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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梁衡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先生热爱自然，钟情古树，倡议在全国挖掘三百棵有历史背景的人文古树，授名挂牌，其文化意蕴堪比唐诗三百首。《树梢上的中国》是梁衡先生跋山涉水寻访人文古树后写就的一部散文集。书中记录了中国大地上众多古树的历史兴衰，融入了作者“人文森林”的理念和丰富的历史内涵，同时也传达出作者倡导绿色文明的人文思考;不仅有灵动的文字，还有作者亲自拍摄的古树照片，更有作者手绘的古树图。该书于2018年8月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已重印3次，又被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出版，并于2018年底评为商务印书馆社科十大好书，2019年入围第十四届“文津图书奖”，2020年4月2日入选《中国绿色时报》评选的“2019自然好书榜”。在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由生态环境部主办的首届“公众最喜爱的十本生态环境好书”揭晓，《树梢上的中国》荣登榜首。本刊特此推出专题评论，希望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以引导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和绿色价值观念。
[摘 要]生态学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出发，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中的人文关怀，在生态学中将科学的理性与人文的诗意统一起来，在满足适度的物质生活要求的前提下追求精神价值。梁衡先生多年来坚持拜谒古树、书写古树，并倡议建立“人文森林学”。从他的人文森林散文写作中，人们不仅看到古树长久的自然生命力，更看到古树所具有的永恒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生态学;整体主义世界观;生态文学;梁衡;人文森林
一、技术的善与恶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发生了一场巨变，罗素（Bertrand Rusell）如此概括这场巨变：“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①，“科学事业带来的结果，就是使有学识的人的眼光见解彻底一变”②。罗素这里所说的主要是知识层面的变化，社会层面的变化主要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一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784年，其标志是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地区出现了成规模的机器纺纱工厂。这一非人力动能的工业化应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根据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研究，工业革命把人类历史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在宏观方面，世界人均GDP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则开始逐渐上升，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大变革。①
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雷戈里·克拉克指出：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③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④而专业化和分工的各方将其产品进行交易之后，则能“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⑤但是专业化和分工的程度是否需要有一个限度？格雷戈里·克拉克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
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各地人群的生产能力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以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和程度来考察）是比较微弱的;但是，当人群的这种能力（尤其是工业化生产的技术）已经非常强大的时候，较高的分工和交换水平就意味着对当地自然环境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会到恶性利用的程度，这时环境、生态就难免遭殃之虞了。
所以，相比之下，传统社会中所谓“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由于科技水平低下，生产力落后，对环境、生态的作用也较小，因而有其特定的价值，而其代价是物质生活相对较为落后、匮乏。尹绍亭曾讨论过中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生产活动，认为“刀耕火种”这种被贴上“传统、落后、破坏自然”等标签的生产方式，其实伴随着迁徙、休耕、轮作等必需的行为，对于同一片土地、森林的利用总是相对克制的，因而留下了让所耕作的土地得以恢复生态、肥力等的可能空间，因此具有与定居农业及其生产技术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①
这一比较的关键在于，由于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他人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因此，我们应该在达到何种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同时保证对于环境（自然和社会）的最小限度的利用、索取或干扰。
杜宁（Alan Durning）指出，我們的社会正陷于“多多益善”的困境，不断追求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工作，结果造成了对地球更多的损害。杜宁试图通过解释需求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而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他提出一个问题：多少算够？②
这是有关幸福的问题。如今，幸福已经成为一种比较价值（也就是相对于他人的自我感受），而不再是（或几乎不再是）一种绝对价值（也就是仅以自己的内心感受为判断标准）。在此条件下，人类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虽然也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们严重缺乏食物、营养和医药），人均寿命获得了大幅度延长，文化和精神产品的产出量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感受到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忙碌、压力与劳累，以及越来越少见的闲暇、欢乐与幸福。 几乎所有的物质进步，都是拜技术之赐;但是当技术进步沦为无止境的贪欲之工具的时候，技术本身是不是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呢？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向全世界宣布，他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人类胚胎中的一个名为CCR5的基因序列，接受这一技术的两名女婴已经出生。贺建奎宣称他作此基因编辑操作是为了帮助她们摆脱被艾滋病威胁的命运。这件事情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19年12月30日，贺建奎等三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法院判处徒刑和罚款。③这一事件关系到技术的伦理。表面上看，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对与错、善与恶之别;然而，技术所造成的逻辑后果是有对与错、善与恶之别的。当某个技术的后果具有根本无法把握的恶果之时，如果仍然妄加施行，那么与有意作恶有何区别呢？这与主动递给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躁郁症患者一把刀，然后辩解说刀不会直接杀死人，人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又有何区别？所以，从有人因刀伤而失血过多致死反推，可以追溯到故意递刀子给行凶者的行为，试问这一行为还是无辜的吗？
