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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林徽因教授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隐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墓碑上的姓名，在那连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毁去了，只留下一方仍然晶莹的汉白玉，上面镌刻着一簇有着鲜明民族风格的，丰满而又秀丽的花圈。偶来的凭吊者很少会知道，这花圈原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是那碑座上雕饰的一个刻样。一九五五年，它被移放到这座墓前，作为一篇无言的墓铭，纪念着它的创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作家和诗人林徽因教授。
林徽因(早年写作徽音)一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全家迁居北京。当还是一位少女的时候，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敏感和能力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二○年，林徽因随父亲去英国。两年后回国时，这个中国女中学生典雅的英语和对英国文学的修养曾使她的英国教师们称赞不已，而她那热情的性格和长于审美的气质也吸引了不少比她年长的新文学界朋友。
二十年代初，林徽因结识了著名的政论家、学者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当时的清华学生梁思成。在这两个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了亲密的友情。不久，他们先后来到美国，就读于宾州大学，并共同决定要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由于当时这所大学的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得入该校美术学院，但选修的主要却是建筑系的课程。一九二七年，她以学士学位毕业于美术学院；同年，梁思成获得建筑系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转入著名的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的工作室中学习舞台美术设计。一九二八年，这一对新婚的同行回到了祖国。
虽然人们常常把林徽因说成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但实际上，从她的一生来说，文学创作并不是她的主要事业。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作为一个年轻、热情的建筑学家所进行的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林徽因始终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仅陪同梁思成多次参加了对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旅行，而且还同梁思成合作或单独撰写了调查报告多篇，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它们至今仍被这个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她为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工具书《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序》，可以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了。
然而，严肃而又十分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损害林徽因文学家的气质。相反，这两个方面在她身上总是自然结合、相得益彰的。她所写的学术报告独具一格，不仅有着严谨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内容，而且总是以她那特有的奔放的热情，把她对祖国古代匠师和劳动者在建筑技术和艺术方面精湛的创造的惊佩和赞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使这些报告的许多段落读起来竟象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散文作品。
也是在三十年代，林徽因在她的科学研究之外，还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剧本、散文和诗。由于她的出身、经历和当时比较安定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她这个时期的作品多半以个人情绪的波澜、她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善良而纯朴的人物以及自然景色的美为主题，语言优雅、细腻而明快。她的诗，长于用写景的手法来抒情，有鲜明而丰富多变的韵律性。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热爱和她在美术方面的修养，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现对建筑形象和色彩的描绘，或以之作为文学上的比喻。例如，在她的诗《深笑》中，人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是谁，笑得象这
百层塔的高耸，
银铃般地，从每一层
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在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昆明即景》中，她曾把当地民居底楼高八尺、二层高七尺的典型制式也纳入了自己的诗句：
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
虽然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局限，使林徽因早期的文学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当时中国社会严酷的现实，但她对自己同劳动人民的隔膜多少是意识到了的。她在华北农村地区进行古建筑学术调查时，看到了农民艰难困苦的、古朴的生活，充满了同情，却又感到自己同他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墙，这是她在当时无法真正理解和逾越的，于是她写出了散文《窗子以外》；在北京夏季的酷暑中，她由墙外小贩的叫卖声和叫化的乞讨声，想到了那些正在为生存而汗流浃背地奔忙和挣扎的人们，对照着自己院内的安谧宁静，使她感到了某种苦闷和不安。散文《在九十九度中》反映了她的这种矛盾的心情。
