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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喜乐的这两个短篇渗透了生活的血和泪，让人不忍卒读。他为我们讲述了几乎永远处于社会边缘的苦难者的生活与情感。这些社会边缘者包括但不限于农民工、下岗工人、留守妇女老人、小商贩、小服务员等人物，他们是在新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变革中出现的，以往的文学典型形象如“多余人”“工农兵”等都无法容纳这些新的人物形象。因此，对他们的书写势必会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当下性。这种书写被论者称为底层书写，或者是底层叙事。
近十几年以来，底层书写成为文坛的一个热点，小说创作、评论文章都纷涌而出。无疑，对于底层的书写不仅在文学层面上具有拓宽题材、接续左翼文学传统的积极意义，而且更是将底层置于了广阔的社会变革视野中，在书写过程中底层能发声，甚至影响、改变生活。当然，这只是书写者的美好梦想，早就有论者提出，底层自己根本无法发声，“‘底层’是统治者的他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刘旭）。而南帆则强调底层的可以被代言性，他认为“鲁迅为首的一批现代作家再度证明，许多作家的想象力不仅可以细致地复活底层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良知和文学才能时常敦促他们摆脱世俗势利之见的拘囿而投入底层”。但是，这并不是底层书写的关键，底层书写的核心还是在于对底层的关注，对苦难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一些群体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在这个层面上，林喜乐的这两篇小说当然可以认为是底层书写。
以已有的概念去验证或者审视林喜乐的小说创作非本文目的，从具体的书写出发，深入分析叙事动机和呈现效果，并以发展多年的“底层文学”这一概念进行对比关照似乎更能展露出林喜乐小说的本色来。可以肯定的是，林喜乐是以直面悲惨生活的勇气和真诚来写作的，在他平静而细腻的笔调下，是所有人都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生命之重。
一、苦难中的悲鸣
苦难是很多小说避免不了的叙述、表达对象。在底层书写中，苦难叙事通常处于整个叙事的中心位置。没有苦难，何以底层？也因此，许多进行底层书写的作家热衷于对苦难的描摹，甚至攀比“苦难”，似乎越苦越难越底层，也就越有文学的力量。然而常常事与愿违。文学并不是苦难的堆积和夸大，虚假的苦难也无法打动人心。那么，创作中如何面对苦难，苦难在文本中的如何呈现，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衡量苦难书写成功与否的准则。
林喜乐的这两个短篇都表现了动人心魄的生活的苦难和无奈。《三战吕布》用血淋淋的死亡展示了苦难的无情。七十多岁的老拐子的儿媳在皮影表演中被倒下来的杆子砸死；后来儿子在工程队里被塌方的隧道压死；不愿意学习皮影，一心要去工厂打工的孙子的左腿被叉车削断；终于盼到孙子回来却看到孙子左腿截肢的老拐子最终受刺激而死———苦难把老拐子逼向了死亡。
老拐子演皮影戏为生，视皮影为命。在以前，“皮影戏是最有年头、最讲把式、听众最多的老艺门。日久年深，剧目丰富，风格各异，流派杂多，长期占据着农村文化娱乐的主要阵地。刚开放那阵子，随便一个戏班，每年演出三两百场不是啥稀罕事，尤其黄脸和老拐子所在的戏班，名声在渭水南北东西两府响当当的，谁见了不叫声角儿”。然而在社会剧烈的变化中，无数新型娱乐活动迅速发生发展，皮影戏不再是文化娱乐的中心，老拐子为代表的皮影艺人们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无法靠演皮影戏得到保障。因此，孙子重生不想学皮影，渴望去城市打工。传统的手工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衰落了，正是这一地位的转变，生活的苦难来临了，而费尽心思试图脱离苦难却带来了又一次苦难，比如渴望打工赚钱的重生的被截肢。
