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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标题引自沈虹光剧作《丢手巾》剧前“但愿不是多余的提示”，这句话不仅是作者对《丢手巾》一剧舞台设置的“提示”，而且也概括了作者对生活与艺术的领悟，同时也是对作者多数剧作艺术特色的概括。沈虹光的剧作大多是平实的，有的场景甚至近乎琐细，但作者能从平实琐细的生活中发现深刻的内涵，能从平易见奇崛，确实创造出了让人震撼的艺术作品。
题材选择：当代都市的斗室微澜
沈虹光剧作的题材具有多样性。《寻找山泉》通过老干部粟秉山等回到当年从事革命斗争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寻找当年支持掩护过革命战士的乡亲七嫂的过程，侧面描写了新中国建立前夜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革命老区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的父母之乡》通过老年冰心回忆其父母以及家乡的生活，讴歌了晚清水师官兵的英勇与气节；《战成都》正面描写新中国建立之初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人民解放军在成都作战，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支持，控制复杂局面，稳定四川的情形。三部剧作，特别是后两部有对历史风云的描绘，有刀光剑影和惊心动魄的冲突，隐含着作者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的反思。
然而，这类题材在沈虹光的剧作当中只占少数，沈虹光剧作的题材大多属于斗室微澜，而且是发生在当下的都市现实生活中的涟漪。例如，《五二班日志》写改革开放之初一群小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的平凡生活——五二班班主任乐老师和教数学的李老师耐心地教育学生，对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吉冬等更是关怀备至，但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受到仅一墙之隔的公园游乐活动的干扰，不同的家庭环境对学生的成长也有着不同的影响；用日志形式串联起来的小学班级师生的生活平凡琐细，几乎没有什么波澜。《搭积木》写结婚十多年的一对普通夫妻的“冷战”。女主人公是普通的歌唱演员，男主人公是职位不高的机关干部，尽管他们已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但婚姻就像搭起来的积木，一触即溃。家庭里无休止的争吵通常是由于吃鱼时一个要放醋，一个却不同意之类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引起的，这种发生在拥挤的斗室之内的磕碰、挤兑，有时却要用知识分子的“面子”掩盖起来——在孩子、同事面前，他们不得不戴上另一副面具，立即改扮成好父母、贤伉俪的角色。《同船过渡》写“团结户”里的两户人家因共用厨房、厕所而产生常见的邻里矛盾，不堪忍受的刘强、米玲夫妇突发奇想，背着单身退休小学女教师方老师为她征婚，想把她挤走。不明就里的退休老船长高爷爷手捧鲜花前来应征，性格怪癖的方老师羞而恼，将他赶走。不料电视台得知此事要来拍片，米玲只好去把高爷爷骗来，说方老师只是爱面子，其实心里是想他再来的。因米玲跟着前男友经商，刘强与米玲的婚姻出现危机，高爷爷用自己的婚姻经历和人生体验教育两个年轻人学会宽容，珍惜人生中“同船过渡”的幸福，方老师也从高爷爷的人生体验中受到触动。刘强夫妇打算把高爷爷接进“团结户”，让两个老人结成伉俪，可是在远行的船上值完最后一个班的高爷爷却离开了人世，再也没有回来。剧中所描写的生活是平凡而琐细的，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和刻意编织的离奇曲折的故事。《幸福的日子》写大龄女青年李辛挑起抚养失去父亲的小男孩小可的重担以及她与同龄人何大远、吴小青之间的感情纠葛。李辛与小可的爸爸本来并不是恋人关系，但当小可的爸爸失踪之后，她便担当起了小可后妈的角色，含辛茹苦，形同亲娘，终于感化了一直不接受她的小可，小可远在美国的母亲要将他接走时，小可决定留在李辛身边。剧作的主要情节是在李辛居住的斗室中展开的，生活场景是琐细而司空见惯的。《丢手巾》写工厂单身女工宿舍里离异女子惠苇、大龄女乔媛和宿舍管理员周师傅的日常生活。惠苇不断相亲，但始终没有相中，最后见面的竟然是自己的前夫。乔媛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怀了“他”的孩子，但却没有告诉“他”，“他”也始终没有出现，来找乔媛扯皮的是“他”的妻子紫衣女人，最后，紫衣女人特意来告诉乔媛，她的丈夫决定不再提离婚了。周师傅每天负责看守女单身宿舍的大门，同时负责烧开水和接电话。她热心地为每个准备结婚的女职工收“份子钱”。