全世界都曾经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它来制造烟花爆竹，而不是用来制造热武器。如果我们只看到参加甲午战争、鸦片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当代中东战争中的哪一方战胜、哪一方战败，那些嘲笑或痛惜中国历史的人或许可能有些道理;但是，只以成败论英雄，不过是强盗逻辑。如果我们还只是看到那些毁于战争的生命、环境和财富，那么我们将发现，必须树立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
二、整体主义世界观
1704年牛顿（1643—1727）出版《光学》，证明了彩虹是光通过雨滴折射而形成的现象。此后，这种科学主义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视角蕴含着深刻的机械论色彩。由于它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曾经批评牛顿“毁尽了彩虹的诗意，认为它不过是一块棱镜”。科学视角的理性和人文视角的诗意，这两种相对的观念与表述之间长期争论。到了18世纪末期，全欧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都在探索同样的问题：如何理解自然？
武尔夫（Andrea Wulf）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所写的传记，非常生动地呈现了这一段历史。就在牛顿的《光学》出版100年之后，洪堡在1807年先后出版了《植物地理学随笔》和《自然之观点》两本书。在《植物地理学随笔》中，洪堡根据此前在南美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学等考察，将人类的文化活动与生物圈和物理环境交织在一起，提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自然之观点》中，洪堡将自然比作一张生命之网，强调“自然力量的内部联系”。这两部名作，前者是世界上第一部生态学专著，后者是后代的自然文学范本，它们影响了好几代科学家和诗人。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以及影响更大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都曾经深受洪堡这些著作的启发。①
科学的理性和人文的诗意并非完全不能统一起来。洪堡的生态学观念及其科学实践，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方向和例证。
与科学主义相对照，生态学是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遗憾的是，由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思潮长期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占据主流，经济发展和民族生存成为世界各地的主要诉求，环境问题和生态观念也就长期未能获得它们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是人类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定胜天”的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种二元论的方法论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对立面，人类甚至忘了自己也是世界、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忘记了恩格斯的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
地球至今已经存在了46亿年，如果把这一历史化约为24小时，那么人类在最后3秒鐘才在地球上出现。况且，至少到今天为止，地球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人类究竟有什么资格和能力轻视地球、漠视自然，非要等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出现各种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与瘟疫，才愿意承认人类的渺小，承认人类与环境协同进化的事实。
对于中国来说，从清末以来追求变革维新、救亡图强，到1950年代以来追求“超英赶美”，再到1980年代以来追求GDP至上主义，处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焦虑之中，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环境代价。直到进入新时代，我们才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既是关乎建设美丽中国、谋求全民幸福的当代要务，也是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前几年有一个故事曾经在中国流行。一个小孩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引发了一系列的行为和结果：玻璃工买来玻璃修补，玻璃工厂为此买来原料生产玻璃，生产原料的工人则去购买或挖掘原料，如此等等。有人因此认为小孩子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和就业。这就是所谓的“破窗理论”，它主张在一个饱和的市场状态下“损害有益”。
“破窗理论”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即资源是无限的。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①
在50多年前，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等所著《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地球资源有限的观念。“增长的极限”包括五个“全球性问题”，即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这份报告悲观地预言，在“放任自流”的模式下，人类文明将在21世纪的某一时刻崩溃，全球崩溃的症状将在2015年至2030年之间开始显现：大约从2015年左右开始人均工业产出效率下降，从2020年左右开始居民死亡率上升，从2030年开始全球人口将开始下降，速度大约是每隔10年减少5亿人，人们的生活水准将倒退到1900年代的水平。② 与《增长的极限》的结论截然相反，西蒙（Julian Lincoln Simon）《没有极限的增长》认为，人类的资源没有尽头，人类的环境在日益好转（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粮食在未来将不会成为问题，人口在未来会自然达到平衡。③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关于未来的这一争论，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代表的悲观派和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代表的乐观派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一个事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确在恶化，例如臭氧层的空洞在逐渐扩大、极端天气在不断增加等;但人类社会的确并未如米都斯等所预言的那样在2015年崩溃。