《S形模具》中，“我”是一个小小店铺的经营者，每天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难以实现学修汽车、娶媳妇的梦想，因此兼职给水塔房拉闸蓄水、给运沙车引路。然而“我”的生活仍然举步维艰，甚至因为吃饭花了27块钱而“心疼死了”。后来去省城学习修汽车，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我的5001元天天在减少，我痛恨自己要吃饭要住旅馆，什么时候金贵的要吃8块钱的扯面了？我毫不犹豫地退掉了位于城中村那家‘人在旅途’每晚15元的房子，决定去地铁站或过街通道过夜，我知道西大街就有地下过道”。生活的残酷在“我”这里已经显露无疑，然而，在大小S这里，“我”的苦难却相形见绌。
小S是孤儿，被大S喂药喂成了傻子，双腿也被大S用他的“手艺”经过S型模具的不断挤压做成了S腿。这样，大S拉着小S在大街上展示畸形双腿，以获得人们的施舍，从而维持生活。十二三岁的小S不仅是大S的赚钱工具，而且还要承受大S的欺压和侵犯。最后小S在一场大雨中死去……生活在这里，呈现出的是无比残酷甚至惨烈的一面。生命居然可以轻贱到这等地步，令人触目惊心
不论是老拐子、重生，还是“我”、大小S，都在苦难中挣扎着。这样的苦难中，个人的努力基本无济于事，只能在苦难中悲鸣。林喜乐用他具体细致的描述揭示了不可承受的苦难，令人震惊不已。然而，不管这样的苦难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苦难在他这里都不是最终的表达，他还有另外的诉求和思考，也因此，苦难与故事融为了一体，并不显得突兀。
二、人性的善与恶
林喜乐这两篇小说虽然表达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却都在行文中显示了或善或恶的人性。如何表现人性、表现出怎样的人性，关系着小说的整体基调和最终指向。
《S形模具》中，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呈现着一种丑恶卑劣甚至无人性的狀态。比如，大S的“手艺”实际上是把小孩子好好的双腿做成S型腿，通过摆惨象行乞。如此人神共愤之事却成为了大S炫耀的资本：“‘其实，我的手艺也很赚钱。’大S喝大了，摇头晃脑地说，‘在省城，我这个行道都知道我，有了活也会找我，给小男孩小女孩做这种漂亮的腿。’”而且，大S还认为，要不是他从小S三四个月大小开始，就用独门模具亲手给她制作了这副腿脚，小S是活不到今天的。更让人愤怒的是，才十一二岁的小S还要不断被他虐待和性侵。小S已经被变成了一个非人的工具。小S在雨中死去后，大S的表现是：“幽幽地说，‘可惜那条腿了’。”大S的无人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省城里却有着更多的大小S、大小U、大小L……这种无人性还体现在众人对待大小S的态度上，在亮亮的羊肉馆子里吃饭的人们甚至把小S当成狗，当成“连狗都不如”的“半人半鬼的傻子”。这时，小说中出现了全篇难见的亮色：“我”不顾别人的讥笑，给小S买了羊肉烧饼。 作为一个具有健全肢体、头脑正常能赚钱糊口的人，“我”也一样被人们看低，被视为低等生物。在“我”暗恋的田老师的眼中，“我”不入流，田老师从来没用正眼看过我。最后，田老师嫁给了“我”看不上眼的亮亮，因为他有钱，能满足田老师的要求。“我”好不容易凑齐学习汽修的钱，去省城后因为吃饭详细问了各种类价格却被人讥笑……人性是如此势利而贪婪。在这样的丑恶人性面前，“我”不断碰壁，最终无法在省城找到立足之地。
相比之下，《三战吕布》中显露出的人性却温暖而感人。老拐子丧妻多年，儿子儿媳又双双离世，生活拮据。而“隔壁陈观月的这个老伴，是远近出了名的热肠子，迟早做了可口饭菜，总忘不了给这个当了半辈子鳏夫的老邻居端过来一碗”。而且，在老拐子想演够一百场《三战吕布》招回孙子重生教他学皮影戏，但却凑不齐戏班子时，往日分属不同派别的陈观月主动来帮助老拐子。在陈观月的张罗下，上档行家李霜白，下档里手张板砖都加入了这个为让重生回家而成立的戏班子里。更令人感动的是，“大家清楚老拐子招孙子回家心切，老拐子更是心急偏吃热豆腐。四张嘴一碰，结果就撇开收入不顾了，风风火火的走村串巷，有人聚堆的地方支起帐子就唱”。因为老拐子生活困难，连他们戏班子四个人每天的三顿饭都管不起，所以另外三个人“不约而同，都是吃过喝过才来他家院子敲打”，为老拐子招回孙子尽心尽力。
