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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科学划分强调学科之间的差异，缺乏整体思维观，导致主流语言学对外部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被动反应。文章在对乔姆斯基形式语言学、韩礼德功能语言学等当代语言学理论进行反思性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语言学研究范式应从产出导向转变到过程导向，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思考语言过程的边界问题。生态语言学作为“新语言学”的一分子，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种新范式，致力于建立一个关于生命系统之间和内部交际的整体理论。在生态语言学框架下，交际者不仅仅是认知主体，更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构建“身-心”互补式模型作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新范式，有助于多维度地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交际方式。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过程导向;生命系统;互补式模型
一、产出导向与过程导向
对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研究者来说，描述人类语言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模型过于严密和拘束。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N. Chomsky）发动认知革命之后的几年里，个别科学家在语言学交流中不断发表意见，以推动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发展。历史上最早的产出导向（product-orientation）语言学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帕尼尼的梵语语法（Panini’s Grammar of Sanskrit），后来产出导向逐渐被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ation）所取代。20世纪后半叶，由于认知和神经生物学思想被引入语言学领域，过程导向受到重视。目前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人类的语言交际是一个过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语言过程包含的语境范围。换言之，语言学家今天所讨论的主要是语言过程的边界：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本文建议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思考该问题，“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和“生态隐喻”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埃纳·豪根（Einar Haugen）提出。①就语言传统而言，本文所讨论的生态语言学与先前任何的语言学输出都没有直接关联，我们希望通过对范式转变的认识来发展生态语言学理论，并提出生态语言学本身就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范式。
范式是一个平台（platform），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衍生出特定的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处理不同的范式时，就好像在谈论不同的基台，也可将其比喻为游戏板（game board）。①当玩家发现各自在不同的游戏板上时，他们不能玩同一个游戏，他们之间也不可能进行沟通。只有当玩家使用同一块游戏板时，他们才能进行对话和交流。这就是范式转变的机制。为了在当代科学的语言学地图上准确定位生态语言学，我们可以通过韩礼德（M. A. K. Halliday）提出的功能语法理论②来了解生态语言学。首先，韩礼德提出的关于人类语言的观点无疑比乔姆斯基的观点更具动态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表层结构产生于深层结构和语法机制之中。③韩礼德更注重功能而非语言的形式结构，他的功能语法理论从系统观出发，在复杂的语言系统中发现了人类语言的活力和创造性。但是拜尔陶隆菲（Bertalanffy）1968年构建的系统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生命系统占据从基本材料系统到量子非局部纠缠系统的所有层面，而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路径下的语言系统仅局限于个人和群体（社会/文化）的心理表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和认知神经的层面。
在后牛顿范式下，韩礼德的功能语法作为一种理论，能够为人类的听说交流提供一种技术工具。韩礼德把语言系统看作是人类听说交流模式的载体或物质手段。事实上，人类与其他生命有机体沟通时所体验到的创造力，具有更深层次、多维度等特点，生物系统内部的全部交流发生在局部和整体的生态系统中。尽管韩礼德的语法理论充满动态性，但只要在牛顿范式框架内的阐述都会参考人类认知交际技术，因此该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和研究局限性。
与受特定交际情境影响所产生的瞬间意义和信息相比，交际者是否使用这种或那种语言结构，或者是否在他/她的言语中使用省略、隐喻等修辞手段，似乎都是次要的，意义的产生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人类交际具有情境性、跨人际、即时性等特点，正是交际领域的整体过程迸发出瞬间的意义，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交际情境中对某一特定问题会表达出不同的看法。这不一定是心理上的双重性或精神上的多重人格综合征，而通常只是人际间沟通的效果。人类交际者所形成的观点，始终是由谁参与交际行为以及在哪里和如何发生的结果。此外，生活中的所有物质方面（比如当前气压、季节等）以及非局部量子过程都会发挥作用。
（一）人类语言和語言学研究的开端
我们注意到并基于一个基本的辨别力，即“旧语言学”和“新语言学”的特殊二分法，认为“旧语言学”是指以语言产品为样本的、线性的、形式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研究。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认知的，几个世纪以来语言产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新语言学”致力于在理解已有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生命系统复杂行为的动态模型。生态语言学作为“新语言学”的一分子，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种新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关于生命系统之间和内部交际的整体理论。
一个人认为什么是参照点，取决于他在看什么。在此，线性思维似乎是一种存在缺陷的方法。当我们回顾有史以来最早的语言学著作和第一次广泛而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时，我们会想到帕尼尼，他对梵语体系进行了极其全面和成熟的“描述性-规范性”说明。其后，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Dionysus Thrax，公元前170年—前90年）写了希腊语语法，标志着欧洲第一个正式语法的诞生。第三本值得一提的纪念性著作是罗马学者特伦提乌斯·瓦罗（M.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年—前27年）所著《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25卷，这是一本拉丁语语法。①这三部著作被认为是20世纪形式语言学和形式语法的先驱。形式语言学所谓的“形式”是指对语言系统形式的关注和分析。因此，在这种语言传统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方法论，即基于原子论、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 过程导向需要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然而，似乎语言学学科并没有强烈认同跨世纪的哲学主张。皮尔士（Ch. S. Peirce）所倡导的以过程为导向的现实思考并没有在语言学领域找到肥沃的土壤。②传统科学划分强调学科之间的差异，导致主流语言学对外部理论、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的被动反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当代语言学似乎没有把皮尔士等哲学家提出的整体观吸收内化。皮尔士的哲学主张依然停留在原地——存在哲学领域。从主流语言学家的角度来看，皮尔士是一位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而不是语言学家。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语言学研究将过程取向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认知革命联系在一起。1957年乔姆斯基的開创性著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认知转向。对于现代主流语言学来说，过程取向的前提是承认语言形式、言说者和受众的动态认知、神经和社会等方面。本研究所描述的交际生态学理论是在另一个范式层面上提出的。因此，从主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生态语言学代表了一种新的语言学，也可被看作是一种新的语言学范式，它意图有朝一日开始一个研究阶段来验证其理论主张。尽管主流语言学家很可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更新”（a renewal），但生态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框架与著名哲学家皮尔士和怀特海（A. N. Whitehead）倡导的过程导向思维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