同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林徽因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她和梁思成在美国攻读建筑学期间，读到的是欧洲建筑史：古希腊，罗马建筑的遗迹，西欧哥德式、罗柯柯式的宫宇、教堂，几乎每一处拱门、每一根石柱，都有着详尽的记载和分析；而中国建筑，那无数古朴的寺庙、辉煌的宫殿，在西方建筑界眼中，却象是不存在一样。对中国古建筑稍微认真一点的论述，甚至要到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去寻找！这种情况，正是激励他们立志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推动力。然而，当这项事业刚刚开始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遍了我国华北的大片地区，使他们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当日寇的炮火在芦沟桥畔响起的时候，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当他们由于在深山里发现了国内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欣喜万分的时候，却传来了战争爆发的可怕消息。由于正太铁路已不通，他们历尽艰辛才辗转回到日军已兵临城下的北平。这时，林徽因曾用大而整齐的字体给正随亲戚在外地过暑假的八岁的女儿写信说：“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此后不久，林徽因、梁思成便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跋涉数千里，迁到了昆明。在途经长沙时，日寇的飞机曾把他们的住处炸成一片瓦砾，全家人仅以身免。一九四○年冬，他们又从昆明迁到了四川宜宾附近一个偏远的江村。
八年抗战，艰难的生活、飞腾的物价、日寇的空袭、不断的“逃难”、越来越差的生活条件，使林徽因肺病复发。从一九四一年起，她就经常发烧卧床，从此再没有享受过健康人的欢乐。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遏止住她在精神上的创造活动。这个时期，她基本上已经无暇从事认真的文学创作了。在这方面，除了若干诗稿之外，已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但是，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艰苦的生活，同社会现实更多的接触和更深的了解，对战局的忧虑以及个人的病痛，已使林徽因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映在她的诗稿中，三十年代那种安逸、婉约的格调已不多见，而开始发出某种悲怆、沉郁，甚至是苦涩的音响；诗中也不再限于捉摸个人心绪的沉浮变幻，而渐渐出现了更多尖锐的社会乃至政治主题。为哀悼在与日寇空战中捐躯的弟弟而写的诗稿《哭恒弟》和鞭笞恶劣的社会风气对年轻知识分子心灵的侵蚀的长诗《刺耳的悲歌》，表现了她创作思想的这种转变。
这个时期，学术上的研究和创作活动在林徽因的生活中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她在疾病的折磨下，在那穷乡僻壤几乎不蔽风雨的几间农舍里，常常是伴着如豆的菜籽油灯光，用了几年时间，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解中国建筑史》稿，初步实现了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宿愿。除了她身边的亲人和最接近的合作者之外，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林徽因为了这两部著作曾贡献了多少心血，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又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一九四六年夏，梁思成应聘到清华大学主持建筑系的创建工作，林徽因终于回到了她在八年战乱中所日夜思念的北京。然而，她却无可奈何地发现，曾经成为她创作基调的那种战前闲逸的生活，同她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一道，都已成为往日的回忆而不能再现了。这时，她同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仍是隔膜的，但对于旧政权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却已有了切身的感受。多年忧患的生活和长期卧病，曾使她产生过相当灰暗的情绪，并写了一些调子低沉的短诗。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一再谢绝了外国朋友的邀请，不肯到美国去长期疗养，而宁愿留国内，同自己的同胞共命运。解放前夕，她曾在朋友们面前激动地表示过：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也不该选择这样的时机离开祖国的。也许多少有点偏激吧，她对于不信奉这个原则的人，始终是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谅的。
一九四九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已经解放了，而解放大军对北京的包围正紧。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不仅为城内亲友、百姓的安危而日夜担心，而且一想到这座举世无双的文化古都、城内那无数辉煌的古代宫殿庙宇，可能即将毁于攻城的战火时，就忧心如焚，几乎夜不能寐了。就在这时，一天，突然有两位解放军来到家中求见，在大吃一惊的梁思成面前摊开了一幅大比例的北京军用地图，请他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大军万一被迫攻城时尽一切可能予以保护……。这生平第一次同解放军的直接接触，使这一对以中国古建筑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消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一切疑虑，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凝在了一起
解放以后，林徽因的病势虽更加沉重，但她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以极大的热忱，忘我地投入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她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她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被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认真地参加了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志们一道，提出了很有远见的总体规划草案；她还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抵制了当时来自各方面，包括来自“外国专家”的许多武断的、错误的意见，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新颖设想；她十分关心供普通劳动者居住的小型住宅的合理设计问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了专题课，亲自作出了多种设计方案；她热心于北京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应工艺美术界一些同志的邀请，扶病来到当时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磁等工艺工场调查研究，熟悉生产程序，为这些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而又便于制作的新式图案并亲自参与试制，同时还热情地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她还热心于文化普及工作，在百忙中曾为《新观察》等刊物写了一系列介绍我国古建筑的通俗性文章。常常为此在病榻上就着一块小画板写作到深夜。