阴冷卑劣的人性让人看不到希望，温暖的人性弥足珍贵。不论生活如何艰难，命运如何不幸，人性中的那些温暖和怜悯足以让生活呈现另一种色彩。因为至少证明了，你我所在，皆是人间。我愿意把林喜乐这样的人性书写看成是他对社会深刻思考后的结果，无论是《S形模具》中的阴冷绝望，还是《三战吕布》中的悲怆感人，体现出的人性的善或恶都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正是社会的无情、体制的残缺才使得底层人群越发沉沦，无法自拔。
三、反抗后的绝望
应该说，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反抗了残酷的外部环境。在痛苦和磨难中，向往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值得他们去拼搏。因此主人公都努力去进行改变自己，反抗不公的命运。然而正是这一反抗，却让他们的生命陷入了更深的绝境。
《S形模具》中，虽然每日的收入很低，但是“我”用自己的劳动努力赚钱，争取早日赚够去省城学习修汽车的钱，然后“用修汽车的收入承包10亩大红袍花椒园”，“西街四个村组的年轻人走得差不多没有了，虽说土地还没有完全荒芜，可这几年明显集中到了农业开发类的屁公司手里，他们占住土地是为了骗取国家的补助和低息农贷，我却是真心想承包花椒园。大红袍花椒是榆木镇的特产，光四川的贩子就买光了整个镇上的花椒，多好的生意”。这时，“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也期待着对目前境况的改变，“如果能在榆木镇办个修汽车的铺子，卖羊肉煮馍的秃子亮亮就不敢吹比我见识广了”，而且，田老师也肯定会注意到“我”了。然而，等“我”好不容易攒够5001元，去找地方学修汽车时，却在省城如入无物之阵，被人斥骂，无处容身。城市把“我”彻底拒绝了。
到最后，“望着省城灰蒙蒙的天，我明白多年的努力白费了，汽修行不要我这一窍不通的傻B。学修汽车原来这么难啊！我的钱在省城一眨眼就花光了，剩下最后两张100元时，我决定返回榆木镇，因为我不想冻死也不想饿死，更不想看见小S的同伴和大S的同行”。因为小镇生活的艰辛，“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来到了城市，但无法进入城市的运行秩序中，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回归原处。
这样的“出走———回归”模式也体现在《三战吕布》中。重生是时代新人，他明白爷爷老拐子的皮影戏在当下的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无法用皮影保障基本的生活：“除了村头草垛边晒太阳的那几把骨头，谁还听这掉了牙的老腔老调。唱给自己听？没有收入，饿得死去活来，嘴都张不开，咋个唱法？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闯世界，我哪有心思鼓捣这玩意？”不论老拐子如何担心，如何想把皮影传给重生，向往着外面世界、想赚到钱的重生还是跟着丁丁逃出去，到一家公司打工去了。
不幸的是，外面的世界对重生是拒绝的，在一次事故中，他的左腿被削断，成了残废人。重生在爷爷老拐子为他精心准备的第一百场皮影戏演出时，架着双拐回到了家里，老拐子却受刺激而死。在“出走———回归”之后，重生也“重生”了，放开了嗓子，承继了爷爷的职业———这是绝望后的重生。
可以想见，若不是外面世界对重生的拒绝，传承皮影后继无人的老拐子对皮影戏的坚守最终也会失去意义。而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获得皮影艺术的延续，也让我们对一些传统手工艺在当下的卑微處境有了深刻而直观的认识。但重生到底能不能凭借皮影戏真正“重生”呢？这是需要整个社会去思考、改变的问题。