过去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完全交给了人文研究，而人文研究毕竟与创造技术的自然科学隔着一层。如今我们认为，地球是一个适应性复杂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人类社会也是适应性复杂系统，而且人类社会具有超出一般的适应性复杂系统之处，即具有主观能动性，它使得人类社会和大自然都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环保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我们有理由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
云南以突出的地理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闻名于世。多样性不仅意味着所包含的元素的数量巨大，还意味着这些元素所属的类型或形式多样，同时意味着这些元素、形式之间的共生与互动关系。仅以茶树为例。云南不仅有茶树不能生长的高寒、高海拔地区（如香格里拉），也有茶树不宜于生长的湿热、低海拔地区（如红河县），还有介于其间、适合不同品种的茶树生长的广大区域。现代茶种植物起源于云南。而现代云南各族人民都喝茶、用茶，而且喝茶、用茶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滇南基诺族、布朗族等把凉拌新鲜茶叶做菜（“凉拌茶”），滇西北汉族把干茶叶磨成粉再加油盐煮成汤（“油茶”），纳西族的“龙虎斗”茶酒同饮，哈尼族直接用新鲜茶叶煮成茶水，滇南很多民族用茶叶作为求婚的礼物，更多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把茶叶用作贸易中的货币一样的等价物。这些风俗、事项都只有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才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与解读。它们不仅反映了人群之间的交往（如茶叶及其他物品及其使用方式的跨地区、跨人群的流动），也反映了各地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如高寒地区不能种茶，就通过获取药材、皮毛等物品以换取茶叶），还反映了茶树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如茶树长得更高、树冠更大以获取阳光，以及通过人力来扩大它自身的传播）。高寒、高海拔的自然条件限制了茶树的扩张，但是当地的人们需要喝茶却使得茶产区的人们种植更多的茶树，这样就挤压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最终使得茶树成为当地的优势树种。
茶树和其他植物之间的此消彼长，是生态系统中生物及其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具有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生态环境的问题。地理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以及其他可能的视角，是我们观察和谈论作为整体环境的世界的方式，而古茶树是其中的一种具体方式。从人文角度来说，神农氏、诸葛亮、达摩、佛祖、帕哎冷等文化英雄发现茶树、发明喝茶等传说故事，就是各民族关于茶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历史之重要性的理解和解释。近一百年来，吴觉农、范和钧、蔡希陶、庄晚芳、陈椽、张宏达、闵天禄等学者都为云南的古茶树倾注了大量的学术热情。赵朴初先生则在1990年到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勐海县，却由于天气原因未能亲自去到古茶树面前，只能留下“南行万里拜茶王”的题字。梁衡先生多年从古树名木看历史、看生态，于2019年9月在西南林业大学茶学专家的陪同下深入滇南茶山调研，接续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缘。如今这些人文故事也已经成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既从自然看人文，也从人文看自然，在人文和自然的互视之中显现出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的观念、方法和理论预设。
如今茶树已经扩散到了南极洲之外世界各大洲。如果没有全球化的眼光，我们将无法合理地理解和解释19世纪下半期的世界茶叶贸易和原殖民地国家种植茶树、甘蔗、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的历史，也就无法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茶树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现象。正如波德莱尔（Charles P. Baudelaire， 1821—1867）的名诗《感应》所说：“自然是一座神殿。”①人类与自然万物共同居住在地球之上，地球不仅是我们脚下的土地，而且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座“神殿”。茶树在地球这座“神殿”中扩散，其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是同一部历史，它们在同一个世界之中发生。
三、生态学中的人文关怀
人类在20世纪下半叶合成出杀虫剂、除莠剂、冷凝剂等化合物。如今，從赤道到南北极，从海洋到陆地，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动物体内的血液和脂肪中都普遍发现DDT、PBE、CFC的踪迹。
DDT自从1939年被瑞士化学家米勒（Paul Hermann Miller）发现以来，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大量使用农药，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环境，并埋下了种种危险。卡森（Rachel Carson）怀疑DDT进入食物链，是导致一些食肉和食鱼的鸟接近灭绝的主要原因。1962年，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对此提出了预言和警告：“‘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①
30余年后的1996年，科尔伯恩（T. Colbom）等《我们被偷走的未来》证实并解读了卡森的预言：这些化学合成物质污染具有持久性（难以通过生物降解或其他进程分解）和生物蓄积性（能够在生物体内蓄积，进而在食物链内累积），最终扰乱了生物体正常的生理秩序，破坏了生物体的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造成远比消灭生物体个体和种类还要严重的物种灭绝。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一个共性是性质非常稳定，自然界难以降服它们，只能与其共存。在食物链上的营养传递过程中，前一级物种体内残留的毒素，绝大部分会传递到后一级物种体内并富集在生物体的组织之中，其结果可想而知：它们逐渐随着食物链向上游传递，最终富集于食物链的顶端。也就是说，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越来越多地吞下自己制造的毒物。所以，科尔伯恩等《我们被偷走的未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威胁自己的生育能力、智力和生存能力吗？”②（Are we threatening our own fertility， intelligence， and survival？） 这一恶性的循环，自然不能中性地表述为人类在提前支取和消费未来。1972年6月12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人类首次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保护人类环境的事业。中国在1998年全面实施了“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等重大林业工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習近平同志自2005年以来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③如今中国正越来越重视环境，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适应性复杂系统对于环境等问题的一种适应性反馈。