剧中的故事大多是在惠苇与乔媛合住的单身女工宿舍里展开的，没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情节，单身女工宿舍的生活是琐细而平淡的。《临时病房》写一乡下老太和一城里老头因医院病房紧张而被安排进一间临时病房，老头子对这种“男女混住”的安排很是不满，但也无法改变。老头子睡眠不好，老太婆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老头子说话轻声细语，老太婆则放开喉咙说话，好像是唯恐别人耳聋；老头子爱干净，老太婆却在医院里捡废品，又把别人的脏衣服拿来洗，想挣几个钱……全剧围绕着两个同住一室的病人因城乡差别、家庭环境、生活习惯、个性特点不同所引发的琐碎的小摩擦，展开，通过不断发生的小摩擦，两个老人也慢慢接近和了解了对方，深感孤独、心情抑郁的城市老头被乡下老太的豁达乐观、勤俭节约、热心快肠、淳朴真诚所打动，他出院回家后反而不习惯——因为听不到乡下老太的呼噜了。
总之，这些剧作所表现的无不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在拥挤狭窄空间中的都市情感微澜，平凡而琐细，但有很强的现实感和真实性。在这些剧作中没有越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传奇故事，没有令人回肠荡气的波澜起伏。即使是写爱情，作者选取的故事也毫无浪漫可言，缺少吸引眼球的“光鲜色彩”。例如，高爷爷与方老师的黄昏恋，李辛、何大远、吴小青的“三角恋”，乔媛的婚外恋都缺乏浪漫色彩，平淡无奇，而且剧中对爱情着墨甚少，有的“恋人”甚至没有出现，有的恋爱对象也只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剧中着墨最多的是平凡真实而琐细的日常生活，是在琐细的磕碰中人所透露出来的精神意蕴。
沈虹光剧作的题材具有多样性，体现了她驾驭不同题材的能力，但她写得最多也最为成功的还是关于活跃在当下的小人物的斗室微澜。尽管《我的父母之乡》、《战成都》也都颇有张力，前者成功地塑造了清朝北洋海军军官谢葆璋、谢葆璋的奶娘阿姆、谢葆璋之女——作家冰心等人物形象，后者成功塑造了贺龙、冷梅清、冷怀武、刘文辉等人物形象，而且两部剧作在艺术形式上颇不相同，体现了剧作家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但沈虹光的代表作应首推《同船过渡》，这部标志着沈虹光最高成就的名作便是以当下都市的斗室微澜为描写对象的。
沈虹光剧作在题材选择上的特点与作者坚持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艺术追求有关。沈虹光生长在都市，对当下都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以此为题材，既有驾轻就熟之便，亦能体现她不粉饰、不虚美、不歪曲、以本真示人的风格。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是她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沈虹光剧作的题材不是假于他人之手，而是她从生活中认真爬梳之所得，其中融汇了作者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独特领悟，因此，它虽然平凡琐细但却显得真实厚重，这种作品远比假手他人的“重大题材”更有内涵，也更能打动人心。沈虹光剧作的题材选择抛弃了对传统“冲突论”的迷恋，也与形形色色的西方戏剧新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的剧作所描写的生活大多像一湾可感可触的止水，波澜不惊，但幽深难测。
人物塑造：个性鲜明而独特的普通群众
在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中，既有以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伟大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例如古希腊悲剧大多如此；也有以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例如关汉卿的杂剧大多如此。可见，戏剧作品的成败与剧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并无太大关联。剧中人物的刻画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剧作家能否做到使其剧中人性格鲜明生动和形象难以重复。当然，剧作家热衷并擅长于写什么样的人物与剧作家的思想、生活、艺术表现力以及剧作的艺术蕴含和特色等也是密切相关的。