（二）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
虽然生态语言学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它标志着一个多元化、多方向的学术层面，源于豪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隐喻“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生态语言学自诞生以来，很快进入到一些思想和研究领域中。通过豪根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生物/环境视角在新诞生的生态语言学中成形。豪根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由于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他对语言的生态感知包括社会约束和环境约束两个方面。当豪根提出“语言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③的观点时，他将“语言环境”（environment of language）定义为使用特定语言的语言社区及其社会参数。这种研究范式有一些早期预示，即有朝一日生态语言学会超越认知和社会语境，进入多维意义的生活过程语境。如豪根所言：“语言只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里，它只起到将使用者与其他人和自然（包括社会和自然环境）相联系起来的作用。”④在此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方向，然而豪根在其学术著作中始终关注特定地理文化领域中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语言形式和“认知-语言”结构（如语言词汇、语法或语言行为中反映的概念化和隐喻表达），以及它们根源于社会风俗习惯的动机。
另一位从生态视角研究语言的学者是韩礼德。①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语言模式上还没有超越特定的形式主义导向。他在语言学提议中增加了生物学语境和“绿色”主题语境，强调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以及重新思考人类自然栖息地可能运用的语言策略，如语法和词汇等。②
保护和防止少数民族语言流失成为一些以语言和语言学的“生态”路径为旗号的项目主题，例如瓦希克（E. M. Wasik）对弗里西亚语进行研究，以凸显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地位。③这些研究本质上都是在牛顿范式（Newtonian paradigm）下开展的，即所有生命现象都发生在由原子构成的生物生命形式和认知系统组成的物质世界中。“绿色意识形态”（green ideology）的形成和“拯救”语言社区的想法，构成了彼时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最近围绕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提议为“生态”语言的主题和方法增加了两个有趣的方面。帕皮尔（S. Puppel）把人类语言看作一个生命有机体来分析，并将语言过程置于符号域的“生物-社会-文化”层面的语境中进行考虑。他采用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an）的观点，把自然语言和民族语言当作与其他语言形成复杂关系的生命有机体。④基于该视角，语言可以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和相互干扰，彼此之间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借词将自身形式强加给对方，并通过语言接触相互适应。⑤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制度，具有所有基本属性。⑥在全球语言竞技场上，所有语言进入“交战”（militancy）关系，并始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外向战斗性”。⑦“战斗生态”（Militancy ecology）包括“语言-机构”之间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语言之间在空间、地位、权力和使用者上的竞争被称为“权衡生态”（trade-offs-ecology）、“实用生态”（utility ecology）和“展示生态”（display ecology）。基于该学术视角，我们可以注意到达尔文关于生物世界组织的哲学，以及达尔文用隐喻语言编码的一套本体论假设。⑧因此，“生命是一场抗争”（life being a struggle）、“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是斗争”（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sms are struggle）等隐喻表达或各种二分法属性（如生命有机体之间的低位和高位等）所反映的隐喻假设，反过来又被帕皮尔刷新，以描述世界语言系统之间的复杂联系。
（三）生态心理学
生态语言学视角为所有语言学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了扩大本研究论证的清晰度，我们将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讨论。实际上，生态语言学共享生态心理学的两个中心假设：（1）存在一个更高阶的非二元对立;（2）生态自我同一性超越个体进入统一自我，在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作出改变。①本研究定义和讨论的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心理学有如下共同点：（1）在理论基础方面，二者都将思考和研究转移到另一个范式层面。（2）在伦理和审美价值观方面，二者都重视人际间、扩展的认同感以及与生命形式和过程内在联系的深刻体验感，强调以自然和自发的方式带来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审美价值把美认作是一切生命的普遍属性，伦理和审美价值具有可体验性。（3）具有相似的主题定位。（4）适用范围基本一致。 就理论基础而言，二者都建立在20世纪物理学研究成果之上，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的、不确定的、开放的范式框架。在下面一段对生态心理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共同点，它们是生态心理学和生态语言学共同的基础：
生态心理学是关注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和实践领域。虽然它与环境心理学、环保心理学、深层生态学、环境司法等同样关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研究领域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人类与环境之间根本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基于这种关系的概念使用，如：生态自我和生态无意识，人与自然界的现象联系和感官联系的中心性，以与自然世界直接接触的治愈潜力为基础的实践（如生态疗法），与面向环境行动及生态、个人和社区可持续性的实践相结合。②
生态心理学的目標是恢复自然资源，从广义上讲，它与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假设高度一致。在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模型中，我们介绍了其他非认知的交际模式和交际机制，它们是人类系统进化资源基础的一部分，但没有被包括在当代语言学模型里。根据戴维斯（J. V. Davis）和康蒂（J. M. Canty）的观点，生态心理学家致力于促进与自然世界价值观一致的生态思维和实践。两位学者建立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应用模型，该模型与人类在自然栖息地中所能感受到的更高的、统一的认同感相一致。可持续性行为，包括交际意识和行动，能帮助一个人实现自我和幸福。同时，社区自然环境的创建受益于个体的以生态意识为导向的生活方式。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有三种灵感来源可以弥合生态科学和心理学之间的鸿沟，它们可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种灵感来自环保运动和与自然打交道时的生态思维，生态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基于团结和合作而不是愤怒和恐惧的新型话语。第二种灵感力量来自于前一种灵感，为了康复治疗实现与自然的直接接触。第三种灵感来自西方工业化社会对认知变革和深层生态学生活方式的呼吁。西方工业化社会专注消费主义，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界的联系。当我们考虑20世纪的语言学时，日积月累的研究资料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有效的工作干预模型或工作提升模型。生态语言学和生态心理学两个领域似乎都已经达到了同样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反思。这种认识触及基于决定论、唯物主义和原子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套新的解释性和反应性规则，不仅在世界范围的行动中要遵循，而且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遵循。因此，本文提出的生态心理学和生态语言学似乎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驱动力来改变思维和研究的范式。在生态心理学中也可以找到后牛顿范式的踪影，如戴维斯和康蒂所言：“人和自然都是同一种存在基础的表现。理解统一状态或对偶状态，以及发展这种理解的实践，是人际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有效整合的基础。”①
