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60周年华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共和国英勇奋进的60年,是共和国取得辉煌成就的60年,也是中华民族开拓创新、走向伟大复兴的60年。
　　
　　60年的奋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走过了波澜壮阔、光辉灿烂的历程。回顾新中国60年来的奋进历程,可以分为以下8个历史时期。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继承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政策。同时,中国共产党自身也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面对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中共中央保持清醒头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经过3年的努力,基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了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3—1956年 1953年6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在过渡时期,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项工作中,虽然有一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体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时期(1956—1966年)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所面临的全新课题。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远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艰难复杂得多。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建设道路同样不能照搬外国。在开始建设之初,党号召过“学习苏联”,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并且也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的情况。必须从各方面进行探索,努力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在1956年,这一探索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要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八大的召开做了准备。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可是在八大后不久,由于探索新道路的艰巨性和缺乏经验,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发生了“左”的偏差。当时我国面临的主要有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了严重曲折。主要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其严重后果之一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经济关系状况的分析,仍然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当作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经过5年调整,取得明显成效。在这10年中,我国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增长。石油工业的发展尤其突出,到1965年已经实现石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步收到成效。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
　　


　　总之,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其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事与愿违,加之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利用、干扰、破坏,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必须彻底否定。
　　 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党还做了许多其他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在国际上仍然发挥重要影响。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陆续同一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亚非拉国家建交,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另外,“文化大革命”还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1976—1978年)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一定成绩。在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方面,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同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在科学教育战线上,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在经济领域内,经过整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1978年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3000亿公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1978年又增长13.5%。1977年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12.6%,1978年又增长28.2%。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5.1%。
　　 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使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和1978年二三月间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本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两次会议都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固然是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是由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是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
　　 针对当时“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广泛开展。这场大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这次全会还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出现,党中央于1979年4月召开工作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改革首先取得成功,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推广,成效显著。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出步伐。对外开放有了重大突破,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置经济特区,发展很快。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二大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又决定开放大连、天津、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十三大后,经济快速发展。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却受到严重干扰。80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1989年春夏,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煽动下,在北京等地区出现了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在改革开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在短短5年内,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就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经过全国人民3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经济秩序有所好转,治理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功地应对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对中国实行的所谓“制裁”,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图谋。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西方国家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时期(1992—2003年)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这种情况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在这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多次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他强调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这些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十四大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这个《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成为20世纪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经过努力奋斗和加速发展,到1995年,我国经济提前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修改后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十五大后,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面对各种严峻挑战,我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在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我国实现了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为缓解这场影响全球的风暴承担了风险,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1998年夏,我国又遇到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受灾人口达2亿多。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军民协同作战,终于夺取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从1998年11月开始,全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集中时间,分期分批开展了“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2000年春,江泽民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
　　 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大会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时期(2003— ) 2003年8月28日至9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在江西考察工作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指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后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科学发展观及“五个统筹”的思想正式写入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由此,我国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新时期。科学发展观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很快,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过多地依靠扩大投资规模和增加物质投入取得的。如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1%,依靠的是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47%的资金;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4.1%,但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耗量,却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石油、铁矿石的进口度分别达到40%、60%以上;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经超出环境容量。许多大江大河发生污染,空气质量下降,一些地方饮用水发生困难,食品质量安全和矿难事故不断出现。这说明我国这种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国内资源和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不尽快转变,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将难以如期实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循环经济,强调又好又快发展,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在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这必将指引我们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60年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努力拼搏,在各项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主要有以下8大成就:
