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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在自己村子里读书是一件很不错的事，虽然总共才三四十个孩子，分布在两个教室里，一、三年级一个教室，二、四年级一个教室，一个教室一位老师。上课时，一年级可以清楚地听三年级学生念课文;下课了，可以和同学们在学校边上的田地里追逐打滚。当然，读到五年级，就该去五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但是，过了1984年的春节，就不是这样了，我转学了。我不明白，我爸妈当时怎么狠得下心来，让还没十岁的我和十二岁的姐姐一起到三十五里外的镇上去读书。
于是，在我转学后的学习生涯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老师都和吃有关系。
那年春天，我读三年级下册，姐姐读五年级下册。我爸本想让我们直接转入新建镇小学，这样小学毕业时才可以考新建镇中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功，我俩只能去新建镇边上的一个村小—韩畈小学过渡一个学期。
韩畈距离新建并不远，可是对于两个瘦弱的农村小姑娘来说，却是时时处处都觉得困难。首先要解决的是吃住的问题，我俩是幸运的，当时在韩畈小学任教的婉老师家里还有空房间，并且她愿意收留我们。婉老师叫楼婉蓉，是新建人，她的丈夫是新建中学的副校长，她的女儿王英高中毕业了，在学做衣服，儿子王胜已经上高中。只是因为韩畈小学里有好几位姓楼的老师，为了方便称呼，才把她称为婉老师。婉老师有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上常常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我们似乎从没见过她生气。于是，中餐和晚餐，我和姐姐都跟着老师们在学校的小食堂里用饭盒蒸饭吃，至于菜嘛，那就只有从自家带来的梅干菜或酸菜，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一瓶可以吃上一个星期。梅干菜干巴巴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油，能看到大颗大颗的盐巴，酸菜天气热放不牢，到星期四或星期五差不多就馊掉了。老师们的菜也都是从各自家里带的。傍晚，我俩再走路回新建，去婉老师家里睡觉。
从学校出来，穿过韩畈村，沿着一条拖拉机可以开过的路，就能一直走到新建大桥。机耕路沿着新建溪向东延伸，有三四里路，两旁是高大的苍蝇树，还有各色野花。春天，路旁风光无限，但我还小，欣赏不来，只注意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比如摘一个野草莓，拔一棵狗尾巴草，从苍蝇树上扯下一串小“元宝”……但是春天里这样的好日子并不常有，更多的时候，我和姐姐合撑一把伞，在风雨中飘摇，任由雨水浸湿我们破旧的解放鞋，淋湿我们单薄的衣裳。到了婉老师家，她会让我们赶紧脱下鞋子，擦干头发，换下衣服。此时的我，感受到一种像自己妈妈一样的关怀。
那半年里，对于我们来说，一天里最好的那一餐，就是早餐。一早，王英姐姐就从新建中学的大食堂里买来稀饭、油条、馒头。稀饭热乎乎的，油条金黄松脆，馒头蓬松暄软，味道真的不错。因为在我们自己家里，是从来没有油条、馒头的。婉老师看着我们吃饱了才让我们走路去韩畈上学。一路上，回味着美美的早餐，我感觉到全身充满力量。
半年后，姐姐上了新建中学，我也进了新建小学，我们还是借住在婉老师家里。只是早餐时，我们只能在新建中学的大食堂里蒸饭吃了。有时，饭盒里的水放得多了，饭就糊糊的;有时，水又会放得太少，上层的饭就半生不熟的;有时，饭盒还会被偷;有时，天气热，经过一夜的浸泡，到早上，蒸出来的饭是馊的，味道实在不好;有时，上完晚自修，早已饥肠辘辘，舀一调羹菜干泡开水，就是美味的夜宵。那些稀饭、油条、馒头也只能成为心头的念想了。直到我也上了新建中学，我和姐姐才搬到了新建中学的学生宿舍里。
婉老师还做得一手好米糖。有一年快过年了，婉老师突发雅兴，答应到我家里去帮忙做米糖。婉老师的到来似乎惊动了我们那个小村子，四邻八舍都来看热闹，大家看着婉老师怎么掌握麦芽糖的煎制火候，看着她怎么娴熟地搅拌着炒米泡，看着她怎么用彩色纸包起一块块的米糖……那一年，我家的米糖成了村里最好的年货。