沈虹光的剧作既刻画了像谢葆璋、冰心、贺龙、刘文辉、粟秉山等“高层人物”的形象，也塑造了像乐老师、李老师、妮娜、童明明、吉冬、万能脚、方老师、高爷爷、刘强、米玲、刘大香、李天佑、王艳艳、李辛、小可、何大远、吴小青、舅舅、乔媛、惠苇、周师傅、“他”、“她”、毛毛等普通群众的形象。数量最多，刻画得最为鲜明生动的还是普通群众的形象。这些人中既有工人、普通职员、普通演员、小学老师、小学生、资料员、个体小商贩、医生、护士，还有跑江湖的卖艺人和农民，很显然，都市中的普通市民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地位不高，并非俊男靓女，也没有突出的才能，命运遭际亦很平常，真的是芸芸众生。这里仅举一例。《幸福的日子》以都市大龄女青年李辛为主人公，作者在剧前这样介绍这位女主人公：“李辛是那类大城市中常见的职业女性，大学专科毕业，在一家研究所做一份资料员的工作。她长得不难看，但也绝不漂亮，普普通通，看上去不大能制造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工作之余她看看小说以及各种为女性而编的杂志，生活很稳定，自然也很平静。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三十岁的她尚未为人之妻。她属于人们常说的‘大龄女青年’。现在，她的头发胡乱地往后拢着，袖子高卷着，腰间胡乱地系着一件男人的衣裳充作围裙。她在干家务事。一会儿捧着杯盘匆匆去洗，一会儿拿出抹布到处擦，一会儿又洗地板，几乎是不停地在屋内来来回回地走动着。”① 很显然，主人公李辛实在是太普通了。
聚焦都市中的普通人，既与作者比较熟悉他们有关，也与作者的自我定位和艺术追求有关。作者在《沈虹光剧作选》的“代后记”中有一段话，阐明了作者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也表达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追求：
我是普通人。我在普通人的世界里生活，
我描写过许多普通人，我发现自己与描写对象
竟那样相似相通，他们所具有的优点和弱点我
都有，亲子之爱，男女之欢，美丑并蓄和无所
谓美丑的复杂人性在我身上一样存在……和普
通人在一起我感到自如，因此我写他们，孩子、
教师、农民、小干部，芸芸众生。剖析他们常
觉得是在剖析自己，有时我似将自己切割，一
分为二，一分为三地附着到不同的、甚至彼此
对立的人物身上。我想编剧人应该坦诚平易地
说出自己的话，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说教和训
导，因为台下的人与你是平等的，能够在舞台
上说自己的话是编剧人的幸运，而这决不意味
着获得了导师的权利。②
这段话也可以说是解读沈虹光剧作中的人物的一把钥匙。沈虹光所刻画的普通人包含四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他们是地位不高的小人物；其二，他们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既非完人亦非坏人；其三，他们有着美丑兼蓄和无所谓美丑的复杂人性；其四，他们既是他者，也是自己。
沈虹光的剧作在刻画人物时抛弃了把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传统做法，除了《战成都》和《我的父母之乡》之外，其它剧作中都没有坏人登场，活动在剧中的大多是有弱点的好人，剧作家对他们既不是仰视，拔高美化，也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借其表现忧国忧民的精英情怀，而是以朋辈、亲人、同类的友善去亲近他们，用平视的视角去观察和描绘他们，将自己的认知、感悟投射到所刻画的人物身上，因此，许多剧中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早已在西方颇为流行的荒诞派戏剧等西方现代戏剧大量涌入我国，我国戏剧界一时靡然向风。荒诞派戏剧号称“反戏剧”，剧中人只是剧作家手中的玩偶和表达某种哲学理念的符号，谈不上什么个性。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戏剧也有削弱人物个性的倾向。沈虹光的剧作在人物塑造上没有因袭善恶分明的固有传统，也没有向西方现代戏剧的某些派别看齐，而是吸取中外戏剧史上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经验，重视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塑造出了一批个性鲜明，具有时代感和民族性，难以重复的人物形象。例如，《同船过渡》中的方老师、高爷爷、刘强、米玲，《临时病房》中的刘大香和李天佑，《幸福的日子》中的李辛、小可、何大远，《丢手巾》中的周师傅、惠苇、乔媛，《搭积木》中的“他”和“她”，虽然都是普通人，但不同于中外戏剧史上任何一个小人物，他们血肉丰满，栩栩如生，面貌各异。其中有些人物的性格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能让观众从他们的身上看见国人的精神生活史，看见文化的熏染与变迁。例如，《同船过渡》中的方老师和高爷爷，《临时病房》中的刘大香和李天佑，《幸福的日子》中的的李辛，《丢手巾》中的周师傅等人物的性格中就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蕴涵，他们就像摊在观众面前的一本本书，能让观众领悟到国人的精神生活史。
艺术张力：令人震撼，耐人寻味