我们可以注意到，生态概念、生态观点和生态精神都非常符合后牛顿范式的哲学思想，这套生态隐喻似乎对发展一个统一的范式非常方便。今天，以生态为导向的科学使用的隐喻中就有生态自我，消除生命系统之间的非自然边界可带来的好处是恢复人类所拥有的自然技能。本文所提出的语言学建议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察：人类的交际行为远远超出神经认知领域。正是通过生态语言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人类交际者才能注意到、恢复和受益于他/她的非认知交际能力。
二、从“言者-听者”使用语言到嵌入人际关系的生命系统
现代语言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都离不开费迪南德·索绪尔及其1959年出版的著作《普通语言学课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在《普通语言学课程》中，索绪尔详细阐释了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确立了语言学未来数年的研究视角。后来，诺姆·乔姆斯基发动认知革命，在语言学因素层面增加了认知主义和深层结构语境两个维度，②但并未改变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与其不同，生态语言学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之上。③首先，让我们看看现代主流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设想，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讨论人类语言的所有表现形式（包括口头和书面形式，以及语言的所有体现形式，从规范、正确的语言到不完美、非典型的语言）;（2）语言历史发展的所有痕迹以及语言之间的关系;（3）作用于所有人类语言的力量和语言中要注意的一般规律。索绪尔认为，语言学镶嵌于其他学科之中，“语言学与其他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他学科有时借鉴语言学的数据资料，有时又为语言学提供数据资料。学科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总是清晰可见，例如语言学、民族志和史前史三者之间必须仔细区分”。④进一步来说，“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打开通往几门学科的大门，如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规范语法等”，需要研究的语言“既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也是社会团体为允许个人行使言语能力而采用的一系列的必要惯例”。⑤从索绪尔时代到现在，语言学的概念术语框架可以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人类语言将以其多种表现形式被研究，从自然语言开始，经过历史语境，再到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的语言。从这一研究视角来看，语言是一种产品，是一种受社会约定支配的自我效能结构。
第二，与索绪尔语言学相邻的学科有民族志、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和规范语法等。换言之，索绪尔认为这些学科为语言学提供了超语言语境。
第三，语言意义以语言符号为基础，将所指元素（物体概念）和能指元素（符号或声音/图像）结合在一起;符号起源具有任意性。
第四，索绪尔的理论主张以牛顿范式为路径。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及其显现受社会规约支配，随时间变更，它们决定了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语言使用者和听众之间的社会过程决定了语言的意义，而意义本身又成为语言形式的一种固有属性。
认知主义作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后续阶段，在索绪尔表层结构观的基础上增加了语言的深层结构观。乔姆斯基遵循数学和逻辑的研究方法，专注语言深层结构的活动，并对语言深层结构的结构脉动进行建模。他的研究重点是句法机制的动态变化，研究对象是理想化语言环境中交际者的语言产出。继兰盖克（R. Langacker）之后，认知语法学家们认为活跃在认知过程中的语义网络构成了人类思维和语言之间的联系。兰盖克将人类语言看作是传统语言单位的结构化清单。①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看，语言过程位于语言单位和交际者思维互动关系之中，围绕着意义、规约、语义网络、理想化认知模式等核心概念展开。当代主流语言学以认知主义为要旨，遵循“认知主义-唯物主义”的范式路径。已有一些相近的研究领域在当代主流语言学中确立了主导地位，例如：神经语言学，侧重研究人类语言与神经生物学的关系;社会语言学，聚焦语言的社会环境;话语研究，关注口语、书面语和视觉语言产品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方式，如学术话语、大众传媒传播等;基于新达尔文哲学的生态定位语言学领域，包括生态语言学和流变语言学（rheolinguistics），它们强调语言作为生命有机体在“语言舞台”上与其他语言建立合作、竞争、压制等关系。 在主流语言研究中，以下观点已说明和考虑到人类大脑扮演语言或交际的创造者和导航者的角色：（1）人类大脑是个容器;（2）人类大脑是个黑匣子，根据认知主义假设，人们可以通过思维所承担的功能，间接、科学地了解思维;（3）人类大脑属于拥有生物/生理功能的人体器官的集合;②（4）人类大脑是一个由子系统即模块组成的转换生成系统;③（5）人类大脑是一个由程序性数据和陈述性数据组成的认知网络;（6）人类大脑是现实/心理表征的心理地图;（7）人类大脑是一台计算机;④（8）人类思维由概念、框架、脚本、图式、刻板印象等构成;（9）人类大脑是人类记忆系统的宿主;（10）人类大脑是一个处理器;（11）人类大脑是一个自我修正和自我指导的系统。⑤
这一科学立场的汇集反映了当代主流（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虽然没有列出这些表述出现的先后顺序，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语言学范式的典型特征：（1）原子论思维反映在所有事物都是由其他事物共同构建的观念中;（2）在这种固定的、预先确定的组成部分的结构中，缺乏自我可持续性和有机创新机制的空间;（3）强调以语言机制所在的人类心理结构为基础的计算过程。
（一）人类交际者是与生命层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开放系统
在生态语言学中，动态性主要来自于人类交际者与多层次交际语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因此，人类交际者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人类交际者是交际模式的中心要素，但另一方面人类交际者不能被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交际信息生成者。生态语言学模型认为交际过程是人际间的，具有突发性。同样，交际中出现的意义是特定交际情境或特定场域活动产生的层创效果。
为了把握交际过程的非线性和多层性，人类交际的“生态”方式采用了20世纪上半叶由路德维希·冯·贝尔塔兰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的系统方法。正如贝尔塔兰菲所言，在当代科学中，我们需要一般系统论（a general system theory）作为进一步“局部”模型的元模型（meta-model），以便“研究越来越大的自然部分”。①一般系统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所有知识领域和所有科学都涉及“整体结构”或“系统”，即研究对象与机制的属性和价值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从系统的功能中显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通过简单的数学方法对组成部分进行总结来预测整体效果。②
