事件后的“日落就漂亮得让人几乎消受不起……那轮原本已经灿烂辉煌的落日，一跃而为赭色的、宽广的、高耸云霄的、如同梦幻的空中景致，透露着恐怖”{13}。这漂亮的日落，其实是一种畸形的天象，其根本成因在于人类行为对环境的直接影响。如果遭受破损的生态环境，以一种虚假的美丽形象呈现于世间，令人流连忘返沉迷其中，则更容易给人以麻醉和麻痹，这在生态危机愈发严重的当下，尤其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白噪音》中生态符码的背后，昭示着浓厚的生态意味，也应和了我们当前的生态命题。
再次是科技文化符码。科技进步造福了人类，这是不争的事实，科技理性也成为人们奉行不悖的圭臬。但随着世事推移，人们发现科技与“皮革马利翁”远非一体，“弗兰肯斯坦”（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中的人物形象）却经常突兀现身，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玛丽·雪莱借“弗兰肯斯坦”这一小说形象提醒我们反思科技理性，这种提醒在当今尤显必要，因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将忧惧和苦难裹挟其间。在《白噪音》中，富含科技含量的现代化设施应有尽有，诸如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洗碗机、烘干机、微波炉、垃圾压缩机、烟雾警报器等家庭用具层出不穷，这些“科技设备”确实方便了杰克一家人的生活，连小孩子都对“科技”问题发生了兴趣，甚至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自动柜员机让杰克心怀激动，他觉得“这个系统赐福于我的生活。我感觉到它的支持和赞同……多么令人愉快的交互作用！我体验到某种深深的个人价值——但是并非金钱，绝非金钱——已经被证实和肯定”{14}。而与此同时，杰克在家里必须容忍各种噪音，必须接受种种白噪音对身心的影响，而在外出购物时更有“一种巨大的回荡着的喧闹声——好像是在灭绝一种野兽——充斥了这里广阔的空间”{15}。就社会层面而言，“空中毒雾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新科技所支持的工业文明，那个将小说情节推向高潮的“戴乐尔”更是科技异化的明证。这些科技文化符码，在表意规则上沿着两个路径发展，一是让人享受富足和便利，一是让人备感困惑和干扰。德里罗意在表明，当科技成为人类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和难以割舍的生存方式时，我们一定要对其致命的威胁保持警觉。“技术崇高化”已成为普遍的现象，让人迷恋技术，并建构起基于技术的权力结构，操控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制约着人们的想象力，其结果是“潘多拉的盒子”已悄然打开。“利奥塔把技术看作现代性的‘元叙事’之一，这种元叙事并没有给现代人帶来许诺的幸福和自由，反而使现代性的内在缺陷‘合法化’了。”{16}技术的合法化和崇高化，若不加以治理，若任其恣意妄为，人与自然之间势必更为失调，人与人之间也必将更为扭曲，我们的社会也会面临生死存亡的灾难性挑战。其实，德里罗也不是要全然站在科技的对立面，他只是用《白噪音》中的科技文化符码，提醒我们纠正既往的过失，改正从前的错误，让人类走在和谐而诗意的发展道路上。
第四是身份或认同符码。身份问题的文学表达愈益重要，《白噪音》同样也涉及了身份或曰认同的问题。消费成了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尺。杰克、芭比特等人热衷消费，其背后是一种身份归属的焦虑感。各自多次离异后组建的“后核家庭”，也让身份问题变得错综复杂，特别是对于孩子。杰克自创希特勒系，其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借助希特勒研究而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为此，他苦练德语，重新设计形象，随身携带《我的奋斗》一书，甚至将名字都改为J.A.K，为的是找到信心，确立强大的社会身份。从Jack到J.A.K的改变，主人公的真实身份受到遮蔽，真实的人变得飘忽不定，身份归属反而更为迷离复杂起来。杰克感觉借助希特勒标签的包装，“我的名字（杰克）好像穿了一件借来的外套”，而“我只是名字后面虚构的人物”{17}。同时，小说中的“死亡恐惧”也能有力地说明这一点。身份的焦虑令人困惑，令人迷乱，令人焦灼不安，而对死亡的恐惧驱使主人公研读有关再生、轮回、超空间和死后复活等方面的书籍，最终演绎为戴乐尔犯罪命案，而从杰克和芭比特的亲身遭际中，我们足以清楚辨析出后现代消费社会中身份归属问题的悖谬性。当杰克意识到死亡降临的时候，他的心路历程是：“一个符号的网络已经介入，一整套令人畏惧的技术从神那里争夺过来了。它让你在自己的死亡过程中觉得像另外一个人。此时我需要我的学袍和墨镜。”{18}死亡的问题与技术、媒介交织在一起，更与人的身份归属密切相连，在自己的死亡过程中觉得像另外一个人，这足以说明人物身份的模糊；而“学袍”和“墨镜”这样典型的希特勒包装也是杰克赖以安身立命的身份认同，虽然它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第五是媒介符码。小说文本中交织着媒介的符码，符码操控的意义很显明，那就是拟像化生存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小说里，电视、无线电、报刊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的媒介景观，与当前的网络化微传播相比，尚有不小的距离，这肯定与小说成书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不过，即便如此，小说中的媒介符号已经深切地融进人们的生活了。狂轰滥炸的电视广告在激发潜在购买者消费欲望的同时，也在钝化人们的思维敏锐性和判断力。有学者指出：“恰如尼古丁或插件病毒程序一样，电视将人对现实的体验隔离开来，不断强化、污染和激发人的商品崇拜意识，从而导致人们精神上的极端孤独感，并最终变得越来越忧郁自怜、被动懈怠和浅薄粗俗。”{19}电视图像使得世界逐渐平面化，像科技、消费一样，具备了准上帝和类宗教的功能，让人难以割舍，让人漠视电视画面的“美学”加工，让人不知不觉滑入虚拟的生存状态之中。这种状态即鲍德里亚所说的“拟像”，也就是各种媒介利用信息化技术，对真实世界进行的仿真摹写与复制；它本身与真实事物割裂开来，用一种符号化的转换给人们提供超真实的视听体验。这种拟像呈现以其更加美观、更加动人的设计，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在接受拟像的过程中真实性隐没消失，以赛亚·柏林所谓的“现实感”更是难觅踪影。于是，在小说中收音机里预报说在下雨，便成为更重要的现实，比亲眼看到下雨或亲身淋雨要重要得多；“猫王”去世后由于媒介的狂欢，“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现象”成为研究热点，这视像中的“猫王”不知道有几多内容与真实不符。而更为糟糕的是，人们逐渐将现实与拟像混同起来，区分不出什么是真实，发展到极端，就显示出一种价值观判断上的迷乱和道义责任上的迷失。于是，面对电视上的灾难，杰克一家以及默里都可以津津乐道，都那么兴趣盎然，就好像在欣赏视觉盛宴，觉得好玩。“世界上只有两块地方：他们生活的地方和电视里给他们看的地方”，只要灾难发生在别的地方，他们就觉得“令人着迷”{20}。拟像迷乱，让人们对现实失去了感知，对自我与影像不加区隔，一味沉浸在拟像世界中而迷失了作为主体的自我，甚至披上了麻木冷漠的外衣。拟像世界异乎强大，真实客体渐被放逐，其结果就是信仰的缺失。这一点我们从修女与杰克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本该虔敬的修女告诉杰克说：“我们在这世界上的任务，是去相信没有人会认真地当回事儿的东西。”{21}她对上帝只是“佯装”相信，在这“佯装”之中信仰也开始了拟态化转变，不确定性变为基本的事实，神圣性和崇高感荡然无存，信仰、道德、伦理、责任等传统价值观面临解构式崩盘。 三、《白噪音》中文化符码的审美价值取向