在戏剧史上，剧作家们吸引观众的“招数”各不相同，人物命运的巨大转折，浪漫凄美的爱情描写，出入人鬼的传奇故事，让人解颐的科诨笑料，催人泪下的悲情挥洒，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等都是有效的“法宝”。然而，这些“招数”在沈虹光的剧作中均难寻觅，她的剧作中没有人物命运的巨大转折，没有浪漫凄美的爱情描写，没有让人爆笑的科诨，没有催人泪下的悲情，没有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但沈虹光平易甚至平淡的剧作却大多有较强的艺术张力，能吸引观众，真所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例如，欣赏《同船过渡》时，听罢高爷爷讲述自己如何对待已经去世的妻子，观众无不潸然泪下，走出剧场，剧中人“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到老了才晓得，人这一辈子，最长远、最有分量的是什么”的真情告白在耳畔久久回响。欣赏《临时病房》时，当刘大香决定出院回家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已经出院的同室病友李天佑赶来送别，刘大香面对死亡的淡定、从容、乐观，他对即将飞赴美国与儿女团聚的李天佑絮絮叨叨的嘱咐和送给即将临盆生子的护士王艳艳的婴儿服，让前来送行的李天佑和王艳艳动容，也让观众感叹唏嘘。这种感动是从剧作所呈现的人生况味中所获得的，正因为有了醇厚的人生况味，平淡甚至近乎琐屑的台词、场景才有了超出字面、画面的意义和力量。
沈虹光的剧作是如何以平淡见奇崛的呢？我以为这与剧作家赋予剧作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善于在平淡琐细的生活画面中营造有意味的戏剧情境有关。
沈虹光的剧作在题旨传达上摆脱了传统的宣传某种思想理念的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我国长期流行；也没有因袭通过整体象征的方式传达社会人生认知的西方现代派戏剧的题旨传达模式，这种模式强化剧作的哲理性，但忽视形象性，故观赏性比较差。正因为沈虹光能独辟蹊径，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她的剧作中概括出某种思想蕴涵，恐怕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例如，《同船过渡》到底宣传了一种什么思想呢？《临时病房》、《幸福的日子》、《搭积木》各自传达了一种什么观念呢？我看很难用一两句话准确地揭示出来。即使是对《同船过渡》中高爷爷所说的“人的一生中最长远、最有分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句话的回答恐怕也是颇不相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答案不同的观众都从中获益良多，都受到了感动。这是因为，感动人的主要不是某种思想观念——即使这种思想观念是先进的，感动人心的是平淡而又浓烈的情感、醇厚而又多样的人生况味和深刻而又真切的人生体验，而这些才是沈虹光剧作所传达的题旨。沈虹光的多数剧作准确而又深入地描写了普通人的人性和生活，这种描写虽然无关褒贬，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和结论，但其笔力已深入到养成这种人性的文化层面，故具有一定的深度，能引发人的思考，因而也具有了感动人心的震撼力。
古人有云：文如看山不喜平。看戏就更是如此，平淡琐细的生活本身是缺乏张力，无法让人感动的。沈虹光的成就在于把平淡琐细的生活转化成了审美对象，使之具有了让人震撼让人回味的美的力量，这与其长于在平淡琐细的生活中营造有张力的戏剧情境是密切相关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同船过渡》中，前来应征的高爷爷被又羞又恼的方老师臭骂了一顿赶走了，一场由恶作剧而引起的黄昏恋眼看就没戏了，可这时电视台知道了，觉得这关系到老龄社会中老年人的幸福，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值得宣传，故决定来“团结户”拍片，但电视台并不知道这事儿起于刘强夫妇的恶作剧，更不知道高爷爷登门应征碰了一鼻子灰的“前情”。刘强夫妇万万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只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走下去。他们需要把已经闹僵的两位老人弄到一起，但又不能告诉他们实情，还不能让电视台的人看出破绽来。拍电视本来是常见的生活现象，但由于剧作家匠心独运的艺术处理，这场戏就变得生动有趣，难以逆料，颇有张力，耐人寻味了。又如《搭积木》中“他”和妻子“她”刚刚争吵过，已经商定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这时“他”单位的同事——松松的爸爸妈妈因大打出手双双来找“他”（科长）评理。“他”和“她”只好立即改扮成相亲相爱的贤伉俪一起出面劝架。劝架场面司空见惯，本无美感可言，但由于劝架的夫妇俩和打架的夫妇俩其实都正经历着婚姻解体的考验，而劝架的“他”和“她”却不得不戴上面具，对上门求助的夫妇俩说出一番又一番夫妻应该相亲相爱的大道理来，并且建议他们把自己家里珍藏的宣讲夫妻恩爱的《家庭百科》拿去读一读。这就构成了颇有意味的戏剧情境，耐人寻味。
