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应该十分爱惜。中华古籍十分丰富，浩如烟海，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依托。由于产生时间距今久远，古籍很容易受到损害。保护古籍，存留原貌；整理古籍，加强流通，都是我们古籍保护整理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古籍传统上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经、史二部文献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普遍的重视，近现代以来，集部文献的整理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出现了诸多以“全”字冠名的集部文献整理工程和著作。比较而言，子部文献的大规模整理则显得滞后。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山东大学“《子海》整理与研究”获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海”，是“子书渊海”的简称，是对子部文献大规模的、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作为《子海》四大板块之一，《子海精华编》力求撷英取粹，推出质量上乘的子部文献整理本[1]2。济南大学俞林波副教授整理校订的《元刊吕氏春秋校订》（2016年6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校订》”）就是其中一部。
　　虽然《吕氏春秋》整理本不乏精善之作，例如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1935年清华大学版，2009年中华书局版），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1984年学林出版社版，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2002年巴蜀书社版），但是，与他们相比，俞林波的《校订》仍然是特色鲜明，校订精良。接下来，我主要介绍一下这部书的特点。
　　一、底本最早 优势明显
　　《吕氏春秋》，汉代有高诱注本，是后世注解《吕氏春秋》者的主要依据，流传至今。宋代出现刻本，据《吕氏春秋·镜湖遗老序》知宋代有余杭镂本、东牟王氏本、内府大清楼藏本、资善堂本、镜湖遗老校本[1]4，今皆不存。今存最早的版本是元至正六年（1346）嘉兴路儒学刊本，明代又有人对此本进行了修补，有修补本传世。明代出现了一批校刻本，重要者几乎全是从元刻本所出：元至正六年嘉兴路儒学刊本→李瀚弘治十一年开封府许州重刊本、嘉靖七年关中许宗鲁刊本、万历七年张登云刊本，然后嘉靖七年关中许宗鲁刊本→万历七年姜璧刊本，李瀚弘治十一年开封府许州重刊本、嘉靖七年关中许宗鲁刊本→万历云间宋邦乂刊本[2]22。
　　清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本子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经训堂刻毕沅校正本。毕沅校正《吕氏春秋》集结当时诸多的校勘名家，例如余姚卢文弨、嘉善谢墉、嘉定钱大昕、仁和孙志祖、金坛段玉裁、江阴赵曦明、嘉定钱塘、阳湖孙星衍、阳湖洪亮吉、仁和梁玉绳、钱塘梁履绳、武进臧镛堂[3]712。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堪称精善之作，此本一出，后世皆从。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皆以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为底本，加以整理。
　　然而，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缺陷，就是未参考利用现存最早的元刊本。对此蒋维乔等有很好的考证，其《吕氏春秋汇校·吕氏春秋板本书录》曰：“毕校所称引，以‘李本’为較多，明云从李者，计有五条，陆心源、叶德辉因谓毕校祖‘李本’，是若‘李本’为众本之冠矣！然逐篇覆按，如《孟春纪·重己篇》注：‘无不到逆’，毕校云：‘“到”字从“李本”’；《季冬纪·不侵篇》：‘而必加礼于吾所，是国士畜我也’，毕校云：‘是，旧本多作“谓”，则当以“所谓”连读，今从“李本”作“是”，义长’；《审应览·重言篇》‘湫然清静者’，毕校云：‘唯“李本”作静’，《博志篇》‘皆文艺人也’，毕校云：‘文艺，本或作六艺，今从“李本”，与下篇合。’实则‘元本’亦皆作‘到’、作‘是’、作‘静’、作‘文艺’。毕氏何不据‘元本’，而独据‘李本’？明毕氏于‘元本’固未尝校理，非偶未照也。或手边无‘元本’，遂漫称为与近时本无异，乃独据‘李本’为说耶？不仅此也，又如《仲春纪·情欲篇》‘犹不可反’，注‘反见’。毕校云‘注疑是反复’，今按‘元本’作‘反还’，是他本作‘反见’，固未是；毕疑‘反复’，亦非本真。毕氏苟见‘元本’，何不据‘元本’以订之？”[2]5
　　元刊本的优势俱在，而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未加利用，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遗憾。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皆以毕沅校正本为底本，未以元刊本为底本。
　　《校订》以《吕氏春秋》现存最早的版本、《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12月）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为底本。该底本书前有《郑元佑序》、《镜湖遗老序》，为刘贞作嘉兴路总管期间于元至正六年（1346）刊刻于嘉禾之学宫，为刘贞之父刘节轩据镜湖遗老校本所校定。
　　元刊本“原书版框高二十二点四厘米，宽十五点七厘米”，半页十行，每行大字、小字皆二十，然偶有例外者。小字双行，亦偶有单行者。首有“南书房史官”、“海宁查慎行字夏重又曰悔余”两印章，卷一、四、九、一三、一五、一八、二十、二三的卷首有“得尌楼藏书”印章，为查慎行藏书。《郑元佑序》后有“明德”印章，后又有“嘉兴路儒学教授陈泰至正〦（下阙）吴兴谢盛之刊”一行。扉页有书写体题跋，一页有“周松霭大令手札”，文曰：“《吕览》卷二十二《慎行论》中有缓气之说，不独元板，明板亦不删，已捡得矣。笼口之说，大约在《淮南子》注中，弟处《淮南子》乃明刻本，有批点者，注极略，邺架所储或系别本，望便中查示。再《吕览》匆匆阅过，但纵目力所至恐尚脱漏，并乞留神再捡，为感。恕便纸。”一页有吴骞题跋，文曰：“此元初刻本，序文前半页乃查初白先生手笔抄补，真如白獭髓矣。兔床志。”