卡森《寂静的春天》是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此后生态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生态文学的著作和观点，已成为中国第一本生态文学教材。自此开始，“生态批评”逐渐在中国高校的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④
王诺认为：“生态文学研究主要是思想内容研究，是对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发掘、分析和评论。生态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这种研究与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神学、生态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的结合上。这种研究的目的，与生态文学和上述各学科的目的一样，是增进读者的生态意识，‘促使读者重新认识他们现在所处的生存状态，重新认识他们正在被驱使着走向的、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的未来生存状态’，‘促使他们关怀这个物质世界……认识这个应当被珍惜但却被蹂躏和滥用的、处于危险的地方’，进而对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做出贡献。”①由此可见，生态文学为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地球生命的生存和发展请命，提醒人类调整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价值观，以整体主义的视野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共同探寻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生存空间。其中内蕴着生态意识的萌发，环境观念的变革，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在此意义上，梁衡先生的人文森林散文写作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四、梁衡的人文森林散文写作
梁衡先生多年坚持拜谒古树、书写古树。他考察了一棵又一棵的历史古树，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古树散文。他认为：“树木是与语言文字、文物并行的人类的第三部史书。”②在梁衡先生笔下，既有对一个个具体的生态环境的体验与感悟（《冬季到云南去看海》《霸王岭上听猿啼》《这最后一片原始林》），也有对一棵棵具体的古树名木的幽思与回溯（《华表之木老银杏》《秋风桐槐说项羽》《吴县四柏》）;既有古树对人的照拂以及人与古树的互动（《中国枣王》《这里有一座古树养老院》），也有人种植树木、营造环境的努力（《万里长城一红柳》《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一棵棵古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才顽强地存活下来（《铁锅槐》《百年震柳》），它们滋养着人、守卫着人（《中国枣王》《难忘沙枣》），人却要一次又一次夺取它们的生命（《死去活来七里槐》《带伤的重阳木》《树殇、树香与树缘》）。这些宏文嘉篇，汇聚成《树梢上的中国》这本书。读这本书的人，一定会受到感染，产生越来越强的保护生态、珍惜环境、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观念。
正是因为既看到了一棵又一棵古树，又看到了古树背后的历史之林和生态之光，见树又见林，梁衡先生发表《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倡议建立“人文森林学”。他写道：
我们已经知道了森林的重要，创立了林业科学、林业院校，专门建立了与森林有关的各种学科，如林木分类、培育、养护、采伐、加工等等。但迄今为止都还停留在生产和自然生态层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第三层面——“人文森林学”亟待开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人文森林学”，专门研究树木与人的文化关系，即研究人怎样影响树木，树木怎样记录并影响着人的文化活动。③
森林是可以更新和再生的自然资源，它直接为人类提供木材、燃料和林产品，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对保护和美化人类生活环境具有重大作用。在传统的学科划分之中，林学是一个综合性、应用型的自然科学学科，主要研究林业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主要关注的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向森林索取自己当下需要的东西。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森林资源的逐渐减少，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缺少森林和燃料、影响水土保持等现象，保护森林和种植树木、培育森林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很可惜，我们现在才警觉破坏森林会产生恶果，或者说是我们忘记得太多，很长时间都在漠视森林对我们的价值。君不见，很多位于偏远的高山上的少数民族村寨，背后都会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再艰难困苦的日子，村民们都不会去砍伐、破坏它们，因为正是那一片山林为他们提供日常用水，同时又保护着他们的村寨免遭泥石流等灾害的侵袭。这种传统的经验和知识，过去被我们的林学忽略得太多了。忽略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我们只是向自然不断索取的简单发展观念，不承认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不知道人与环境共生的意义。树木长成森林，森林覆盖山野，它们历经千万年才长成那个样子，其中自然有它们的道理。很多种树木的寿命都远比人长得多，我们在它们面前、在传统社会面前还是要谦恭一些、克制一些才好。