不论是苦难的叙事，还是人性的展露；不论是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还是反抗绝望后的绝望，都体现了林喜乐对底层的关注和思考。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林喜乐暗藏了自己的爱与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社会体制，为被忽视的底层发声。但是，林喜乐在尽情展现底层的悲剧和绝望的同时，没有体现出更为博大的情怀，也没有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而是指向了卑劣和绝望。文学应当成为一道光芒，照亮作者也照亮读者，我们期待着能在林喜乐的小说中获得更多的光和温暖。
作者简介：任杰（1993—），男，甘肃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近十几年以来，底层书写成为文坛的一个热点，小说创作、评论文章都纷涌而出。无疑，对于底层的书写不仅在文学层面上具有拓宽题材、接续左翼文学传统的积极意义，而且更是将底层置于了广阔的社会变革视野中，在书写过程中底层能发声，甚至影响、改变生活。当然，这只是书写者的美好梦想，早就有论者提出，底层自己根本无法发声，“‘底层’是统治者的他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刘旭）。而南帆则强调底层的可以被代言性，他认为“鲁迅为首的一批现代作家再度证明，许多作家的想象力不仅可以细致地复活底层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良知和文学才能时常敦促他们摆脱世俗势利之见的拘囿而投入底层”。但是，这并不是底层书写的关键，底层书写的核心还是在于对底层的关注，对苦难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一些群体性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在这个层面上，林喜乐的这两篇小说当然可以认为是底层书写。
以已有的概念去验证或者审视林喜乐的小说创作非本文目的，从具体的书写出发，深入分析叙事动机和呈现效果，并以发展多年的“底层文学”这一概念进行对比关照似乎更能展露出林喜乐小说的本色来。可以肯定的是，林喜乐是以直面悲惨生活的勇气和真诚来写作的，在他平静而细腻的笔调下，是所有人都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生命之重。
一、苦难中的悲鸣
苦难是很多小说避免不了的叙述、表达对象。在底层书写中，苦难叙事通常处于整个叙事的中心位置。没有苦难，何以底层？也因此，许多进行底层书写的作家热衷于对苦难的描摹，甚至攀比“苦难”，似乎越苦越难越底层，也就越有文学的力量。然而常常事与愿违。文学并不是苦难的堆积和夸大，虚假的苦难也无法打动人心。那么，创作中如何面对苦难，苦难在文本中的如何呈现，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衡量苦难书写成功与否的准则。
林喜乐的这两个短篇都表现了动人心魄的生活的苦难和无奈。《三战吕布》用血淋淋的死亡展示了苦难的无情。七十多岁的老拐子的儿媳在皮影表演中被倒下来的杆子砸死；后来儿子在工程队里被塌方的隧道压死；不愿意学习皮影，一心要去工厂打工的孙子的左腿被叉车削断；终于盼到孙子回来却看到孙子左腿截肢的老拐子最终受刺激而死———苦难把老拐子逼向了死亡。
老拐子演皮影戏为生，视皮影为命。在以前，“皮影戏是最有年头、最讲把式、听众最多的老艺门。日久年深，剧目丰富，风格各异，流派杂多，长期占据着农村文化娱乐的主要阵地。刚开放那阵子，随便一个戏班，每年演出三两百场不是啥稀罕事，尤其黄脸和老拐子所在的戏班，名声在渭水南北东西两府响当当的，谁见了不叫声角儿”。然而在社会剧烈的变化中，无数新型娱乐活动迅速发生发展，皮影戏不再是文化娱乐的中心，老拐子为代表的皮影艺人们也失去了往日的荣光，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无法靠演皮影戏得到保障。因此，孙子重生不想学皮影，渴望去城市打工。传统的手工艺在现代化的大潮中衰落了，正是这一地位的转变，生活的苦难来临了，而费尽心思试图脱离苦难却带来了又一次苦难，比如渴望打工赚钱的重生的被截肢。