　　与众整理本不同，《校订》以元刊本为底本，充分利用现存最早版本的优势，特点突出。
　　二、参校众家 集其所长
　　《校订》以《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5月）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至正嘉禾学宫刻明补修本《吕氏春秋》和《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所收毕沅校正本《吕氏春秋》为校本。“元刻明修本”，书前有《郑元佑序》、《镜湖遗老序》，“原书版框高二十二点五厘米，宽十五点四厘米”，半页十行，每行大字、小字皆二十，然偶有例外者。小字双行，亦偶有单行者。首页有“仁龢朱复庐校藏书籍”印章，乃朱澄藏书。另外，还有“徐乃昌读”印章。《二十二子》由浙江书局于清光绪间辑刊而成，所收《吕氏春秋》为“光绪元年据毕氏灵岩山馆本校刻本”。 　　“元刻明修本”，对元刊本《吕氏春秋》进行了修补完善，在校对底本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吸收利用了《二十二子》所收光绪元年据毕沅灵岩山馆校刻本的校勘成果。可以说，校本选择合理、精当。
　　《校订》还广泛吸收众家的校勘成果，参校本如下：
　　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吕氏春秋汇校》（1937年2月中华书局排印本）、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2002年1月巴蜀书社排印本）、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2002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2009年9月中华书局排印本）、王念孙《吕氏春秋批校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本）、王念孙《读书杂志》（1985年7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王氏家刻本）、俞樾《诸子平议》（1954年10月中华书局重印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孙诒让《札迻》（1989年1月中华书局排印本）、梁玉绳《吕子校补》（《周秦诸子斠注十种》2007年9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清白士集本）、梁玉绳《吕子校续补》（《周秦诸子斠注十种》2007年9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槐庐丛书本）、陈昌齐《吕氏春秋正误》（《周秦诸子斠注十种》2007年9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岭南遗书本）、陶鸿庆《读吕氏春秋札记》（《读诸子札记》1959年12月中华书局排印本）、杨昭俊《吕氏春秋补注》（1942年刊印本）、范耕研《吕氏春秋补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六年刊）、李宝洤《吕氏春秋高注补正》（1974年8月华正书局影印民国刻本）、宋翔凤《过庭録》（1986年11月中华书局排印本）、孙锵鸣《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国故》月刊第一、二、三、四期）、杨树达《读吕氏春秋札记》（《积微居读书记》1962年9月中华书局排印本）、高亨先生《吕氏春秋新笺》（《诸子新笺》1962年1月山东人民出版社排印本）、孙人和《吕氏春秋举正》（《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四、五、六号，第二卷第一、五、六号）、刘文典《吕氏春秋斠补》（《三余札记》1990年11月黄山书社排印本）、谭戒甫《校吕遗谊》（《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三卷第一、二、三、四号）、沈祖绵《读吕臆断》（《制言》半月刊第一、二期）、刘师培《吕氏春秋斠补自序》（《左盦集》宁武南氏校印本）、刘师培《吕氏春秋高注校义后序》（《左盦集》宁武南氏校印本）、马叙伦《读吕氏春秋记》（1933年9月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夏纬瑛《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校释》（1979年2月农业出版社排印本）、松皋圆《毕校吕氏春秋补正》（日本文化十四年（1807）抄本）。[1]5
　　如上所列，《校订》运用参校本28部，足见校订者用力之勤。《校订》尤其吸收了现当代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吕氏春秋汇校》，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等校勘成果，集众家之长，成就最新整理本。
　　《校订》底本最早，优势明显，特点鲜明；参校众家，集其所长，成果最新。鉴于以上两点，《校订》堪称佳作。
　　当然，如果直接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经训堂刻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为校本，而非《二十二子》光绪元年据毕氏灵岩山馆本校刻本，那么《校订》将更加精善。
　　参考文献
　　[1]俞林波.元刊吕氏春秋校订[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2]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善诒.吕氏春秋汇校[M].北京：中华书局，1937.
　　[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作者简介：杜云虹，山东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目录版本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