住在婉老师家的两年半时间里，婉老师对我们的关心比妈妈还多。她的邻居曾多次打趣道：“婉老师就是你们的妈妈！”“叫婉老师妈妈好了！”不善言辞的我们好像只会羞赧地报之一笑……
到现在为止，我再也没吃到过比王老师家更好吃的肉包子。
王丽华老师是我在新建中学上初一时的代数老师。她个子很小，身子很瘦弱，剪着齐耳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年纪挺大，说话稍微用力一点就会咳嗽。
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课上，王老师来教室找我，叫我去她家。一路上，王老师也没说话，我惴惴不安，以为自己犯下了什么错误。走入操场边上的教师宿舍，跟着王老师进入房间。她去了厨房，用筷子夹出一个包子递给了我。我边吃着热腾腾的包子，边听着王老师说話：一个小山村来的女娃，却能将代数考一百分，超过了那么多新建的本地娃，四个平行班，这样的娃很少啊，以后要更努力……原来，这是王老师对我的奖励！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走出王老师房间的，也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对王老师说谢谢，但我清楚地记得，包子里面的肉馅口齿留香，我久久地回味着，舍不得吞下去。
那年我十二岁，印象中，家里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肉包子。在我家，虽然爸爸妈妈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着，干完田里干地里的，干完地里干山上的，干完山上还要忙家里的，妹妹还小，我和姐姐一到周末或者假期，就像两个小大人一样，干着农活、家务活，但是一年到头，家里的粮食总不够吃，时不时要拿着供应粮票去粮管所买米，家里到过年才能宰一头猪，平时能吃上新鲜肉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做肉包子、饺子、肉饼了。
或许是肉包子的奖励，学起代数来，我更努力了。然而到了初二，数学以几何为主，老师也换了。课堂上，我瞪大眼睛，集中注意，竭尽全力将题目听懂，可是到了自己做练习的时候，却又不知从何处入手。那时傻傻的我也不知道请教老师，也不知道问同学，更不敢将这些告诉自己的父母，由着自己在几何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到了中考数学的时候，考场里的我腿发抖、手冒汗，如坐针毡，一遍又一遍地算着自己的得分—68。代数题，我全做了，而且有把握拿分;几何题，一片空白，我束手无策。就这样，第一次中考失利，我感觉自己很对不起王老师的那个包子……
当时的很多农村娃，为了早日跳出农门，减轻家庭负担，如果第一次中考成绩不好，都会放弃读高中，而是选择复读。我也走了这样一条路。爸爸将我送到了缙云县城边上的周弄中学，跟着我姐姐以前的老师—陶国方老师。
陶老师很严肃，不苟言笑。我们复读生一般都会改名换姓，不方便住学校的宿舍。我借住在学校旁边的一户农舍里，和初一、初二的另外五个女生同一个房间，床铺就搭在地板上，依然是在学校的食堂里蒸饭，依然吃着从家里带来的梅干菜或咸菜。
那一年，最幸福的时光要属星期三。因为陶老师每次星期三上午上完课后，都要骑自行车回自己家里去帮忙干点农活，于是他就交代我，星期三中午食堂里的那份菜让我去领。这待遇，是老师才能有的！于是，每到星期三中午，我就把那一小碗菜端到房间来，慢慢省着吃两天。就这样，星期三、星期四，我都能吃上新鲜菜了！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复读，虽然我的数学成绩还是很差，但是凭借语文、政治、物理、化学的优秀成绩，我上了中师分数线，进了松阳师范学校。对于我们这样的贫苦家庭来说，能早一日独立，能端上铁饭碗，无异于祖坟上冒青烟。
十六岁那年，进师范前做体检时，我知道了自己的身高—145厘米。三年师范生活，因为有了国家补贴，我身高长到了160厘米。
师范毕业后，我当了27年的一线教师，其间也有几次当中层领导的机会，甚至有一次考后备校长成绩名列前茅，但对于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还是愿意当一个小小的班主任老师。