《S形模具》中，“我”是一个小小店铺的经营者，每天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难以实现学修汽车、娶媳妇的梦想，因此兼职给水塔房拉闸蓄水、给运沙车引路。然而“我”的生活仍然举步维艰，甚至因为吃饭花了27块钱而“心疼死了”。后来去省城学习修汽车，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我的5001元天天在减少，我痛恨自己要吃饭要住旅馆，什么时候金贵的要吃8块钱的扯面了？我毫不犹豫地退掉了位于城中村那家‘人在旅途’每晚15元的房子，决定去地铁站或过街通道过夜，我知道西大街就有地下过道”。生活的残酷在“我”这里已经显露无疑，然而，在大小S这里，“我”的苦难却相形见绌。
小S是孤儿，被大S喂药喂成了傻子，双腿也被大S用他的“手艺”经过S型模具的不断挤压做成了S腿。这样，大S拉着小S在大街上展示畸形双腿，以获得人们的施舍，从而维持生活。十二三岁的小S不仅是大S的赚钱工具，而且还要承受大S的欺压和侵犯。最后小S在一场大雨中死去……生活在这里，呈现出的是无比残酷甚至惨烈的一面。生命居然可以轻贱到这等地步，令人触目惊心
不论是老拐子、重生，还是“我”、大小S，都在苦难中挣扎着。这样的苦难中，个人的努力基本无济于事，只能在苦难中悲鸣。林喜乐用他具体细致的描述揭示了不可承受的苦难，令人震惊不已。然而，不管这样的苦难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苦难在他这里都不是最终的表达，他还有另外的诉求和思考，也因此，苦难与故事融为了一体，并不显得突兀。
二、人性的善与恶
林喜乐这两篇小说虽然表达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却都在行文中显示了或善或恶的人性。如何表现人性、表现出怎样的人性，关系着小说的整体基调和最终指向。
《S形模具》中，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呈现着一种丑恶卑劣甚至无人性的狀态。比如，大S的“手艺”实际上是把小孩子好好的双腿做成S型腿，通过摆惨象行乞。如此人神共愤之事却成为了大S炫耀的资本：“‘其实，我的手艺也很赚钱。’大S喝大了，摇头晃脑地说，‘在省城，我这个行道都知道我，有了活也会找我，给小男孩小女孩做这种漂亮的腿。’”而且，大S还认为，要不是他从小S三四个月大小开始，就用独门模具亲手给她制作了这副腿脚，小S是活不到今天的。更让人愤怒的是，才十一二岁的小S还要不断被他虐待和性侵。小S已经被变成了一个非人的工具。小S在雨中死去后，大S的表现是：“幽幽地说，‘可惜那条腿了’。”大S的无人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省城里却有着更多的大小S、大小U、大小L……这种无人性还体现在众人对待大小S的态度上，在亮亮的羊肉馆子里吃饭的人们甚至把小S当成狗，当成“连狗都不如”的“半人半鬼的傻子”。这时，小说中出现了全篇难见的亮色：“我”不顾别人的讥笑，给小S买了羊肉烧饼。 作为一个具有健全肢体、头脑正常能赚钱糊口的人，“我”也一样被人们看低，被视为低等生物。在“我”暗恋的田老师的眼中，“我”不入流，田老师从来没用正眼看过我。最后，田老师嫁给了“我”看不上眼的亮亮，因为他有钱，能满足田老师的要求。“我”好不容易凑齐学习汽修的钱，去省城后因为吃饭详细问了各种类价格却被人讥笑……人性是如此势利而贪婪。在这样的丑恶人性面前，“我”不断碰壁，最终无法在省城找到立足之地。
相比之下，《三战吕布》中显露出的人性却温暖而感人。老拐子丧妻多年，儿子儿媳又双双离世，生活拮据。而“隔壁陈观月的这个老伴，是远近出了名的热肠子，迟早做了可口饭菜，总忘不了给这个当了半辈子鳏夫的老邻居端过来一碗”。而且，在老拐子想演够一百场《三战吕布》招回孙子重生教他学皮影戏，但却凑不齐戏班子时，往日分属不同派别的陈观月主动来帮助老拐子。在陈观月的张罗下，上档行家李霜白，下档里手张板砖都加入了这个为让重生回家而成立的戏班子里。更令人感动的是，“大家清楚老拐子招孙子回家心切，老拐子更是心急偏吃热豆腐。四张嘴一碰，结果就撇开收入不顾了，风风火火的走村串巷，有人聚堆的地方支起帐子就唱”。因为老拐子生活困难，连他们戏班子四个人每天的三顿饭都管不起，所以另外三个人“不约而同，都是吃过喝过才来他家院子敲打”，为老拐子招回孙子尽心尽力。