贝尔塔兰菲认为，“一般系统论似乎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一方面提供可用于不同领域、且可转移到不同领域的模型，另一方面防止模糊不清的类比，而这些类比通常妨碍研究领域的进展”。③作为当时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新趋势，系统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才被行为科学、精神病学、生物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所接受。到20世纪下半叶，一些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学者对一般系统论反应非常积极，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通道。例如沃勒茨克（J. Walleczek）从跨学科视角将系统论、复杂理论、混沌模型和非线性动力学等知识应用到西方医学中。④他通過研究认为，非线性科学对生物医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和合作者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可替代的人体有机体模型，这是西方医学里结构/药理学范式下的机械/线性模型的替代方案。他们提出：“生物学家通常默认，一旦所有的分子都被识别出来，整个生物系统的完整功能最终可以从单个分子的作用总和中得出。”这是主流生物学和医学进行研究和实践的一种简化主义范式，“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简化主义本身可能过于局限，无法成功地解决根本性问题，例如生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传递和处理动态信息，以及它们对外界扰动的反应”。⑤
沃勒茨克等学者建立的人类非线性模型具有以下特点：（1）人类是一个生命系统，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开放系统;（2）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系统，不断地与环境交换能量和物质;（3）生命系统的功能具有突发性，这意味着它们来自于系统整体，而不是来自于某个部分的单独行为。（4）生物系统对微弱的外界刺激具有敏感性，如化学刺激、机械刺激和电动刺激;（5）研究这种有机体敏感性的科学领域被称为生物电磁学。
基于人类非线性模型，有机体的功能具有突发性，它们是有机体整体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单个部分活动的结果。在此，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以及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语言潜势”（the language potential）受到挑战。从动态系统和生态视角来看，人类的交际或语言活动是一个有机过程，而不是一个认知过程。
当前我们的生态语言学提议背后的设想是，首先提出人类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框架，然后将关于贝尔塔兰菲系统研究的反馈意见作为我们思维路径的方法论支持。贝尔塔兰菲在其著作中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准确地说，独立且基于完全不同的事实，类似概念、模型和规律经常广泛地出现在不同的领域里。”⑥在许多情况下，相同的原理被多次发现，因为一个领域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所需的理论结构在另一个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一般系统论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人类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模型具有两个关键的构成要素：（1）交际领域，也可称之为交际情境;（2）交际过程的参与者，即生命系统。因此，在生态语言学模型中，交际者不仅是认知主体，更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这种关于人类交际者的观点，本质上不同于现代主流语言学和交际学研究中公认的、预设的概念。主流生物学、社会学和人文科学以封闭系统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对象与其所处的多层环境割裂开来。例如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或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系统，即索绪尔或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中，语言系统与下一层生命/交流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被低估，甚至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认知语言使用者与交际互动者的相互交流被简化为视听形式下的信息交换。言说者发出信息（有可能借助手势语言），通过耳朵等听觉器官接收信息（同样，可能通过言说者的一些身体动作支持）。在人类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模型中，我们识别并承认人类作为生命系统所拥有和所使用的其他交际方式，这些方式在贝尔塔兰菲的术语“自然成分”（slices of nature）中早已根深蒂固。进一步来说，在生态语言学模型中，信息交换成为关联彼此、构建整体以及构建统一体的基本过程。信息成为组织的衡量标准。①在系统论中，我们发现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组织，交际过程被置于整个事态的主要连接物质的位置。 以这种方式看待人类交际，只是关联的一个例子，因为人类交际已经嵌入到生命网格中。在生命网格里，生命系统相互关联，共同构成生命网格。由此可见，人类交际过程远远超出语言系统形式，超越了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超越了当前主流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如社会、文化、生物机制和关系等。人类交际作为生命系统中交际过程的一个子类型，是一个有机的、重要且基本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仅次于认知和智力的过程。
（二）“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从我们的讨论开始，“生物-心理-社会”模型（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就是当时主流医学和自然科学采用的唯物主义模型（the materialistic model）的重要替代品，它建立于贝尔塔兰菲在跨学科领域推广他的系统论之后。正如瓦拉赫（H. Walach）所言：“‘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依然是医疗保健领域广受欢迎的理论基础。纵观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人们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人们对医疗保健和心理神经免疫学等专科学科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因为医疗保健仍然被分割成独立门类，而且在照顾病人的身心痛苦方面，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考虑。”②让我们如模型所提出的一样，综合人类有机体的感知。根据“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人类作为生命系统的轮廓特征如下：
（1）生命系统拥有一套复杂的多模态装置，其与生命的不同层次相联系并交织在一起。因此，交际本质上是在过程和对象的人际间以及多层嵌入中产生的。
（2）生命系统是一个共享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后续的机体层级在发挥特定自主性的同时形成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内部连贯的共同体发挥作用。“在此需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组织的每一个层级上，一个新形成的结构都会获得某种边界，即使它可能只是暂时的，这个系统因此获得某种形式的自治，使它成为一组部分自治系统和良好组织相互关系中的一种半独立参与者。”③
（3）突发性（emergent properties）是模型中的关键概念。它不是预先指定给任何物质形式或结构的;相反，它是由于特定系统内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性质。同样，这个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具有量子属性。正如瓦拉赫所指出的：“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突发属性的确切时间和方式，但是纠缠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①
虽然看似合理，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从未顺利融入到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中。由于现代西方医学建立在牛頓的现实模型以及基于原子论、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牛顿范式之上，“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并没有超出对人类的唯物主义认识。
（三）“身-心”互动的互补式模型
