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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的四月天，虽然时不时地仍有寒气来袭，但满园的春色早已无法锁住。几枝白玉兰倔强地穿过铁栏，越过囚窗，探着身子，在阴暗的囚房中，绚烂绽放，默默地散发着淡淡清香。在白玉兰萦绕的囚窗下，李白用他早已血肉模糊的手，静静地书写着给妻儿的信。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
笔触间，浓浓的爱意融着春意在字里行间凝结，写至此，李白若有所思，抬起头看着这高高的囚窗，手中的钢笔不由得停在了半空，思绪却如笔尖的墨水在信纸上漫开……
他想起，1937年，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由于长期在部队战斗生活，突然转变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还有些不习惯，举止神态，总是显得与“身份”不符。见到有钱有势的人，他会马上露出不屑的态度，而遇到乞讨者，他又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很多次他都是身无分文地回到家。直到一年后，他才慢慢融入到上海的社会生活中。
等到组织派裘慧英假扮他的妻子，掩护并协助他的工作，过来接头时，李白早已成为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戴着眼镜，清瘦的脸上略带着几分让人捉摸不透的神情。裘慧英还曾因此放心不下，偷偷去找地下工作的上级领导问：“看了看不像个同志，会不会有错？”
就这样，他和裘慧英以“夫妻”的身份开始了工作。他们常常为了排除干扰，也为了工作安全，在零点至凌晨四点的时候，在房间里挂上厚厚的双层深色窗帘，将25瓦的灯泡换成5瓦，再蒙上一块布，随后又在电键下面垫一张纸片，以减轻声响，做好这些准备后，才“嘀嘀，嗒嗒”地开始发电报。由于无线通讯工作需要高度集中的精神和娴熟的技术，所以每当他一戴上耳机，完全沉浸在电波中时，裘慧英便主动担当起“警卫”的工作。
他想起，他的两次被捕。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不断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并用无线电测向仪侦测我党电台。不幸，在1942年农历八月，他和裘慧英双双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各种严刑逼供，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为了商业投机而私设的电台。由于当时上海各种投机商十分猖獗，敌人又无法掌握确切的信息，一个月后，只得将裘慧英释放，但仍继续囚禁他，还将他秘密地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之后，由于日伪实在找不到证据，经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他才走出“76号”这个魔窟。
获释后，他又奉命到浙江淳安县，打入“国际问题研究所”，想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传送情报。然而到了淳安县后，他发现由于县城里没有照明电，发报时只能人工手摇，且发电功率很小，周围又有高山，对电波起了屏蔽作用，无法实现发报。因此，他只好将电台转移到浙江场口镇外一个乡村，改为与上海地下党电台秘密联络，通过上海地下党中转，将情报送到延安。
可是，好景不长。那段时间，场口镇周边时有国民党各派军阀武装火拼，有一次险些将他宝贝的电台击毁。万般无奈之下，他又带着电台回到淳安县。在船上，一支国民党兵搜到了他身上的收发报机。因此，他又一次被逮捕。当然，这次由于有“国研”这个身份当挡箭牌，过了几天，他就无罪获释了，有惊无险。
他想起，1945年全民族抗战胜利后，他又一次秘密潜伏上海。那时，他化名李静安，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为了掩护电台，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取得了海洋渔业公司修理渔业电器设备这一职业的公开身份。这个渔船修理处位于上海东北端的复兴岛，他就每天两三个小时用于往返途中，下班后，又半夜起来进行长达三四个小时的通报。由于长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两鬓过早地出现了苍苍白发，额头、眼角添上了深深的皱纹。
他想起，1948年12月29日的那天深夜，他正在给延安发一份非常重要的国民党绝密江防计划，敌人却悄悄地用分区停电锁定了他的住所。听到一阵敲门声后，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飞速地把一份电报发完，发完电报后把电文稿撕碎丢入抽水马桶冲走，而后将天线、机器拆散藏于壁橱里，并吩咐裘慧英把年仅三岁的儿子送到楼下邻居家……
想到此，连续刑讯30多个小时，都没有落泪的李白，悄然落泪了。写好信，李白委托出狱的同志，将信转交给了裘慧英。
1949年5月7日那天，裘慧英带着孩子探监，此时，李白的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坏了，完全无法站立，只能在难友的托举下艰难地爬上囚窗。看着被敌人折磨得无法辨认的李白，裘慧英抱着孩子掩面而泣。
“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李白缓缓地说。
“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裘慧英急忙问道。
“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來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看着泪眼对泪眼的父母，年幼的李恒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顾伸着手喊着：“爸爸，抱抱！爸爸，抱抱！”