建国后不久，林徽因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道，接受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的光荣任务。连续几个月，她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入了这件工作，呕心沥血，一次次地参与修改设计，又一次次带病和同事们一起亲自把图纸送到中南海，请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审查、提意见，直到方案最后确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徽图案的那次会议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当她亲眼看到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她所参与设计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国徽图案时，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而这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
这以后，林徽因又参加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修建工作，并承担了为碑座设计饰纹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她凭自己对中国古代雕刻纹饰方面的深刻了解和工艺美术方面的素养，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创作。同时，她也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分精力，以至没有能亲眼看到这座历史性建筑物的落成。
一九五五年三月，林徽因教授终因久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了，终年只有五十一岁。虽然她参加人民的革命工作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由于她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人民给了她以很高的荣誉，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
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林徽因是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由于她对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艺术的广博知识和深厚的修养，她总是孜孜不倦地探求怎样吸取其中最优秀的成分以表现现代的、民族的题材与风格。她的作品，无论是文学方面的，还是建筑或造型艺术方面的，都明显地表现出她在这种探索中所作出的可贵努力。民族的形式已成为她在艺术风格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她发表过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它们在一个时期中，对于我国白话散文和诗歌，在形式、韵律、风格和技巧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可惜的是，现在所能收集到的，仅是她早期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在她思想和艺术上更为成熟时期的许多诗稿、文稿，却再也没有可能同读者见面了。在那灾难性的十年中，它们也遭到了和她墓碑上的名字相同的噩运，毁失殆尽了。
林徽因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不幸的。这样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被誉为“一代才女”的女性，在旧社会，她的潜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充分的发挥；而她最好的年华，又大半被消磨在动乱的生活和疾病之中了。直到解放后，她的知识和才华才第一次真正找到了施展的天地。时代的需要、对新中国的挚爱，激发了她那令人感佩的创造热情。然而，她心中那曾经是炽烈的生命之火，却已过早地燃到了尽头，“蜡炬成灰”，无可奈何地熄灭了。这使一切熟悉她、钦慕她的人都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哀。
尽管如此，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道路上，林徽因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那清晰的、轻盈的足迹；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中，她也以开创者之一的身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解放以后，她在建筑教育和美术创作中播下的种子、洒下的心血已开花结实，有的更已凝于历史的丰碑，获得了与人民共和国共存的殊荣，对于死者来说，这也应是最有深意的慰藉了。
一九八○年四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九月修改
一座低低的石墓，默默地隐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墓碑上的姓名，在那连死者都不能不呻吟的年月中被人毁去了，只留下一方仍然晶莹的汉白玉，上面镌刻着一簇有着鲜明民族风格的，丰满而又秀丽的花圈。偶来的凭吊者很少会知道，这花圈原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是那碑座上雕饰的一个刻样。一九五五年，它被移放到这座墓前，作为一篇无言的墓铭，纪念着它的创作者，墓的主人：女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作家和诗人林徽因教授。
林徽因(早年写作徽音)一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童年时全家迁居北京。当还是一位少女的时候，她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敏感和能力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九二○年，林徽因随父亲去英国。两年后回国时，这个中国女中学生典雅的英语和对英国文学的修养曾使她的英国教师们称赞不已，而她那热情的性格和长于审美的气质也吸引了不少比她年长的新文学界朋友。
二十年代初，林徽因结识了著名的政论家、学者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当时的清华学生梁思成。在这两个年轻的艺术爱好者之间，很快就建立起了亲密的友情。不久，他们先后来到美国，就读于宾州大学，并共同决定要以建筑学为终生事业。由于当时这所大学的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得入该校美术学院，但选修的主要却是建筑系的课程。一九二七年，她以学士学位毕业于美术学院；同年，梁思成获得建筑系硕士学位。此后，她又转入著名的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的工作室中学习舞台美术设计。一九二八年，这一对新婚的同行回到了祖国。
虽然人们常常把林徽因说成是一位诗人、文学家，但实际上，从她的一生来说，文学创作并不是她的主要事业。三十年代，在梁思成作为一个年轻、热情的建筑学家所进行的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开创性的科学研究活动中，林徽因始终是他最密切、最得力的合作者之一。她不仅陪同梁思成多次参加了对河北、山西等地古代建筑的野外调查旅行，而且还同梁思成合作或单独撰写了调查报告多篇，发表在专门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它们至今仍被这个行业的专家们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她为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重要工具书《清式营造则例》所写的《序》，可以说已成为这个领域中所有研究者必读的文献了。