27年里，我记住了奶奶对我爸妈说过的话：只要给我口粥喝就行，让三个孩子去读书吧;我记住了妈妈说过的话：家里三个女娃，自己一定要争气;我明白了爸爸为什么宁可让自己受累，也要把我们姐妹仨都转到镇校去读书;我记住了几位老师给予的关爱和鼓励……
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孩子心里能记住的老师。
但是，过了1984年的春节，就不是这样了，我转学了。我不明白，我爸妈当时怎么狠得下心来，让还没十岁的我和十二岁的姐姐一起到三十五里外的镇上去读书。
于是，在我转学后的学习生涯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的老师都和吃有关系。
那年春天，我读三年级下册，姐姐读五年级下册。我爸本想让我们直接转入新建镇小学，这样小学毕业时才可以考新建镇中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成功，我俩只能去新建镇边上的一个村小—韩畈小学过渡一个学期。
韩畈距离新建并不远，可是对于两个瘦弱的农村小姑娘来说，却是时时处处都觉得困难。首先要解决的是吃住的问题，我俩是幸运的，当时在韩畈小学任教的婉老师家里还有空房间，并且她愿意收留我们。婉老师叫楼婉蓉，是新建人，她的丈夫是新建中学的副校长，她的女儿王英高中毕业了，在学做衣服，儿子王胜已经上高中。只是因为韩畈小学里有好几位姓楼的老师，为了方便称呼，才把她称为婉老师。婉老师有胖胖的身材，圆圆的脸上常常洋溢着热情的笑容，我们似乎从没见过她生气。于是，中餐和晚餐，我和姐姐都跟着老师们在学校的小食堂里用饭盒蒸饭吃，至于菜嘛，那就只有从自家带来的梅干菜或酸菜，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一瓶可以吃上一个星期。梅干菜干巴巴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油，能看到大颗大颗的盐巴，酸菜天气热放不牢，到星期四或星期五差不多就馊掉了。老师们的菜也都是从各自家里带的。傍晚，我俩再走路回新建，去婉老师家里睡觉。
从学校出来，穿过韩畈村，沿着一条拖拉机可以开过的路，就能一直走到新建大桥。机耕路沿着新建溪向东延伸，有三四里路，两旁是高大的苍蝇树，还有各色野花。春天，路旁风光无限，但我还小，欣赏不来，只注意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比如摘一个野草莓，拔一棵狗尾巴草，从苍蝇树上扯下一串小“元宝”……但是春天里这样的好日子并不常有，更多的时候，我和姐姐合撑一把伞，在风雨中飘摇，任由雨水浸湿我们破旧的解放鞋，淋湿我们单薄的衣裳。到了婉老师家，她会让我们赶紧脱下鞋子，擦干头发，换下衣服。此时的我，感受到一种像自己妈妈一样的关怀。
那半年里，对于我们来说，一天里最好的那一餐，就是早餐。一早，王英姐姐就从新建中学的大食堂里买来稀饭、油条、馒头。稀饭热乎乎的，油条金黄松脆，馒头蓬松暄软，味道真的不错。因为在我们自己家里，是从来没有油条、馒头的。婉老师看着我们吃饱了才让我们走路去韩畈上学。一路上，回味着美美的早餐，我感觉到全身充满力量。
半年后，姐姐上了新建中学，我也进了新建小学，我们还是借住在婉老师家里。只是早餐时，我们只能在新建中学的大食堂里蒸饭吃了。有时，饭盒里的水放得多了，饭就糊糊的;有时，水又会放得太少，上层的饭就半生不熟的;有时，饭盒还会被偷;有时，天气热，经过一夜的浸泡，到早上，蒸出来的饭是馊的，味道实在不好;有时，上完晚自修，早已饥肠辘辘，舀一调羹菜干泡开水，就是美味的夜宵。那些稀饭、油条、馒头也只能成为心头的念想了。直到我也上了新建中学，我和姐姐才搬到了新建中学的学生宿舍里。
婉老师还做得一手好米糖。有一年快过年了，婉老师突发雅兴，答应到我家里去帮忙做米糖。婉老师的到来似乎惊动了我们那个小村子，四邻八舍都来看热闹，大家看着婉老师怎么掌握麦芽糖的煎制火候，看着她怎么娴熟地搅拌着炒米泡，看着她怎么用彩色纸包起一块块的米糖……那一年，我家的米糖成了村里最好的年货。
住在婉老师家的两年半时间里，婉老师对我们的关心比妈妈还多。她的邻居曾多次打趣道：“婉老师就是你们的妈妈！”“叫婉老师妈妈好了！”不善言辞的我们好像只会羞赧地报之一笑……
到现在为止，我再也没吃到过比王老师家更好吃的肉包子。