互补式模型的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更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该模型，瓦拉赫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层面。他认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之所以不起作用，主要在于“医学完全依赖系统的物质构成，而忽视了意识作为人类的补充”。为了修正这一点，基于波尔（Bohr）的互补式模型，瓦拉赫绘制了一个新模型，以发展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人类系统的物质方面（包括身体和有机体过程）与非物质方面（即意识维度）共同存在，并且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该模型建立所依据的科学基础的确是坚实的。准确地说，瓦拉赫是在广义量子理论（the Generalised Quantum Theory）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立体的跨学科模型。人类互补式模型认为：
（1）人类作为生命系统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其他形式，它们内嵌在更广泛的生命系统中，由于量子过程即基于互补性的纠缠而具有内在一致性。换言之，人类整体生物学模型所提出的是，作为一个生命系统，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嵌入在具有量子特性的关系中。
（2）在生命系统结构的不同层面上，量子连贯性本身具有非线性、突发性和非因果性，并由此产生交际等结果，但却无法检测到引发信号。
（3）对有机体的两种不一致的描述，彼此排斥，但对于描述有机体来说，两种说法仍然必不可少。将互补性概念应用于意识和“身-心”问题具有重要性，即从互补的观点来看，心理现象和身体现象共同决定人性。
（4）如果模型中意识与物质共享同等地位，那么我们就有两个互补的通道来与世界联系：一是通过人类身体的神经认知和感官功能;二是以来自于非认知交际方式的信息为基础，通过自我的内在洞察力。
三、结语
在当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寻找和构建新模型的重要性在于：主流语言学的唯物主义焦点无论是形式的、认知的还是新达尔文主义的，都需要一个互补式的研究界面;在该界面上，我们研究多种类型、相互补充的交际模式，它们共同参与发送信息、接收信息和产生意义的过程。
[此文系玛塔·博古斯拉夫斯卡-塔菲斯卡在其2016 年出版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融合生命的传播过程》（Eco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at the Seam of Life）第一、二章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过程导向;生命系统;互补式模型
一、产出导向与过程导向
对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研究者来说，描述人类语言的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模型过于严密和拘束。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乔姆斯基（N. Chomsky）发动认知革命之后的几年里，个别科学家在语言学交流中不断发表意见，以推动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发展。历史上最早的产出导向（product-orientation）语言学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600年帕尼尼的梵语语法（Panini’s Grammar of Sanskrit），后来产出导向逐渐被过程导向（process-orientation）所取代。20世纪后半叶，由于认知和神经生物学思想被引入语言学领域，过程导向受到重视。目前大多数语言学家都认为，人类的语言交际是一个过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仍然是语言过程包含的语境范围。换言之，语言学家今天所讨论的主要是语言过程的边界：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结束。本文建议在生态语言学视域下思考该问题，“生态语言学”这一术语和“生态隐喻”最早由美国语言学家埃纳·豪根（Einar Haugen）提出。①就语言传统而言，本文所讨论的生态语言学与先前任何的语言学输出都没有直接关联，我们希望通过对范式转变的认识来发展生态语言学理论，并提出生态语言学本身就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崭新范式。
范式是一个平台（platform），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衍生出特定的本体论（ontology）、认识论（epistem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处理不同的范式时，就好像在谈论不同的基台，也可将其比喻为游戏板（game board）。①当玩家发现各自在不同的游戏板上时，他们不能玩同一个游戏，他们之间也不可能进行沟通。只有当玩家使用同一块游戏板时，他们才能进行对话和交流。这就是范式转变的机制。为了在当代科学的语言学地图上准确定位生态语言学，我们可以通过韩礼德（M. A. K. Halliday）提出的功能语法理论②来了解生态语言学。首先，韩礼德提出的关于人类语言的观点无疑比乔姆斯基的观点更具动态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的表层结构产生于深层结构和语法机制之中。③韩礼德更注重功能而非语言的形式结构，他的功能语法理论从系统观出发，在复杂的语言系统中发现了人类语言的活力和创造性。但是拜尔陶隆菲（Bertalanffy）1968年构建的系统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生命系统占据从基本材料系统到量子非局部纠缠系统的所有层面，而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路径下的语言系统仅局限于个人和群体（社会/文化）的心理表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形式的、唯物主义的和认知神经的层面。
在后牛顿范式下，韩礼德的功能语法作为一种理论，能够为人类的听说交流提供一种技术工具。韩礼德把语言系统看作是人类听说交流模式的载体或物质手段。事实上，人类与其他生命有机体沟通时所体验到的创造力，具有更深层次、多维度等特点，生物系统内部的全部交流发生在局部和整体的生态系统中。尽管韩礼德的语法理论充满动态性，但只要在牛顿范式框架内的阐述都会参考人类认知交际技术，因此该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理论和研究局限性。
与受特定交际情境影响所产生的瞬间意义和信息相比，交际者是否使用这种或那种语言结构，或者是否在他/她的言语中使用省略、隐喻等修辞手段，似乎都是次要的，意义的产生是由一系列因素决定的。人类交际具有情境性、跨人际、即时性等特点，正是交际领域的整体过程迸发出瞬间的意义，也许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交际情境中对某一特定问题会表达出不同的看法。这不一定是心理上的双重性或精神上的多重人格综合征，而通常只是人际间沟通的效果。人类交际者所形成的观点，始终是由谁参与交际行为以及在哪里和如何发生的结果。此外，生活中的所有物质方面（比如当前气压、季节等）以及非局部量子过程都会发挥作用。
（一）人类语言和語言学研究的开端
我们注意到并基于一个基本的辨别力，即“旧语言学”和“新语言学”的特殊二分法，认为“旧语言学”是指以语言产品为样本的、线性的、形式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研究。不管是口头的、书面的还是认知的，几个世纪以来语言产出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新语言学”致力于在理解已有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生命系统复杂行为的动态模型。生态语言学作为“新语言学”的一分子，为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种新范式，旨在建立一个关于生命系统之间和内部交际的整体理论。
一个人认为什么是参照点，取决于他在看什么。在此，线性思维似乎是一种存在缺陷的方法。当我们回顾有史以来最早的语言学著作和第一次广泛而系统的语言学研究时，我们会想到帕尼尼，他对梵语体系进行了极其全面和成熟的“描述性-规范性”说明。其后，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Dionysus Thrax，公元前170年—前90年）写了希腊语语法，标志着欧洲第一个正式语法的诞生。第三本值得一提的纪念性著作是罗马学者特伦提乌斯·瓦罗（M. Terentius Varro，公元前116年—前27年）所著《拉丁语》（De Lingua Latina）25卷，这是一本拉丁语语法。①这三部著作被认为是20世纪形式语言学和形式语法的先驱。形式语言学所谓的“形式”是指对语言系统形式的关注和分析。因此，在这种语言传统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方法论，即基于原子论、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 过程导向需要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然而，似乎语言学学科并没有强烈认同跨世纪的哲学主张。皮尔士（Ch. S. Peirce）所倡导的以过程为导向的现实思考并没有在语言学领域找到肥沃的土壤。②传统科学划分强调学科之间的差异，导致主流语言学对外部理论、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的被动反应。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当代语言学似乎没有把皮尔士等哲学家提出的整体观吸收内化。皮尔士的哲学主张依然停留在原地——存在哲学领域。从主流语言学家的角度来看，皮尔士是一位哲学家和符号学家，而不是语言学家。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语言学研究将过程取向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认知革命联系在一起。1957年乔姆斯基的開创性著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出版，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认知转向。对于现代主流语言学来说，过程取向的前提是承认语言形式、言说者和受众的动态认知、神经和社会等方面。本研究所描述的交际生态学理论是在另一个范式层面上提出的。因此，从主流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生态语言学代表了一种新的语言学，也可被看作是一种新的语言学范式，它意图有朝一日开始一个研究阶段来验证其理论主张。尽管主流语言学家很可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更新”（a renewal），但生态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框架与著名哲学家皮尔士和怀特海（A. N. Whitehead）倡导的过程导向思维之间有着明确的联系。