然而，严肃而又十分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没有损害林徽因文学家的气质。相反，这两个方面在她身上总是自然结合、相得益彰的。她所写的学术报告独具一格，不仅有着严谨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内容，而且总是以她那特有的奔放的热情，把她对祖国古代匠师和劳动者在建筑技术和艺术方面精湛的创造的惊佩和赞美，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来，使这些报告的许多段落读起来竟象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散文作品。
也是在三十年代，林徽因在她的科学研究之外，还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剧本、散文和诗。由于她的出身、经历和当时比较安定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她这个时期的作品多半以个人情绪的波澜、她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善良而纯朴的人物以及自然景色的美为主题，语言优雅、细腻而明快。她的诗，长于用写景的手法来抒情，有鲜明而丰富多变的韵律性。尤其具有特色的是，她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热爱和她在美术方面的修养，常常使她的作品中出现对建筑形象和色彩的描绘，或以之作为文学上的比喻。例如，在她的诗《深笑》中，人们就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是谁，笑得象这
百层塔的高耸，
银铃般地，从每一层
琉璃的檐边
摇上
云天？
在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昆明即景》中，她曾把当地民居底楼高八尺、二层高七尺的典型制式也纳入了自己的诗句：
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
虽然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局限，使林徽因早期的文学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当时中国社会严酷的现实，但她对自己同劳动人民的隔膜多少是意识到了的。她在华北农村地区进行古建筑学术调查时，看到了农民艰难困苦的、古朴的生活，充满了同情，却又感到自己同他们之间有着一道无形的墙，这是她在当时无法真正理解和逾越的，于是她写出了散文《窗子以外》；在北京夏季的酷暑中，她由墙外小贩的叫卖声和叫化的乞讨声，想到了那些正在为生存而汗流浃背地奔忙和挣扎的人们，对照着自己院内的安谧宁静，使她感到了某种苦闷和不安。散文《在九十九度中》反映了她的这种矛盾的心情。
同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林徽因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却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她和梁思成在美国攻读建筑学期间，读到的是欧洲建筑史：古希腊，罗马建筑的遗迹，西欧哥德式、罗柯柯式的宫宇、教堂，几乎每一处拱门、每一根石柱，都有着详尽的记载和分析；而中国建筑，那无数古朴的寺庙、辉煌的宫殿，在西方建筑界眼中，却象是不存在一样。对中国古建筑稍微认真一点的论述，甚至要到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去寻找！这种情况，正是激励他们立志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基本的推动力。然而，当这项事业刚刚开始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遍了我国华北的大片地区，使他们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当日寇的炮火在芦沟桥畔响起的时候，林徽因正和梁思成在山西五台山地区进行野外调查。当他们由于在深山里发现了国内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而欣喜万分的时候，却传来了战争爆发的可怕消息。由于正太铁路已不通，他们历尽艰辛才辗转回到日军已兵临城下的北平。这时，林徽因曾用大而整齐的字体给正随亲戚在外地过暑假的八岁的女儿写信说：“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此后不久，林徽因、梁思成便全家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跋涉数千里，迁到了昆明。在途经长沙时，日寇的飞机曾把他们的住处炸成一片瓦砾，全家人仅以身免。一九四○年冬，他们又从昆明迁到了四川宜宾附近一个偏远的江村。
八年抗战，艰难的生活、飞腾的物价、日寇的空袭、不断的“逃难”、越来越差的生活条件，使林徽因肺病复发。从一九四一年起，她就经常发烧卧床，从此再没有享受过健康人的欢乐。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遏止住她在精神上的创造活动。这个时期，她基本上已经无暇从事认真的文学创作了。在这方面，除了若干诗稿之外，已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但是，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艰苦的生活，同社会现实更多的接触和更深的了解，对战局的忧虑以及个人的病痛，已使林徽因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反映在她的诗稿中，三十年代那种安逸、婉约的格调已不多见，而开始发出某种悲怆、沉郁，甚至是苦涩的音响；诗中也不再限于捉摸个人心绪的沉浮变幻，而渐渐出现了更多尖锐的社会乃至政治主题。为哀悼在与日寇空战中捐躯的弟弟而写的诗稿《哭恒弟》和鞭笞恶劣的社会风气对年轻知识分子心灵的侵蚀的长诗《刺耳的悲歌》，表现了她创作思想的这种转变。
这个时期，学术上的研究和创作活动在林徽因的生活中有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她在疾病的折磨下，在那穷乡僻壤几乎不蔽风雨的几间农舍里，常常是伴着如豆的菜籽油灯光，用了几年时间，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这部重要著作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解中国建筑史》稿，初步实现了他们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宿愿。除了她身边的亲人和最接近的合作者之外，也许没有人会知道，林徽因为了这两部著作曾贡献了多少心血，在自己的健康方面，又作出了多大的牺牲。
一九四六年夏，梁思成应聘到清华大学主持建筑系的创建工作，林徽因终于回到了她在八年战乱中所日夜思念的北京。然而，她却无可奈何地发现，曾经成为她创作基调的那种战前闲逸的生活，同她自己的青春和健康一道，都已成为往日的回忆而不能再现了。这时，她同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仍是隔膜的，但对于旧政权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却已有了切身的感受。多年忧患的生活和长期卧病，曾使她产生过相当灰暗的情绪，并写了一些调子低沉的短诗。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一再谢绝了外国朋友的邀请，不肯到美国去长期疗养，而宁愿留国内，同自己的同胞共命运。解放前夕，她曾在朋友们面前激动地表示过：深信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也不该选择这样的时机离开祖国的。也许多少有点偏激吧，她对于不信奉这个原则的人，始终是不能理解也不肯原谅的。
