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书名的由来
　　201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了“《群书治要》——古镜今鉴 为政以德”的座谈会，与会领导、学者对《群书治要》作出了高度评价。而早在2012年，“群书治要网”就已经开通，用来弘扬传统文化经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和重视《群书治要》这部书。
　　《群书治要》是贞观初年名臣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编修而成的，是一部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立“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书中内容“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当时可见的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选取与治国经验最相关的内容加以编辑，最终于贞观五年（631）完成。
　　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博而要”。“博”指的是此书选材范围广，古代图书分类有四部：经、史、子、集。此书选材包罗前三部，因为集部多为文学作品，与治国理政关联不大，故而未选。“要”则是指两方面：一是从经、史、子中选取了六十五部最有代表性的古代典籍，二是编者并没有简单地照录全文，而是从这六十五部典籍中挑选了最具现实意义的语句或文段，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此外，从编选人员角度也能够反映出此书的价值。领衔的魏徵是著名谏臣，他所作《谏太宗十思疏》，剖析了唐太宗治国中不可忽视的缺点并提出具体改正措施，深得皇帝的赞赏，可谓良臣的楷模。虞世南也是唐初名臣，唐太宗对他有着很高的评价：“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谠，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褚亮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父亲，为人严正刚肃，曾跟随皇帝征伐各地。萧德言是儒门之后，曾经做过唐高宗李治的老师，颇为当时人敬重。由这四位学识广博且有治政实践的人物合作编成的《群书治要》，在权威性和实用性上便不言而喻了。
　　由此可见，这部书取名《群书治要》是名副其实的，正如魏徵在此书序言中所说：“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用在今天，足可以从历史中得到借鉴；传之后世，则可以为子孙的将来作好安排。）
　　唐太宗为什么要下令编修这部书？
　　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为什么要让魏徵等人编修《群书治要》呢？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贞观初年，国家很不稳定：内部有多个农民军残部尚未征服，外部有突厥铁骑不断威胁。在这样的压力下，唐太宗先是智退突厥大军，然后平定了农民军残部，接着开始着手发展生产，以图国家强盛。
　　当时，唐太宗很注意总结历代的统治经验，尤其是前代隋朝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使他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不重蹈覆辙。一个方法就是以史为鉴，从中国历代典籍中挖掘智慧，借鉴古人的良政措施来治理国家，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唐太宗选了四位有着较高政治眼光和渊博儒学涵养的大臣，在古圣先贤的经典里面选出治国理政的精华，编辑成书，这就是《群书治要》。
　　这部书编成后，唐太宗十分高兴，经常手不释卷。他后来跟魏徵提及这部书：“我看完这部书，懂得了如何向古圣先王学习，遇到事情不再迷惑，知道了这个国家该怎么治理。这都是你们的功劳啊。”可以说，唐太宗君臣所开创的贞观之治以及唐太宗本人关于君民关系的论断，都与书中的施政理念与民本思想密切相关。
　　从失传到回归：《群书治要》的流传经历
　　《群书治要》这部汇集先贤智慧的文言宝典，对修身治国起着巨大作用。但令人诧异的是，这样一部有影响的书在宋、元、明时代却没有人提及，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走向衰落。加之此时，雕版印刷术尚未普及，经籍多是用手抄传世的。《群书治要》这种大部头的书，由于抄本少，在战乱中没能保存下来，到了宋代就已经从官家或者私家的书目中消失了。
　　所幸的是当时日本、朝鲜等国纷纷派遣唐使来学习汉文化，而《群书治要》这部书就被日本遣唐使带回到了日本，献给了天皇。
　　公元13世纪，正值日本的镰仓幕府第五代将军北条实时（亦称金泽实时）执政时期，他特别喜欢藏书，发现《群书治要》后，就请人抄写，并收藏在“金泽文库”中，《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到了德川幕府第一任将军德川家康执政时期，他看到这部书，对其价值非常欣赏，立刻命人刊刻。可惜德川家康本人没有见到此书出版就去世了，印本只分赠给了德川家康的后裔尾张、纪伊两家藩主，事实上没有公开发行。后来，尾张藩主的大纳言宗睦有感于这部书的重要却未能流布，乃将其重新校刊，刻印出版。这就是《群书治要》尾张本，也是后来传回中国的本子。
　　到了清中期，《群书治要》这一失传千年的巨著终于回传中国，逐渐流行于浙江杭州一带。嘉庆年间，著名学者阮元巡抚浙江，发现了一批未能收进《四库全书》的珍稀古籍，其中就有《群书治要》。阮元依照《四库全书总目》例，为每书撰写提要，随书奏进皇帝。《群书治要》的失而复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幸事。
　　《群书治要》的当代价值
　　《群书治要》传回国内后，尚未被重视，多是作为学者用来辑佚和校对古籍的一个善本，经世治国的真正作用则被忽视了。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原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在日本获得一套《群书治要》，带回国内，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对这部书选用的六十五部典籍进行考证、点评，分篇进行标点断句和翻译，最终编成《群书治要考译》一书。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亲自为此书题词：古镜今鉴。《群书治要》的治政作用得以被重新发掘。
　　的确，《群书治要》虽然诞生于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但书中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方法、经验与成效，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首先，从政者要以修身为第一要务。修身是从政者不可缺少的素质，这也与儒家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密切相关。《群书治要》开篇选择《周易》中的文段基本都是关于君子应如何修身的。比如我们熟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又如“《屯》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意思是屯的上卦为“坎”，“坎”为云，下卦為“震”，“震”为雷，君子取法于“云雷”，用云的恩泽、雷的威严来治理国事。贞观君臣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推崇君子治政，崇尚以仁爱、大度之心对待百姓，这是使国家步入太平的保证。
　　其次，从政要以民为本，对自身职责进行正确定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重民思想最明确的表述。《群书治要》中择选了许多这类重民思想的言论，如《群书治要·孙卿子》中阐述道：“有社稷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这句话的逻辑性非常强，主旨在于强调爱民的重要性，目的是提醒统治者要重民、养民、富民、恤民、利民，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与百姓共荣辱，这也是唐太宗君民关系有如水中行舟比喻的思想来源。
　　第三，从政者要认识到奢靡之风的危害。审视历代王朝的衰败灭亡，我们不难发现，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是其中重要原因。《群书治要·晋书》这样总结：“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奢靡之风使人沉溺于享乐而不能自拔，容易丧失正常的心性，久而久之，就会走上玩物丧志的道路，甚至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而难以抑制的欲望而泯灭天良，损国害民。因此，《群书治要·政要论》告诫统治者：“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并列举鲁国宰相季文子节俭养德的例子作为补充。唐太宗深以为鉴，带头抵制奢靡，提出了“去奢省费”“选用廉吏”的主张，他的长孙皇后也是勤俭有加，从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
　　最后，从政者要善于选人用人，选贤任能。《群书治要·新序》记载，齐桓公在得到管仲辅佐后感叹道：“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后，曷为其不易也？”“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意思是君王求贤的时候虽然辛苦，而一旦选定任用了贤才，就可实现家宁国安。纵观三代，“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商汤用伊尹，文王用姜尚，成王用周公、召公，以致“刑措不用”，这都是治国者恰当地选用贤德之人的缘故。受此启发，太宗一朝，贤臣良相济济一堂，为社会的发展、政治的稳定贡献着力量，最终创造了贞观之治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