沈虹光的剧作于平易中见奇崛，似淡而实美，“平易”已成为一种具有张力的艺术之境，这种美感的创造基于剧作家不一般的艺术功力。
注释：
① 沈虹光：《幸福的日子》，《新剧本》1999年第3期。
② 沈虹光：《沈虹光剧作选·代后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作者简介：郑传寅，男，1946年生，湖北阳新人，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题材选择：当代都市的斗室微澜
沈虹光剧作的题材具有多样性。《寻找山泉》通过老干部粟秉山等回到当年从事革命斗争的家乡参加纪念活动，寻找当年支持掩护过革命战士的乡亲七嫂的过程，侧面描写了新中国建立前夜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革命老区人民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的父母之乡》通过老年冰心回忆其父母以及家乡的生活，讴歌了晚清水师官兵的英勇与气节；《战成都》正面描写新中国建立之初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率领人民解放军在成都作战，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支持，控制复杂局面，稳定四川的情形。三部剧作，特别是后两部有对历史风云的描绘，有刀光剑影和惊心动魄的冲突，隐含着作者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的反思。
然而，这类题材在沈虹光的剧作当中只占少数，沈虹光剧作的题材大多属于斗室微澜，而且是发生在当下的都市现实生活中的涟漪。例如，《五二班日志》写改革开放之初一群小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的平凡生活——五二班班主任乐老师和教数学的李老师耐心地教育学生，对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吉冬等更是关怀备至，但学校正常的教育活动受到仅一墙之隔的公园游乐活动的干扰，不同的家庭环境对学生的成长也有着不同的影响；用日志形式串联起来的小学班级师生的生活平凡琐细，几乎没有什么波澜。《搭积木》写结婚十多年的一对普通夫妻的“冷战”。女主人公是普通的歌唱演员，男主人公是职位不高的机关干部，尽管他们已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但婚姻就像搭起来的积木，一触即溃。家庭里无休止的争吵通常是由于吃鱼时一个要放醋，一个却不同意之类的鸡毛蒜皮的琐事引起的，这种发生在拥挤的斗室之内的磕碰、挤兑，有时却要用知识分子的“面子”掩盖起来——在孩子、同事面前，他们不得不戴上另一副面具，立即改扮成好父母、贤伉俪的角色。《同船过渡》写“团结户”里的两户人家因共用厨房、厕所而产生常见的邻里矛盾，不堪忍受的刘强、米玲夫妇突发奇想，背着单身退休小学女教师方老师为她征婚，想把她挤走。不明就里的退休老船长高爷爷手捧鲜花前来应征，性格怪癖的方老师羞而恼，将他赶走。不料电视台得知此事要来拍片，米玲只好去把高爷爷骗来，说方老师只是爱面子，其实心里是想他再来的。因米玲跟着前男友经商，刘强与米玲的婚姻出现危机，高爷爷用自己的婚姻经历和人生体验教育两个年轻人学会宽容，珍惜人生中“同船过渡”的幸福，方老师也从高爷爷的人生体验中受到触动。刘强夫妇打算把高爷爷接进“团结户”，让两个老人结成伉俪，可是在远行的船上值完最后一个班的高爷爷却离开了人世，再也没有回来。剧中所描写的生活是平凡而琐细的，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和刻意编织的离奇曲折的故事。《幸福的日子》写大龄女青年李辛挑起抚养失去父亲的小男孩小可的重担以及她与同龄人何大远、吴小青之间的感情纠葛。李辛与小可的爸爸本来并不是恋人关系，但当小可的爸爸失踪之后，她便担当起了小可后妈的角色，含辛茹苦，形同亲娘，终于感化了一直不接受她的小可，小可远在美国的母亲要将他接走时，小可决定留在李辛身边。剧作的主要情节是在李辛居住的斗室中展开的，生活场景是琐细而司空见惯的。《丢手巾》写工厂单身女工宿舍里离异女子惠苇、大龄女乔媛和宿舍管理员周师傅的日常生活。惠苇不断相亲，但始终没有相中，最后见面的竟然是自己的前夫。乔媛爱上一个有妇之夫，怀了“他”的孩子，但却没有告诉“他”，“他”也始终没有出现，来找乔媛扯皮的是“他”的妻子紫衣女人，最后，紫衣女人特意来告诉乔媛，她的丈夫决定不再提离婚了。周师傅每天负责看守女单身宿舍的大门，同时负责烧开水和接电话。她热心地为每个准备结婚的女职工收“份子钱”。剧中的故事大多是在惠苇与乔媛合住的单身女工宿舍里展开的，没有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情节，单身女工宿舍的生活是琐细而平淡的。