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人赵贞吉不仅是一位以诗文著称的文学家，也是一位非常有政治主见的政治家。在选才用人上，赵贞吉有如下主张：对人才要加以培养和督导；要以仁纯之心察人；要知其是否是能容天下之人；要能久任；所用之人是贤人真儒，是敢于执法的直臣，是有忠孝节义的人。
　　[关键词]赵贞吉　人才思想　人才培养　知人善用
　　
　　赵贞吉(1508—1576)，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曾为穆宗侍讲。去世时，万历皇帝为之辍朝一日。他以诗文与杨升庵、任少海、熊南沙称为“蜀四大家”。他为人正直，敢于痛斥权臣误国。从其文集中，笔者发现赵贞吉不仅是一位诗文大家，而且也是一位思想敏锐的政治家，其人才思想就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赵贞吉的人才观
　　
　　赵贞吉非常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者邦家之基，而社稷之贞也”。赵贞吉认为后世的人主“欲成至治，当先务于得贤”。他将人才看得比兵与食还要重要，在《谢锦衣陆东湖书》中，他说：“仆尝谓兵食不足非国之患，人才不足则患之大也。今方隅之忧，岂不谓人才不足用之过哉?”
　　人才难得，就要注意人才的培养，并要加以督导。在《与谷近沧中丞书》中，赵贞吉说：“诸生进身之初，良心焕发之日，得大贤尊达引而伸之，使之跃然感动，知有向往。此事关系至大，犹重于为民造一时丰乐之福者矣。”为什么呢?赵贞吉用层层递进之法推导说：“天下无善治，由于人才之不具；才之不具，由于学之不明；学之不明，由于在位无人有以倡导鼓舞开发之耳。”可见督导之重要。
　　赵贞吉甚至认为唐肃宗能用李泌、郭子仪等平定“安史之乱”，并成就“中兴之功”，也是靠前朝的培养。他说：“李泌虽是奇才，然非玄宗长养栽培于无事之日，肃宗亦安得用之于有事之时乎?”
　　赵贞吉还以种树来喻对人才的培养：“十年之计，莫如种树；百年之计，莫如种人。种树在力，种人在智。种树为利，力之广也；种人为天下后世，智之广也。”他称赞文翁、郭有道(按，即郭泰)、王文中(按，即王通)、范希文(按，即范仲淹)、程伯淳(按，即程颢)这些人“必能种一时之人才”，而“在有国宰衡，则菁峨械朴吐握恺悌之化，必能种一代之人才”。
　　用人之道，重要的是还要有察人用人之术。赵贞吉主张以仁纯之心察人。他说君主往往在用人时“好小人而不好君子”，这是因为小人容易亲近而君子不易亲近。所以“非夫以仁纯心之君，乌能察而知之，好而任之也哉?”有了仁纯之心，“而后能亲贤也”。他进一步提出用人要核其实，认为“用人而不核其实，与无才同”，如果举用“浮淫之蠹而加诸功实之上”，国家就不能振兴，“不可不虑也”。此外，察人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赵贞吉的知人观
　　
　　第一，要“惠不知人”。赵贞吉将孔子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作了新的阐释：“人不知我，其失在人，此不足患也”，这是因为“其实有未充”，导致“修身而名不著”，如果“实充而名又不著”，那是因为“其积有未久也”。可见赵贞吉认为应首先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赵贞吉认为如果以上做到了，仍然“人终不知”，也不必担心，因为“不明之失在彼，而我之所得固在也”。人所要担心的是“我不知人”，因为“我不知人，则不明之失在己也”。而这样“不明”下去，“其于人也，是非邪正之莫辨，而形迹疑似之不分矣。”
　　第二，知人难在知其心术，因而不可用无有实心和变诈之人。赵贞吉称赞帝尧不因丹朱“心性开通明哲”就用之，也不因共工有功而用之。赵贞吉以帝尧知人善任来告诫明穆宗：“夫君道在于知人，而知人最为难事非知其才能之难，乃知其心术之难也。”
　　第三，知其是否是能容天下之人。赵贞吉在讲《尚书·秦誓》说：“《大学》传言，为人上当公其好恶，又要用得一个公好恶的大臣，乃可平治天下。”这里的“公好恶”的大臣“其心断断然诚实，无他才能，只是度量宽弘，能容天下之人”，因为只有能容天下的大臣，才能做到：“见人有才能，即如己之才能；见人有俊美之质、通明之德，则其心好之不但如他口中称扬的言语。”这样的大臣，其度量能容天下之善，“真如海之容众流也，如山薮之容众物也”。人君得到这样的大臣而用之，“必能保我子孙常享富贵；保我黎民常享太平，其利不亦大哉?”