（二）语言学研究的新方向
虽然生态语言学目前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但它标志着一个多元化、多方向的学术层面，源于豪根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隐喻“语言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生态语言学自诞生以来，很快进入到一些思想和研究领域中。通过豪根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生物/环境视角在新诞生的生态语言学中成形。豪根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由于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他对语言的生态感知包括社会约束和环境约束两个方面。当豪根提出“语言生态学可定义为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③的观点时，他将“语言环境”（environment of language）定义为使用特定语言的语言社区及其社会参数。这种研究范式有一些早期预示，即有朝一日生态语言学会超越认知和社会语境，进入多维意义的生活过程语境。如豪根所言：“语言只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里，它只起到将使用者与其他人和自然（包括社会和自然环境）相联系起来的作用。”④在此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创造了一个潜在的方向，然而豪根在其学术著作中始终关注特定地理文化领域中语言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语言形式和“认知-语言”结构（如语言词汇、语法或语言行为中反映的概念化和隐喻表达），以及它们根源于社会风俗习惯的动机。
另一位从生态视角研究语言的学者是韩礼德。①令人遗憾的是，他在语言模式上还没有超越特定的形式主义导向。他在语言学提议中增加了生物学语境和“绿色”主题语境，强调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以及重新思考人类自然栖息地可能运用的语言策略，如语法和词汇等。②
保护和防止少数民族语言流失成为一些以语言和语言学的“生态”路径为旗号的项目主题，例如瓦希克（E. M. Wasik）对弗里西亚语进行研究，以凸显少数民族语言的生态地位。③这些研究本质上都是在牛顿范式（Newtonian paradigm）下开展的，即所有生命现象都发生在由原子构成的生物生命形式和认知系统组成的物质世界中。“绿色意识形态”（green ideology）的形成和“拯救”语言社区的想法，构成了彼时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最近围绕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提议为“生态”语言的主题和方法增加了两个有趣的方面。帕皮尔（S. Puppel）把人类语言看作一个生命有机体来分析，并将语言过程置于符号域的“生物-社会-文化”层面的语境中进行考虑。他采用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an）的观点，把自然语言和民族语言当作与其他语言形成复杂关系的生命有机体。④基于该视角，语言可以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和相互干扰，彼此之间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借词将自身形式强加给对方，并通过语言接触相互适应。⑤因此，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制度，具有所有基本属性。⑥在全球语言竞技场上，所有语言进入“交战”（militancy）关系，并始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外向战斗性”。⑦“战斗生态”（Militancy ecology）包括“语言-机构”之间不同类型的相互作用，语言之间在空间、地位、权力和使用者上的竞争被称为“权衡生态”（trade-offs-ecology）、“实用生态”（utility ecology）和“展示生态”（display ecology）。基于该学术视角，我们可以注意到达尔文关于生物世界组织的哲学，以及达尔文用隐喻语言编码的一套本体论假设。⑧因此，“生命是一场抗争”（life being a struggle）、“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是斗争”（relationships among organisms are struggle）等隐喻表达或各种二分法属性（如生命有机体之间的低位和高位等）所反映的隐喻假设，反过来又被帕皮尔刷新，以描述世界语言系统之间的复杂联系。
（三）生态心理学
生态语言学视角为所有语言学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了扩大本研究论证的清晰度，我们将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心理学等其他学科联系起来讨论。实际上，生态语言学共享生态心理学的两个中心假设：（1）存在一个更高阶的非二元对立;（2）生态自我同一性超越个体进入统一自我，在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作出改变。①本研究定义和讨论的生态语言学与生态心理学有如下共同点：（1）在理论基础方面，二者都将思考和研究转移到另一个范式层面。（2）在伦理和审美价值观方面，二者都重视人际间、扩展的认同感以及与生命形式和过程内在联系的深刻体验感，强调以自然和自发的方式带来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审美价值把美认作是一切生命的普遍属性，伦理和审美价值具有可体验性。（3）具有相似的主题定位。（4）适用范围基本一致。 就理论基础而言，二者都建立在20世纪物理学研究成果之上，致力于构建一个统一的、不确定的、开放的范式框架。在下面一段对生态心理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共同点，它们是生态心理学和生态语言学共同的基础：
生态心理学是关注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和实践领域。虽然它与环境心理学、环保心理学、深层生态学、环境司法等同样关注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研究领域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人类与环境之间根本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基于这种关系的概念使用，如：生态自我和生态无意识，人与自然界的现象联系和感官联系的中心性，以与自然世界直接接触的治愈潜力为基础的实践（如生态疗法），与面向环境行动及生态、个人和社区可持续性的实践相结合。②
生态心理学的目標是恢复自然资源，从广义上讲，它与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假设高度一致。在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模型中，我们介绍了其他非认知的交际模式和交际机制，它们是人类系统进化资源基础的一部分，但没有被包括在当代语言学模型里。根据戴维斯（J. V. Davis）和康蒂（J. M. Canty）的观点，生态心理学家致力于促进与自然世界价值观一致的生态思维和实践。两位学者建立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应用模型，该模型与人类在自然栖息地中所能感受到的更高的、统一的认同感相一致。可持续性行为，包括交际意识和行动，能帮助一个人实现自我和幸福。同时，社区自然环境的创建受益于个体的以生态意识为导向的生活方式。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有三种灵感来源可以弥合生态科学和心理学之间的鸿沟，它们可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一种灵感来自环保运动和与自然打交道时的生态思维，生态心理学家提出了一种基于团结和合作而不是愤怒和恐惧的新型话语。第二种灵感力量来自于前一种灵感，为了康复治疗实现与自然的直接接触。第三种灵感来自西方工业化社会对认知变革和深层生态学生活方式的呼吁。西方工业化社会专注消费主义，已经失去了与自然界的联系。当我们考虑20世纪的语言学时，日积月累的研究资料并没有帮助我们建立有效的工作干预模型或工作提升模型。生态语言学和生态心理学两个领域似乎都已经达到了同样的认识，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反思。这种认识触及基于决定论、唯物主义和原子主义的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一套新的解释性和反应性规则，不仅在世界范围的行动中要遵循，而且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要遵循。因此，本文提出的生态心理学和生态语言学似乎都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驱动力来改变思维和研究的范式。在生态心理学中也可以找到后牛顿范式的踪影，如戴维斯和康蒂所言：“人和自然都是同一种存在基础的表现。理解统一状态或对偶状态，以及发展这种理解的实践，是人际心理学和生态心理学有效整合的基础。”①