梁衡先生乃当代文章大家，他写活了一棵棵中华古树，写出了树中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可以说这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文化著作。从《树梢上的中国》这本书里，我们不仅看到一棵又一棵历史古木所具有的长久的自然生命力，更看到它们所具有的永恒的人文价值，看到它们正在汇聚成生生不息的大森林的气势。这是一个更为宏大同时也更为根本的生态环境，它的前景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人类将来的命运。梁衡先生的这部力作定当载入中国文章与文化史册。不仅如此，作为著名学者的梁衡先生，还阐述了“人文森林学”丰富的内涵与科学结构。在他看来，“人文森林学”包括以下内容：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行为活动的记录，并编写成史;研究森林读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的行为对树木、森林的影响;研究并实施“国家人文森林”工程。①他写作的多篇古树宏文作为这一理念的具体展现，又以交叉性与综合性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为学科建设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长期以来，我们有历史悠久且成就卓著的科学森林学，也有很发达的技术（工程）森林学，而“人文森林学”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成为学科建设中的一大缺憾。梁衡先生的学说填补了这个空白，并身体力行，推进建设工作，对于林学学科建设和林业大学人才培养，对于推进生态文化建设，无论是在认知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强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并期待，梁衡先生今后将会写出更多这样的作品，既唤醒人们对古树的历史幽思，也为人们呈现文化的森林，让人们见树更见林。
责任编辑：安 吉
[摘 要]生态学是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出发，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中的人文关怀，在生态学中将科学的理性与人文的诗意统一起来，在满足适度的物质生活要求的前提下追求精神价值。梁衡先生多年来坚持拜谒古树、书写古树，并倡议建立“人文森林学”。从他的人文森林散文写作中，人们不仅看到古树长久的自然生命力，更看到古树所具有的永恒的人文价值。
[关键词]生态学;整体主义世界观;生态文学;梁衡;人文森林
一、技术的善与恶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发生了一场巨变，罗素（Bertrand Rusell）如此概括这场巨变：“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十七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①，“科学事业带来的结果，就是使有学识的人的眼光见解彻底一变”②。罗素这里所说的主要是知识层面的变化，社会层面的变化主要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一般认为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于1784年，其标志是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地区出现了成规模的机器纺纱工厂。这一非人力动能的工业化应用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根据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的研究，工业革命把人类历史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和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在宏观方面，世界人均GDP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两三千年里基本没有变化，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则开始逐渐上升，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形态以及文化内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大变革。①
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雷戈里·克拉克指出：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后开始的工业革命。③
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经济学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④而专业化和分工的各方将其产品进行交易之后，则能“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⑤但是专业化和分工的程度是否需要有一个限度？格雷戈里·克拉克引述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
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各地人群的生产能力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例如以利用自然资源的方式和程度来考察）是比较微弱的;但是，当人群的这种能力（尤其是工业化生产的技术）已经非常强大的时候，较高的分工和交换水平就意味着对当地自然环境和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甚至会到恶性利用的程度，这时环境、生态就难免遭殃之虞了。
所以，相比之下，传统社会中所谓“自给自足”的生计方式，由于科技水平低下，生产力落后，对环境、生态的作用也较小，因而有其特定的价值，而其代价是物质生活相对较为落后、匮乏。尹绍亭曾讨论过中国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生产活动，认为“刀耕火种”这种被贴上“传统、落后、破坏自然”等标签的生产方式，其实伴随着迁徙、休耕、轮作等必需的行为，对于同一片土地、森林的利用总是相对克制的，因而留下了让所耕作的土地得以恢复生态、肥力等的可能空间，因此具有与定居农业及其生产技术截然不同的生态价值。①
这一比较的关键在于，由于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他人追求富足的物质生活，因此，我们应该在达到何种水平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同时保证对于环境（自然和社会）的最小限度的利用、索取或干扰。
杜宁（Alan Durning）指出，我們的社会正陷于“多多益善”的困境，不断追求更多的消费和更多的工作，结果造成了对地球更多的损害。杜宁试图通过解释需求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而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他提出一个问题：多少算够？②
这是有关幸福的问题。如今，幸福已经成为一种比较价值（也就是相对于他人的自我感受），而不再是（或几乎不再是）一种绝对价值（也就是仅以自己的内心感受为判断标准）。在此条件下，人类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弥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人类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富足（虽然也还有一些地方的人们严重缺乏食物、营养和医药），人均寿命获得了大幅度延长，文化和精神产品的产出量日益增多;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正感受到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忙碌、压力与劳累，以及越来越少见的闲暇、欢乐与幸福。 几乎所有的物质进步，都是拜技术之赐;但是当技术进步沦为无止境的贪欲之工具的时候，技术本身是不是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呢？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学原副教授贺建奎向全世界宣布，他用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了人类胚胎中的一个名为CCR5的基因序列，接受这一技术的两名女婴已经出生。贺建奎宣称他作此基因编辑操作是为了帮助她们摆脱被艾滋病威胁的命运。这件事情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2019年12月30日，贺建奎等三人因共同非法实施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罪，分别被法院判处徒刑和罚款。③这一事件关系到技术的伦理。表面上看，技术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对与错、善与恶之别;然而，技术所造成的逻辑后果是有对与错、善与恶之别的。当某个技术的后果具有根本无法把握的恶果之时，如果仍然妄加施行，那么与有意作恶有何区别呢？这与主动递给具有反社会人格的躁郁症患者一把刀，然后辩解说刀不会直接杀死人，人是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又有何区别？所以，从有人因刀伤而失血过多致死反推，可以追溯到故意递刀子给行凶者的行为，试问这一行为还是无辜的吗？