王丽华老师是我在新建中学上初一时的代数老师。她个子很小，身子很瘦弱，剪着齐耳短发，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年纪挺大，说话稍微用力一点就会咳嗽。
一天下午的课外活动课上，王老师来教室找我，叫我去她家。一路上，王老师也没说话，我惴惴不安，以为自己犯下了什么错误。走入操场边上的教师宿舍，跟着王老师进入房间。她去了厨房，用筷子夹出一个包子递给了我。我边吃着热腾腾的包子，边听着王老师说話：一个小山村来的女娃，却能将代数考一百分，超过了那么多新建的本地娃，四个平行班，这样的娃很少啊，以后要更努力……原来，这是王老师对我的奖励！我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走出王老师房间的，也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对王老师说谢谢，但我清楚地记得，包子里面的肉馅口齿留香，我久久地回味着，舍不得吞下去。
那年我十二岁，印象中，家里好像从来没有做过肉包子。在我家，虽然爸爸妈妈一年到头都在忙碌着，干完田里干地里的，干完地里干山上的，干完山上还要忙家里的，妹妹还小，我和姐姐一到周末或者假期，就像两个小大人一样，干着农活、家务活，但是一年到头，家里的粮食总不够吃，时不时要拿着供应粮票去粮管所买米，家里到过年才能宰一头猪，平时能吃上新鲜肉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做肉包子、饺子、肉饼了。
或许是肉包子的奖励，学起代数来，我更努力了。然而到了初二，数学以几何为主，老师也换了。课堂上，我瞪大眼睛，集中注意，竭尽全力将题目听懂，可是到了自己做练习的时候，却又不知从何处入手。那时傻傻的我也不知道请教老师，也不知道问同学，更不敢将这些告诉自己的父母，由着自己在几何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到了中考数学的时候，考场里的我腿发抖、手冒汗，如坐针毡，一遍又一遍地算着自己的得分—68。代数题，我全做了，而且有把握拿分;几何题，一片空白，我束手无策。就这样，第一次中考失利，我感觉自己很对不起王老师的那个包子……
当时的很多农村娃，为了早日跳出农门，减轻家庭负担，如果第一次中考成绩不好，都会放弃读高中，而是选择复读。我也走了这样一条路。爸爸将我送到了缙云县城边上的周弄中学，跟着我姐姐以前的老师—陶国方老师。
陶老师很严肃，不苟言笑。我们复读生一般都会改名换姓，不方便住学校的宿舍。我借住在学校旁边的一户农舍里，和初一、初二的另外五个女生同一个房间，床铺就搭在地板上，依然是在学校的食堂里蒸饭，依然吃着从家里带来的梅干菜或咸菜。
那一年，最幸福的时光要属星期三。因为陶老师每次星期三上午上完课后，都要骑自行车回自己家里去帮忙干点农活，于是他就交代我，星期三中午食堂里的那份菜让我去领。这待遇，是老师才能有的！于是，每到星期三中午，我就把那一小碗菜端到房间来，慢慢省着吃两天。就这样，星期三、星期四，我都能吃上新鲜菜了！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复读，虽然我的数学成绩还是很差，但是凭借语文、政治、物理、化学的优秀成绩，我上了中师分数线，进了松阳师范学校。对于我们这样的贫苦家庭来说，能早一日独立，能端上铁饭碗，无异于祖坟上冒青烟。
十六岁那年，进师范前做体检时，我知道了自己的身高—145厘米。三年师范生活，因为有了国家补贴，我身高长到了160厘米。
师范毕业后，我当了27年的一线教师，其间也有几次当中层领导的机会，甚至有一次考后备校长成绩名列前茅，但对于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还是愿意当一个小小的班主任老师。
27年里，我记住了奶奶对我爸妈说过的话：只要给我口粥喝就行，让三个孩子去读书吧;我记住了妈妈说过的话：家里三个女娃，自己一定要争气;我明白了爸爸为什么宁可让自己受累，也要把我们姐妹仨都转到镇校去读书;我记住了几位老师给予的关爱和鼓励……
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孩子心里能记住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