我们可以注意到，生态概念、生态观点和生态精神都非常符合后牛顿范式的哲学思想，这套生态隐喻似乎对发展一个统一的范式非常方便。今天，以生态为导向的科学使用的隐喻中就有生态自我，消除生命系统之间的非自然边界可带来的好处是恢复人类所拥有的自然技能。本文所提出的语言学建议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察：人类的交际行为远远超出神经认知领域。正是通过生态语言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人类交际者才能注意到、恢复和受益于他/她的非认知交际能力。
二、从“言者-听者”使用语言到嵌入人际关系的生命系统
现代语言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都离不开费迪南德·索绪尔及其1959年出版的著作《普通语言学课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在《普通语言学课程》中，索绪尔详细阐释了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并确立了语言学未来数年的研究视角。后来，诺姆·乔姆斯基发动认知革命，在语言学因素层面增加了认知主义和深层结构语境两个维度，②但并未改变语言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与其不同，生态语言学建立在完全不同的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假设之上。③首先，让我们看看现代主流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设想，他认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讨论人类语言的所有表现形式（包括口头和书面形式，以及语言的所有体现形式，从规范、正确的语言到不完美、非典型的语言）;（2）语言历史发展的所有痕迹以及语言之间的关系;（3）作用于所有人类语言的力量和语言中要注意的一般规律。索绪尔认为，语言学镶嵌于其他学科之中，“语言学与其他学科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他学科有时借鉴语言学的数据资料，有时又为语言学提供数据资料。学科之间的分界线并不总是清晰可见，例如语言学、民族志和史前史三者之间必须仔细区分”。④进一步来说，“任何一种方法都可以打开通往几门学科的大门，如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规范语法等”，需要研究的语言“既是言语能力的社会产物，也是社会团体为允许个人行使言语能力而采用的一系列的必要惯例”。⑤从索绪尔时代到现在，语言学的概念术语框架可以具体说明如下：
第一，人类语言将以其多种表现形式被研究，从自然语言开始，经过历史语境，再到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的语言。从这一研究视角来看，语言是一种产品，是一种受社会约定支配的自我效能结构。
第二，与索绪尔语言学相邻的学科有民族志、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文学和规范语法等。换言之，索绪尔认为这些学科为语言学提供了超语言语境。
第三，语言意义以语言符号为基础，将所指元素（物体概念）和能指元素（符号或声音/图像）结合在一起;符号起源具有任意性。
第四，索绪尔的理论主张以牛顿范式为路径。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及其显现受社会规约支配，随时间变更，它们决定了语言的形式和结构。语言使用者和听众之间的社会过程决定了语言的意义，而意义本身又成为语言形式的一种固有属性。
认知主义作为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后续阶段，在索绪尔表层结构观的基础上增加了语言的深层结构观。乔姆斯基遵循数学和逻辑的研究方法，专注语言深层结构的活动，并对语言深层结构的结构脉动进行建模。他的研究重点是句法机制的动态变化，研究对象是理想化语言环境中交际者的语言产出。继兰盖克（R. Langacker）之后，认知语法学家们认为活跃在认知过程中的语义网络构成了人类思维和语言之间的联系。兰盖克将人类语言看作是传统语言单位的结构化清单。①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看，语言过程位于语言单位和交际者思维互动关系之中，围绕着意义、规约、语义网络、理想化认知模式等核心概念展开。当代主流语言学以认知主义为要旨，遵循“认知主义-唯物主义”的范式路径。已有一些相近的研究领域在当代主流语言学中确立了主导地位，例如：神经语言学，侧重研究人类语言与神经生物学的关系;社会语言学，聚焦语言的社会环境;话语研究，关注口语、书面语和视觉语言产品在社会语境中的作用方式，如学术话语、大众传媒传播等;基于新达尔文哲学的生态定位语言学领域，包括生态语言学和流变语言学（rheolinguistics），它们强调语言作为生命有机体在“语言舞台”上与其他语言建立合作、竞争、压制等关系。 在主流语言研究中，以下观点已说明和考虑到人类大脑扮演语言或交际的创造者和导航者的角色：（1）人类大脑是个容器;（2）人类大脑是个黑匣子，根据认知主义假设，人们可以通过思维所承担的功能，间接、科学地了解思维;（3）人类大脑属于拥有生物/生理功能的人体器官的集合;②（4）人类大脑是一个由子系统即模块组成的转换生成系统;③（5）人类大脑是一个由程序性数据和陈述性数据组成的认知网络;（6）人类大脑是现实/心理表征的心理地图;（7）人类大脑是一台计算机;④（8）人类思维由概念、框架、脚本、图式、刻板印象等构成;（9）人类大脑是人类记忆系统的宿主;（10）人类大脑是一个处理器;（11）人类大脑是一个自我修正和自我指导的系统。⑤
这一科学立场的汇集反映了当代主流（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方向，虽然没有列出这些表述出现的先后顺序，但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语言学范式的典型特征：（1）原子论思维反映在所有事物都是由其他事物共同构建的观念中;（2）在这种固定的、预先确定的组成部分的结构中，缺乏自我可持续性和有机创新机制的空间;（3）强调以语言机制所在的人类心理结构为基础的计算过程。
（一）人类交际者是与生命层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开放系统
在生态语言学中，动态性主要来自于人类交际者与多层次交际语境之间的动态互动，因此，人类交际者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这里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人类交际者是交际模式的中心要素，但另一方面人类交际者不能被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交际信息生成者。生态语言学模型认为交际过程是人际间的，具有突发性。同样，交际中出现的意义是特定交际情境或特定场域活动产生的层创效果。
为了把握交际过程的非线性和多层性，人类交际的“生态”方式采用了20世纪上半叶由路德维希·冯·贝尔塔兰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提出的系统方法。正如贝尔塔兰菲所言，在当代科学中，我们需要一般系统论（a general system theory）作为进一步“局部”模型的元模型（meta-model），以便“研究越来越大的自然部分”。①一般系统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所有知识领域和所有科学都涉及“整体结构”或“系统”，即研究对象与机制的属性和价值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从系统的功能中显现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通过简单的数学方法对组成部分进行总结来预测整体效果。②
贝尔塔兰菲认为，“一般系统论似乎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一方面提供可用于不同领域、且可转移到不同领域的模型，另一方面防止模糊不清的类比，而这些类比通常妨碍研究领域的进展”。③作为当时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新趋势，系统论经过了一段时间才被行为科学、精神病学、生物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所接受。到20世纪下半叶，一些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学者对一般系统论反应非常积极，在他们的专业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通道。例如沃勒茨克（J. Walleczek）从跨学科视角将系统论、复杂理论、混沌模型和非线性动力学等知识应用到西方医学中。④他通過研究认为，非线性科学对生物医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他和合作者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可替代的人体有机体模型，这是西方医学里结构/药理学范式下的机械/线性模型的替代方案。他们提出：“生物学家通常默认，一旦所有的分子都被识别出来，整个生物系统的完整功能最终可以从单个分子的作用总和中得出。”这是主流生物学和医学进行研究和实践的一种简化主义范式，“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简化主义本身可能过于局限，无法成功地解决根本性问题，例如生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作的，它们如何传递和处理动态信息，以及它们对外界扰动的反应”。⑤
