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一直使用和珍藏着两只绿色搪瓷牙缸，一只放在家里，一只放在值班室。它们虽然已经严重破损，但却见证和铭刻了我军旅生涯中的两次重要经历。
　　那年，春节的鞭炮声刚刚响过，官兵们还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我所在的济南军区某部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要赴祖国的西南边陲执行轮战任务。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多年没打过仗的部队来说，产生的剧烈反应自然可想而知。就像李存葆的小說《高山下的花环》中描写的那样，个别干部一听要打仗，千方百计找门子、拉关系调到非参战部队，有些新兵吓得口令都喊不出来，而绝大多数官兵却群情激昂，随时准备赴死报国。我悄悄把亢奋和激动掩于心底，暗自庆幸自己在和平时期不但能够经历火热的军旅生活，而且能在关键时刻服从祖国的需要，经受战火的洗礼。我按照携行、待运、留守的规定默默地收拾着行囊，将留守的物资用白布条写上家中的地址和父亲的名字，庄重地将遗书塞了进去。闷罐车载着一群火热而年轻的心，经过七天七夜的缓慢运行，停在了昆明站。又经过数百公里的摩托化行军和战前训练，我们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夜接替了南京军区某部驻守的老山50号阵地。战友们按照自己的工作职责走上了各自的战斗岗位，我趴在一辆解放车底下，子弹上膛，站上了参战第一班岗。雨越下越大，风撕扯着山上的竹林和杉木呼啸作响，四周的丛林中不时响起几声冷枪或者手榴弹的闷响，萤火虫明明灭灭像极了传说中的“鬼火”。一直情绪激昂的我，这时才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恐惧。
　　又一次战斗打响了，这次拔点作战持续了四十分钟。战友们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向敌人的阵地冲锋，许多战友倒下了，其他战友又冲了上去。敌人的炮弹进行了反击。突然，一发罪恶的炮弹击中了我连镇守的“老山一号观察所”，副连长花陈兵当场被炮火的冲击波击倒。这也是这个观察所被越军第三次击中。我们拼命把他从掩体里扒出来，抢下阵地。在崎岖山路的紧急撤离过程中，我的头盔滚到了雷区，挎包里的牙缸被一颗流弹击中，留下了永远的印记。现在每每看到这只牙缸，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副连长的音容笑貌，可惜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日历在不知不觉中翻过了几十本，战火灼伤的疤痕早已定格为历史，已过不惑之年的我也走到了后备军的队伍行列。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一次天灾造成的重大事件，再次把我推向了战斗的最前沿。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休假中的我突然接到一道命令，立即开赴北川县，对民兵预备役部队对口援建、帮助灾区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进行采访报道。
　　地震后的北川县香泉乡黄江中学教室，门窗破损，墙壁裂缝，房顶上的瓦块大多被掀落。援建队伍驻扎后，这里便做了临时物资仓库。“六一”过后的第三天，里面忽然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我进门一看，只见一个大女孩在给同样失学的五个小女孩讲授英语。11时10分，突然间房顶的砖头瓦块“哗啦啦”地响了起来，摔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顿时觉得脚下的地面剧烈颤动，临时搭建的书桌也晃晃悠悠像喝醉了酒。孩子们吓得“哇哇”哭着拼命向外跑，年龄最小的一个被土石绊倒摔在地上，头部磕出了鲜血。见此情景，我急忙跑上去抱起他，顺势拿起牙缸，倒上酒精为他进行简易消毒和包扎。这时，又一阵山摇地动，余震再次袭来，危房上的瓦片暴雨般地甩过来，我赶紧护住孩子的头，一块砖头将牙缸从我手上砸到地上，立时瘪了。从高空飞来的砖头如果不是击中牙缸，而是砸到孩子的头上，我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时光如梭，岁月如烟。尽管这两只经历不同却质地一样的军用牙缸已经锈迹斑斑，但是，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值班出差，我依然坚持使用。有的人说我是敝帚自珍，有的人说我是“守财奴”， 对此，我都会微微一笑，不愠不火地回答他：“你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