《临时病房》写一乡下老太和一城里老头因医院病房紧张而被安排进一间临时病房，老头子对这种“男女混住”的安排很是不满，但也无法改变。老头子睡眠不好，老太婆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老头子说话轻声细语，老太婆则放开喉咙说话，好像是唯恐别人耳聋；老头子爱干净，老太婆却在医院里捡废品，又把别人的脏衣服拿来洗，想挣几个钱……全剧围绕着两个同住一室的病人因城乡差别、家庭环境、生活习惯、个性特点不同所引发的琐碎的小摩擦，展开，通过不断发生的小摩擦，两个老人也慢慢接近和了解了对方，深感孤独、心情抑郁的城市老头被乡下老太的豁达乐观、勤俭节约、热心快肠、淳朴真诚所打动，他出院回家后反而不习惯——因为听不到乡下老太的呼噜了。
总之，这些剧作所表现的无不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生在拥挤狭窄空间中的都市情感微澜，平凡而琐细，但有很强的现实感和真实性。在这些剧作中没有越出正常生活轨道的传奇故事，没有令人回肠荡气的波澜起伏。即使是写爱情，作者选取的故事也毫无浪漫可言，缺少吸引眼球的“光鲜色彩”。例如，高爷爷与方老师的黄昏恋，李辛、何大远、吴小青的“三角恋”，乔媛的婚外恋都缺乏浪漫色彩，平淡无奇，而且剧中对爱情着墨甚少，有的“恋人”甚至没有出现，有的恋爱对象也只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剧中着墨最多的是平凡真实而琐细的日常生活，是在琐细的磕碰中人所透露出来的精神意蕴。
沈虹光剧作的题材具有多样性，体现了她驾驭不同题材的能力，但她写得最多也最为成功的还是关于活跃在当下的小人物的斗室微澜。尽管《我的父母之乡》、《战成都》也都颇有张力，前者成功地塑造了清朝北洋海军军官谢葆璋、谢葆璋的奶娘阿姆、谢葆璋之女——作家冰心等人物形象，后者成功塑造了贺龙、冷梅清、冷怀武、刘文辉等人物形象，而且两部剧作在艺术形式上颇不相同，体现了剧作家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但沈虹光的代表作应首推《同船过渡》，这部标志着沈虹光最高成就的名作便是以当下都市的斗室微澜为描写对象的。
沈虹光剧作在题材选择上的特点与作者坚持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的艺术追求有关。沈虹光生长在都市，对当下都市平民的日常生活有比较深入的观察和了解，以此为题材，既有驾轻就熟之便，亦能体现她不粉饰、不虚美、不歪曲、以本真示人的风格。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是她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沈虹光剧作的题材不是假于他人之手，而是她从生活中认真爬梳之所得，其中融汇了作者对生活的真切体验和独特领悟，因此，它虽然平凡琐细但却显得真实厚重，这种作品远比假手他人的“重大题材”更有内涵，也更能打动人心。沈虹光剧作的题材选择抛弃了对传统“冲突论”的迷恋，也与形形色色的西方戏剧新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她的剧作所描写的生活大多像一湾可感可触的止水，波澜不惊，但幽深难测。
人物塑造：个性鲜明而独特的普通群众
在古今中外的戏剧名著中，既有以出身高贵地位显赫的“伟大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例如古希腊悲剧大多如此；也有以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例如关汉卿的杂剧大多如此。可见，戏剧作品的成败与剧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并无太大关联。剧中人物的刻画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剧作家能否做到使其剧中人性格鲜明生动和形象难以重复。当然，剧作家热衷并擅长于写什么样的人物与剧作家的思想、生活、艺术表现力以及剧作的艺术蕴含和特色等也是密切相关的。
沈虹光的剧作既刻画了像谢葆璋、冰心、贺龙、刘文辉、粟秉山等“高层人物”的形象，也塑造了像乐老师、李老师、妮娜、童明明、吉冬、万能脚、方老师、高爷爷、刘强、米玲、刘大香、李天佑、王艳艳、李辛、小可、何大远、吴小青、舅舅、乔媛、惠苇、周师傅、“他”、“她”、毛毛等普通群众的形象。数量最多，刻画得最为鲜明生动的还是普通群众的形象。这些人中既有工人、普通职员、普通演员、小学老师、小学生、资料员、个体小商贩、医生、护士，还有跑江湖的卖艺人和农民，很显然，都市中的普通市民占绝大多数。这些人地位不高，并非俊男靓女，也没有突出的才能，命运遭际亦很平常，真的是芸芸众生。这里仅举一例。《幸福的日子》以都市大龄女青年李辛为主人公，作者在剧前这样介绍这位女主人公：“李辛是那类大城市中常见的职业女性，大学专科毕业，在一家研究所做一份资料员的工作。她长得不难看，但也绝不漂亮，普普通通，看上去不大能制造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工作之余她看看小说以及各种为女性而编的杂志，生活很稳定，自然也很平静。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三十岁的她尚未为人之妻。她属于人们常说的‘大龄女青年’。现在，她的头发胡乱地往后拢着，袖子高卷着，腰间胡乱地系着一件男人的衣裳充作围裙。她在干家务事。一会儿捧着杯盘匆匆去洗，一会儿拿出抹布到处擦，一会儿又洗地板，几乎是不停地在屋内来来回回地走动着。”① 很显然，主人公李辛实在是太普通了。