沃勒茨克等学者建立的人类非线性模型具有以下特点：（1）人类是一个生命系统，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开放系统;（2）人类作为一个生命系统，不断地与环境交换能量和物质;（3）生命系统的功能具有突发性，这意味着它们来自于系统整体，而不是来自于某个部分的单独行为。（4）生物系统对微弱的外界刺激具有敏感性，如化学刺激、机械刺激和电动刺激;（5）研究这种有机体敏感性的科学领域被称为生物电磁学。
基于人类非线性模型，有机体的功能具有突发性，它们是有机体整体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单个部分活动的结果。在此，乔姆斯基的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以及认知语言学所倡导的“语言潜势”（the language potential）受到挑战。从动态系统和生态视角来看，人类的交际或语言活动是一个有机过程，而不是一个认知过程。
当前我们的生态语言学提议背后的设想是，首先提出人类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框架，然后将关于贝尔塔兰菲系统研究的反馈意见作为我们思维路径的方法论支持。贝尔塔兰菲在其著作中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准确地说，独立且基于完全不同的事实，类似概念、模型和规律经常广泛地出现在不同的领域里。”⑥在许多情况下，相同的原理被多次发现，因为一个领域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所需的理论结构在另一个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一般系统论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人类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模型具有两个关键的构成要素：（1）交际领域，也可称之为交际情境;（2）交际过程的参与者，即生命系统。因此，在生态语言学模型中，交际者不仅是认知主体，更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这种关于人类交际者的观点，本质上不同于现代主流语言学和交际学研究中公认的、预设的概念。主流生物学、社会学和人文科学以封闭系统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对象与其所处的多层环境割裂开来。例如在结构主义语言学或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系统，即索绪尔或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中，语言系统与下一层生命/交流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被低估，甚至几乎没有被注意到。认知语言使用者与交际互动者的相互交流被简化为视听形式下的信息交换。言说者发出信息（有可能借助手势语言），通过耳朵等听觉器官接收信息（同样，可能通过言说者的一些身体动作支持）。在人类交际的生态语言学模型中，我们识别并承认人类作为生命系统所拥有和所使用的其他交际方式，这些方式在贝尔塔兰菲的术语“自然成分”（slices of nature）中早已根深蒂固。进一步来说，在生态语言学模型中，信息交换成为关联彼此、构建整体以及构建统一体的基本过程。信息成为组织的衡量标准。①在系统论中，我们发现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组织，交际过程被置于整个事态的主要连接物质的位置。 以这种方式看待人类交际，只是关联的一个例子，因为人类交际已经嵌入到生命网格中。在生命网格里，生命系统相互关联，共同构成生命网格。由此可见，人类交际过程远远超出语言系统形式，超越了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超越了当前主流语言学研究的焦点，如社会、文化、生物机制和关系等。人类交际作为生命系统中交际过程的一个子类型，是一个有机的、重要且基本的过程，它可能是一个仅次于认知和智力的过程。
（二）“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从我们的讨论开始，“生物-心理-社会”模型（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就是当时主流医学和自然科学采用的唯物主义模型（the materialistic model）的重要替代品，它建立于贝尔塔兰菲在跨学科领域推广他的系统论之后。正如瓦拉赫（H. Walach）所言：“‘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依然是医疗保健领域广受欢迎的理论基础。纵观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人们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人们对医疗保健和心理神经免疫学等专科学科的理解还不够透彻，因为医疗保健仍然被分割成独立门类，而且在照顾病人的身心痛苦方面，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考虑。”②让我们如模型所提出的一样，综合人类有机体的感知。根据“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人类作为生命系统的轮廓特征如下：
（1）生命系统拥有一套复杂的多模态装置，其与生命的不同层次相联系并交织在一起。因此，交际本质上是在过程和对象的人际间以及多层嵌入中产生的。
（2）生命系统是一个共享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后续的机体层级在发挥特定自主性的同时形成一个整体，并作为一个内部连贯的共同体发挥作用。“在此需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组织的每一个层级上，一个新形成的结构都会获得某种边界，即使它可能只是暂时的，这个系统因此获得某种形式的自治，使它成为一组部分自治系统和良好组织相互关系中的一种半独立参与者。”③
（3）突发性（emergent properties）是模型中的关键概念。它不是预先指定给任何物质形式或结构的;相反，它是由于特定系统内的相互关系而产生的性质。同样，这个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具有量子属性。正如瓦拉赫所指出的：“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突发属性的确切时间和方式，但是纠缠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①
虽然看似合理，但“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从未顺利融入到医学研究和医学实践中。由于现代西方医学建立在牛頓的现实模型以及基于原子论、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牛顿范式之上，“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并没有超出对人类的唯物主义认识。
（三）“身-心”互动的互补式模型
互补式模型的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生物-心理-社会”模型更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该模型，瓦拉赫在2005年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理论层面。他认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之所以不起作用，主要在于“医学完全依赖系统的物质构成，而忽视了意识作为人类的补充”。为了修正这一点，基于波尔（Bohr）的互补式模型，瓦拉赫绘制了一个新模型，以发展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人类系统的物质方面（包括身体和有机体过程）与非物质方面（即意识维度）共同存在，并且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该模型建立所依据的科学基础的确是坚实的。准确地说，瓦拉赫是在广义量子理论（the Generalised Quantum Theory）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立体的跨学科模型。人类互补式模型认为：
（1）人类作为生命系统可能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团、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其他形式，它们内嵌在更广泛的生命系统中，由于量子过程即基于互补性的纠缠而具有内在一致性。换言之，人类整体生物学模型所提出的是，作为一个生命系统，人的内在和外在都嵌入在具有量子特性的关系中。
（2）在生命系统结构的不同层面上，量子连贯性本身具有非线性、突发性和非因果性，并由此产生交际等结果，但却无法检测到引发信号。
（3）对有机体的两种不一致的描述，彼此排斥，但对于描述有机体来说，两种说法仍然必不可少。将互补性概念应用于意识和“身-心”问题具有重要性，即从互补的观点来看，心理现象和身体现象共同决定人性。
（4）如果模型中意识与物质共享同等地位，那么我们就有两个互补的通道来与世界联系：一是通过人类身体的神经认知和感官功能;二是以来自于非认知交际方式的信息为基础，通过自我的内在洞察力。
三、结语
在当前的生态语言学研究中，我们寻找和构建新模型的重要性在于：主流语言学的唯物主义焦点无论是形式的、认知的还是新达尔文主义的，都需要一个互补式的研究界面;在该界面上，我们研究多种类型、相互补充的交际模式，它们共同参与发送信息、接收信息和产生意义的过程。
[此文系玛塔·博古斯拉夫斯卡-塔菲斯卡在其2016 年出版的专著《生态语言学：融合生命的传播过程》（Ecolinguistics：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at the Seam of Life）第一、二章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