全世界都曾经感到奇怪：为什么中国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它来制造烟花爆竹，而不是用来制造热武器。如果我们只看到参加甲午战争、鸦片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当代中东战争中的哪一方战胜、哪一方战败，那些嘲笑或痛惜中国历史的人或许可能有些道理;但是，只以成败论英雄，不过是强盗逻辑。如果我们还只是看到那些毁于战争的生命、环境和财富，那么我们将发现，必须树立一种整体主义的世界观。
二、整体主义世界观
1704年牛顿（1643—1727）出版《光学》，证明了彩虹是光通过雨滴折射而形成的现象。此后，这种科学主义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这种视角蕴含着深刻的机械论色彩。由于它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诗人济慈（John Keats，1795—1821）曾经批评牛顿“毁尽了彩虹的诗意，认为它不过是一块棱镜”。科学视角的理性和人文视角的诗意，这两种相对的观念与表述之间长期争论。到了18世纪末期，全欧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都在探索同样的问题：如何理解自然？
武尔夫（Andrea Wulf）为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所写的传记，非常生动地呈现了这一段历史。就在牛顿的《光学》出版100年之后，洪堡在1807年先后出版了《植物地理学随笔》和《自然之观点》两本书。在《植物地理学随笔》中，洪堡根据此前在南美洲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植物学等考察，将人类的文化活动与生物圈和物理环境交织在一起，提出“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自然之观点》中，洪堡将自然比作一张生命之网，强调“自然力量的内部联系”。这两部名作，前者是世界上第一部生态学专著，后者是后代的自然文学范本，它们影响了好几代科学家和诗人。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以及影响更大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都曾经深受洪堡这些著作的启发。①
科学的理性和人文的诗意并非完全不能统一起来。洪堡的生态学观念及其科学实践，为这种统一提供了方向和例证。
与科学主义相对照，生态学是一种整体论的世界观。遗憾的是，由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社会思潮长期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占据主流，经济发展和民族生存成为世界各地的主要诉求，环境问题和生态观念也就长期未能获得它们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19世纪和20世纪是人类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定胜天”的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这种二元论的方法论将自然视为人类的对立面，人类甚至忘了自己也是世界、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忘记了恩格斯的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②
地球至今已经存在了46亿年，如果把这一历史化约为24小时，那么人类在最后3秒鐘才在地球上出现。况且，至少到今天为止，地球仍然是人类生存的唯一家园。人类究竟有什么资格和能力轻视地球、漠视自然，非要等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地出现各种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大规模流行性疾病与瘟疫，才愿意承认人类的渺小，承认人类与环境协同进化的事实。
对于中国来说，从清末以来追求变革维新、救亡图强，到1950年代以来追求“超英赶美”，再到1980年代以来追求GDP至上主义，处于“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焦虑之中，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和科学发展的道路上付出了非常沉重的环境代价。直到进入新时代，我们才越来越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既是关乎建设美丽中国、谋求全民幸福的当代要务，也是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前几年有一个故事曾经在中国流行。一个小孩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引发了一系列的行为和结果：玻璃工买来玻璃修补，玻璃工厂为此买来原料生产玻璃，生产原料的工人则去购买或挖掘原料，如此等等。有人因此认为小孩子的行为客观上促进了生产和就业。这就是所谓的“破窗理论”，它主张在一个饱和的市场状态下“损害有益”。
“破窗理论”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即资源是无限的。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①
在50多年前，米都斯（Dennis L. Meadows）等所著《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正式提出了地球资源有限的观念。“增长的极限”包括五个“全球性问题”，即人口问题、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这份报告悲观地预言，在“放任自流”的模式下，人类文明将在21世纪的某一时刻崩溃，全球崩溃的症状将在2015年至2030年之间开始显现：大约从2015年左右开始人均工业产出效率下降，从2020年左右开始居民死亡率上升，从2030年开始全球人口将开始下降，速度大约是每隔10年减少5亿人，人们的生活水准将倒退到1900年代的水平。② 与《增长的极限》的结论截然相反，西蒙（Julian Lincoln Simon）《没有极限的增长》认为，人类的资源没有尽头，人类的环境在日益好转（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粮食在未来将不会成为问题，人口在未来会自然达到平衡。③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关于未来的这一争论，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代表的悲观派和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代表的乐观派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一个事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确在恶化，例如臭氧层的空洞在逐渐扩大、极端天气在不断增加等;但人类社会的确并未如米都斯等所预言的那样在2015年崩溃。