丰富的文化符码使得《白噪音》富含多重意蕴，并直接指向美国社会生活实际，这恰恰就是文学名著的魅力所在。“德里罗是美国当代社会的解剖者和批评者……德里罗的小说反映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状态，‘复印’了美国的当代生活，探讨了美国的后现代意识。他的小说成了探索美国社会生活的指南。”{22}那么美国的后现代社会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消费社会，“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23}，同时也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它通过技术经济机制，特别是运用现代化宣传工具，对人的需要和本能加以操控和宰制，使社会和政治的需要以个人本能需要的面貌出现，从而消除人内在的否定性机制，不再反抗，成为单纯的工具，也即“单向度的人”{24}。杰克和芭比特们可以按照自我认同的想象，与社会化机制达成某种共谋关系，在消费主义的迷惘中接受操控和诱导，将思想的触角收起，过着舒服又平稳的自由生活，让自己变身为“单向度的人”。然而，这样的状态仅仅是把危机遮蔽和掩藏起来的徒劳，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更与人自由地全面发展相去甚远。小说男女主人公面临的困局无情地揭露了这一现实，我们因而可以断定德里罗的作品里有着深刻的批判性。
不单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白噪音》文化符码中，解读出一种审美价值取向上的新变。散乱的符号元素弥漫在小说的文本之中，似乎毫无章法，似乎平淡无奇；小说的核心事件，也远远不是扣人心弦、张弛有度的传统路向，一切都显得是那么支离破碎。这一切都明显指向小说美学或文学审美取向上的变化。
正如沃尔夫岗·韦尔施所言：“后现代艺术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世界知觉方式的改变。世界不再是统一的，意义单一明晰的，而是破碎的，混乱的，无法认识的。”{25}其实，这种混乱的状态也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小说家让自己的文本充满了符号游戏，而这游戏的规则与后现代社会达成了高度的契合，可以说两者具备同构性特征。后现代审美，一方面破除了经典的传统性，一方面又营造了符号游戏的迷宫，平面感增强了，深度模式消失了{26}，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已然形成。诚然，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已是欧美社会的现实，从文化逻辑上质疑“宏大叙事”获得普遍认同，某些“元话语”的中心地位面临着消解，文学的笔触已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开始关注微小、普通而又有些怪异的命题，时时表现出一种略显冷漠的客观主义摹写，零零碎碎，散乱无状，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有别于精英主义的立场和风格自有其合理性，其冷漠的外表下或有真性情和大担当，其近乎符号游戏的包装里蕴含着后现代社会的生存样态和文化逻辑。《白噪音》中的符码游戏，就令人信服地表明了这一点，让我们认清了后现代状况的真面目，也提醒我们对后现代的文学书写不必抱过于悲观的态度。
① [法]罗兰·巴尔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② [意]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7页。
③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④⑤ 赵毅衡：《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頁，第226页。
⑥ DePietro， Thomas ed.Conversations with Don DeLillo.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05：115.
⑦ Duvall， John N. Duval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on DeLill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13.
⑧ http：//en.wikipedia.org/wiki/Don_DeLillo.
⑨⑩{11}{13}{14}{15}{17}{18}{20}{21} [美]唐·德里罗：《白噪音》，朱叶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第93页，第93页，第187页，第50页，第92页，第12页，第156页，第73页，第353页。
{12}{23}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页，第9页。
{16} 吴致远：《技术的后现代诠释》， 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9} Twitchell， James B. The Trashing of Taste in Americ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250.
{22} 杨仁敬等：《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青岛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2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25} [德]沃尔夫岗·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7页。
{26}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消费文化语境中审美批评的价值倾向研究》（HB15WX030）
作 者：王敬民，文学博士，河北工程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西方文论。
编 辑：水 涓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