　　第四，知人而能久任。赵贞吉在给明穆宗的讲章中盛赞唐太宗重用善于守边的李世勤。他分析说：“假若得一好将如世勋，而不久任他，欲求其令行禁止，必不可得。此太宗之所以为明君也。”对唐太宗用人久任的赞赏，实际是赵贞吉在劝诫明朝皇帝应知人并久任之。
　　
　　赵贞吉的善任观
　　
　　第一，用贤人真儒。嘉靖十七年(1538年)，赵贞吉因感思明世宗“初年锐意圣学，后稍陵迟，颇惑方术，遂疏言敷求真儒，以赞大业”。在《乞求真儒疏》中，赵贞吉说：“人非不用，而鲜获得贤之效”，其原因是这些人“罔怀报主，因循偷安，流风委靡；股肱师保之义，郁而不明；论道经邦之职，旷而不修。日久日浸，无复奋庸之气”。赵贞吉认为用这样的人是难以成就大业的。所以他认为应该用吕望、傅说这样的大贤真儒之人，并说：“真儒者，适治之良骏而平章之利器也。”有了这样的真儒，“阴阳未调，水旱相仍，则大臣忧之；肆夷未宾，军务敝颓，则大臣理之；黎民流离，府库空虚，则大臣恤之；风俗衰恶，人才颇僻，则大臣率之；贪夫显行，酷吏未除，则大臣治之；百度未张，万方未和，盗贼具兴，则大臣任之”。赵贞吉所说的“真儒”来源于那些“明先圣之道、蕴经世之学、仁智老成之士”。赵贞吉认为：“取其尤著者以礼宾之，以师资处之，必究其道德之实、精一之蕴，庇民易俗之具。果系一代真儒，允契帝心者，则寄股肱辅佐之任，无令尚父良弼得专美于前。”
　　第二，用敢于执法的直臣。赵贞吉给皇帝侍讲《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唐太宗“以选人多以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之章，其略如下：“上欲依新行敕令”杀一个诈冒资荫的人，兵部郎中戴胄奏只当依律拟以流罪，太宗怒说这是守旧法而使朕失新敕之信。戴胄说：“敕者出于人君一时之喜怒，过喜则失于出，过怒则失于入，未可执以为信也。若那法律乃是酌古准今，当于人心，合于天理的，人君与天下后世共守此以为大信。”太宗对戴胄法重于敕之论很高兴，说：“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赵贞吉认为：“太宗初虽怒其违敕，后遂喜其执法，从谏如转圜，真英主也。”并说戴胄“犯颜争论于太宗之前，其事甚多，言如涌泉之不竭，上皆从之，天下遂无冤狱”。赵贞吉还将戴胄与西汉时“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对举说：“今戴胄在唐太宗朝为大理，亦令天下无冤狱，皆名臣也。人君当求此等人才用之，则天下国家可理矣。”
　　第三，用有忠孝大节的人。赵贞吉认为那些“徒事于博文稽古之功，而于人伦根本之大者，反不能实用其力”的人，不足以为学。这里的“根本”就是“忠君孝亲”，即：“事父母则能竭力而不遗，竭其身力以备顾养之奉，竭其心力以善怡悦之方”；“事君则思委身而不贰，在近地则委身于密勿之任，在远地则委身于扦御之劳。”赵贞吉认为：“人君欲求才以治天下，若得如前忠孝大节之人，好善质实、才与诚合之士而用之，则化理之成亦不难矣。”
　　第四，不喜媚悦之臣，而喜鲠直之臣。赵贞吉讲《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唐纪五十四》：李吉甫以天下已太平劝唐宪宗稍寻乐事，而李绛以“汉文帝时兵不血，木无刃，家给人足，贾谊犹以为厝火积薪之下，不可为安”劝唐宪宗不要因表面的太平而享乐。唐宪宗最终听从了李绛的意见，并说：“吉甫专为悦媚，如李绛，真宰相也。”赵贞吉评价说：“夫宪宗之为君，不喜吉甫之媚悦，而取李绛之鲠直。虽太宗之英明何以加哉!此唐祚之所以中兴也。”
　　第五，可用“山人隐士”。在非常之时，赵贞吉也主张用非常之人。他为明穆宗讲唐肃宗用李泌之事：唐肃宗即位于“安史之乱”的危急之时，他“欲举朔方将士恢复两京，迎还上皇”，乃与所招山人“李泌者按行军垒中”，众人都“惊怪不已”。唐肃宗以“安三军之心”等为由，使不问世事、一心想过隐居生活的李泌不得不感其“知遇之恩”而不敢辞。赵贞吉认为肃宗此举为后来用李泌、郭子仪等“成中兴之功”打下了基础。
　　第六，择贤相并信任之。赵贞吉讲《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唐纪二十六》谈到唐玄宗即位时，首相姚元之以“当序迁郎官”之事请玄宗作决定，玄宗始终“默然不答”。玄宗之意是首相之责乃在帮助皇上处理“万几庶务”，并“择其大事有关系者奏闻，与朕商议”，像“序进郎官卑秩”这样的“细琐之务”也“以烦朕，则将焉用彼相哉?”赵贞吉对此阐述说：“人君劳心清问，访求才德俱备者以为之相。定相之后，惟与之同论天下大事；若小事尽付之而不自烦，此之谓识体。”此言虽主要是谈首相的职责，实际上也是对皇帝应信任贤相的规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