　　(一)在政治建设上,创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立的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实行这样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些制度,既继承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又适应了我国基本国情;既经受住了历史考验,又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干扰破坏、活动不正常外,其余时间一直得到坚持和不断完善,越来越规范化、制度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制度有力地保障了人民意志在国家权力中得到贯彻,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权力的统一,有力地维护了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残奥会,战胜南方部分地区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圆满完成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等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有力的证明。
　　(二)在经济建设上,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我国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又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从1978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1737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对外投资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额累计近10000亿美元。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中国经济总量已上升为世界第三。我们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我国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高出5个多百分点。国家财政收入6.13万亿元,增长19.5%。粮食连续5年增产,全年总产量52850万吨,增长5.4%,总产和单产均创历史新高。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256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8%。全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2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6%。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95万亿美元。据央行最新数据显示,至2009年上半年,我国国家外汇储备已达21316亿美元,是全球第二大外汇储备国日本的两倍。中国银行业在国际金融风暴中经受考验,独树一帜,交出靓丽答卷。2008年,中国银行业实现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同比增长30.6%;资本回报率17.1%,预计比全球银行平均水平高7个百分点以上;全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长和资本回报率等指标名列全球第一。可见,我国综合国力迈上了新台阶。1950年,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排名第13位;1989年上升到第8位;1996年是第7位;2005年已上升到第6位,位居美、英、俄、法、德之后。
　　(三)在文化建设上,大力推进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开创了新局面,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仅有10年的历史,在短短的时间里,我国走过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08年出版的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创意经济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全球文化贸易格局中,发展中国家近10年以来表现突出,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已经成长为国际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2009年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文化蓝皮书《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该书指出,我国尽管受经济危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通道,但文化产业依然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以电影票房收入为例,2008年增长超过35%,2009年一二月份比上年同期增长110%,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动漫游戏产业在2008年也增长了97%,翻了将近一番。统计显示,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每年保持了15%以上的增速,增长速度远超过GDP和第三产业的增速。我国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也取得新成绩。2008年,我国成功举办了有特色、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在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顽强拼搏,取得优异成绩,共取得了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位居金牌榜第一位,实现了重大历史性突破,书写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新篇章。这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四)在社会建设上,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全面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我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现在,我国全面实行了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对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各级各类教育均有迅速发展。高等教育总规模、大中小学在校生数量位居世界第一,办学质量不断提高。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就业规模日益扩大。仅2008年一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就达1113万人。城乡居民收入有较大增加,家庭拥有财产普遍增多。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6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5781元,比上年实际增长8.4%。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2.5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初步建立,贫困人口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居民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用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在医疗卫生方面,2003年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应对突发事件系统、公共卫生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覆盖(以县为单位),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五)在军事建设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积极稳妥地推进军队改革,国防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国防和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加强,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能力显著提高。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为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85年6月,邓小平向世界宣布:中国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经过3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总员额从1975年前高峰时的611万,减少到1985年的300万。1997年9月,在百万大裁军的基础上,再次裁减员额50万。2003年9月,再次裁减员额20万。与此同时,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等高技术军兵种不断加强。裁减之后,人民军队朝着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大步迈进,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并没有削弱,而是得到了增强。以海军为例,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建设发展成为一支由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和陆战部队5大兵种组成的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成为一支有效履行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海上钢铁长城。人民解放军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支持国家现代化建设,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在外交工作上,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始终作为一个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中国真正融入国际社会,却始于改革开放。31年来,尽管世界格局在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不断呈现出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局面,但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使中国步履稳健、坚定不移地走向世界,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年,仅有10个建交国,绝大多数都是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到1969年底,中国的建交国达到50个,其中大部分是亚非拉国家。目前,同中国建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71个。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中国已经成为重要一员。当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成功举办奥运会,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推进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从中俄、中越边界谈判的进展到提出睦邻、安邻、富邻的合作政策,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与全球携手应对眼前的金融风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越来越积极,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跃然而起。当今世界,没有哪个跨国公司能够忽略中国,没有哪个研究外交、政治和经济的学者能够小看中国,也没有哪个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能够离开中国的参与。各项外交工作的积极开展,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争取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七)在祖国统一上,成功实施 “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有了新的重大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都非常关注祖国统一大业。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以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有了新的重大进展。香港、澳门已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澳门更加繁荣稳定。对台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反对台独取得重大胜利,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取得重大突破。两岸协商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得到恢复,全面直接双向“三通”已经实现。两岸同胞往来更频繁、经济联系更密切、文化交流更活跃、共同利益更广泛,两岸关系开始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
　　(八)在党的建设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所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为了不断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多次进行整党整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反对腐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开展了整党、“三讲”、“先进性教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活动,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不断取得重大成果。党员数量不断增加,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员总数是440多万,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到3600多万,至2008年底,全国党员已达近7600万,比新中国成立时增加了16倍,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大大增强。同时,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显著提高;党内民主不断扩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干部教育培训取得重要进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成效;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在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危急关头,到处都可以看到共产党员挺身而出、奋不顾身的身影。在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党员踊跃向灾区群众捐款捐物,其中,仅特殊党费一项就达80多亿元。广大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一心为民的光荣传统,得到了充分体现。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光辉的奋进历程和辉煌成就,人们不难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感到无比骄傲,无比自豪,同时,任重道远,前景光明。目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