李白看着年幼的儿子，不禁笑了，张开双臂，大声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抱你！”
可是，这个拥抱，李恒胜再也没有等到。没过几天，李白被押解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这时，离上海解放仅有20天。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
笔触间，浓浓的爱意融着春意在字里行间凝结，写至此，李白若有所思，抬起头看着这高高的囚窗，手中的钢笔不由得停在了半空，思绪却如笔尖的墨水在信纸上漫开……
他想起，1937年，自己刚来上海的时候，由于长期在部队战斗生活，突然转变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还有些不习惯，举止神态，总是显得与“身份”不符。见到有钱有势的人，他会马上露出不屑的态度，而遇到乞讨者，他又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很多次他都是身无分文地回到家。直到一年后，他才慢慢融入到上海的社会生活中。
等到组织派裘慧英假扮他的妻子，掩护并协助他的工作，过来接头时，李白早已成为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头发梳得溜光，皮鞋擦得锃亮，戴着眼镜，清瘦的脸上略带着几分让人捉摸不透的神情。裘慧英还曾因此放心不下，偷偷去找地下工作的上级领导问：“看了看不像个同志，会不会有错？”
就这样，他和裘慧英以“夫妻”的身份开始了工作。他们常常为了排除干扰，也为了工作安全，在零点至凌晨四点的时候，在房间里挂上厚厚的双层深色窗帘，将25瓦的灯泡换成5瓦，再蒙上一块布，随后又在电键下面垫一张纸片，以减轻声响，做好这些准备后，才“嘀嘀，嗒嗒”地开始发电报。由于无线通讯工作需要高度集中的精神和娴熟的技术，所以每当他一戴上耳机，完全沉浸在电波中时，裘慧英便主动担当起“警卫”的工作。
他想起，他的两次被捕。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不断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并用无线电测向仪侦测我党电台。不幸，在1942年农历八月，他和裘慧英双双被捕。在狱中，任凭敌人各种严刑逼供，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为了商业投机而私设的电台。由于当时上海各种投机商十分猖獗，敌人又无法掌握确切的信息，一个月后，只得将裘慧英释放，但仍继续囚禁他，还将他秘密地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之后，由于日伪实在找不到证据，经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他才走出“76号”这个魔窟。
获释后，他又奉命到浙江淳安县，打入“国际问题研究所”，想利用敌人的电台为党传送情报。然而到了淳安县后，他发现由于县城里没有照明电，发报时只能人工手摇，且发电功率很小，周围又有高山，对电波起了屏蔽作用，无法实现发报。因此，他只好将电台转移到浙江场口镇外一个乡村，改为与上海地下党电台秘密联络，通过上海地下党中转，将情报送到延安。
可是，好景不长。那段时间，场口镇周边时有国民党各派军阀武装火拼，有一次险些将他宝贝的电台击毁。万般无奈之下，他又带着电台回到淳安县。在船上，一支国民党兵搜到了他身上的收发报机。因此，他又一次被逮捕。当然，这次由于有“国研”这个身份当挡箭牌，过了几天，他就无罪获释了，有惊无险。
他想起，1945年全民族抗战胜利后，他又一次秘密潜伏上海。那时，他化名李静安，继续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为了掩护电台，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取得了海洋渔业公司修理渔业电器设备这一职业的公开身份。这个渔船修理处位于上海东北端的复兴岛，他就每天两三个小时用于往返途中，下班后，又半夜起来进行长达三四个小时的通报。由于长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两鬓过早地出现了苍苍白发，额头、眼角添上了深深的皱纹。
他想起，1948年12月29日的那天深夜，他正在给延安发一份非常重要的国民党绝密江防计划，敌人却悄悄地用分区停电锁定了他的住所。听到一阵敲门声后，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飞速地把一份电报发完，发完电报后把电文稿撕碎丢入抽水马桶冲走，而后将天线、机器拆散藏于壁橱里，并吩咐裘慧英把年仅三岁的儿子送到楼下邻居家……
想到此，连续刑讯30多个小时，都没有落泪的李白，悄然落泪了。写好信，李白委托出狱的同志，将信转交给了裘慧英。
1949年5月7日那天，裘慧英带着孩子探监，此时，李白的双腿已经被老虎凳压坏了，完全无法站立，只能在难友的托举下艰难地爬上囚窗。看着被敌人折磨得无法辨认的李白，裘慧英抱着孩子掩面而泣。
“以后你们不要来看我了。”李白缓缓地说。
“为什么？是不是判决了？”裘慧英急忙问道。
“不是，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來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看着泪眼对泪眼的父母，年幼的李恒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顾伸着手喊着：“爸爸，抱抱！爸爸，抱抱！”
李白看着年幼的儿子，不禁笑了，张开双臂，大声说：“爸爸过几天就回来抱你！”
可是，这个拥抱，李恒胜再也没有等到。没过几天，李白被押解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这时，离上海解放仅有2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