聚焦都市中的普通人，既与作者比较熟悉他们有关，也与作者的自我定位和艺术追求有关。作者在《沈虹光剧作选》的“代后记”中有一段话，阐明了作者对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也表达了作者独特的艺术追求：
我是普通人。我在普通人的世界里生活，
我描写过许多普通人，我发现自己与描写对象
竟那样相似相通，他们所具有的优点和弱点我
都有，亲子之爱，男女之欢，美丑并蓄和无所
谓美丑的复杂人性在我身上一样存在……和普
通人在一起我感到自如，因此我写他们，孩子、
教师、农民、小干部，芸芸众生。剖析他们常
觉得是在剖析自己，有时我似将自己切割，一
分为二，一分为三地附着到不同的、甚至彼此
对立的人物身上。我想编剧人应该坦诚平易地
说出自己的话，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说教和训
导，因为台下的人与你是平等的，能够在舞台
上说自己的话是编剧人的幸运，而这决不意味
着获得了导师的权利。②
这段话也可以说是解读沈虹光剧作中的人物的一把钥匙。沈虹光所刻画的普通人包含四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他们是地位不高的小人物；其二，他们既有优点也有弱点，既非完人亦非坏人；其三，他们有着美丑兼蓄和无所谓美丑的复杂人性；其四，他们既是他者，也是自己。
沈虹光的剧作在刻画人物时抛弃了把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的传统做法，除了《战成都》和《我的父母之乡》之外，其它剧作中都没有坏人登场，活动在剧中的大多是有弱点的好人，剧作家对他们既不是仰视，拔高美化，也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借其表现忧国忧民的精英情怀，而是以朋辈、亲人、同类的友善去亲近他们，用平视的视角去观察和描绘他们，将自己的认知、感悟投射到所刻画的人物身上，因此，许多剧中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作者自己的影子。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早已在西方颇为流行的荒诞派戏剧等西方现代戏剧大量涌入我国，我国戏剧界一时靡然向风。荒诞派戏剧号称“反戏剧”，剧中人只是剧作家手中的玩偶和表达某种哲学理念的符号，谈不上什么个性。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戏剧也有削弱人物个性的倾向。沈虹光的剧作在人物塑造上没有因袭善恶分明的固有传统，也没有向西方现代戏剧的某些派别看齐，而是吸取中外戏剧史上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经验，重视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塑造出了一批个性鲜明，具有时代感和民族性，难以重复的人物形象。例如，《同船过渡》中的方老师、高爷爷、刘强、米玲，《临时病房》中的刘大香和李天佑，《幸福的日子》中的李辛、小可、何大远，《丢手巾》中的周师傅、惠苇、乔媛，《搭积木》中的“他”和“她”，虽然都是普通人，但不同于中外戏剧史上任何一个小人物，他们血肉丰满，栩栩如生，面貌各异。其中有些人物的性格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意义，能让观众从他们的身上看见国人的精神生活史，看见文化的熏染与变迁。例如，《同船过渡》中的方老师和高爷爷，《临时病房》中的刘大香和李天佑，《幸福的日子》中的的李辛，《丢手巾》中的周师傅等人物的性格中就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蕴涵，他们就像摊在观众面前的一本本书，能让观众领悟到国人的精神生活史。
艺术张力：令人震撼，耐人寻味