阴冷卑劣的人性让人看不到希望，温暖的人性弥足珍贵。不论生活如何艰难，命运如何不幸，人性中的那些温暖和怜悯足以让生活呈现另一种色彩。因为至少证明了，你我所在，皆是人间。我愿意把林喜乐这样的人性书写看成是他对社会深刻思考后的结果，无论是《S形模具》中的阴冷绝望，还是《三战吕布》中的悲怆感人，体现出的人性的善或恶都是对整个社会的控诉，正是社会的无情、体制的残缺才使得底层人群越发沉沦，无法自拔。
三、反抗后的绝望
应该说，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反抗了残酷的外部环境。在痛苦和磨难中，向往的生活是那么美好，值得他们去拼搏。因此主人公都努力去进行改变自己，反抗不公的命运。然而正是这一反抗，却让他们的生命陷入了更深的绝境。
《S形模具》中，虽然每日的收入很低，但是“我”用自己的劳动努力赚钱，争取早日赚够去省城学习修汽车的钱，然后“用修汽车的收入承包10亩大红袍花椒园”，“西街四个村组的年轻人走得差不多没有了，虽说土地还没有完全荒芜，可这几年明显集中到了农业开发类的屁公司手里，他们占住土地是为了骗取国家的补助和低息农贷，我却是真心想承包花椒园。大红袍花椒是榆木镇的特产，光四川的贩子就买光了整个镇上的花椒，多好的生意”。这时，“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也期待着对目前境况的改变，“如果能在榆木镇办个修汽车的铺子，卖羊肉煮馍的秃子亮亮就不敢吹比我见识广了”，而且，田老师也肯定会注意到“我”了。然而，等“我”好不容易攒够5001元，去找地方学修汽车时，却在省城如入无物之阵，被人斥骂，无处容身。城市把“我”彻底拒绝了。
到最后，“望着省城灰蒙蒙的天，我明白多年的努力白费了，汽修行不要我这一窍不通的傻B。学修汽车原来这么难啊！我的钱在省城一眨眼就花光了，剩下最后两张100元时，我决定返回榆木镇，因为我不想冻死也不想饿死，更不想看见小S的同伴和大S的同行”。因为小镇生活的艰辛，“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愿望来到了城市，但无法进入城市的运行秩序中，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回归原处。
这样的“出走———回归”模式也体现在《三战吕布》中。重生是时代新人，他明白爷爷老拐子的皮影戏在当下的社会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无法用皮影保障基本的生活：“除了村头草垛边晒太阳的那几把骨头，谁还听这掉了牙的老腔老调。唱给自己听？没有收入，饿得死去活来，嘴都张不开，咋个唱法？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闯世界，我哪有心思鼓捣这玩意？”不论老拐子如何担心，如何想把皮影传给重生，向往着外面世界、想赚到钱的重生还是跟着丁丁逃出去，到一家公司打工去了。
不幸的是，外面的世界对重生是拒绝的，在一次事故中，他的左腿被削断，成了残废人。重生在爷爷老拐子为他精心准备的第一百场皮影戏演出时，架着双拐回到了家里，老拐子却受刺激而死。在“出走———回归”之后，重生也“重生”了，放开了嗓子，承继了爷爷的职业———这是绝望后的重生。
可以想见，若不是外面世界对重生的拒绝，传承皮影后继无人的老拐子对皮影戏的坚守最终也会失去意义。而以如此惨烈的方式获得皮影艺术的延续，也让我们对一些传统手工艺在当下的卑微處境有了深刻而直观的认识。但重生到底能不能凭借皮影戏真正“重生”呢？这是需要整个社会去思考、改变的问题。
不论是苦难的叙事，还是人性的展露；不论是底层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努力，还是反抗绝望后的绝望，都体现了林喜乐对底层的关注和思考。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林喜乐暗藏了自己的爱与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社会体制，为被忽视的底层发声。但是，林喜乐在尽情展现底层的悲剧和绝望的同时，没有体现出更为博大的情怀，也没有发出更耀眼的光芒，而是指向了卑劣和绝望。文学应当成为一道光芒，照亮作者也照亮读者，我们期待着能在林喜乐的小说中获得更多的光和温暖。
作者简介：任杰（1993—），男，甘肃武威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