一九四九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已经解放了，而解放大军对北京的包围正紧。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不仅为城内亲友、百姓的安危而日夜担心，而且一想到这座举世无双的文化古都、城内那无数辉煌的古代宫殿庙宇，可能即将毁于攻城的战火时，就忧心如焚，几乎夜不能寐了。就在这时，一天，突然有两位解放军来到家中求见，在大吃一惊的梁思成面前摊开了一幅大比例的北京军用地图，请他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的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在大军万一被迫攻城时尽一切可能予以保护……。这生平第一次同解放军的直接接触，使这一对以中国古建筑为第二生命的夫妻激动得热泪盈眶，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就消除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一切疑虑，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凝在了一起
解放以后，林徽因的病势虽更加沉重，但她却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以极大的热忱，忘我地投入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她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北京市人民政府任命她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被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她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认真地参加了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同志们一道，提出了很有远见的总体规划草案；她还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抵制了当时来自各方面，包括来自“外国专家”的许多武断的、错误的意见，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新颖设想；她十分关心供普通劳动者居住的小型住宅的合理设计问题，为建筑系研究生开了专题课，亲自作出了多种设计方案；她热心于北京传统手工艺的复兴，应工艺美术界一些同志的邀请，扶病来到当时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磁等工艺工场调查研究，熟悉生产程序，为这些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而又便于制作的新式图案并亲自参与试制，同时还热情地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她还热心于文化普及工作，在百忙中曾为《新观察》等刊物写了一系列介绍我国古建筑的通俗性文章。常常为此在病榻上就着一块小画板写作到深夜。
建国后不久，林徽因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道，接受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的光荣任务。连续几个月，她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入了这件工作，呕心沥血，一次次地参与修改设计，又一次次带病和同事们一起亲自把图纸送到中南海，请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审查、提意见，直到方案最后确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国徽图案的那次会议上，林徽因被特邀列席。当她亲眼看到在毛主席的提议下，全体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过了她所参与设计的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国徽图案时，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而这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
这以后，林徽因又参加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修建工作，并承担了为碑座设计饰纹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她凭自己对中国古代雕刻纹饰方面的深刻了解和工艺美术方面的素养，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创作。同时，她也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分精力，以至没有能亲眼看到这座历史性建筑物的落成。
一九五五年三月，林徽因教授终因久病医治无效而与世长辞了，终年只有五十一岁。虽然她参加人民的革命工作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但由于她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人民给了她以很高的荣誉，遗体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
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林徽因是勇于探索和创新的。由于她对中国和西方传统文化、艺术的广博知识和深厚的修养，她总是孜孜不倦地探求怎样吸取其中最优秀的成分以表现现代的、民族的题材与风格。她的作品，无论是文学方面的，还是建筑或造型艺术方面的，都明显地表现出她在这种探索中所作出的可贵努力。民族的形式已成为她在艺术风格上的一个鲜明特色。她发表过的文学作品虽然不多，但它们在一个时期中，对于我国白话散文和诗歌，在形式、韵律、风格和技巧方面是有一定影响的。可惜的是，现在所能收集到的，仅是她早期作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在她思想和艺术上更为成熟时期的许多诗稿、文稿，却再也没有可能同读者见面了。在那灾难性的十年中，它们也遭到了和她墓碑上的名字相同的噩运，毁失殆尽了。
林徽因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不幸的。这样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被誉为“一代才女”的女性，在旧社会，她的潜力从来没有得到过真正充分的发挥；而她最好的年华，又大半被消磨在动乱的生活和疾病之中了。直到解放后，她的知识和才华才第一次真正找到了施展的天地。时代的需要、对新中国的挚爱，激发了她那令人感佩的创造热情。然而，她心中那曾经是炽烈的生命之火，却已过早地燃到了尽头，“蜡炬成灰”，无可奈何地熄灭了。这使一切熟悉她、钦慕她的人都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哀。
尽管如此，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白话文学发展的道路上，林徽因毕竟还是留下了自己那清晰的、轻盈的足迹；在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工作中，她也以开创者之一的身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解放以后，她在建筑教育和美术创作中播下的种子、洒下的心血已开花结实，有的更已凝于历史的丰碑，获得了与人民共和国共存的殊荣，对于死者来说，这也应是最有深意的慰藉了。
一九八○年四月初稿
一九八二年九月修改