过去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完全交给了人文研究，而人文研究毕竟与创造技术的自然科学隔着一层。如今我们认为，地球是一个适应性复杂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 CAS），人类社会也是适应性复杂系统，而且人类社会具有超出一般的适应性复杂系统之处，即具有主观能动性，它使得人类社会和大自然都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环保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我们有理由对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持一种谨慎的乐观主义态度。
云南以突出的地理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闻名于世。多样性不仅意味着所包含的元素的数量巨大，还意味着这些元素所属的类型或形式多样，同时意味着这些元素、形式之间的共生与互动关系。仅以茶树为例。云南不仅有茶树不能生长的高寒、高海拔地区（如香格里拉），也有茶树不宜于生长的湿热、低海拔地区（如红河县），还有介于其间、适合不同品种的茶树生长的广大区域。现代茶种植物起源于云南。而现代云南各族人民都喝茶、用茶，而且喝茶、用茶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滇南基诺族、布朗族等把凉拌新鲜茶叶做菜（“凉拌茶”），滇西北汉族把干茶叶磨成粉再加油盐煮成汤（“油茶”），纳西族的“龙虎斗”茶酒同饮，哈尼族直接用新鲜茶叶煮成茶水，滇南很多民族用茶叶作为求婚的礼物，更多的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把茶叶用作贸易中的货币一样的等价物。这些风俗、事项都只有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才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与解读。它们不仅反映了人群之间的交往（如茶叶及其他物品及其使用方式的跨地区、跨人群的流动），也反映了各地人群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如高寒地区不能种茶，就通过获取药材、皮毛等物品以换取茶叶），还反映了茶树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如茶树长得更高、树冠更大以获取阳光，以及通过人力来扩大它自身的传播）。高寒、高海拔的自然条件限制了茶树的扩张，但是当地的人们需要喝茶却使得茶产区的人们种植更多的茶树，这样就挤压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最终使得茶树成为当地的优势树种。
茶树和其他植物之间的此消彼长，是生态系统中生物及其环境之间互动的结果，这一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我们具有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生态环境的问题。地理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以及其他可能的视角，是我们观察和谈论作为整体环境的世界的方式，而古茶树是其中的一种具体方式。从人文角度来说，神农氏、诸葛亮、达摩、佛祖、帕哎冷等文化英雄发现茶树、发明喝茶等传说故事，就是各民族关于茶对于他们的生活和历史之重要性的理解和解释。近一百年来，吴觉农、范和钧、蔡希陶、庄晚芳、陈椽、张宏达、闵天禄等学者都为云南的古茶树倾注了大量的学术热情。赵朴初先生则在1990年到了云南的西双版纳勐海县，却由于天气原因未能亲自去到古茶树面前，只能留下“南行万里拜茶王”的题字。梁衡先生多年从古树名木看历史、看生态，于2019年9月在西南林业大学茶学专家的陪同下深入滇南茶山调研，接续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缘。如今这些人文故事也已经成为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既从自然看人文，也从人文看自然，在人文和自然的互视之中显现出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的观念、方法和理论预设。
如今茶树已经扩散到了南极洲之外世界各大洲。如果没有全球化的眼光，我们将无法合理地理解和解释19世纪下半期的世界茶叶贸易和原殖民地国家种植茶树、甘蔗、咖啡、橡胶等经济作物的历史，也就无法合理地理解和解释茶树扩散到世界各地的现象。正如波德莱尔（Charles P. Baudelaire， 1821—1867）的名诗《感应》所说：“自然是一座神殿。”①人类与自然万物共同居住在地球之上，地球不仅是我们脚下的土地，而且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座“神殿”。茶树在地球这座“神殿”中扩散，其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是同一部历史，它们在同一个世界之中发生。
三、生态学中的人文关怀
人类在20世纪下半叶合成出杀虫剂、除莠剂、冷凝剂等化合物。如今，從赤道到南北极，从海洋到陆地，包括人类在内的各种动物体内的血液和脂肪中都普遍发现DDT、PBE、CFC的踪迹。
DDT自从1939年被瑞士化学家米勒（Paul Hermann Miller）发现以来，曾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大量使用农药，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环境，并埋下了种种危险。卡森（Rachel Carson）怀疑DDT进入食物链，是导致一些食肉和食鱼的鸟接近灭绝的主要原因。1962年，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对此提出了预言和警告：“‘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已经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①
30余年后的1996年，科尔伯恩（T. Colbom）等《我们被偷走的未来》证实并解读了卡森的预言：这些化学合成物质污染具有持久性（难以通过生物降解或其他进程分解）和生物蓄积性（能够在生物体内蓄积，进而在食物链内累积），最终扰乱了生物体正常的生理秩序，破坏了生物体的生殖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造成远比消灭生物体个体和种类还要严重的物种灭绝。这些有毒有害物质的一个共性是性质非常稳定，自然界难以降服它们，只能与其共存。在食物链上的营养传递过程中，前一级物种体内残留的毒素，绝大部分会传递到后一级物种体内并富集在生物体的组织之中，其结果可想而知：它们逐渐随着食物链向上游传递，最终富集于食物链的顶端。也就是说，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在越来越多地吞下自己制造的毒物。所以，科尔伯恩等《我们被偷走的未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在威胁自己的生育能力、智力和生存能力吗？”②（Are we threatening our own fertility， intelligence， and survival？） 这一恶性的循环，自然不能中性地表述为人类在提前支取和消费未来。1972年6月12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3个国家参加的人类首次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开始了保护人类环境的事业。中国在1998年全面实施了“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等重大林业工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習近平同志自2005年以来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③如今中国正越来越重视环境，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社会作为一个适应性复杂系统对于环境等问题的一种适应性反馈。