在戏剧史上，剧作家们吸引观众的“招数”各不相同，人物命运的巨大转折，浪漫凄美的爱情描写，出入人鬼的传奇故事，让人解颐的科诨笑料，催人泪下的悲情挥洒，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等都是有效的“法宝”。然而，这些“招数”在沈虹光的剧作中均难寻觅，她的剧作中没有人物命运的巨大转折，没有浪漫凄美的爱情描写，没有让人爆笑的科诨，没有催人泪下的悲情，没有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但沈虹光平易甚至平淡的剧作却大多有较强的艺术张力，能吸引观众，真所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例如，欣赏《同船过渡》时，听罢高爷爷讲述自己如何对待已经去世的妻子，观众无不潸然泪下，走出剧场，剧中人“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到老了才晓得，人这一辈子，最长远、最有分量的是什么”的真情告白在耳畔久久回响。欣赏《临时病房》时，当刘大香决定出院回家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已经出院的同室病友李天佑赶来送别，刘大香面对死亡的淡定、从容、乐观，他对即将飞赴美国与儿女团聚的李天佑絮絮叨叨的嘱咐和送给即将临盆生子的护士王艳艳的婴儿服，让前来送行的李天佑和王艳艳动容，也让观众感叹唏嘘。这种感动是从剧作所呈现的人生况味中所获得的，正因为有了醇厚的人生况味，平淡甚至近乎琐屑的台词、场景才有了超出字面、画面的意义和力量。
沈虹光的剧作是如何以平淡见奇崛的呢？我以为这与剧作家赋予剧作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善于在平淡琐细的生活画面中营造有意味的戏剧情境有关。
沈虹光的剧作在题旨传达上摆脱了传统的宣传某种思想理念的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我国长期流行；也没有因袭通过整体象征的方式传达社会人生认知的西方现代派戏剧的题旨传达模式，这种模式强化剧作的哲理性，但忽视形象性，故观赏性比较差。正因为沈虹光能独辟蹊径，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她的剧作中概括出某种思想蕴涵，恐怕是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的。例如，《同船过渡》到底宣传了一种什么思想呢？《临时病房》、《幸福的日子》、《搭积木》各自传达了一种什么观念呢？我看很难用一两句话准确地揭示出来。即使是对《同船过渡》中高爷爷所说的“人的一生中最长远、最有分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句话的回答恐怕也是颇不相同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答案不同的观众都从中获益良多，都受到了感动。这是因为，感动人的主要不是某种思想观念——即使这种思想观念是先进的，感动人心的是平淡而又浓烈的情感、醇厚而又多样的人生况味和深刻而又真切的人生体验，而这些才是沈虹光剧作所传达的题旨。沈虹光的多数剧作准确而又深入地描写了普通人的人性和生活，这种描写虽然无关褒贬，没有给观众一个明确的答案和结论，但其笔力已深入到养成这种人性的文化层面，故具有一定的深度，能引发人的思考，因而也具有了感动人心的震撼力。
古人有云：文如看山不喜平。看戏就更是如此，平淡琐细的生活本身是缺乏张力，无法让人感动的。沈虹光的成就在于把平淡琐细的生活转化成了审美对象，使之具有了让人震撼让人回味的美的力量，这与其长于在平淡琐细的生活中营造有张力的戏剧情境是密切相关的。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同船过渡》中，前来应征的高爷爷被又羞又恼的方老师臭骂了一顿赶走了，一场由恶作剧而引起的黄昏恋眼看就没戏了，可这时电视台知道了，觉得这关系到老龄社会中老年人的幸福，是一个很好的典型，值得宣传，故决定来“团结户”拍片，但电视台并不知道这事儿起于刘强夫妇的恶作剧，更不知道高爷爷登门应征碰了一鼻子灰的“前情”。刘强夫妇万万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只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走下去。他们需要把已经闹僵的两位老人弄到一起，但又不能告诉他们实情，还不能让电视台的人看出破绽来。拍电视本来是常见的生活现象，但由于剧作家匠心独运的艺术处理，这场戏就变得生动有趣，难以逆料，颇有张力，耐人寻味了。又如《搭积木》中“他”和妻子“她”刚刚争吵过，已经商定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这时“他”单位的同事——松松的爸爸妈妈因大打出手双双来找“他”（科长）评理。“他”和“她”只好立即改扮成相亲相爱的贤伉俪一起出面劝架。劝架场面司空见惯，本无美感可言，但由于劝架的夫妇俩和打架的夫妇俩其实都正经历着婚姻解体的考验，而劝架的“他”和“她”却不得不戴上面具，对上门求助的夫妇俩说出一番又一番夫妻应该相亲相爱的大道理来，并且建议他们把自己家里珍藏的宣讲夫妻恩爱的《家庭百科》拿去读一读。这就构成了颇有意味的戏剧情境，耐人寻味。
沈虹光的剧作于平易中见奇崛，似淡而实美，“平易”已成为一种具有张力的艺术之境，这种美感的创造基于剧作家不一般的艺术功力。
注释：
① 沈虹光：《幸福的日子》，《新剧本》1999年第3期。
② 沈虹光：《沈虹光剧作选·代后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第189页。
作者简介：郑传寅，男，1946年生，湖北阳新人，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