卡森《寂静的春天》是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此后生态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系统地介绍了欧美生态文学的著作和观点，已成为中国第一本生态文学教材。自此开始，“生态批评”逐渐在中国高校的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对生态文学的定义是：“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④
王诺认为：“生态文学研究主要是思想内容研究，是对文学所蕴含的生态思想的发掘、分析和评论。生态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主要体现在这种研究与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神学、生态社会学等学科的思想观点的结合上。这种研究的目的，与生态文学和上述各学科的目的一样，是增进读者的生态意识，‘促使读者重新认识他们现在所处的生存状态，重新认识他们正在被驱使着走向的、但却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的未来生存状态’，‘促使他们关怀这个物质世界……认识这个应当被珍惜但却被蹂躏和滥用的、处于危险的地方’，进而对缓解和消除生态危机做出贡献。”①由此可见，生态文学为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地球生命的生存和发展请命，提醒人类调整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价值观，以整体主义的视野面对全球生态危机，共同探寻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生存空间。其中内蕴着生态意识的萌发，环境观念的变革，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在此意义上，梁衡先生的人文森林散文写作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
四、梁衡的人文森林散文写作
梁衡先生多年坚持拜谒古树、书写古树。他考察了一棵又一棵的历史古树，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古树散文。他认为：“树木是与语言文字、文物并行的人类的第三部史书。”②在梁衡先生笔下，既有对一个个具体的生态环境的体验与感悟（《冬季到云南去看海》《霸王岭上听猿啼》《这最后一片原始林》），也有对一棵棵具体的古树名木的幽思与回溯（《华表之木老银杏》《秋风桐槐说项羽》《吴县四柏》）;既有古树对人的照拂以及人与古树的互动（《中国枣王》《这里有一座古树养老院》），也有人种植树木、营造环境的努力（《万里长城一红柳》《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一棵棵古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困苦才顽强地存活下来（《铁锅槐》《百年震柳》），它们滋养着人、守卫着人（《中国枣王》《难忘沙枣》），人却要一次又一次夺取它们的生命（《死去活来七里槐》《带伤的重阳木》《树殇、树香与树缘》）。这些宏文嘉篇，汇聚成《树梢上的中国》这本书。读这本书的人，一定会受到感染，产生越来越强的保护生态、珍惜环境、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观念。
正是因为既看到了一棵又一棵古树，又看到了古树背后的历史之林和生态之光，见树又见林，梁衡先生发表《重建人与森林的文化关系》，倡议建立“人文森林学”。他写道：
我们已经知道了森林的重要，创立了林业科学、林业院校，专门建立了与森林有关的各种学科，如林木分类、培育、养护、采伐、加工等等。但迄今为止都还停留在生产和自然生态层面，还有一个更高的第三层面——“人文森林学”亟待开发。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门新学科——“人文森林学”，专门研究树木与人的文化关系，即研究人怎样影响树木，树木怎样记录并影响着人的文化活动。③
森林是可以更新和再生的自然资源，它直接为人类提供木材、燃料和林产品，还具有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功能，对保护和美化人类生活环境具有重大作用。在传统的学科划分之中，林学是一个综合性、应用型的自然科学学科，主要研究林业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主要关注的还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向森林索取自己当下需要的东西。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森林资源的逐渐减少，一些地区甚至出现缺少森林和燃料、影响水土保持等现象，保护森林和种植树木、培育森林才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很可惜，我们现在才警觉破坏森林会产生恶果，或者说是我们忘记得太多，很长时间都在漠视森林对我们的价值。君不见，很多位于偏远的高山上的少数民族村寨，背后都会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山林。再艰难困苦的日子，村民们都不会去砍伐、破坏它们，因为正是那一片山林为他们提供日常用水，同时又保护着他们的村寨免遭泥石流等灾害的侵袭。这种传统的经验和知识，过去被我们的林学忽略得太多了。忽略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我们只是向自然不断索取的简单发展观念，不承认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不知道人与环境共生的意义。树木长成森林，森林覆盖山野，它们历经千万年才长成那个样子，其中自然有它们的道理。很多种树木的寿命都远比人长得多，我们在它们面前、在传统社会面前还是要谦恭一些、克制一些才好。
梁衡先生乃当代文章大家，他写活了一棵棵中华古树，写出了树中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可以说这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的历史文化著作。从《树梢上的中国》这本书里，我们不仅看到一棵又一棵历史古木所具有的长久的自然生命力，更看到它们所具有的永恒的人文价值，看到它们正在汇聚成生生不息的大森林的气势。这是一个更为宏大同时也更为根本的生态环境，它的前景与人类的命运休戚相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人类将来的命运。梁衡先生的这部力作定当载入中国文章与文化史册。不仅如此，作为著名学者的梁衡先生，还阐述了“人文森林学”丰富的内涵与科学结构。在他看来，“人文森林学”包括以下内容：研究森林、树木对人的行为活动的记录，并编写成史;研究森林读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研究人的行为对树木、森林的影响;研究并实施“国家人文森林”工程。①他写作的多篇古树宏文作为这一理念的具体展现，又以交叉性与综合性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为学科建设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长期以来，我们有历史悠久且成就卓著的科学森林学，也有很发达的技术（工程）森林学，而“人文森林学”一直没有发展起来，成为学科建设中的一大缺憾。梁衡先生的学说填补了这个空白，并身体力行，推进建设工作，对于林学学科建设和林业大学人才培养，对于推进生态文化建设，无论是在认知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强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相信并期待，梁衡先生今后将会写出更多这样的作品，既唤醒人们对古树的历史幽思，也为人们呈现文化的森林，让人们见树更见林。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